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李义虎：无政府、自助，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关系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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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i导读】：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带来深远影响的背景下，国际关系领域著名期刊《国际政治研究》以“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为主题，分为“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再思考”和“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议题与新方法”上下两篇，刊发国内知名资深和青年学者所撰写的专文，展现国内学界就此重要议题的前沿思考和探讨。
《国际政治研究》创刊于1980年，系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学术性双月刊，是国内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现为中文科核心期刊（政治学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等。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将分三期发布共十二位学者的文章，和朋友们分享。本期是第一期，推介李义虎老师的《无政府、自助，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关系检视》文章。
李义虎，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呈现全球蔓延之势，已波及200余个国家和地区。与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等被限制在局部地区的疫情不同，新冠疫情被世卫组织认定为“全球性大流行”，是人类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一次生死考验，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遭遇的最大挑战。全球疫情突袭对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造成剧烈冲击，所产生的后果是深远的，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检视。
在新冠疫情的突袭和冲击下，各国大量诉诸传统的自助行为，纷纷采取自救自保的防疫措施，说明国际社会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性质上是“无政府社会”。所谓“无政府”实际上是无世界政府，不存在能够在主权国家之上发号施令的中央权威，也没有统一约束各国行为的法律规范。联合国及安理会不是世界政府，世卫组织不是世界政府的卫生部或卫健委 (因为本来就没有世界政府，它只是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只有国际法而没有世界法。国际社会仍然由主权独立国家作为主要行为体和组成单位，远非理想主义者所热衷的世界社会。
由于世界政府和超国家机构的缺位，以及没有更高权威提供保护，在疫情威胁面前，主权国家只能诉诸自助行为，这有其不得已之处，是与战争状态下的自卫、危机时刻的自保属于同样性质的本能反应。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本来就是自助体系，各国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确保自己的安全。面对全球疫情的暴发，无论是东亚国家还是欧美国家所做的反应首先是一种典型的自助行为，从关闭边境、断航到撤侨、争抢与截和防疫物资，再到禁止粮食出口、进行战略储备等等，各国的自助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毫不遮掩。即使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其国内防疫与防疫外交也带有明显的自助特征，夹杂着单边主义和霸权自私的成分。在众多国家中，美国最早从武汉撤出领馆人员，最早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在关键时刻它还不顾盟友情面对欧盟国家“断航”。而同为欧盟成员的多个国家发生多起争抢截和防疫物资的事件，以至于有些国家不得不派出军用运输机直接从中国取回。意大利外长路易吉·迪马约抱怨：“世界上有些国家在提供帮助，有些国家却只顾自己。我们谴责那些截留了我们口罩的国家。”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数月间，全球已有60多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部分为“战时状态”或“战争状态”。这意味着，在物理和地理意义上大多数国家从相互依存到彼此隔离暂时做了一次“时空穿越”。自助是本能的国家行为，求人不如求己，自助者天助之，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真实写照。
由于各国国情、文化背景、卫生习惯、社交方式等的差异，更由于主权原则下自助行为的推使，各国的防疫措施也大不相同，不可能交相同的“作业”，更没有什么“抄作业”的问题。来势汹汹的病毒使各国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各出高招、奇招与怪招，各显其能与不能。尤其是开始的情形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新加坡等的“佛系”应对，英国的“群体免疫”，法国的“禁足令”，俄罗斯的“带薪休假”，美国做“大号流感”对待，等等。在细节上，一个戴不戴口罩的问题，就让东亚国家与欧美国家有天壤之别；一个隔离做法也让中国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为了应对疫情的挑战，中国实行了联防联控的举国体制，但其他国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打的是抗疫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由于不具备中国的制度条件（包括政治优势、国家动员能力)，从社会层面讲其他国家打不了人民战争；由于不具备充沛的人力、物力和医疗资源及社区管理条件，从技术层面讲其他国家也很难去打阻击战。说到底，各国“作业”的不同，实际上既是自助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延伸，也是各国自保措施的便取。
危机的严重性除了使多数国家诉诸自助行为外，还可能加速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回归本土化，从而会影响到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新冠疫情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体经济和交通运输业受到直接冲击，由于疫情拐点和结束时间都难以判断，因此势将造成时间拖得越长越可能诱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调整重构和心理预期的逆向锁定。其结果很有可能使今后各国（包括大国）的经济发展更趋于内向，不仅高端制造业要留在本土，中低端制造业也要本土化。特朗普就特别强调了制造业和国界的重要性。由此，必然影响到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进程。综合近来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在后疫情时代将成为无阻挡的潮流，全球化可能破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进程不会中断，但全球化规则要改变。在国际政治方面，有关病毒冠名、病毒起源及抗疫策略的争议，或涂染着意识形态和种族歧视的浓色，或毫不掩饰霸凌“甩锅”的企图。有人刻意将病毒与种族、族群做狭窄联系，似乎预示着种族、族群将成为世界上的新认同标志，也预示着“疫情因素”将在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中成为新添加的一个异数，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可能倒灌到传统安全领域。毫无疑问，新冠疫情所致后果及影响已溢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对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一场全球性疫情逼使主权国家退回到国界之内、还原到国家本位思考对策、因应局势，似乎将国际关系打回原形，对国际社会的无（世界）政府性质做了一次全景式检视。所谓“打回原形”，当然就是无政府状态、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自助本能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底色。
二、新冠疫情表明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脆弱乏力并存在明显短板
然而，如果国际关系仅仅是前面所说的那样，那它也太过单调无味、令人惊悚。或许，我们只是被疫情突袭弄得太懵，其实冷静下来仔细想想国际关系的历史并不都是这样。在很多时期，国家间存在着双边、多边乃至全球范围的共同利益，因此，必然产生他助与互助，这些他助与互助具备系统形态之后就是国际合作。特别是世界各国在共同面临重大灾难时，仅仅依靠自助自保是不够的，相互支持与国际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现实的。与自助带有显著的单边和内向特点不同，国际合作具有多(双)边性和开放性。有国家间合作，也有地区合作；有双边合作，也有多边合作，乃至于在当代已经发展出全球性合作及各种大规模、多类型、长时期的国际合作。由于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出现,国际社会也普遍凝聚共识要加强全球治理。这场新冠大疫是一次全球性重大危机,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
不过，由于疫情以突袭形式暴发和各国纷纷采取自助行为，在应对疫情方面国际合作十分涣散，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暴露出明显的短板和脆弱乏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国际组织、国家集团、地区联盟仍然只能发挥有限作用。中国支持世卫组织在应对疫情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联合国秘书长称赞它是“全球抗疫先锋队和协调机构”，但实际上，世卫组织所能发挥的只是一种协调功能，可调配的资源有限，其作用仍遭到西方国家的非议，美国最近甚至对其“断供”。联合国安理会直到2020年4月9日才举行疫情以来的第一次视频会议，但五常特别峰会虽有人提议却因立场协调不均衡迄今未能召开。地区联盟如非盟、东盟、欧盟在本议题上声音不多，欧盟有一点声音还是极为负面的。刚刚闭幕的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特别会议展现出东亚国家合作抗疫的曙光。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视频峰会发表联合声明，传递出加强团结、共同应对挑战的有力信号，但其所启动的五万亿美元振兴经济计划，还有待落实。
2.无法形成大国合作。面对重大国际问题，过去的经验是可以以大国合作发挥引领作用，并提供国际合作的动力和资源支撑。大国合作首要是中美，倘若两国能联合起来，凭双方实力之积合与感召力，应能迅速搭建起全球抗疫合作体系，带动国际社会共同有力抗击病毒。这方面是有先例的，中美曾在埃博拉病毒、气候变化及早先的非典等重大议题上进行过非常成功的合作，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甚至被说成是中美“G2合作”的唯一一次（奥巴马时期，特朗普政府现已退约）。但是，这几个月以来，人们并没有看到中美合作抗疫的局面（除医学界科学界专业合作外）。相反，美国有人在病毒冠名、病毒源头等上面大做文章，主动挑起口水战、泥巴战，加之“台北法案”和美舰穿行海峡等涉台挑衅动作，使两国关系受到很大损害。这种消极事态无法形成主要大国合作、带头发挥引领作用的局面，十分不利于当前的国际抗疫合作。
3.没有领导国出面。此次危机一个特点是美国不愿当领导，不出面发挥领导作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他当然希望美国出面来领导这场抗疫，但美国既无这种意愿，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实力。特朗普坚持“本国优先”的立场，继续其退群弃约欠费的一贯做法，在疫情期间采取了更加单边主义的做法，不仅无力向盟国提供实际援助，相反，还悍然扣押他国医疗物资，更别说发挥领导作用了。有人说这是美国陷入了“领导困境”。那么，中国可以充当领导国吗？中国在应对疫情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中国拥有全球最大防疫物资生产及出口产能，在提供医疗物资和防疫经验方面，都超过美国成为国际公共卫生产品的基本供给方。中国也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不仅在最早时间与各国分享病毒数据和疫情信息，还在自己疫情尚未结束之时向127个国家、4个国际组织提供防疫物资援助，向15个国家派出专家组提供抗疫技术支持，最大限度尽自己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应该说，中国的防疫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合作，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彰显出更大价值，但这并不表明它是全球抗疫的领导国，因为中国虽有提供国际公共卫生产品的能力，但还满足不了“秩序供给”的需求，因此，还不是足以担负全面职责的领导国。其实，这种情况在其他领域也是存在的。
4.全球治理存在明显短板。本来，全球治理起因于全球化潮流和全球性问题的不断积累，它是针对影响人类社会、依靠单个国家很难解决的全球性问题，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以不同形式在治理层面所采取的行动。但疫情危机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基本上处于无力无感和“碎片化”局面，显著短板是领导缺位和权力赤字，更存在中国领导人所强调过的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然而，这场危机是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危机，谁都无法独善其身，更无力独自应对。全球疫情的控制不取决于控制得最好的国家，也不取决于控制得最早的国家，而是取决于控制得最差的国家。这充分说明面对疫情，大家真的是“相互依存”，需要彼此通力合作，努力消除权力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特别是在治理层面加强协调。实际上，这场疫情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和平台。应发挥世界各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等多方面的作用，在防疫物资调配、疫情信息共享和疫苗、特效药研发攻关等方面搭建起合作平台。进一步地说，要加快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关于公共卫生治理部分，迅速提升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
三、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所造成的危机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具有极强的预见性和显见的时代价值
疫情冲击所造成的影响既是暂时的，也是深远的。危机暴露出的诸种弊端和问题，说明了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具有极强的预见性和显见的时代价值，我们应该更好地阐发这一重要理念，并推动其进入全球实践的过程。
从根本上讲，深藏在疫情危机后面的还有一个大家必须回答的“国际政治终极之问”（如20世纪80年代美苏缓和关键时刻的“里根—戈尔巴乔夫之问”），即当人类真的共同面对全球性重大自然灾害或超自然重大威胁时，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 这是一种历史拷问，更是慎终追远的所在。特别是对负有重大国际责任的主要大国来说，应该放弃地缘政治的厚黑算计，放弃斤斤计较自己利益得失的单边盘算，更要放弃以国内政治权谋为优先考虑的惯性做法。因为在遭遇“国际政治终极之问”时，是不是需要国际社会集中必要的力量、资源和高效的政策协调？是不是需要产生更高级的组织形式以足以采取最有效的行动？全球疫情不仅猛烈冲击了各国的医疗救护系统和国家治理能力，更是对全球治理和危机管控能力的检验。经历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与煎熬，以及未来还有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流行病等一系列“灰犀牛”式的挑战，这样的发问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科幻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这场疫情暴露出的国际社会无政府性质会对未来产生致命影响，而是无政府状态与某种世界主义之间的张力将决定未来。
无可回避的是，这种张力在疫情猛烈冲击之下变得异常突出而紧张，但这反而更加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它至少说明：面对全球性重大危机，在没有达到必须组成世界政府、也无法预期其前景的时候，中国所倡导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恰是团结世界各国、凝聚各方力量、有效应对挑战的有力主张。从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世界主义、全球治理等理念都具有崇高的道德目标、伦理诉求和向善功能；从现实层面来讲，它是给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将有利于削弱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涣散程度，有利于推动国家行为从自助走向国际合作，有利于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通话时所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注释略）
专题研究 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
从新冠疫情下国际合作看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贾庆国无政府、自助，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关系检视/李义虎重复与超越：世界历史上疫情防治的经验和教训/刘德斌疫情之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再审视/汪卫华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对策/王勇从新冠疫情背景下俄罗斯立场看中俄关系的走向/关贵海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影响及前瞻分析/王栋新冠肺炎疫情与欧洲一体化/赵晨新冠疫情与东亚区域合作/王俊生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非洲的抗疫和中非合作/刘海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重塑中国外交议程/张清敏
下篇: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新领域、新议题和新方法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下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改革初探/张海滨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治理的挑战/韩铁如新冠疫情与东亚合作的“转危为机”研究议程/翟崑世界卫生大会全球卫生安全治理议题分析/黄旸木 郭岩全球化“熔断”及其历史大转折/刘贞晔新冠疫情与大数据: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安全治理/董青岭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价值链/雷少华新冠疫情“国际责任论”的舆情、法理与政争/赖华夏疫情下美国总体安全态势演进:大国竞争、经济压力与军事转型/祁昊天物质利益与价值观念: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冲突与合作/王正毅非传统战争抑或“非传统占争” ——非传统安全理念3.0解析?/余潇枫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的“脆弱性”与“脆弱群体”问题探析/李英桃新冠肺炎疫情:重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徐彤武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3期
文章排版：胡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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