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观点】王缉思：华盛顿处理对华关系，须看到中美三个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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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i导读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王缉思认为美国政府处理两国关系，须看到中美三个差异，实现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对两国关系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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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
我同傅高义教授的密切交往，定格于去年12月15日我给他发送的电子邮件。我告诉他，他写的关于中美关系的倡议的初稿非常精彩。他在前一天通过电邮给我发送了一份文件，倡议中美两国更好地管控分歧，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避免对抗。他说，在征求哈佛学者的意见并对文件做出修改之后，他将征集相关美国学者的签名联署，争取以“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部分教员”的名义发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后来回忆道，12月16日傅高义教授进手术室前，还和他通话提到这份没有完成的工作。我当时没有想到傅高义会突然生病住院。12月21日，当我正在发邮件对他的倡议提出修改意见时，传来了傅高义教授病逝的噩耗。
承蒙宋怡明教授和费正清中心研究员陆伯彬教授的悉心加工整理，傅高义关于中美关系倡议的文本得以公开面世，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傅高义教授标志性的微笑，又一次展现在我面前。
打开我的电子邮箱，发现从去年4月13日到12月14日，傅高义给我的邮件有57封之多，平均每4天一封！去年4月，哈佛大学的艾利森教授、奈教授、傅高义教授等，代表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开始同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共同筹办中美关系的系列研讨会。同时，双方准备联合撰写报告，在美国总统选举揭晓后（这几位哈佛学者当时都对拜登当选寄予厚望），向中美两国提出稳定中美关系的倡议。我们在去年7月和9月召开了两次双边视频研讨会，达成了一些有益的共识。由于艾利森教授等忙于其他事务，哈佛学者同我方的联系工作和文件起草，即由90岁高龄的傅高义教授单独承担了。
傅高义教授没有个人助手，许多会议筹备事项，以至每份邮件，都是他亲自完成。我们在9月双边研讨会上的联合开场词，虽然只需要讲两分钟，两人还是通了几次邮件切磋，字斟句酌地准备。我担心他的身体，他却在8月27日的回信中安慰我说：“虽然年事已高，我夫人和我每两天步行一英里，其他的日子里我们骑5英里自行车。由于有视频通话，我们并不感到孤独。”
傅高义教授的敬业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令我钦佩万分。他对中美关系的远见卓识和殷切期待，充分表现在我称之为“傅高义倡议”的文件中。我认为，傅高义倡议是美国学者能够公开提出的最有利于中美关系平稳发展、能真正造福于两国人民的政策思路和建议。我的多位中国同事都将发表他们对这份倡议的评论。我的短文，集中于其他方面的几点感慨。
其实，在傅高义发给我的这个文本的后面，他还写了一篇很短的“可选择的附件”，标题是“三个需要弥合的基本分歧”。他指出，只有理解中美之间的三个根本的不同点，才能找到合作的真正途径。第一，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下的发展中经济，而美国是规则指导下的开放型经济。当中国经济刚刚起飞时，美国对中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支持和保护并不在意。但当中国成长为全球经济大国时，美国就不再能容忍中国不按美国定下的规矩办事，要求平等竞争。
傅高义指出的第二个中美差异是：美国信奉个人自由至上的价值观，而中国提倡集体主义。他说，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后的种种民族屈辱和动乱，现在做到了让亿万人民脱贫，因此渴望稳定的秩序。许多中国人认为，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有必要限制少数人的言论和行动自由。正是因为遵循集体高于个人的原则，中国才成功地控制了新冠疫情。
傅高义论及的中美差异的第三点，是选举制度的区别。他说，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反对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但现在中共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中共择优选拔官员的制度，同美国的公开选举制度是根本不同的。
我认为，傅高义关于中美两国根本差异的看法，虽不是什么惊人之见，却是他几十年考察两国国情后深入思考的结晶。这番话的重点在于提醒美国人，中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孕育出的制度和政策，与西方根本不同；不理解这一点，就处理不好对华关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傅高义的观点在美国政治主流话语中，只是空谷足音，甚至会被指责为“亲共”。我怀疑，他之所以用“可选择的附件”的方式发送这篇短文，是因为他知道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气候下，自己的这些观点是难以公开发表的；即使发表了，也会承受很大的社会压力。
既然傅高义的观点难以为美国政治主流所接受，那么似乎应当在中国受到欢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虽然强烈呼吁美国人理解两国国情的差异，也在《邓小平时代》等著述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加以高度肯定，但却没有明确赞扬中国的所有政策，而是对中方的某些做法有所保留。
在中方学者看来，尽管“傅高义倡议”有其可取之处，希望它能被美方所接受，但同中方的立场仍有差距。考虑到这一点，当傅高义提议以“哈佛大学与北京大学部分教员”的名义发表这份倡议时，我是有犹豫和保留的。在我看来，在关系到世界政治趋势和中美关系走向的重大问题上，作为群体的中美两国学者，都不适合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倡议，因为两国政治立场的差距实在太大了，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大。
我个人曾经设想，两国部分学者以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形式，发表一个共同声明，先阐明双方共同的目标，然后各说各话。但一转念又想，《上海公报》的背景，是当年中美两国因防范某个第三国霸权扩张的共同战略目标而走到了一起，所以各自阐述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不妨碍战略合作。而在今天，中美成为彼此最大的战略对手，共同目标早已含糊不清，两国在利益相交的所有领域都发生了摩擦。最近几年，美国朝野都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外部挑战、竞争者甚至安全威胁。中国对美方的制裁、挑衅予以坚决反击，加强了斗争精神。两国现在最重要的共同目标，似乎不再是为共同利益而协调合作，而是防止两国相互对抗带来的严重损失甚或相互毁灭。“道不同，不相为谋”。《上海公报》式的求同存异和各自表述，也许会带来对方更大的曲解。
尽管我个人认同傅高义倡议的基本精神，也敬佩他提出这些倡议的勇气和坚韧，但又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他的倡议能得到基本落实的可能性很小。他如有在天之灵，今后可能会感到失望。傅高义教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深刻认知，在他这一代资深学者中本已属凤毛麟角；中青代的美国专家学者，由于各种原因，更鲜有人持同他相近的立场观点。也正因为如此，傅高义对中美关系的殷切期望，以及他关于东亚与中国问题研究的精神遗产，才更显弥足珍贵。
文章来源：环球网
排版：钱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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