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观点】张小明：重读乔治·凯南的“长电报”
小i导读
乔治·凯南1946年2月22日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送的第511号电报，即“长电报”，是研究冷战史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文献之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份电报有一些明显的瑕疵，研究者需要加以注意。另外，很长时间以来，在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对“长电报”的某些误解或者误读，包括把“长电报”称为“八千字电报”，把“logic of force”解读为“武力的逻辑”，等等。以下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张小明的文章，他希望能以此澄清有关凯南“长电报”的这些误解或误读。张小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乔治·凯南“长电报”
01
一封有瑕疵的电报
众所周知，凯南的“长电报”是一份极为重要的美国政府机密文件，它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美国对苏联战略的调整，也根本改变了凯南个人的命运。但是，这封超长的电报由于草拟和发送都过于匆忙，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瑕疵，研究者在阅读的时候需要加以注意。1946年1月下旬，美国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离开莫斯科回国，使馆二号人物、公使衔参赞乔治·凯南以代办的身份行使馆长职权。这为长期研究苏联问题、被称为美国外交界头号“苏联通”的凯南，提供了可以经常和直接向国务卿发送电报、陈述自己观点的机会。凯南后来回忆说，1944年哈里曼大使把他调回到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只是要他负责管理使馆的日常工作，以便自己专注于同美苏领导人进行沟通，实际上哈里曼并不希望凯南介入有关美国对苏政策的事情。由于凯南不认同罗斯福总统的对苏政策，加上哈里曼也不赞同或者不愿意支持他的想法，所以实际上他在使馆过得很郁闷。然而，哈里曼离开苏联，给凯南提供了一个可以直接与华盛顿沟通从而表达自己想法的绝好机会。
凯南在回忆录中称，他在1946年2月中旬接到国务院的一封电报，电报要求他对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但是，从美国国务院已经解密的文件看，实际情况应该是1946年2月13日国务院给凯南发送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对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进行分析。1969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收录了凯南“长电报”的全文，凯南在电报开头就称，该电文是对1946年2月13日（电报原文误写为2月3日）国务院第284号电报的回复。该文件集的编者特地给凯南的“长电报”加了一个注释，解释说1946年2月13日的国务院第284号电报尚未公开，该电报要求凯南就斯大林演说所体现的苏联对外政策新动向进行解读。所以，美国外交史学家丹尼尔·亚金（Daniel Yergin）认为这便是凯南发送“长电报”的起因。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选民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这个演说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美国国务院官员讨论了该演说，认为这是“战后苏联政策之最重要、最权威的指南”。国务院欧洲司司长弗里曼·马修斯（Freeman Mathews）预言它将是“全世界共产主义信徒的圣经”。国务院欧洲司东欧处处长埃尔布里奇·德布罗（Elbridge Durbrow）则声称该演说表明“苏联回到了1928年斯大林的孤立政策”。他们希望听听当时被认为是“首席苏联事务评论员”的凯南对该演说的看法。于是，马修斯让德布罗起草一份电文拍发给凯南。凯南的“长电报”便是对马修斯和德布罗电报之答复。然而，迄今为止，1946年初美国国务院发给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电报尚未全部解密，所以也极有可能是凯南曾经收到过多封希望他分析苏联行为动机的电报，其中包括一封要求他分析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电报，不一定是他本人记忆有误。
不管怎样说，国务院的咨询电文顿时使凯南精神振奋，尽管他当时因感冒、发烧和鼻炎而卧床休息，但他还是决定迅速给国务院回电，把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苏想法和盘托出。凯南后来回忆说，自己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必须让华盛顿理解苏联的行为动机与美国的对策，而不仅仅是用几句话解释苏联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于是，他躺在床上口述，由秘书多萝西·赫斯曼（Dorothy Hessman）打字记录，草拟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因为太长，所以分为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于1946年2月22日晚上向华盛顿发送，电报密级为“机密”。该电报是一份机密文件，但因为流传甚广，一些新闻记者很快便获悉了它的内容。1946年4月1日的《时代》周刊就披露了电文的主要内容。所以“长电报”出笼后不久便成了不是机密的机密文件了。在1951年出版的《福莱斯特尔日记》中，该书编者根据已故海军部长和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尔（James Forrestal）所保存的“长电报”原件，用了好几页的篇幅非常详尽地概述了该电文的内容。“长电报”全文被收入1969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
“长电报”来得正是时候，同当时在华盛顿占上风的强硬派要求改变美国对苏认识和对苏政策之主张是相吻合的。因此，这封电报深受华盛顿当权者的青睐，凯南也因此青云直上，成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收到“长电报”后不久，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James Byrnes）便给凯南拍电报，称“长电报”的分析“十分精彩”。凯南的上司哈里曼大使个人给凯南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对你2月22日分析透彻的长篇电报谨致庆贺之意。”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认为该电报十分重要，并将它复制多份给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要员参阅。一时之间，“长电报”似乎成了“美国决策人的圣经。”由于福莱斯特尔的极力推荐，1946年4月，凯南被调回华盛顿，出任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主管对外事务的副院长。国家战争学院是美国在战后新组建的军事机构，凯南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给中高级军官和外交官讲授战略学。凯南讲授的课程非常受欢迎，听课者中就有福莱斯特尔本人。也是在福莱斯特尔的推动下，1947年初新上任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又授权凯南筹建国务院政策规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该机构于1947年5月初正式成立，凯南为首任主任（4月底被任命）。政策规划室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政府制定较长期的对外战略。也就是说，“长电报”使得凯南跻身决策圈子，成了“说话算数”的人。
值得指出的是，这封超长电报，因为写作和发送都比较匆忙，所以有明显的日期舛误、文字遗漏等问题。笔者找到了这份电报副本的影印件，该电报标注为17页，其中第13页和第15页分别都是一页半，打印在两页纸上，实际上一共是19页，的确是一封很长的电报。我对照电报副本的影印件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收录的电报全文后发现，该电报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长电报”除了把2月13日国务院第284号电报的日期误写为2月3日之外，还在多处明显地漏写了文字，使得一些句子不太完整。有“长电报”中文译者认为，后来解密的“长电报”之所以缺少文字，是因为那些文字尚待解密而被故意涂掉。这显然是不对的，其实这只是因为这封电报的写作和发送都过于匆忙，凯南和他的秘书没有细致校对电报稿而已。另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的凯南“长电报”有一个数字编号，即861.00/2-2246，这是后来美国国家档案馆给该电报加的十位数存档编号，而不是电报编号，“长电报”的电报编号应该是511，即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第511号电报。
02
一封没有8000字的电报
这封被称为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收到的最长电报到底有多少字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封电报都被认为有8000字，在中文出版物中一直被称为“八千字电报”，我本人曾经也使用这一说法。实际上，后来有人去数这封电报的字数，发现它其实只有5540个字。因此，“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应该予以纠正，改称“长电报”或“长电文”。“八千字电报”的说法的源头很可能就是凯南自己。凯南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部回忆录中说，那封电报“大约8000字”。他在1985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也依然写道：“自己记得那封电报大约8000字。”于是，“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流行甚长、甚广，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去数这封电报的字数。至少是一直到凯南去世的2005年，凯南钦定的其传记作者、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在当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也还是这么使用的。加迪斯在这一年出版的《冷战》一书中写道：“国务院给大使馆发了好几个要求分析苏联外交政策的指示，凯南急匆匆地写了一封‘八千字电报’。”他在同年出版的《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修订版）中也写道：“在外交史上，难得有单独一人在单独一份文件内，设法表述如此强有力和如此能说服人的思想，以致立即改变了一国的对外政策。然而，这就是凯南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出的‘八千字电报’的效应。”其实，早在1986年，就已经有美国历史学家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凯南的这封电报只有5540个字。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中文版于1991年出版，也没有在中国学界纠正“八千字电报”的说法。只是在2005年凯南去世之后，“长电报”实际上没有8000字、只有5000多字，才逐渐成为相关研究者们的共识，特别是作为凯南研究最权威的学者加迪斯承认自己多年来误用了“八千字电报”的说法。
加迪斯在2005年以后就不再使用“八千字电报”的说法了。比如，加迪斯2011年出版的、后来获得普利策奖的凯南传记——《乔治·凯南：一位美国人的一生》，就使用了“长电报”（long telegram）的说法。加迪斯还特意在这本书中解释说，自己过去在好几本书里还有课堂上都误用了“八千字电报”的说法，直到后来尼古拉斯·汤普森（Nicholas Thompson）数了这封长电报的字数之后，才知道这封电报实际上只有5000多个字。其实，笔者也是于2007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有关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第一次听与会的加迪斯教授在点评拙文时说，凯南的这封电报只有5000多字。笔者在此之前也是一直使用“八千字电报”的说法，但在那次会议之后就改称“长电报”了。而且在那次会议之后，笔者也去数过这封电报的字数，发现它的确不到6000字。
2014年出版的《凯南日记》一书的编者称，凯南的“长电报”一共是5540个字。笔者最近重读1986年在美国出版、1991年在中国出版的《美国智囊六人传》一书的时候，发现该书已经提到凯南的“长电报”是5540个字。书中是这样表述的：“凯南边讲边构思，把这些想法像清教徒说教一般整整齐齐地分为五个部分；他继而口授了一份5540个字的、后来被称为‘长篇电报’的分析意见。”很显然，加迪斯提到的那位学者并不是最早去数“长电报”字数的人，至少《美国智囊六人传》的作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在书中提出来“长电报”的说法，只不过这个说法没有引起足够广泛的关注，特别是没有引起中国读者的足够关注。笔者当年在读这本书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时候，确实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只是到2007年经加迪斯教授的提醒才改变习惯思维。另外，也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因为加迪斯亲自去数了电报的字数之后，人们才知道凯南的那封电报只有5000多字。当然，由于加迪斯是最权威的凯南研究专家，所以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我没有去考证“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最早是什么时候在中国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在北大讲授战后国际关系史课程的时候，使用的教材是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史》下册，该书使用的就是“八千字电报”的说法。这本教材写道：“1946年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拍了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给国务院，为美国对苏联采取的强硬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947年他被破格提升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7月他又以X署名，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进一步阐述‘八千字电报’的内容。”该书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版的第一部国际关系史教科书，在中国的影响极为巨大和深远，此后中国出版的相关书籍，特别是国际关系史教材，基本上都沿用了“八千字电报”这一说法。遗憾的是，直到最近，国内很多出版物还在使用“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比如，2019年出版的一本中文著作中写道：“美国驻苏外交官凯南发出‘八千字电报’，指责‘扩张’和推动‘世界革命’是苏联行为的根源。”另外，还有一本中文著作提出一种新的说法，称凯南的这封电报“英文单词共5500多个，译成汉语更是多达8000字”。然而，笔者最近把凯南的“长电报”翻译成中文，电脑字数统计清楚地显示，该电报中译文超过10000字（大约10800字）。因此，不管是算英文单词，还是算中文单词，“长电报”都不可能是8000字，“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
由于“八千字电报”的说法出现在中国很多出版物、特别是教材之中，加上前面提到的加迪斯2005年出版的两本书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以及另外一名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1992年出版的冷战史经典著作《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也有了中文版，估计“八千字电报”的说法今后一段时间还会在中文语境中继续被使用。从2007年开始，我本人一直在自己的课堂上给学生纠正这种提法，也在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改称“长电报”。但是，要从根本上停止误用“八千字电报”这个说法，还需要同行们长期的、共同的努力。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快速恶化，有关中美“新冷战”和美国“遏制”中国的讨论日渐增多，凯南的“长电报”又不时被提起。笔者想现在也许正是我们摒弃“八千字电报”的说法、改称“长电报”或“长电文”的一个好时机。
03
“武力的逻辑”、“力量的逻辑”？
凯南“长电报”的最主要意义在于它阐述了后来被称为“遏制”战略的对苏政策主张。但是，凯南在该电报中所使用的一些文字很容易让人误解，其中就包括“logic of force”到底应该是“武力的逻辑”，还是“力量的逻辑”？我认为应该是后者。凯南在“长电报”中试图像医生诊断病人的病根一样，客观冷静地分析苏联的行为动机，并提出美国的应对之策。该电文对苏联行为动机的分析，实际上便是长期以来凯南对苏认识之表述。凯南认为，苏联官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的产物。他说：“克里姆林宫有关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根植于俄国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最初是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平原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并努力生存，而产生的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更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又增加了它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和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恐惧。后一种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自己的统治在形式上是相对陈旧的，在心理基础上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经不起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和接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总是害怕外来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直接接触，担心一旦俄国人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知晓了俄国内部的真相，便会导致某种后果。”也就是说，俄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不安全感，是苏联的行为动机或者行为根源。
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凯南看来，它主要是为苏联天生的不安全感、在国内维持“独裁制度”提供合法依据，以及充当苏联扩张势力、同敌手做斗争的工具。电文指出，俄国统治者学到的谋求安全的唯一方法，就是为了彻底毁灭同它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心的、殊死的斗争，绝不同敌手达成妥协或协议。为此，苏联要大大提高其实力，包括“最大限度地”发展军事力量；在一切被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向殖民地与落后国家渗透势力，“扰乱和抑制”西方在这些地方发挥影响，争取同可能起来反对西方各权力中心的国家发展官方关系；利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以及宗教、民族、文化团体与机构，破坏西方大国的民族自信心，削弱其国防力量，增加其社会的不安定和挑起各种形式的不和；采取一切手段使西方大国相互争斗，等等。
“长电报”在分析苏联行为动机之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美国所面对的苏联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它坚信，如果苏联政权要得到巩固，那么搞乱美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同时电文又指出，虽然苏联如此敌视西方，但是它同希特勒德国不一样，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的活动，如果遇到强大的阻力就会轻易地退却；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力量，因为苏联体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包括权力交接、东欧的负担，以及苏共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已失去感召力。也就是说，苏联这个“政治力量”虽然可怕，但是西方能够对付得了。
凯南在电文中提出的美国的应对之策，实际上包含了他以后多次阐述的“遏制”思想的基本内容，尽管他尚未使用“遏制”一词。他认为，美国应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要理解苏联政权行为之实质，并让民众了解真实情况，把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在“现实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说白了就是，美国应当认识到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及其同美国势不两立的现实，改变战时同苏联友好合作的不现实的关系，把它当作敌手而非朋友对待。与此同时，凯南在电报中也特别强调，“苏联政权同希特勒德国不同，它既没有规划，也不会冒险。它不是按照固定的计划行事的，它不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logic of reason）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logic of force）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都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force）和表明准备使用它，那么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那么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这段话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遏制”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凯南在“长电报”中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后来所说的“遏制”思想，尽管当时他没有使用“遏制”这个概念。
但是，“长电报”中的这段话之含义是不甚明确的，大概这便是凯南的表达风格，也是日后人们对“遏制”含义解释不一的重要原因。文中“力量”一词英文为“force”。“force”的基本意思是“力量”，包含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在特定场合中也可以专指“武力”。我认为，它在“长电报”中的含义应该是前一个。理由如下：第一，通读电报全文会发现，文中没有一处明确提出以武力或军事手段抵制苏联“威胁”，相反，电文明确表示：“这个问题是我们有能力解决的，而且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第二，“长电报”在谈到美国的对策时很强调非军事力量的作用，即美国及其盟友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增强西方世界的自信、活力与团结，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向西方“渗透”。电文中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像恶性寄生虫一样，它只靠生了病的肌体来养活自己。这是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汇合的地方。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的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1000份外交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那么莫斯科将从中得到好处。”但是，“长电报”的确没有说清“force”只是或主要指非军事力量或政治力量，这极容易产生歧义。正因为如此，1991年11月，笔者在给乔治·凯南的信中，曾就“长电报”上述这段话问他本人怎样解释文中“力量”一词。凯南在1991年12月20日给笔者的回信中说，他主要指的是“政治力量”（political force）。第三，纵观凯南一生的言论，他虽然不否认军事力量在抵制苏联“威胁”中的作用，但是他一直特别强调遏制的政治手段。因此，把“force”译为“力量”是较合适的。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下册中的“长电报”节选的中译文把“force”译成“武力”，这无疑是不准确的，会让人产生误解。同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史》下册也有类似的表述：“凯南认为……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并准备使用武力，才能避免‘摊牌’”。
后来，“长电报”全文的中译文被收录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中文专著，以及2010年出版的一部文献选编中。但是，那本专著的作者把“logic of force”误译为“逻辑的力量”，那部文献选编则和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一样，也把“force”译为“武力”了。我前面提到的一本译著也是如此。我认为，这不符合凯南的原意，对中国读者有误导作用。我20世纪90年代初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就是在对照阅读“长电文”的英文文本和中文文本的时候，感觉把“force”翻译成“武力”是有问题的，所以才斗胆给凯南写了一封信，并得到他的回复，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
因此，我认为，凯南在“长电报”中所说的是“力量的逻辑”，而不是“武力的逻辑”。
04
几点感想
重读凯南的“长电报”让我产生以下几点感想：首先，从事学术研究切不可人言亦言，学者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怀疑精神。一封实际上只有5540个字的“长电报”在过去几十年里都被称为“八千字电报”，根本原因在于人们都轻信凯南及相关学术权威的说法，而很少有人提出质疑，或去数数电报的字数。其次，从事学术研究，尤其是做历史类的课题研究，阅读一手文献资料极为重要。只要细心阅读凯南“长电报”的全文，特别是看该电报副本的影印件，其实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瑕疵，以避免误读。再结合阅读凯南本人的其他著述，也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他在“长电报”中所说的“logic of force”绝非“武力的逻辑”。当然，阅读一手文献资料并不能保证读者对文献的解读一定是准确的，同样也可能产生误解。
最后，国内相关教材的编写者，一定要与时俱进和吸收国内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也需要以一定的一手文献资料研究为撰写教材的基础，否则就有可能以错误的信息误导学生，影响极大。与此同时，译者在翻译文献的时候要极为慎重，读者阅读中文译本的时候也要保持警惕，时时怀着质疑的态度，对译文不可盲信。当然，最好是能够阅读原文，因为最好的翻译也做不到百分之百的准确。
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21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
文章排版：李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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