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专访】初晓波教授访谈——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

小i导读

 

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已持续数千年时间。在这一段悠长的历史中，中国对日本研究经历了哪些阶段、呈现哪些特点、有哪些影响因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初晓波接受《国际政治研究》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李尧星专访。初晓波教授回顾了中国研究日本的历史，深入探讨当代日本研究发展现状与前景，鼓励中国学者继承前贤的传统，在时代大潮激荡之中放眼世界，更加全面、更加冷静地剖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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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晓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01

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日本研究

李尧星（以下简称“李”）：在中国现存历史资料中，最早关于日本的记述始于什么时候？

初晓波（以下简称“初”）：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对中国而言，日本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他者”存在。《山海经》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倭”的记录，而《汉书·地理志》中的“乐浪海中有倭人”记录则标志着中国官修史书正式开始观察日本的存在，《魏志·倭人传》详细记录了当时了解到的日本情况，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习惯等等，这成为后来中国历代官修史书对日本描述的范本，是研究古代日本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此后，一直到民国年间成书的《清史稿》，中国正史中对日本的记录有1６种17篇，“中国史书对周边的特定国家，千余年来持续追踪记录，时间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多、观察对象之详，在世界历史上堪称奇迹。这是一部绵延不绝的史诗”。当然，不同时代的记录特点不尽相同，其中很多保留了有价值的独特史料，但也有部分仅仅是摘录、重复前人，甚至有的道听途说加以篡改。

李：您认为，古代中国超越简单描述而带有研究性质的日本认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的日本研究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又各有什么特点？

初：古代中国认识日本的历史的确很悠久，但真正的研究日本则是很晚的事情。我基本同意南开大学武安隆教授、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熊达云教授的研究，中国研究日本的热潮应该分为四个阶段： 最早的热潮是从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1522-1620），大量涉及日本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研究日本的盛况。之所以能称为研究日本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有非常迫切的现实需要———明王朝面临来自日本的现实威胁，既包括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入侵，也包括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发动的“万历朝鲜之役”（朝鲜半岛称之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这时候那些关于日本子虚乌有的记录根本不能满足与日本交往的实际需要。身处抗倭一线的定海人薛俊的《日本国考略》被称为中国第一本研究日本的专著，在言及写作目的时，他明确说明是“以便御边将士之忠于谋国者究览。” 其次，参与认识、观察日本的社会群体非常广泛，既包括传统的体制内的史官、文人，也包括地方官僚、从事作战任务的军人，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商人和派往日本的侦查员。曾参与抗倭的浙江昆山人郑若曾在《日本图纂》中介绍自己探寻日本真相的努力时，提到曾经“讯之长年火掌，不知也；讯之擒获倭党，不知也；讯之贡臣，不知也；讯之通事，不知也；讯之被掳去之人，不知也”。

最后，在总督胡宗宪的帮助下，找到了派到日本去的蒋洲、陈可愿，并且经由在澳门的宋文复通过商人拿到日本地图，最终才得以完成。再次，当时的学者已经不满足对日本情况的口口相传，而是追求实地调查和一手资料。1566年，郑舜功奉浙江总督杨宜之命出使日本九州，大约在嘉靖末年、万历初年完成了《日本一鉴》，“馆彼六月，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得览其书”。在日本半年的时间里，他留心观察和记录日本情况，亲自调查当地风俗与地理，并且查阅了日本资料，广泛采访日本学者，与现代地区研究中所强调的田野调查并无二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迷信中国正史和前人著述中的说法，通过与日本人之间大量的笔谈，批驳了那些“倭夷狙诈狼贪，目为寇盗，憎若禽兽”的成见，虽然日本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惯与明朝迥异，但“本性慕义”，他客观地提出，“善与不善，身由地气之感生教，本自师之好恶”。

由此可见，这一阶段很多与日本相关的出版物，完全可以视为中国人对日本最早、也是非常优秀的研究。

当然，如果以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审视的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日本研究也开始起步。有一个很好的比较视角：《日本考略》中有“寄语略”，也就是中日对译单词集锦，按照天文、地理、人物、花草等分为15类，合计大约350多个单词。万历年间的李言恭和郝杰编纂的《日本考》，介绍了日语中字母伊吕波（书中称作“以路法”）草书写法和读音， 日语语汇56类，收录语数达到1186个。《日本一鉴》中“寄语”一栏中仅草木一栏就有360多种，包括“职员”“室宇”“鬼神”等日语词汇有3400多个，这在当时是相当于非常了不起的汉日词典。而在庆长８年（1603），日本耶稣会也刊行了日语、葡萄牙语的《日葡辞书》，次年又进行了补遗，收录项目达到3.279万个；几乎在同一时期，传教士陆若汉(Joao Rodrigues)仿照欧洲拉丁语文典体例编著了《日本大文典》，里面包含大量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况；1620年，他编著了澳门版的《日本小文典》，系统阐述了日语主要的语法规则和句法结构。冷静地分析一下可以发现，中国认识日本起步很早，但把日本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研究，从一开始与欧洲相比并不占优势。

 第二个阶段是从明治维新到戊戌变法前后。

明清鼎革与江户幕府建立，锁国政策背景下两国之间只剩下长崎一个相互交流的港口，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国人值得提及的日本研究成果不多，嘉庆道光年间江苏吴江人、姚鼐弟子翁广平在无意中看到镰仓幕府官员编著的《吾妻镜》之后，根据中国编年史体例，为日本作通鉴，名之为《吾妻镜补》，并另起了一名为《日本国志》。书中分为世系表、地理志、风土志、食货志等部分，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对勘校补，除中国古书里的国史、全唐诗等资料外，还包括搜集到的日本和朝鲜刻书，共计180多种，称得上是旁征博引。但必须承认，作者没有实地考察和访谈的机会，仅仅靠既有文献的梳理，很难谈得上做出了有创造性的成果。

明治维新之后的1871年，随着《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中国与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877年，中国在日本开始常驻外交使团，最早驻日的外交官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成为这一时期向国内介绍日本的主力军。包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使东述略》《使东杂咏》，张斯桂的《使东诗录》以及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等等。有趣的是，这时候正式出版的资料中，以日记、游记和诗歌的形式为主，反映日本社会文化、风俗习惯的内容比较多，这些人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很多真知灼见并不一定直接记录在书中。如曾国藩门下四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两度出任驻日公使，他曾广泛搜罗典籍刊刻《古逸丛书》26种共200卷，6卷本的《拙尊园丛稿》中与日本有关的内容的确不少，但是，他的很多对日本的思考则体现在他与李鸿章等国内大员往来的电报和书信之中，以及在他对后学的教育与交流之中。兵部员外郎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和刑部主事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都是当时研究日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黎庶昌为二人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诸多帮助，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里保留下来的黎庶昌在日本教育会的演说弥足珍贵，顾厚焜则在自己的著作里明确提到黎庶昌的帮助，“曾驻日三年，深知日政得失。暇时，时加指示”。

当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还应该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用黄遵宪本人的说法，作为外交官，本“不暇于文字”，但不研究日本，不去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诹询谋之意？”黄遵宪在日本的经历，尤其是看到日本知识阶层，对中国非常熟悉，“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对于日本这个“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的邻邦，国人仍然沉醉在海外三神山，邹衍谈九州这样荒诞不经的认识，“可不谓狭隘欤？”用著名外交家、洋务大员薛福成的评价来看，黄遵宪的著作“采书至二百余种，费力至八九年”，加上在日本长期的考察和广泛访谈，黄遵宪的著作达到了中国古代日本研究的一个巅峰。黄遵宪不是简单地做资料上的编排和事实罗列，而是寓论于史、史论结合，尤其体现在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之上。他高度概括了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认为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导致“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其本质是“卒以成王政复古之功，国家维新之治，蒙泉剥果，勃然复兴”。

他敏锐意识到，“尊王攘夷”仅仅是推翻幕府策略上的需要，成功之后便“决然变计，大开外交”。而黄遵宪思考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还是试图劝说国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如不变法自强，必遭亡国灭种之祸。这些思想极大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为甲午战争之后百日维新的出现，以及随后学习日本高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民国肇始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清末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就曾经列举了四条理由强调，“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于是，大批仁人志士踏足东瀛，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日本，他们中的很多人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孙中山先生自不必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如国民党中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共产党中的李大钊、周恩来等都与日本有不解之缘。这一时期，中国人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书籍，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田雁的研究，从1912年民国肇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一共翻译出版了4050种日文图书，其中尤其以1928-1937年为高潮期。按照学科板块的排序，前五位依次为文学语言、政治法律、经济、自然科学总论和史地。

 与此同时，中国出现了专业的日本研究杂志——— 1915年上海群益书社的《日本潮》，在1930年代《日本评论》中已经出现“日本学”一词，开始把日本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人们对日本关注的焦点，从清末之后大规模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社会发展变革，也就是“以日为师”，开始逐渐发生转变。尤其是意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提出之后，中国对日本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认识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与本质。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著作是戴季陶在1928年出版的《日本论》。因为长期在日本生活，并且与日本各个阶层接触广泛，戴季陶对日本的认识非常深刻，他比《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更早地指出日本人性格中的矛盾之处，并深刻分析了明治维新的原因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尤其重要的是，他和黄遵宪一样，批评了当时中国对日本研究的不足，与日本人对中国的全面了解相比，“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作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作‘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民国时期另外一部日本研究的重要著作是蒋百里的《日本人》，作为杰出的军事家，蒋百里在书中掷地有声的名言激励了无数的中华儿女———“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 蒋百里能够准确把握中日两国发展阶段和国家特点，才准确预测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结局，要以国民为本，坚持全面抗战，利用国土优势形成长期对峙的持久战。同样是日本通的胡汉民，在为戴季陶的《日本论》作序的时候说，批评一个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个民族特性难，探寻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心体察。研究一个国家，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用形象的说法是，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审判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详细又不失偏颇地论述日本人。民国时期的这些探索和努力，至今对我们的日本研究还是非常有启发的。

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日本研究有哪些进展？

初：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日本研究，按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玉的划分，以1978年为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还可以再分为1949-1966年第一阶段，以及从1966-1978年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还可以进一步细分，即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前，和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小段。我们只需要把从1949年到 1978年之间中国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日本研究文章数量的变化曲线找出来（参见图1），这个阶段划分就一目了然了。

图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随后旷日持久的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层出不穷，但国家层面曾经很早就意识到推动日本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陈翰笙曾经提及，1950年代中期廖承志曾经谈及筹建亚洲研究所的事情，并且给出了他本人推荐的日本研究人选建议：政治可请谢南光，经济可请刘明雷，宪法可请刘思敬，另外还希望能寻找日本宗教研究、日本文化教育，尤其要找日本科学进步研究方面的优秀人选。

 看得出来，这其中很好地兼顾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但因为国家面临的内外形势制约与变化，很多想法并没有能够实现。当时的一些日本研究著作，如刘思慕的《战后日本问题》、郑森禹的《日本和平运动》、张香山的《日本》、李纯青的《日本问题概论》等等，作者大都是国家不同领域从事具体对日工作负责人中的“日本通”，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后日本的新变化，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以及支持日本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当然基础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如孙楷第编写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从统计数字上看，1964年出现第一个高潮的原因是因为1963年12月25日，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希望新建一批研究机构，30日毛泽东做出同意批示。到 1964年，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外交部、中联部、中调部、教育部之下设立若干外国问题研究机构。拥有得天独厚外国研究优势的教育部迅速行动起来，发布了《关于高等院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在全国18所高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其中涉及日本研究的学术机构开始大批出现，第二年河北大学的《日本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日本问题》新中国最早的两本日本研究刊物应运而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新中国最早开始设置的日本研究机构，当时的确有历史影响、地理优势、语言基础等因素的考虑，一旦确定之后，就形成了学术传统和学科优势，其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仍可以看到国家当年布局的影子。从统计中也可以清楚看到，1966年，“wg”爆发以后，关于日本研究的学术文章数量明显减少，1967年发表日本研究文章的数量仅为 1965年发表数量的一半。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重新开始上升，1973年发表文章的数量，超过1971年发表数量的一倍。这一时期典型特点是，更多关注日本的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数量不多的日本研究著作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两个领域。

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什么特点？影响因素有哪些？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薇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日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起步、 90年代的全面发展和21世纪以来的成熟时期。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帮助下，中国日本学界曾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关于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调查。第一次是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承担，并于1985年编印了《中国的日本研究》；第二次调查是在1995年由中华日本学会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承担，1997年出版《中国的日本研究》；第三次是在2008年５月至2009年３月，由中华日本学会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承担，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并于2010年５月出版《中国的日本研究（1007-2009 ）》。学者们也很早就开始系统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状况，如李玉等在1990年代初就编辑出版了《中国日本学论著索引1949-1988 》，比较系统地梳理中国的日本研究著作，近几年，国内又出版了系统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著作，质量都非常高。例如，李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1981-2011 》，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丛书中的一册，邀请了中国国内日本研究界的权威学者，分别对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宗教、历史研究等领域的成果进行归纳与概括。考虑到这本书中没有涉及到当前中国日本研究学者中人数最多的日本语言文学等领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松等继续完善补充，编著出版了《中国当代日本研究 2000-2016 》，这本书汇总了中国目前一些有代表性的日本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按照语言学与教育研究（日语语言学、日语教育、汉日翻译）、文学艺术研究（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美术、大众文化）、社会研究（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研究（包括历史、思想史、民俗、宗教）等领域，分别介绍了21 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发展动向。这两本书结合起来，应该是中国当前日本研究各个领域非常全面的归纳与总结。

在对中国日本研究进行总结的努力中，从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视角来进行归纳并出版了系列著作，如辽宁大学马兴国、崔新京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林昶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杂志视点：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及其与世界的链接》。在中国日本研究具体领域的总结反思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中，如李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

很多学者都曾进行过对中国日本研究状况的总结与分析。例如，1989 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邀请学者举行了两场座谈会，专门研讨中国日本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成绩和不足及今后的设想，1990年第１期《日本学刊》刊发了会议纪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三位学者的文章：骆为龙的《谈中国的日本研究》、何倩的《建立“中国的日本学”刍议》、高增杰的《日本学与日本文化研究》三篇总结文章。近几年来类似总结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南开大学教授杨栋梁的《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日本研究状况与展望》、武汉理工大学研究员赵晋平和王婧的《基于大数据的日本学研究现状分析》。特别要提及的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郭循春通过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本研究进行科学总结，尤其是对40多年来中国日本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机构的增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与日本相关立项数目变化等方面的分析非常全面。

在上述大量综述的基础上，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本研究的三个特点：

第一，全国日本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呈持续增长的趋势。对照三次调查结果来看，全国日本研究机构数量增长非常明显，1996年调查时有98个（73个研究类、25个语言教学类）；2009年的调查显示，日本研究机构为86个（62个研究类、24个语言教学类）；2018年的调查显示，日本研究机构为１49个（96个研究类、53个语言教学类）。可以看出，机构数量增长明显的推动力，更多是语言教学类，20多年时间里增加了一倍多。根据2019年６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的最新调查，中华日本学会拥有77个团体会员，1500名个人会员。可见，接近一半的研究机构没有正式申请中华日本学会的团体会员，包括西藏、新疆自治区在内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属地大学中全部设有日语教育。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日语教育主要集中在东部一线地区，尤其是长春、沈阳、天津、北京、上海等几个主要城市。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2018年的调查，中国涉及日语教育的机构高达2435 个，日语教师人数有 2.022万人，学习日语的人数超过100万人。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基础上，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数量不断提高，而且学历程度（拥有博士学位人数）不断提高。1996 年，1260名研究者中拥有博士学位有52人，仅占4%；2009年， 1040名研究者中拥有博士学位370人；2018年，3450名研究者中博士学位拥有者占到1044 人，超过30% 。

 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和比例迅速增加，这当然和改革开放后赴日留学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有一定关联，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很多学者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后纷纷归国任教。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培养的与日本研究有关的博士、硕士论文数量的变化也很能说明问题（参见图２ ）。这种变化的意义重大：其一，中国日本研究的基础面不断扩大，各个学科中选择日本作为自己的直接研究对象或者个案比较样本的论文数量增长很快，这将极大丰富日本研究不同领域内，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多样性的增加，有助于产生更优秀的日本研究成果；其二，硕士、博士阶段，尤其是博士论文，往往是一个学者学术道路的重要开端，考虑到学者学术道路发展的一般规律，进入21世纪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大批年轻学者的出现，预示着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将迎来中国日本研究不断发展的收获期；其三，应该引起关注的是与日本研究相关毕业论文数量的剧烈变动。2000年之前与日本相关研究的毕业论文数量非常少，其中1986、1988、1999年各为１篇，1997年为３篇，2004年突破100篇，2014年达到顶峰544篇，然后呈现出断崖式下跌，2018年和2019年又回到了2004年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人担忧，为什么数量变化会如此剧烈？这仅仅是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独有的变化，还是整个中国日本研究总体状况的一个缩影？

图2

第二，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比较剧烈。由于在中国涉外研究图书出版的周期比较长，不同时期出版社的总体数量、严重的地区不均衡及出版经费的差异等因素，出版图书数量的变化不如以学术杂志论文的数量变化更迅速、也更能准确地体现出中国日本研究数量的趋势变化。

按照同样标准，通过对1979年至今中国日本研究界学术论文变化的统计分析（参见图３），可以发现，硕士、博士与日本相关论文数量的变化，还是略优于中国日本研究论文总体数量的变化，后者从1979年达到1024篇之后，到2011年，增长近八倍达8172篇，开始断崖式下跌，到2019年，仅仅有1014篇，甚至少于1979年的论文数量。

图3

为确保统计结果可靠，在更换检索方式，将关键词检索改为主题检索、内容提要检索、全文检索后基本上呈现出类似先扬后抑的状态，变化趋势区别比较大的是按照文章题目检索，没有按照关键词检索的结果那样变化剧烈（参见图４）。同样是从1979年开始到2011年，增长至大约八倍达到顶峰，然后迅速下降，到2019年，大约又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

图4

导致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快速增长了30多年后，突然出现论文数量下降的原因非常复杂，至少应该包括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学科发展的大背景发生变化，此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向学科发展倾斜，导致很多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发生了学术方向的转型。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如果按照上述研究方法对中国的美国研究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近乎同样情况的发生。从改革开放之后平稳发展，到2010年前后进入平台，2013年后同样发生迅速滑坡，2019年的论文数量几乎跌到2013年前后总数的一半；其次，这与中国日本学研究界的代际转换也有一定的联系。2010年前后，中国建国后培养的第一代日本研究学者大部分已经开始颐养天年，“文革”期间培养的第二代研究学者本来人数就不多，也逐渐开始退休，这些不受专业方向调整的、专心致力于纯粹日本研学者的减少，加剧了上述现象；再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都掀起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但伴随着日本进入“泡沫经济”和随后的“平成不振”之后，特别是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日本逐渐减少并最终停止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ODA ），与此前相比，对中国日本研究的支持重点也由学术研究开始向基础日语教育倾斜。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内学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就出现了井喷式发展。按照上述统计方法对中国的非洲研究学术论文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与中国的日本研究、美国研究趋势截然不同。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发展低迷，到2000年开始缓慢上升，2014年之后出现井喷，2019年的论文数量几乎是2009年论文数量的一倍。

第三，中国的日本研究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邓小平成功访日时候那句一语双关的“仿佛在推着我们走”，迎来了中国全面学习日本的高潮。大量日文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各个领域的中国代表团纷纷赴日本访问取经。但这时候，中国的日本研究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国家层面甚至都没有具体的规划和统筹。现在国内日本研究的重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成立就是很好的例证。按照研究所成立之初代所长何方的回忆，他本来是准备去筹建苏联东欧所的，但因为从中联部成建制地接收了一个完整的研究所而作罢。1980年1月，他陪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宦乡去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宦乡在布鲁金斯协会开会的时候突然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美国研究所与日本研究所，分别由李慎之和何方担任所长。此前既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讨论批准，更没有中央组织部的备案，就这样匆促决定。因为户口等问题的限制，日本所研究人员的招募非常困难，何方只能从中联部请来“文革”前北大日语专业毕业的刘映春，甚至不得已找来了四位毕业于伪满建国大学的老干部，经过两年努力才算建立起科研队伍。

 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对日本研究非常关注，甚至亲笔致信《中日关系史》作者张声振，叮嘱要引导研究历史的人们和读者多关注邦交正常化以后十多年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对两国带来的极大利益。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日本研究深受政治影响呢？很多日本和西方学者都诟病中国学术研究缺乏独立性。我们可以从《人民日报》涉及日本的报道数量的变化（参见图5），来与此前谈及中国日本研究学术论文变化发展的趋势进行对比，观察一下是否有相关性。

图5

显而易见，二者绝大多数时间几乎没有相关性。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涉外研究，不可能和这个国家政策走向和民众关注毫无关系，关键是这种相关性的大小与紧密程度。为此，选择过去40年间对中日关系造成重要影响的靖国神社问题为例，通过《人民日报》中关于靖国神社问题的报道（其中压倒性的部分是中国政府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表态和批判，但的确也包括对部分日本领导人表态不参拜靖国神社的肯定，以及部分日本政党和民众对靖国神社的批评态度）频率和趋势，同时统计同一时间段内中国日本研究界与靖国神社有关研究发表的频率和趋势，尝试进行二者之间的对比（参见图6 ）。

图6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清楚看到，《人民日报》中相关靖国神社的报道变化幅度非常大，在日本出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年份普遍非常高。中国日本研究学术界对靖国神社的研究同样存在着波动，但变化幅度与政府表态来比较相对稳定。在40年间，有10年左右的时间学术界没有发表任何关于靖国神社的专门文章，远远低于政府的表态次数；还有10年政府表态比较少的年份里，学者发表关于靖国神社研究的文章数量超过了政府表态次数。这种统计结果表明，中国学术界关于靖国神社的研究相对比较稳定，严格来说一直都不是中国的日本研究领域内的学术热点，这也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鼓励或者要求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对政府政策亦步亦趋。

02

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李：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权威性和影响，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是否有话语权？

初：当我们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遍地开花、研究人员队伍日益壮大、学术研究硕果累累而欢欣鼓舞的同时，必须有一些危机感。按照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2019年，中国赴日旅游总人数达到1677.56万人次（其中，中国大陆959.43万人次、台湾地区489.06万人次、香港地区229.07万人次）。日本方面特意提及，目前，中国大陆赴日旅行已经出现“ FIT化”（“散客直销”即通俗所说的自由行）特点，追求自主、深度和个性成为普遍趋势。

中国有对日本如此感兴趣的庞大群体，他们迫切需要得到更全面、更精细、更准确的关于日本各方面的信息，按理说这时候应该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恰恰相反，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总量出现大幅度下滑。即便在2000-2010年间，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学界是否拿出让世界日本研究学术界公认的成果呢？是否通过研究，帮助民众更客观地认识这个“遥远的邻国”呢？在《菊与刀》诞生一甲子后的2005 年，该书突然出现在中国大陆畅销书排行榜上，当时在市场上的翻译版本达10多个，一年之内各种版本的销量达到七万册。

 一部半个世纪前的学术著作引发如此的热潮，固然与中日关系出现了问题吸引人们去尝试理解日本有关，但不能否认，这与中国大陆学者没有提出令民众信服的有代表性的日本研究成果也有一定关系，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中国的日本研究本质上属于区域国别研究。当前，国内对区域国别研究有巨大而迫切的战略需求，有非常好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基础，但区域国别研究本身面临着很多问题。虽然研究的区域和国家各异，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区域国别研究有没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区域国别历史研究、区域国别经济研究、区域国别社会研究等分野与现有学科体系中的政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是什么样的关系？

以日本研究为例，判断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质量优劣的标准是不是与政治学研究的判断标准一致？还是说拥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政治学研究的判断标准？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去检验当下中国的日本研究在不同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 1958年，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发布的信息资料提供机构，编辑出版的月刊《复印报刊资料》系列，长期定时精选各个学科的优秀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和科研价值，其涵盖面之广、信息量之大、分类之科学、筛选之严谨、结构之合理完备，在各类文献信息资料中首屈一指。我们选择《复印报刊资料》中代表性学科，从一个长时间段来统计其中与日本有关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下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日本研究，在各个不同学科里究竟占有何种地位。为了更好了解这种比例构成，可以选择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美国研究作为参照。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哲学等学科内容比较庞杂，数据统计不具备典型性，因此，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与区域国别研究更为密切的二级学科，如政治学中选择了国际政治、历史学中选择世界史、经济学中选择世界经济、文学中选择外国文学、哲学中选择外国哲学这几个更为接近的指标。同时，考虑到各相关学科中比较研究的大量存在，因此不使用关键词和题目检索，而是采取内容摘要检索，经过结果比对之后证明关联性更高。具体统计结果如下。（参见下表）

当然，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很难百分之百筛选出所有的优秀成果，而且这种统计方法是否能够准确发映出日本研究在各个专业研究中的真实影响也值得推敲，但过去24年的大样本多少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统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日本研究更多还停留在日本的独特性研究上面，停留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之中；与中国的美国研究相比，中国的日本研究对各个学科的影响力差距不小。这提醒我们，中国的日本研究需要更为专业。日本研究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在基本问题意识的提出、基本概念的使用、基本研究方法的展开等各个方面，需要能够得到同一学科同行的认可，存在对话的可能，吸引更多关注，至少不能出现被专业学科认为是低级的谬误，通俗地说，就是不能说本学科的外行话。

如果怀疑上述统计不足以说明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当前学术界的影响力，那还有一种方式也可以进行类似检验即文章的引用率。在中国知网中1917年有记录以来近21万篇日本研究文章中，以日本为关键词的学术文章，引用率最高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呢？排除掉其中日本学者的翻译文章，再排除掉理工科类文章，可以发现引用率最高的是林毅夫、蔡昉、李周的文章《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 第二名是于可红、母顺碧的《中国、美国、日本体质研究比较》， 第三名是季卫东的《法律职业的定位：日本改造权力结构的实践》， 第四名是陈胜群的《论日本成本管理的代表模式：成本企画》，  第五名是李仙娥、王春艳的《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

在这些作者中，只有季卫东被视为日本研究学者，虽然其身份首先是法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发表作品集中在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亚洲宪法和审判制度等方面。由此可见，在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中，专业学科研究学者的影响力更大。

第二，中国的日本研究经历过关于强调方法和强调史料的争论。周一良在谈及历史研究方法的时候曾经指出，“解放以后，为了纠正过去史学界只钻牛角尖，把史料当作史学，见木而不见林，因而强调理论、观点，强调大处着眼，强调观其会通，原是必要的。但忽略了对具体事件、人物、制度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因而慢慢地流入空疏，好为大言高论，变成了通病”。周先生当然是希望能将理论与史料的运用相得益彰，但对“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研究浮躁之风盛行的状况，他更强调对一手史料的扎实研究，推崇范文澜先生那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的治学态度。30多年过去了，这种现象在日本研究界是否有根本改观呢？对中国日本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思考深度而言，南开大学教授刘岳兵的《“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一书是非常重要的作品。

他主要从日本思想史、日本史、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的所取得的成绩（书中称之为实像）和存在的问题（虚像），进行了系统的评述。揭示了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界 “经世意识”“原理意识”“原典意识”不断增强且由隐而显，对于“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夯实中国日本研究的学科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刘岳兵反复呼吁中国的日本研究要“回归原典”。他提出，不在“原典”的解读与翻译上下功夫、不在建设系统的中国日本研究史料上下功夫，总而言之，不以原典为基础来重建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传统，相关研究将难以深化。

随着精通日语甚至精通包括日语在内多门外语的中青年研究学者大量的涌现，随着档案的开放和往来日本越来越便利，中国日本研究学术界越来越重视扎实的一手资料研究，也出现了一批建立在长期学术积累基础上严谨、扎实的研究著作和论文。这几年，学术界尤其重视基础资料的收集、翻译和整理，推出了很多大型资料集。例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解学诗主编的 15卷本《满铁档案资料汇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沈强主编的 60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档案汇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南主编的59册《日本侵华密电 九一八事变》和 51卷《日本侵华密电 七七事变》、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臧运祜主编46册的《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等等，很多都是相关领域学者集众人之力兀兀穷年完成的心血之作。再加上目前国家重视学术研究基础资料的引入，设置专门项目或基金从国外购买成套的大型原始资料，为扎实的学术研究提供必要条件。按道理来说，相关领域关键的“原典”资料集出版与购入，应该能推动这个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体现为一系列的论文或者专著的出版等成果不断涌现。史料方面的问题是否有根本改观呢？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都知道原高崎藩主大河内辉声与中国驻日使馆人员之间的笔谈记录《大河内文书》，笔谈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资料内容之丰富，深受研究者推崇。但由于其分散藏于日本多地，而且数量庞大，很少有人能一窥全貌。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王宝平在几代中日学者跨国跨代接力下，终于将收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处的《大河内文书》收集汇编成八册彩色影印出版，名之为《日本藏晚清中日朝笔谈资料·大河内文书》。

这对学术界来说应该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完成了最擅长整理资料的日本学者也没有完成的壮举。但遗憾的是，从2016年出版以来，仅有一篇硕士论文和两篇文章引用了这套书，其中的一篇文章还是王宝平本人的作品。相反，这套书出版以后，在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中成为话题，掀起了研究热潮。这种现象并不是特殊个案，解学诗主编的《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如果从1958年国家规划项目满铁史料编纂任务下达开始计算，耗时50多年才完成了1200多万字的伟大工程。但在中国知网里检索引用这套资料的学术研究论文只有45篇。令人略感宽慰的是，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引用这套珍贵一手资料达到了109篇，衷心希望年轻一代日本研究学者能始终坚持这种更加重视原典的势头。

第三，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质量尚待提高。中国每年有大量与日本有关的著作和论文出现，在这些作品里有多少是真正在研究日本，找到新的资料，提出新的问题，总结出新的规律？还是仅仅在描述日本、想象日本？有多少是跟风急就、拾人牙慧？研究中国的老一辈日本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曾经提及，中国很多人具有丰富的日本知识，甚至让日本人都很吃惊，同时他也非常坦率地指出：“这些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并没有体系化，并没有在日本研究中加以运用。我真实的感想是，在认识日本与研究日本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还没有彻底克服。”

在21世纪以前，由于中国综合国力、中日两国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总体的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学术界能够熟练使用日语、有机会长期去日本搜集资料的人数还是比较少，那些观风问俗的游记、日本很多领域新知识新现象的翻译介绍、中日学者之间交流记录整理等等，对当时中国人开阔视野、为培养年轻一代学者、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这应该得到承认和赞赏。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全球化的大发展和资料电子化及知识传播、检索手段等的日新月异，此前那种知识获取上的不对称现象已经发生根本改变。面对着方兴未艾的跨学科、跨领域、多语言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仍然坚持着泾渭分明的“圣域”存在，很难拿出让世界日本学界和中国民众满意的作品。

2002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上撰文，呼吁各界重新审视中日关系，避免两国敌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加深而陷入恶性循环，提出要把历史认识问题放在次要位置的“对日新思维”。

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也发表文章，针对马立诚的“新思维”进行系统化地阐述。这种研究结论打破了中国日本研究学界的一些长期共识，引发轩然大波，很多日本研究界的学者纷纷撰文进行论战，笔墨官司甚至一度打到日本。在对马立诚与时殷弘批评中，一些很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二人不是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立论过于幼稚，缺乏常识。学术争鸣本来是学术发展的动力与常态，具体观点的差异应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一争高下，而不应该根据观点的提出者是哪一个领域的专家来判定。另外一个例子，按照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发表了大约1035篇有关钓鱼岛的文章，其中，究竟有多少提供了新知识和新观点，不好轻易下结论，抛开那些东拼西凑甚至漏洞百出的作品，绝大部分使用的是中日两国的资料，包括从古代的海图一直到当代的档案。但钓鱼岛问题的研究是不是仅仅通过中日两国的资料就可以说清楚？2005年，吉林大学教授郭永虎使用美国国家档案，发表了《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在中国学界关于钓鱼岛研究中，该文至今仍是引用率最高的论文。

2015年，南京大学教授张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及钓鱼岛问题研究”，到2017年4月，该项目陆续结集出版了10卷本的《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字数达433万字，其中，包括中文之部、日文之部，同时还有西文之部，具体有《美国外交关系文件》《英国外交档案与日藏美国文件》《美国安全档案》三册。

在英文档案的基础上，张生指导的学生仇梦影在2018年撰写了《钓鱼岛问题的英国视角》毕业论文，陈海懿发表《二战后的琉球群岛处置及其“归还”：基于英国视角的考察》， 这些新领域、新材料的开拓是对钓鱼岛研究非常好的推动。

第四，中国的日本研究的研究心态问题。站在当下去回顾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上文引用过明朝的郑舜功、清朝的黄遵宪、民国时候的戴季陶，都曾经言及中国在面对日本时候存在某些特殊心态不利于我们冷静客观地研究。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虽然不是日本问题专家，但她父亲是留日十年受教于京都大学泰斗河上肇的资耀华。结合父亲的经历，资中筠提出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但相比较而言，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究其原因，她提出了三条：“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之……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 ……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

 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来说，这些批评是非常尖锐的，客观地说，这不适合中国对日本研究的所有学者，也不适合所有领域，但在某些领域的某些学者身上，的确有鲜明的体现。我们应该认真倾听资中筠的逆耳忠言，冷静客观、扎扎实实地推动中国的日本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本民族文化中心，或者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人类思维中的“先有、先见、先知”，在任何一个国家、每一位学者的潜意识里多少都存在。中国和日本漫长的历史往来、彼此之间有类似的文化要素、很多共同的精神追求，因此，在研究日本的时候，更容易产生“以己度人”的思维倾向。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探讨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方法的时候，指出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在理解作为异民族文化的中国文化时，一方面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同时又造成了一种妨碍差异性认识的反面结果”。

应该说这个总结是非常精辟的，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因此，在研究日本尤其是近距离观察日本时，应该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尽可能避免因为个人偏好、情感因素，甚至是社会舆论动向左右自己的客观判断。

当然，中国的日本研究领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相反的心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日本是中国学习和赶超的目标，一部分学者把日本的各种研究成果译介过来，直接就变成了开给中国的药方。针对这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骆为龙在1990年曾经指出过，“在研究工作中，认识片面，形而上学的倾向时有表现。战后日本在经济管理、发展教育、发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乃至行政管理等方面，确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但是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不能仅根据方针、政策等书本材料进行研究，而且还要实际考察它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免把这些经验‘理想化＇ ”。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日两国交往的不断增加，彼此之间的误读正在减少，但又出来了新的“食日不化”。一部分中国学者以日本既有研究方法为范本，不断引入新的理论和研究术语，在没有合适的中文表达之前，某些中文专业词汇直接使用日语汉字，以至于到了让读者不知所云的程度。杨栋梁针对这种情况，非常客观地指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开阔了研究者的认知视野，丰富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也增加了价值判断认定标准的难度。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表面上引入新理论新方法，实际上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和虚饰空谈”。

 一种新的理论方法不应该简单是一套新奇的叙事方式，而应该是能够对既有的研究证实或者证伪，能够开启观察日本的一个新视角。比这种机械拿来主义更严重的，是极少数学者对日本国内学术观点的盲从，不认真去审视其原始资料、论证过程和逻辑自洽，简单地引用和重复别人的结论，缺乏辨析的习惯和能力，这种学风是日本研究领域内应该高度警惕。前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曾经多次批评用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殊论”来解释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他提醒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包括日本文化的研究应该根植于中国的学术沃土，应该有自己的基于科学的观点，而不应该是日本本土相关学科研究的简单模仿和拷贝，人云亦云，重复、照搬”。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成有的批评则更为直接，中国学者应该“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自我矮化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顶礼膜拜”。上述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日本研究特有的问题，看看我国台湾学者徐兴庆对台湾地区日本研究现状的分析， 高丽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金春美对韩国日本研究现状的总结， 可以发现，如何克服学者个人的情感偏好，客观研究日本是对东亚各个地区和国家学者的考验。

03

中国日本研究的前景

李：如您所分析，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很多，但问题也不容忽视。您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前景如何，应该去做哪些努力？

初：中国的日本研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已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人员，并且获得累累硕果。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日本是中国重要的邻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被中国赶超，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世界尤其是在亚洲将仍然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认真研究日本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将一如既往地为中国提供重要的借鉴。结合中国对日本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对未来中国的日本研究进行一些展望。

第一，要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日本研究传统，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优势和特色。

古代中国的日本研究更多是对日本相关信息的想象、收集和记录，近代以来的研究者则出于救国图存的紧迫感，更多是对日本的学习、译介和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真正奠定了日本学研究基础的先行者，他们既有强烈研究日本的动力、非常扎实的中国文化底蕴，同时也受过非常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周一良、吴廷璆、邹有恒三位老前辈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周一良出身书香世家，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外语训练，大学时代受到邓之诚、洪业、陈寅恪等名师的耳提面命，在哈佛大学主修日本语言文学时师从被称为“西方日本学之父”的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日本名字是英利世夫），而叶理绥本人在 1908-1914年曾留学现在的东京大学，师从日本文献学奠基人芳贺矢一。值得说明的是，后来世界范围内鼎鼎大名的日本学研究大家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 ，国内一般翻译为赖肖尔）也是叶理绥的弟子，是周一良的师兄。建国后，周一良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按照周先生自己的说法，“六十年来，我可说是经历了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个不同阶段的训练。我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篡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 ，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由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吴廷璆先生少年时代受叔父影响，博闻强识，外语功底很好，1929年进入北京大学师从许德珩、陈启修先生，1933年进入现在的日本京都大学史学科，师从日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羽田亨，先后在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任教。吴先生早在1961年就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主张坚持整体的世界史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认为，“有人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而主张建议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史体系，我看也没有必要。”他主张“世界史是要把人类社会作为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进行具体研究”。吴先生领衔编写的《日本史》历时20年，洋洋百万字，体现出了中国学者对日本历史研究的立场和观点。

邹有恒先生是1932年赴日留学，1936年进入现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主修西洋史科，师从今井登志喜、平田澄与羽仁五郎，远山茂树是邹先生的师兄，而井上清则是先生的同窗。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邹先生认为，中国的外国研究当然包括日本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过去是不能讲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好的东西，而近几年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又出现多讲优点，不顾消极面的倾向，这里虽然有研究者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过去的方针、路线上的和人为的禁忌还在起作用”。邹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针对当时日本史学研究领域受到苏联史观和日本史观影响比较大的状况发出呼吁，“我们要搞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子，其前提是实事求是。不管是谁的主张，只要是合理的，有根据的就应当肯定，而不是盲目地跟着什么人，什么学派跑。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总结出自己的看法，夸张一点说，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这些都应当是长远目标”。

从这些日本研究前辈的经历和思考中可以看到，中国日本研究的渊源和一路走来的艰辛，他们都强调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对研究方法的宽容态度。要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前提是要清楚知道别人做了什么，并且知道各种体系和方法的利弊得失。引入或者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或者分析工具，需要对其有全面系统的准确把握，需要从逻辑上去梳理，需要用不同时代的大量个案去验证，需要通过异质对象之间差异去比较。一个新概念提出、一种新分析方法的确立非常艰辛，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建立在世界日本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谈何容易？正如李薇所言，我们“距离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范式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第二，由于技术进步和更全面的语言、理论训练，中国年轻一代日本研究者是有可能在原典解读和方法运用两个方面取得更大成绩。以前说使用一手资料，主要指的是去图书馆、资料库里阅读原著手稿、传统档案文献、不同时代的报刊杂志等纸质材料或者胶片，由于大规模的电子数据化及传输速度的不断提高，通过网络在千里之外就可以便利地利用各种数据库与电子资源。例如，研究日本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等等各个方面，离不开对日本国家政策形成过程的全面考察，日本已经公开的海量原始资料应该得到更多重视。日本已经开放了三个完整的与议会有关的数据库：一个是帝国议会会议录数据库，主要收录战前议会记录，从明治23年(1890)11月开始到昭和22年(1947)3月所有讨论的文字和图像都可以检索阅览； 另外一个是日本国会会议录数据库，收录战后议会记录，从昭和22年(1947)5月开始的第一次国会直到现在日本议会所有讨论的文字和图像都可以检索阅览。这两个数据库资料翔实真实，甚至包括不同时代议员的口头禅、会场上的掌声都有记录，而且无需任何密码、完全免费，随时都可以登录随意下载。第三个是日本法令索引，包括明治19年(1866)2月开始向日本历代议会提出的法案及关于法令的修改废止经过、所有法案的审议过程等等。

如此便利、权威的资料，此前中国日本学术界总体利用的数量还是非常少，如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孙立祥在研究战后赔偿、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建平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中都很好地利用了这些资料，完成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新一代青年学者更迅速地接受和更积极地利用这些数据库。以上述三个资料库为例，如吉林大学田野（刘徳斌教授指导）的博士毕业论文《战后日本赔偿外交研究(1945-1977)》、中国社会科学院舒方鸿（崔世广研究员指导）的博士毕业论文《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张建伟（崔丕教授指导）的博士毕业论文《美日“冲绳密约”研究：围绕军用土地问题的外交、政治与地方政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骥跃（吴怀中研究员指导）的硕士毕业论文《安倍晋三对华认知研究：以国会议事录(2013-2018)为中心的考察》等都有利用，为论文提供了扎实的论据，而且近几年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着实令人高兴。在传统的研究习惯中，原典与一手资料的潜心解读与直接引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根本。但原典和一手资料是不是会“其义自见”？即便是当事人的著作或者记录，由于时间差异和种种禁忌，无法保证其叙述就是历史的真实。同样，面对同样的文字，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甚至同一个解读者在自己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解释都不尽相同。正如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面对着同一个研究对象，需要不同科学家用不同仪器、通过不同方式去进行研究，通过人眼观察描述的物体状态和通过电子显微镜观察描述的物体构成肯定大相径庭，但由此来争论孰对孰错是毫无意义的，人眼和电子显微镜其实就可以理解为研究方法，在不同层面上需要更有解释力的工具来完成我们对这个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约瑟夫·奈曾提醒我们：“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那些主张通过叙述事实来理解问题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在选择事实的时候所遵循和隐藏着的原则。政治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孤立和沉迷于抽象要领的迷津之中，把自己头脑中的构想当做现实。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能够避免这样的错误。”

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年轻一代的努力很让人振奋，他们在立足原典和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大胆尝试采取更为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我们揭示了很多此前通过局部的、简单的原始文本阅读很难得到的启示，提出有趣的问题，给出非常有说服力的回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曾婧通过运用文本数据建模的政治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用基于统计学原理对政策相关文本进行文本数据抽样和数据挖掘。样本选择了日本首相官邸的《历代总理的时政方针与所信表明演讲》数据库，施政方针演说概述该年度政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所信表明演说则全面表明首相个人的政治抱负和治国方略，是日本政府治国理念和政策偏好的最重要体现，同时演讲场合相对一致，演讲频次分布均匀，特别适于分析日本政府的意识形态变化。样本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70年内（1945年9月至2015年2月）发表的172次国会演讲。在通过软件进行词频统计分析、政策关键词相关性分析，然后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同一时期所有政策关键词的年平均频次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得到了很多有启发的结论，“日本的安全政策偏好和经济政策偏好总体上呈负相关趋势，当经济手段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时，安全政策变动趋于缓和；当经济手段对经济状况的改善效果并不明显时，日本政府倾向于上调安全防卫等级”。

如果仅仅通过传统的原典分析，单个学者是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资料，更难找到长期性的规律特征。类似这种努力还可以从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立关于日本大国意识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他选择的一手史料是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数据库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的《日本政治与国际关系数据库》，研究方法则借鉴了心理文化学中“情感性地位”需求，结论同样让人耳目一新。

再比如，中国学术界讨论了多年关于日本人的战争道歉问题，从两国政府的新闻公报、中日外交解密档案、两国外交官回忆录等一手资料出发的研究成果斐然。大连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张婷婷的研究则别出心裁，她使用了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开发的《现代日语书写语言均衡语料库》和《日本政治交际语料库》，其中包括了历届总理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及外务大臣的演说、谈话文本，以及日本四大报纸（朝日、每日、读卖、产经）中的相关采访、社评等丰富的内容。文章区分了四种致歉方式并分别在庞大的资料库中统计使用状况，同时进行语用实例分析，作者发现“在日本的政治交际活动中，情感表白型致歉表达方式较之其他三种类型（直接道歉型、请求原谅型、承认过错型）而言使用率略高”，其背后的考量是“情感表白型不仅巧妙地摆脱了被动的立场，且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复述冒犯行为（有失偏颇、不够完整等）所引发的再度争议、武力冲突等问题发生的可能”。大数据总结出日本政治交际活动的总体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理解中日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矛盾。

第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日本研究也面临国际化的问题。这个国际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层面是中国的日本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必须要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日本研究学者进行交流，在学术探讨中互相启发、共同提高。这集中体现在多年来大批欧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日本研究作品翻译成中文。其中，商务印书馆着力甚多，在其推出的“日本丛书”中，包括学界熟悉的很多欧美学者的日本研究名著，如诺曼的《日本维新史》、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赖肖尔的《当代日本人》、弗洛伊斯的《日欧比较文化》等等。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学者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的多部日本研究著作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如《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 再论日本名列第一》《日本新中产阶级》，以及即将出版的《中日关系史》等。此外，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塞缪尔斯的《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等等都是中国日本研究者的必读作品。复旦大学教授贺平将这些西方日本学研究成果译介的意义，上升到了中国日本研究在国际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与本土学术主体性建构的高度来认识。

与此同时，中国日本学界还积极走出去、请进来，通过设立论坛，举行国际会议等方式与各个国家、地区的同行进行交流。比较稳定和成功的如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等国内高校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校举办的“东亚日本研究论坛”，已经坚持了10年，与会国家、地区轮流主办，就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展开坦诚交流。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与韩国高丽大学、日本筑波大学多年来一直在举办“东亚青年学者共同研究论坛”，2017年的主题是“日本研究的多样性”，2019年的主题是“令和时代的日本研究”，都是非常精彩的选题。北京大学则参加了亚洲区域整合的东亚大学院（East Asian University Institute: EAUI），这是由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发起，是以欧盟的伊拉斯谟世界项目为范本的一项高等教育交流计划，对标的是欧盟的欧洲大学院。合作成员包括北京大学、韩国高丽大学、泰国法政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五所学校。从2012年至今，五校轮流举办了十多次暑期班（冬季班）活动，其中，与日本相关的研究非常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中国方面实施单位，每次派出约2-3名教师和5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类似这样的活动，对于加强国际合作、拓展我们的研究范围、培养未来更加具有世界视野的年轻一代日本研究学者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日本研究的国际化意味着要把日本研究放在东亚、放在亚洲、放在世界来思考，打破简单的区域研究隔阂、学科分野的隔阂，不断壮大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学者队伍；同时，要充分利用目前我们综合国力提高后带来的诸多便利条件，扎扎实实地长期俯下身去做好田野调查。也真诚希望国内各个日本研究机构能够精诚合作，群策群力来推动中国的日本研究高质量地发展。

美国的日本研究代表性人物吉拉德·卡蒂斯（Gerald L. Curtis）教授的研究是很好的例证。1967年，他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到日本进行调研，正赶上众议院第31次总选举，在中曾根康弘的介绍下，有机会加入大分县二区自民党众议员参选人佐藤文生的选举阵营，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与佐藤文生及其后援会的支持者们一起食宿，贴近观察从佐藤参选开始到最终第一次当选整个选举活动的全过程。在掌握了选举所有细节之后，他运用自己熟悉的政治学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很快就出版了《议员的产生：日本式选举运动的研究》， 随后还推出《日本政治的逻辑：领导者，制度和变革的局限》等一系列经典之作。他依靠在日本政、官、财、媒体等各界长期积累的人际关系网络，对日本社会不同层面发生的变化都能迅速找到核心人物访谈，也就能够拿出相对比较权威的解释和有针对性的预测。但卡蒂斯教授并不是只盯着日本一个国家，他年轻的时候对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也很感兴趣，后来也发表了关于美韩关系的研究，2010年，他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缉思、日本庆应大学教授国分良成合编了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著作。

显然只有扎根日本，然后再跳出日本、放在东亚乃至全球的视野下，才能更好理解日本。中国学者也有类似这种努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会鹏的日本人论研究就比较典型。他先后涉猎了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论，许烺光的心理人类学研究， 在反复研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将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缘人”，相对应地把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伦人”，进而从自我认知模式、情感模式、交换模式、人与集团的关系等层面，勾勒出日本的“文化基因”。与此同时，他还是印度社会文化研究专家， 用心理文化学的分析框架将包括中国在内亚洲三个国家共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这时候的日本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对象，在三种不同社会文化的比较之中，更明确地凸显出了日本的特性。与此同时，尚会鹏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地坐在书斋里进行逻辑推演，而是坚持在日本、印度和中国长期做有连续性的田野调查，并且将调查结果与大量文本资料进行比对和验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尚会鹏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承认，已经有多册日文版著作在日本出版，引起热烈讨论。2016年7月20日的《朝日新闻》的“东亚之窗”栏目专门刊登了对尚会鹏的专访。

记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建所30周年之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写下了这样的题词：“论往昔，中华东瀛为友为敌是非在；望前程，环宇生民是福是祸总相关。”回顾中国研究日本的漫长历史，可以发现，中日两国有过生生不息的文化交流，有过血与火的兵戈相见，全面研究那段历史是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改革开放以后，中日之间有过“蜜月”时期的高潮，也有过双方民间好感度不断恶化的低谷。目前，中日两国都在共同应对新冠状肺炎病毒的肆虐，在一个世界命运共同体日渐形成的今天，中日之间有太多需要互相合作的领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仅仅关系两国国民的福祉，对于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和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如何继承前贤的传统，在时代大潮激荡之中放眼世界，更加全面、更加冷静地剖析日本，是中国日本研究学者们责无旁贷的使命。

本文转载于《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 2020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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