192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11月14日、16日、18日）
一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２〕同志？
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
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去年这一年，帝国主义搞了一个风潮，在我们脸上擦了一点黑。今年好了，天上没有乌云了。而西方世界的天上有相当多的乌云。我们的事情更好办了，杜勒斯〔３〕却比较难于睡觉。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个五百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于五百公斤。搞一个五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五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我们赫鲁晓夫〔４〕同志你干不干呀？（赫鲁晓夫同志插话：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可能。）大家共同努力那也对，主要由你努力。
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５〕了。罗斯福不是讲过“免于恐怖”吗？资产阶级政治家有时候也讲几句好话。不过他们讲的是一回事，作的又是一回事。要免于恐怖，要有五万公斤，或者还更大的东西抛上去。而这首先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
“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譬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我提出这个意见，同志们要批评尽可以批评。各国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你们不赞成请你们批评我。
二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６〕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在人民内部，尤其是在同志内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方法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譬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
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作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怎样讲？无非也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研究一下，这里头有什么冒险主义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看不见冒险主义。由此观之，冒险主义的性质也没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也没有。那么是一个什么宣言呢？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
三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７〕，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８〕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９〕，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两个卫星上天，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
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１０〕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１１〕，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
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它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１２〕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同志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在我们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１３〕，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做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１４〕。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人也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卫星的。
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１５〕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忆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１６〕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节〈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
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ＰＡＰＥＲＴＩＧＥＲ ）。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
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１７〕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譬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１８〕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笆篱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１９〕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２０〕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
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也许你们讨厌我在这样一个会议上讲这样一类问题。
我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时间又讲得很长了，那就不讲了吧。但是，我还要讲几句。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了，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作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刊印。十八日的讲话已节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注 释
〔１〕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六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本篇（三）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２〕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３〕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４〕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５〕 “免于恐怖”，指“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同“言论和表达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被称为“四大自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宣扬和期待的一种新世界的秩序。他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在我们力图保持安宁的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自——遍及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６〕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载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７〕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
〔８〕 指英、法垄断资本为重占苏伊士运河，联合以色列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发动的侵略埃及的事件。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侵入埃及领土西奈半岛。三十一日，英、法从海、空袭击埃及，随即入侵埃及领土。埃及军民奋起抗击，世界舆论强烈谴责英、法、以的侵略行径。十一月二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决议，要求有关各方立即停火。十一月四日，联合国派出紧急部队监督停火。十二月二十二日，英、法军队撤出埃及。一九五七年三月，以军也撤出埃及领土。
〔９〕 法斯特，美国作家，曾写过一些反对美国国内种族歧视和维护民主权力的作品，参加过国际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运动。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之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
〔１０〕 丘吉尔，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五年任英国首相。
〔１１〕 雅尔塔，在苏联境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１２〕 杜鲁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二年任美国总统。
〔１３〕 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中，规定法国部队集结在北纬１７°线以南。这样，就把大半个越南划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１４〕 先锋计划，是美国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想使美国在人造地球卫星这一领域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１５〕 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高兰，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１６〕 指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历）在俄国发生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１７〕 哥穆尔卡，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１８〕 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载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１９〕 托洛茨基，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２０〕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二七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运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张国焘，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高岗，曾任红军第二十六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五三年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积极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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