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i导读】：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带来深远影响的背景下，国际关系领域著名期刊《国际政治研究》以“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为主题，分为“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再思考”和“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新议题与新方法”上下两篇，刊发国内知名资深和青年学者所撰写的专文，展现国内学界就此重要议题的前沿思考和探讨。 《国际政治研究》创刊于1980年，系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暨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学术性双月刊，是国内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现为中文科核心期刊（政治学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等。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将分三期发布共十二位学者的文章，和朋友们分享。本期是第二期，推介王勇老师的《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对策》文章。
王勇，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造成全球经济“停摆”，20亿—30亿人口封城或禁足。有研究指出，疫情的经济影响将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超过1929至1933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有研究者甚至认为，疫情可将全球秩序分为“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危机。疫情后全球经济、全球秩序以及中美关系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疫情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疫情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将影响全球秩序的未来。 一、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未来方向具有不确定性
可以确定的是，疫情过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将发生很大的改变，但改变的深度与广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疫情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三个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具体包括:
第一，世界疫情蔓延的最终规模与影响难以确定。第一波疫情主要发生在中国，中国疫情使得“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停摆”，冲击了全球供应链。第二波疫情在欧美大规模暴发，冲击全球金融经济与全球供应链市场端，全球股市暴跌，中国虽加快复工复产，但出口订单急剧萎缩，再次证明全球经济的联动性。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全球经济将面对疫情第三波冲击，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非洲有关国家等发展中世界疫情失控可能性上升，全球能源原材料供应可能受到较大影响。有专家判断，未来疫情有可能在南北半球之间循环暴发，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将受到较长时间影响。
第二，人类何时能够开发出新冠病毒疫苗或特效药不确定。目前,中美德等国竞争疫苗与新药的开发，但普遍认为至少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如果有效疫苗发明并能大规模的应用，将有效抑制疫病蔓延，加快全球经济恢复增长。 第三，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程度不确定。包括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是否会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全球经济“停摆”将持续多长时间，全球主要经济体复苏进展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从目前情况看，流动性短缺问题得到缓解，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短期看仍较低。由于全球经济存在上述不确定因素，我们在判断全球经济走势时须谨慎研判，做好不同情景的预案很重要。
二、全球供应链重组与全球化深度调整的可能性加大
全球供应链将重组，但重组的深度与广度不确定，取决于疫情后各国公共政策大讨论与最终决策结果。
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发达经济体对医疗防护物资与药品过度依赖中国等国供应的担忧明显上升。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将明显上升，从而将导致一定程度的全球供应链重组。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是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表现，中国在全球药品供应链中的角色至关重要。美国一些药品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包括阿奇霉素、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等抗生素。尽管印度也是世界最大药品出口国之一，但其70％的原料药依赖中国，在关键的抗生素、退烧药等方面，印度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程度将近100％。显然，在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凸显的情况下，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不可避免。
经济全球化在经过高歌猛进的30年发展后，国内舆论环境与国内政治基础都已发生较大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危机后美国等国国内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明显上升，2016年特朗普当选即是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势力掌握权力，扭转经济全球化方向的体现。经济全球化本身给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国内政策失当，导致全球化收入的分配不平均。美国经济债务负担重，贫富悬殊严重导致社会撕裂，美国的贫富差距加大，基尼指数倒退至100多年前，这才是美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兴起的最重要原因。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政党斗争、政治极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将扩大，全球化及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将在全球新冠疫情的新环境下遭到进一步的批评。
此外，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其他一些发展趋势具有较大的确定性，包括:
第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将发生较大调整。价值观偏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对安全与秩序的重视程度将提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上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治理模式的影响力将继续增强。 第二，国际科技创新竞争将更加激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出现，将决定各国的国际竞争地位。疫情使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作用更加突出；国际科技与商业模式竞争将加剧；欧洲担心成为中美所谓的“数字殖民地”，将采取更多的反制与自强措施。 第三，大国战略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发展模式竞争，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将在新的全球形势下加剧。大国战略竞争将重构世界范围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版图。以中美竞争为代表的大国战略竞争将加剧；不同地区都将出现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重构的现象，美国影响将进一步下降，地区合作与竞争将表现出新的形式。
三、中美关系性质改变，中美全面竞争格局形成
第一，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以合作为主的关系格局，转向以冲突、竞争甚至战略竞争为主的关系模式。十余年来，笔者每年都有机会访问美国，就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问题进行专题调研，走访机构包括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主要智库、产业界，也包括找机会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总的看法是，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确实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美国发动贸易战，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之争，更重要的是争夺世界新科技制高点。中美战略竞争表现出类似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关系格局，而此次疫情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的格局，疫情期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竞争的特色更加明显。 第二，美国推动中美全面竞争的对华新战略。特朗普上台以后，经过开始一段时间的混乱，对华政策的方向与决策的框架越来越清晰，即推动形成一个“全政府”“全社会”的应对中国的战略。所谓“全政府”指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加强两党对华政策上的协调；“全社会”指动员媒体、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安全“鹰派”认为，中国这一可怕的对手恰恰具有“全政府—全社会”动员能力、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尽管美国受到体制限制真正做到“全政府—全社会”并不容易，但是，一旦认定中国为敌人，它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就像当年对付前苏联一样。冷战结束后，美国实际上“冻结”了过去对付苏联的体制、工具、资源等冷战工具，在当前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美国的冷战体制正在复活，美国政府正动员资源，加紧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以及思想文化战、意识形态战。 第三，美国国内在对华问题上形成“新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气氛，强硬派试图推动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所谓“新冷战”与美苏“冷战”具有诸多相似的特点，既包括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成分，也有浓厚意识形态竞争的成分。当前，美国对华关系上出现了“三派”合流的局面：一是贸易“鹰派”，他们不满意中国市场开放程度，认为中国在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二是安全“鹰派”，他们完全把中国当成美国中长期最大的威胁，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通过打压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三是人权“鹰派”，他们利用香港、新疆问题指责中国政府压制人权，对外推行美国模式与美国价值观。安全“鹰派”主要由共和党右右翼、极右翼组成，人权“鹰派”则主要来自民主党。在几乎所有国内问题上，左派和右派之间都存在巨大分歧，唯独在中国问题上，两派共识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 美国当前对华不利舆论氛围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推动形成的。既有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形成的“白色恐怖”舆论气氛的作用，也有主张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华尔街全球化精英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声音受到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压制的影响，还有中国政治经济政策调整的影响。中国反对美国强硬派强加“新冷战”的图谋，主张继续推动中美之间建立不冲突、不对抗、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四、疫情与选举加剧中美全面竞争关系，加快走向“新冷战” 第一，中美疫情处理、应对方式与效果差异大，引发美国强硬派恐慌心理。美国舆论与精英人士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是最好的，科技实力最强，为什么疫情造成的灾难使得美国更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或如美国媒体所讲这是一个“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的表现。 应对疫情举措与结果加剧了中美间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竞争，美国对华“鹰派”将中国的国际抗疫援助与国际合作“政治化”“妖魔化”。与此同时，他们利用欧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与发展模式影响力扩大的担心，试图组建一个对华意识形态联盟，对华强加“新冷战”。
第二，美国政府发动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宣传战，转嫁疫情责任。为了掩盖疫情处置失当，同时也为了阻止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强硬派、特朗普本人大力宣扬“中国病毒论”“中国实验室泄露论”“中国疫情掩盖论”“中国赔偿论”“中共世界威胁论”等，这些论调经由美国媒体与其控制的国际媒体的宣传，传播至世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破坏了本应有的国际抗疫团结。可以说，美国对华“鹰派”动员起旧有的冷战体系与资源，发动了一场针对中国的信息战、宣传战。 第三，大选与两党竞争加强使得对华舆情进一步恶化。美国大选、两党竞争在疫情下进一步恶化了对华舆情，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竞争。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所特有的两党竞争模式，加剧了对中国“污名化”，使得中美竞争更加复杂。美国国内政治社会严重分离，近年来政治“极化”严重恶化，左右两派势均力敌，民主、共和两党权力斗争加剧。为转嫁抗疫不力的责任，特朗普大打“中国责任”牌，极力“甩锅”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为了撇清与中国的关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试图与中国拉开距离，甚至批评特朗普在一些问题上对中国不够强硬，表示当选之后将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两党竞争的结果是彼此争相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姿态，对涉华舆情、两国关系气氛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污名化”中国致使对华关系的舆论与民意基础严重恶化，目前，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的美国公众比例攀升至66％，达到相关调查历史最高点。 第四，美国对华“鹰派”利用疫情推动中美“新冷战”。美国安全“鹰派”推动“新冷战”的图谋越来越明显，以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所谓“深层政府”(deep state)，主要由美国情报部门、国防部门和军工复合体构成，他们主张利用疫情断绝与中国的全面往来，推动升级对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出口管制，同时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推动建立美国主导的排除中国的“经济繁荣伙伴联盟”。 与此同时，贸易“鹰派”暂时“停歇”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担心疫情使得中国无法兑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采购计划。人权“鹰派”则在抗疫期间将武汉“封城”称为违反人权，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挥抗疫的作用，看成是中国强化所谓“监控国家”形象。不过，他们的势头在疫情冲击之下大为减弱，在反思美国自身体制的同时，也担心对中国过度批评有可能帮助特朗普成功“甩锅”中国，从而不利于民主党的选举。美国黑人佛洛依德被白人警察“跪杀”事件引发全美与国际范围的抗议示威，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对华宣传战的可信度。 五、中国应对全球变局与中美“新冷战”危险的对策
疫情延续加剧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加剧了中美全面竞争的局面，逆全球化势力进一步上升，中美加速滑向“新冷战”。面临这一形势，中国应采取积极举措，以应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与中美之间有可能发生的“新冷战”的危险: 第一，面临“逆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要继续高举开放发展、改革发展的大旗，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扩大对外交往。面临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我们要更自信、更勇敢地扩大交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号召力是强大的。 第二，推动中美两国再次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防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仇外主义对宣传与社交媒体的影响。之所以需要再次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因为在当前高度竞争的情况下两国更容易忘记诸多实际的共同利益。中美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实际上就是再次确认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中美要扩大在共同应对国际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的合作。 第三，警惕美国安全鹰派继续强化推动中美“脱钩”,特别是教育、人文交流的“脱钩”。疫情后公共卫生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可能带来部分药品、医疗与防护装备等相关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但教育和人文“脱钩”对中美关系、对中国发展损害最大。应当扩大深化中美交流渠道，不能因一时冲动而加剧“脱钩”。 第四，改善与美国传统媒体、新媒体（网站、社交媒体平台）的关系，做到温和耐心，实事求是，讲好中国故事，帮助他们去除对华“偏见”。讲好中国故事，减少对方的偏见与误解，需要我们改进沟通本领，改进新闻报道的体制。比如，在发挥官媒主渠道的同时扩大市场化媒体运营的空间，信息获得的多样性有助于美国与西方公众对中方传播信息的接受度。 第五，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保持、深化与美国涉华“利益攸关者”的联系渠道，努力消除误解，扩大中美共识与共同利益。具体来说，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加强、改进与美国重要智库、大学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沟通交流工作，继续为他们来华交流、研究提供更多的工作、旅行便利与服务；继续推动中美地方机构交流工作，等等。 最后，在积极加强对外交流和沟通的同时，加强相关问题的国内沟通，做好国内共识塑造工作。（注释略）
目录专题研究 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
上篇：新冠疫情与国际关系再思考
观念与机制的变革——从新冠疫情看未来的全球公共安全治理/唐士其
从新冠疫情下国际合作看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贾庆国
无政府、自助，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关系检视/李义虎
重复与超越：世界历史上疫情防治的经验和教训/刘德斌
疫情之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再审视/汪卫华
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与中美关系的挑战与对策/王勇
从新冠疫情背景下俄罗斯立场看中俄关系的走向/关贵海
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影响及前瞻分析/王栋
新冠肺炎疫情与欧洲一体化/赵晨
新冠疫情与东亚区域合作/王俊生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下非洲的抗疫和中非合作/刘海方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重塑中国外交议程/张清敏
下篇:新冠疫情与国际政治研究的新领域、新议题和新方法
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背景下的全球卫生治理体制改革初探/张海滨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治理的挑战/韩铁如
新冠疫情与东亚合作的“转危为机”研究议程/翟崑
世界卫生大会全球卫生安全治理议题分析/黄旸木 郭岩
全球化“熔断”及其历史大转折/刘贞晔
新冠疫情与大数据: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安全治理/董青岭
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价值链/雷少华
新冠疫情“国际责任论”的舆情、法理与政争/赖华夏
疫情下美国总体安全态势演进:大国竞争、经济压力与军事转型/祁昊天
物质利益与价值观念: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冲突与合作/王正毅
非传统战争抑或“非传统占争” ——非传统安全理念3.0解析?/余潇枫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的“脆弱性”与“脆弱群体”问题探析/李英桃
新冠肺炎疫情:重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徐彤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