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鸣：海南“慰安妇”血泪史
黄一鸣
黄一鸣，著名纪实摄影家，高级记者，作家。第七届中国摄影最高成就奖“金像奖”获得者。2016年荣获“人民摄影家”称号。1981年开始从事新闻和摄影创作。著有《黄一鸣纪实摄影作品集》《海南故事》摄影作品集《黑白海南》摄影集《时代映象》《镜间本色》《海南“慰安妇”》《汶川大地震摄影纪实》、《慰安妇》（德国）《纪实摄影断想》《闯海人》《海南纪事》《海南先住民》《三亚往事》及长篇小说《守候晨光》等17部专著。作品被美国威斯顿家族、明尼苏达大学等多家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和私人机构收藏。
黄一鸣 | 海南“慰安妇”血泪史
海南“慰安妇”群像
2005年前后，海南省内有24位原日军“慰安妇”幸存受害者。目前大部分已经去世，幸存者寥寥无几。曾为“慰安妇”的经历，给她们的身体和心理都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与同时代的人相比，她们过早地失去了青春，丧失了劳动能力，无情的折磨让她们变得更加苍老。
蔡爱花，汉族，1926年生，海南省澄迈县中兴镇东岭村人。15岁那年，驻澄迈福来日本兵来东岭村烧村抓人，杀了村长，蔡爱花不幸被抓到福来军部，被迫充当慰安妇。因被日本兵用脚蹬踢腹部，致伤残，常年腰痛和腹腔疼痛。22岁时，她嫁给东岭村委会南进村比她小两岁的李明道,生育两女三男。蔡爱花患上耳聋等疾患，家庭生活特别困难。2011年去世。（2005年摄于澄迈）
陈金玉，生于1925年，海南保亭县南茂农场北懒下村人。1941年被日军抓去当劳工，之后被编入“战地后勤服务队”，遭受日军残暴虐待。（2005年摄于保亭）
陈金美，汉族，生于1922年，海南省临高县新盈人。1940年她被日军抓到临高县日本兵营被迫为慰安妇，直到日军投降后才被姨妈救出。陈金美的父母在她被抓的时候奋力反抗，被日军杀害，当时她的头部也被日军用军刀砍伤，血流全身，就在当时，还遭到几个日本兵轮奸，之后又被带到日军军部为“慰安妇”。被救出来之后，陈金美隐姓埋名远嫁到琼海嘉积镇，与左开元结婚，育有两男一女。
蔡美娥，汉族，1927年生，海南省琼海市龙江镇红星大队红森村委会人。日军侵琼后，1941年，被抓到日本据点，在炮楼里被强奸，留在炮楼里当慰安妇。（2005年摄于琼海）
当我寻访到当年如花似玉的慰安妇时，展现在眼前的都已是身患残疾，满脸风霜的老阿婆了。这些海南“慰安妇”多生活在偏僻山区，多年被头痛、腰痛、腹痛、肢体残疾等病魔缠绕，生活艰难。有的一生未能生育，日子过得孤苦伶仃。当年，她们年纪最大的85岁，最小的也已经78岁，好几位老人都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至今生活在六十多年前耻辱的阴影中，心灵备受煎熬。虽然悲剧已经过去了六十年，但日军的暴行仍历历在目，时时折磨着她们。
陈林村，黎族，生于1926年，海南省保亭县加茂毛立村人。1941年起，在保亭县三次被日本人抓到保亭加茂据点后勤服务队，被迫为慰安妇，受尽日本兵的“四脚牛”等刑罚折磨，身体多处受伤。日军投降后嫁到万宁大茂镇，与张重日结为夫妻，育有两男两女，丈夫1995年病故。如今与大儿子一起生活。（2015年摄于万宁）
陈亚扁，黎族，1925年生，陵水祖关镇祖孝村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赴日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2017年5月11日凌晨4时，陈亚扁因病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敬老院宿舍里离世，享年90岁。（2005年摄于陵水）
邓玉民，苗族，1927年生，保亭县响水镇什齐村人。16岁那年，同村的一个汉奸骗她去给日本军营打工。她干的全都是些苦活、累活、脏活，而且随时遭到调戏。后来，她被一个叫松木的日军军官霸占为慰安妇。（2005年摄于保亭）
符桂英，1919年3月出生，原系澄迈县福山镇美傲村人。符桂英当年被日本鬼子押在军部，强迫劳动，不但饭吃不饱，还时常挨打，随时受日本人奸淫，直到日本人投降。（2005年摄于临高）
被迫成为慰安妇的陈林村老人在采访时紧紧拉着我的手，眼泪不断从失明的双眼涌出来：“我说，我说出来，我要控诉日军的暴行……”颤动的声音从老人紧闭了60年的双唇跳出。我知道，做出这一决定对她来说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而在这之前，我并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批老人把苦难深藏至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妇女才能承受如此生命之重啊？惨遭蹂躏的“慰安妇”身为受害者，却自认无颜面对亲人和邻里。有的“慰安妇”因此不愿回忆过去，更不愿面对镜头。在陵水“慰安妇”陈亚扁的寻访中，我前后去了五、六次，和老人谈心，带老人寻医问药，赢得老人信任后，才拍下一组老人的纪实照片。
海南“慰安妇”李美金（左二）、符美菊（中）、王志凤（右二）在一起。
李美金，汉族，1927年生，澄迈县和岭农场茅园村人。当她16岁时，遇到日本兵进村烧村，被日本兵抓住。然后步行到日本在临高加来的据点，白天除草皮，建加来机场，晚上日本兵来强迫施暴，迫为慰安妇。李美金20岁时由媒人介绍嫁给土垄村的钟氏。育有3男3女。（2014年摄于澄迈）
黄有良，女，1929年出生，日军侵略是慰安妇受害者。2017年8月12日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的家中离世，终年90岁。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离世。（2005年摄于陵水）
林爱兰，1925年出出生在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一个中医家庭。未满15岁，林爱兰就加入了当地的游击队，持枪杀敌毫不畏惧，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娘子军”。18岁时，在一次行动归途中，林爱兰不幸被日军俘虏、强迫沦为“慰安妇”，惨遭蹂躏长达半年。因为那段难以启齿的“慰安妇”烙印，林爱兰终身未嫁。2015年12月去世。（2005年摄于临高）
我也遇到过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不便透露曾为慰安妇的老人。从她们那种欲言又止，伤痛抽搐的脸上，我能感觉得到，这几十年来她们生活在怎样的一种苦痛之下，而我又何尝愿意让悲剧再回放一遍呢？沉默地度过余生也许是她们最无奈的选择。所以我只能强忍着不去揭开老人的伤疤，默默地离开。毕竟从采访拍摄慰安妇，到现在把这些照片结集出版，我的目的都不是让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忆那段暗无天日的悲惨遭遇，而是想以此教育下一代，让我们的国民记住那段历史，勿忘国耻。
林石姑，黎族，生于1920年,海南省陵水县光坡镇港坡村人。1940年，林石姑被日军抓到陵水县红岭日本军部充当慰安妇，因为反抗，她的胳膊被日军打断致残废，在遭日军性蹂躏期间，曾多次自杀未遂。（2005年摄于陵水）
林亚金，黎族，1924年出生于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什号村，1943年10月被日军抓走，在日军多个据点间辗转充当慰安妇，后因被蹂躏致病，关了整整一年，遭到日本兵不分昼夜地轮奸，连月经期都不放过。（2005年摄于保亭）
刘文英，汉族，生于1920年，海南省文昌市潭牛镇人。1940年的初夏，在日军的强制要求下，所有的村民必须办“良民证”。日军从“良民证”登记本上得知刘文英，派人到潭牛镇将她抓进文昌会文镇的驻军营地。被抓进慰安所后，她被编了一个号，当日军要凌辱她时，就喊她的编号。她有时被几个人轮奸，最多一次有七八个。“那帮日本兵，简直禽兽不如！” 刘文英说。（2006年摄于琼海）
朴来顺，1915年出生，韩国庆尚南道人。1940年2月，被日军在韩国她的家乡应征加入“战后地勤服务队”， 1941年1月，抵达海南海口市，进入慰安所，那一年她26岁。3月16日，是她终身难忘的屈辱日子,被日军强暴。日本战败后，由于身体虚弱，留在了海南。1948年，和朝鲜人石建顺结婚，没有儿女。1994年在海南省保亭县病故。
我跟踪采访海南“慰安妇”专题12年。它重现了日本侵略暴行的战争史和血泪史，把我们民族曾经蒙受过的耻辱与苦难的历史用纪实摄影的形式再现出来。这个专题让读者关注这些战争受害者，倾听她们最微弱、最凄惨的声音。对教育下一代铭记历史，控诉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有着深远的意义。
谭亚洞，黎族，生于1926年，保亭县南林乡万如村人。1943年，谭亚洞刚17岁就被日本军队抓去，到军营里做苦力，成为慰安妇。谭亚洞被日本侵略军踢打腰部造成躯体变形长年疼痛，加之双腿浮肿，目前已不能直立行走。（2005年摄于保亭）
王志凤，汉族，1928年生，海南省澄迈县山口乡美万村人。17岁时在去外祖婆家舂米回到半路时被日本兵抓去，在山口乡大云市子日军部当慰安妇并挖战壕，同时关押的还有5、6个慰安妇。她说：“为了早点出来，见到两个弟弟，后来我就依他们的做，就是想他们能早一天放我出来。可他们根本不会放我”。遭日军关押期间遭受了非人的性摧残。（2005年摄于澄迈）
郑金女,1926年生，黎族，陵水县祖关乡弄清村人。大约16岁时在田地里干活，被日本兵抓到一个高山上的军部关押。当天被3个日本兵强奸，并逼她当慰安妇。（2005年摄于陵水）
卓天妹，黎族，生于1926年，陵水县祖关镇宿风村人。 卓天妹说：“14岁那年（大约1940年），我被日本兵抓到祖关的军部里去做工，帮日本人洗菜、洗衣、扫地干家务，一天要做十多个小时，干得稍慢一点要挨打，没干好也要挨打。有一天晚上，几个酒气熏天的日本兵把我拖到厨房里的柴火堆轮奸了。那时，我还比较瘦小，还没完全发育，就惨遭这群强盗强奸，他们整整强暴了一夜。”（2005年摄于陵水）
王玉开，生于1920年，1941年初嫁到临高县皇桐村。据王玉开的侄女王必娥介绍，1941年7月夏季的一天，日军到皇桐村抓劳工，17岁的王玉开正在厨房做饭时，被进村的日军发现，继而遭到强暴。在被囚禁于日军军部的两个多月里，她被强迫充当苦力，给日本鬼子洗衣、挑水、做饭、打扫卫生。同时，她还要充当性奴隶，先后遭到20多名日本鬼子的轮奸，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胎儿流产了，导致终生不育。2013年12月31日，89岁的王玉开走完了坎坷而屈辱的一生。（2005年摄于临高）
杨亚榜， 1920年生，黎族，保亭县城镇什曼村人。1940年春天日军入侵保亭，一个月后，日军巡逻骑兵在什丙村发现了她，被一个日军翻译强暴。从此之后，在不同时间地点，她多次遭到日军奸污，后来被抓去当劳工。在劳工队，经常有三五成群的日军以检查为名找她发泄兽欲，其间杨亚榜怀孕生下一个男孩，不幸夭折。她在日军投降后出嫁，由于身体受到损害，丧失生育能力，后来收养了两个儿子。2006年6月去世。（2005年摄于保亭）
“我是一个女人，可时至今日，却没有一天是真正像个女人样地生活。”这是受害者最痛彻的控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祈祷世界和平，这种人类历史悲剧永远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