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专栏】中国学者忆傅高义：困难时期积极行动，治学方法态度启发后人

小i导读

“没有大架子”“奖掖后进”“有担当”“理解中国文化”……这是中国学者们回忆与傅高义（Ezra F. Vogel）的交往时出现的高频词。傅高义研究中国和日本几十载，与中国交往颇深，在取得深厚学术造诣的同时，也一直在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回忆起傅高义时，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黄仁伟表示，傅高义“既用思想也用行动在塑造中美关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认为，“现在后辈学者中鲜有人具备他这种风范。”在傅高义这一代学者逝去、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之时，他对中美关系的贡献和他的治学，对今天又有什么启发？

本文约3384字，读完约9分钟

黄仁伟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于铁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用思想和行动塑造中美关系”

作为积淀深厚的学者，傅高义也曾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在1993年至1995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情报官，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带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来到中国与中方人士沟通。黄仁伟回忆说，傅高义当时表示，“我带领了一个‘梦之队’，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边的最高水平的专家都来了”，而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就是由这批人制定的，包括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兰普顿（David Lampton）、包道格（Douglas Paal）等人。这批专家回到美国后写了一本书，名为《与中国共处》（Living with China），由傅高义主编。黄仁伟指出，直到特朗普上台前，这本书都为美国对华政策奠定了基调，美国所谓的对华“接触”政策，就是出自于这本书。此外，该书还讲述了中美分歧、中美之间的共同点，以及如何通过扩大合作来克服分歧，强调中美必须要长期、和平地共处，要互相合作。“这本书的基调很好，这个团队成员直到现在对中美关系仍有重要影响力。”黄仁伟评价道。黄仁伟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低潮。而傅高义推动了1997年江泽民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访华这两次重要的中美领导人互访，在背后策划所有的细节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细节安排就是请江泽民到哈佛大学演讲，具体双方说什么、怎么说，都离不开傅高义的帮助。

傅高义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在近期中美关系面临困难之时也积极发声。今年12月1日，傅高义在香山论坛研讨会上通过视频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傅高义先生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非常独特，可以说是难以替代的。”于铁军表示，“作为老一代德高望重的学者，我觉得他特别有担当。在当前中美关系特别困难的时间点上，勇于发出理性的声音。”于铁军回忆起自己2018年9月对傅高义的访谈，后者针对当时已经举步维艰的中美关系忧心忡忡地说，美国了解中国的学者发声的并不多，傅高义觉得美国老一辈中那些知道中美关系怎么从当初困难情况下走过来的人，应该在这个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2019年7月，傅高义等美国百名专家学者及政商界知名人士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刊登了一封致总统特朗普及美国国会议员的联名公开信，题为“中国不是敌人”，表示敌视中国对美国无益，这种做法或将孤立美国。傅高义就是这封信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五名执笔人之一。黄仁伟对此评价称，“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极限施压的气氛中，傅高义带头执笔写百人的公开信，实属难得，需要极大的胆略，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

“虽然中美关系面临重重困难，但傅高义教授基于自己长期的研究和经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美关系往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感觉这样的学者在美国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于铁军说道。此外，傅高义作为中国和日本问题专家，还在21世纪初推动中美日三边对话，促进中美日进行三方合作。

黄仁伟认为，傅高义目睹了日本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快也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迅速崛起，并颇具前瞻性地预见到中国和美日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傅高义认为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美国要容忍日本，中国崛起过程中，美日也要容忍中国，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能够形成和平、合作的关系。“他这个思想是很宝贵的，做法也很宝贵。”黄仁伟说道。

“将传统学术研究方式做到极致”

傅高义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美国社会。随后，他在日本度过了两年，学习日语并进行实地研究。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他才转向对中国的研究。傅高义精通汉语和日语，著有《邓小平时代》《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日本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等多部有关中日两国的书籍，并与中日两国各界人士结下了友好关系，在两国备受尊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吴心伯表示，“在美国，傅高义代表的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他认为，傅高义以“尊重、理解、交流”的方式研究中国，而美国的中生代和青年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可能再回归这种风格了。“现在美国和日本等国的政治学术界，在傅高义教授这样的老一代学者之后，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于铁军有着类似的看法。于铁军指出，从学术背景上来说，傅高义是社会学出身的，他做学问的方式跟当下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方式还不是太一样，傅高义“把传统的学术研究方式做到一种极致”，这包括田野调查、语言技能，对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习俗、民情都有深厚的了解，而且在其主要研究对象国——中国和日本——拥有广阔的人脉。傅高义曾说通过“拉关系”来做研究，于铁军对此表示，其实这是一种“脚踏实地交朋友”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信任，并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真实想法。除去傅高义的研究方式，他对研究对象国以及对国家关系的态度也与现今的许多学者不同。“在我认识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像他这般对华友善的非常罕见。”黄仁伟表示，在涉及到中美关系走向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傅高义没有退让。黄仁伟认为，傅高义把东方文化的精髓学成、“学透了”，处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美日关系都秉持着“外柔内刚”的原则。傅高义为什么会这么做？黄仁伟认为，原因之一是傅高义有非常深厚的日本学和中国学的功底，对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钻研得很透彻，所以能用对象国的文化来思考，而绝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人不懂中国文化，或者一知半解，抓住中国文化里的只言片语来为自己服务。“我们认识很多中国通，没有像他这么全面理解中国的。”黄仁伟感慨道。

而另一个原因，黄仁伟认为是傅高义非常关注深入的调查研究。傅高义曾先后在日本东京以及中国香港和广东实地进行深入研究，与中日两国各界深入交流，并由此写作了《日本新中产阶级》《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等作品。黄仁伟认为，“那个时代广东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他也正因为研究了广东，才加深了对邓小平思想的理解。”“傅高义理解中国文化，同时又对中国社会开展深入调研，再加上他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他对中国的态度在任何风浪前都不会轻易改变。”黄仁伟说道。而在傅高义式学者后继乏人的情况下，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学术环境下，当今的学者如何能秉承他的价值和精神？

于铁军认为，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要有良知和担当，择善而固从。其次是坚守专业精神，傅高义的专业精神是建立在他长期对中国和日本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并因渊博的学识而在这两个国家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学者需要凭自己的专业的知识来发言和引导公众，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曲学阿世。第三是知行合一，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学以致用。最后是对学术研究一直抱有激情，活到老学到老。于铁军表示，“我们绝大多数人虽然年纪上很轻，但是缺乏他（傅高义）那种干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的。”许多中外学者都谈到了傅高义的为人，包括他的随和，他对后辈的关照，和他乐于沟通的态度。傅高义曾说中美需要有更多有“人情味”的学者，这令于铁军感触很深：“现在后辈学者中鲜有人具备他这种风范。”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