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史安斌 童桐：“2060碳中和”议题的传播图景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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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i导读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新成果，“2060碳中和”引发了环境议题下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转型。在碳中和议题连锁效应的影响下，更具建设性色彩的科普和合作框架成为推特的主流框架，形成“长尾效应”；以环境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批判性话语则带来了海外网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与反思；更具负面色彩的对抗性框架则受国家间经济及政治议题影响较大。在传播路径方面，网络结构位置更加重要的“跨界式KOL”多为持正面立场的环保领域专业人士，显示出较大的“破圈”潜力；相比之下，政治人物及媒体虽然获得了较多关注，但其仅在小圈层内进行传播，影响范围有限。基于此，气候议题下的国际传播应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平台化世界主义进行转型。
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史安斌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童桐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4期上，发表题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图景与路径——以推特平台“2060碳中和”议题传播为例》的文章，分析了 “2060碳中和”议题的传播图景与路径。和小i一起看看他们的观点吧~

本文约4700字，读完约14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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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与数据

史安斌、童桐在文中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

01

在海外社交媒体“2060碳中和”倡议的国际传播网络中存在哪些解读框架？不同解读框架分别对应着哪些议题？

02

“2060碳中和”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几种话语框架分别与哪些议题相关联？

03

在海外社交媒体“2060碳中和”倡议的传播网络中，活跃账号和相关KOL的身份特征是什么，哪些KOL在网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同类型、立场的KOL形成了何种传播网络？

为探究上述问题，本研究选择全球代表性社交媒体推特中的社交文本为研究对象。数据方面，本研究以“中国”“北京”和 “碳中和”为检索式对推文数据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20年9月21日至10月30日，这段时间囊括了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以及日韩两国宣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由于社交媒体数据庞大，包括机器人虚假数据在内的大量的无效文本及无关账号可能产生的网络复杂性及无用性，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研究在检索过程中及检索后对数据进行清洗、筛选，最后得到8204条推文作为分析样本。
在时间序列上，“2060 碳中和”在推特平台上出现过三波较为显著的热议。第一波出现于9月23日，即习近平首次宣布“2060年碳中和”目标后，这是目前为止该话题关注度的峰值。第二波出现于9月28日前后，美国广播公司（ABC）发表了《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是否会损害澳大利亚经济》的报道将该议题政治化，引发了西方媒体和网民的广泛讨论。第三波出现于10月28日。这期间，日本、韩国相继宣布了碳中和愿景和目标，获得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肯定。这显然是中国领导人引领的“绿色政治”潮流发挥议程建构效应的结果。
从推特发文国别上来看，北美与欧洲仍然是讨论该话题最多的两个地区，发文数量排名靠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德国，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区具有较为先进的“碳交易”体制，对于碳中和这一概念的接受度更高。而印度对于中国宣布碳中和目标的态度较为矛盾，多数印度环保人士承认中国宣布碳中和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意义重大，但也有部分推文质疑中国是否能履行这一承诺。

No.

“2060碳中和”的传播图景

本研究对以“2060碳中和”为主题的推文进行人工编码，根据发布时间抽样5%共411条推文进行人工编码。两位编码员在进行正式编码前首先试编码，通过Scott’s Pi信度系数分析对编码样本进行检测，编码员间信度为0.910，信度得到保证。
“2060年碳中和”兼具环境、政治、经济等多个议题属性，社交平台上行动者的复杂性也使得社交媒体关于碳中和的解读框架较为多元。参考德赖泽克等人对于环境与科学议题下不同话语类型的划分，本研究归纳出六种不同的框架，其显著性从高到低依次为科普、合 作、反思、政治、经济和生存等（见表1）。本文以危机/风险传播中的归因效应将其做进一步提炼为建设性、对抗性、批判性等三种立场，以下就此做逐一梳理和分析。

（一）建设性话语及其“长尾效应”

建设性话语关注“2060碳中和”的积极影响，其中“合作”与“科普”两个框架在所有推文中占比最大。说明中国领导人2060碳中和倡议引发了显著的“好感传播”效应。其中“科普”框架下的KOL多为环保领域专业人士的个人账号和中国媒体的机构账号，在议题发酵的初期通过详尽的事实和数据发挥了提供背景知识的功能。
欧洲媒体及政治人物则是“合作”框架下的KOL， 对“2060碳中和”普遍支持。这一框架获得广泛传播的原因在于2019年-2020年欧洲国家密集宣布自身的碳中和计划，2020年召开的欧盟峰会上，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人号召欧洲各国共同关注碳中和目标的达成，以此获得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话语主导权。这种议题上的关联性欧盟主席冯特莱恩以及德国外交大臣等国家地区领导人对于“2060碳中和”表示欢迎获得了较多的转发和评论。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建设性立场下的两个框架在时间序列上具有“长尾效应”（见图 1）。在碳中和议题传播初期，不同框架在社交平台上的传播并无显著区别，不同框架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随着新闻事件的热度消退，科普和合作框架呈现出更为巨大的传播潜力，两个框架虽然在事件传播的前期阶段并非主流，但在受中国领导人提出碳中和目标的引领效应影响，日韩等国随后纷纷宣布本国的碳中和目标，随之而来的新闻事件使得这两个框架成为社交媒体之中有关“2060碳中和”的主流框架，形成“长尾效应”。

（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对抗性话语

对抗性话语是“2060碳中和”倡议下的一种负面解读框架，这一立场下的经济理性框架和泛政治化框架总体占比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框架带有明显的“中国威胁论”色彩，并非针对碳中和议题本身，两个框架下的 KOL主要澳大利亚及美国两地的政客和媒体。经济理性话语包含担忧中国实现碳中和后可能对西方国家能源产业造成的打击，尤其是9月底澳大利亚政客及媒体普遍担心碳中和可能对本国能源行业产生负面影响后，这一框架大量出现。泛政治化话语则从根本上质疑“2060碳中和”的动机，将其与新冠肺炎疫情、香港问题等负面议题相连。
美澳两国媒体及右翼政客之所以对“2060碳中和”倡议主要持质疑框架，与两国在当时国内反华情绪高涨存在关联。虽然澳大利亚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碳交易制度，但在反华情绪的加持下，对于“2060碳中和”可能产生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对抗占据了主要位置。相比之下，德英等欧洲国家在对“2060 碳中和”的态度上更为理性。

（三）环境中心主义与批判性话语

批判性话语倾向于从“环境中心主义”对“2060碳中和”进行解读，这一话语下的KOL多为环保领域专业人士，他们站在“绿色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审视碳中和的真正影响。其中生存主义框架站在激进的环保主义视角，认为中国的“2060碳中和”倡议仍然有上升空间，各国需要制定更为完备的气候治理计划。治理反思框架则质疑政府主体在环境政策中的固有缺陷，对气候变暖的全球治理持悲观态度。虽然两个框架均以负面情绪为主要基调，但这种负面情绪并非针对“2060碳中和”倡议本身。9月28日，美澳一些政治人物或媒体评论员基于能源及政治竞争框架对“2060 碳中和”做出曲解和质疑。随后，习近平主席在9月30日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再次强调，中国将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努力，对国际社会的关切尤其是负面声音进行了积极回应。此后，来自环保领域的专业KOL纷纷对这一现象进行批评及反思，普遍认为全球气候危机背景下，美澳等国家应抛弃意识形态差异，向中国学习，关注“地球命运”，另外也有被转发较多的KOL认为，美澳等国家的政治人物质疑“2060 碳中和”是出于自身党派利益和选举政治的考量，而未能从全球视野回应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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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碳中和”的传播路径

为回答研究问题三，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影响范围、网络结构位置两个视角考察“2060碳中和”传播网络下的两种KOL及其影响路径。社会网络分析法是基于节点的关系模式来确定系统结构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确定节点的重要程度，社会网络分析法可以判断相关议题在网络中的传播结构。本研究使用python提取全部推特文本中的ID、转发及引用关系，利用Gephi 0.9.2生成有向社会网络分析图，得出5766个节点，6196条边。

(一)“2060碳中和”议题下的两类KOL

首先，在网络的影响范围方面，衡量KOL的首要指标是其度中心性，即 KOL 被其它节点提及和转发的次数。具体而言，度中心性越高，节点在其所处网络中的影响力越大。“2060 碳中和”议题下度中心性排名较高的KOL认证身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见表2）。

第一类是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vonderleyen）以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MrKRudd）为代表的政治人物账号，此类账号凭借其自身影响力获得较多转发，其中冯德莱恩对中国的碳中和愿景表示欢迎，而陆克文有关碳中和会影响澳大利亚经济的推文则被广泛转发；第二类则是媒体账号，其中来自英国媒体如路透社（@Reuters）和天空新闻台（@SkyNews）获得更多关注，媒体账号对“2060 碳中和”主要持中立态度；第三类则是与媒体互动频繁的KOL，例如克利马气候咨询公司CEO 特维达尔（Svein Tveitdal，@tveitdal）常年关注气候传播，而夏皮诺（@benshapiro）是近年来兴起的美国右翼政治网红。这类KOL对“2060碳中和”普遍持质疑态度。
衡量KOL的另一指标是节点的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性较高的节点在网络中处于“结构洞”位置，被称为是“跨界式KOL”，这类账号连接了缺乏交流的团体网络，可以扩大不同人群的对话空间。气候变化议题涉及主体众多，不同主体利益诉求存在差别，因此能够沟通不同主体的跨界式KOL对于“2060碳中和”的传播更为重要，有利于促使不同领域人士对其达成意见统一（见表3）。

研究发现，中介中间性中心度最高的节点多为环保领域专业人士，其认证身份包括环保分析师、气候研究学者等，这类人员在碳中和的解释权方面具有权威性，因此获得不同领域人群的支持，这一类中介中心性较高的KOL对“2060碳中和”倡议主要持正面看法，这说明支持“2060碳中和”倡议的专业化KOL有利于促进不同领域群体之间产生对话，带来“2060碳中和”倡议的“破圈”。
由以上分析可见，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两个指标下排名较高的KOL名单间产生较大差异。度中心性较高的KOL身份组成较为多元，分散在商界、政界等不同领域，这类KOL虽然在推特中获得较多转发，但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单一网络圈层内，对其它领域人士的影响有限。相比之下，中介中心性较高的专业人士则通过树立专业权威实现了跨圈层式影响。既有研究将度中心性视为衡量KOL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但在本研究所关注的环境议题下，中介中心性更高的跨界式KOL在“2060碳中和”议题下的社交网络中表现出更大传播潜力，为进一步说明，本研究对各KOL所处的网络结构进行进一步分析。 

（二）KOL的立场及网络结构

本研究根据度中心性排名的集中性筛选度中心性排名前45位的节点，这45位KOL囊括了上述分析中两类指标下大部分排名前列的 KOL，通过对其发布的有关“2060碳中和”的推文进行编码并进一步分析。本研究将对“2060碳中和”表现出明显的质疑、担忧及反对情绪的推文编码为“负面”，将带有正面情绪的推文编码为“正面”，其它以科普框架及无情绪为特征的推文编码为“中立”。
研究发现，不同KOL的相关推文在立场上具有一致性，基于此对各KOL对于“2060 碳中和”的立场进行分类并可视化（见图2）。其中，这45名KOL对“2060碳中和”持正面、中立、负面者分别为15位、12位、13位，三者数量基本持平。

由此可见，在“2060碳中和”的社交议题网络下，以环保媒体人埃文斯（@DrSim Evans）等账号为核心的KOL 形成了一个核心网络社区，其中的KOL主要对“2060 碳中和”持正面立场。有研究表明，在网络结构中，处于同一网络之中的个体会倾向于相互影响，因为网络可以协调不同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当这种网络社区建立起来后，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一种增效作用，同时也会帮助节点对其它部分网络相关者产生影响。在这一网络中，专家账号在与不同领域人士进行沟通时的潜力更大。
以推特认证的碳分析师@YanQinyq为例，其同时与环保媒体“中外对话”（@chinadialouge）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图泽（@adam_tooze）在网络中相连接。同样的还有环保媒体人埃文斯，其同时与政界、商界等多个领域的KOL存在连接。这一网络中的KOL基本以正面立场对“2060 碳中和”进行解读，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传递的网络，在帮助“2060碳中和”进行破圈的同时，也带来了这一议题向正面化进行传播。
相比之下，其它分散在核心网络之外，处于孤立状态的KOL对“2060 碳中和”主要持负面立场，此类KOL由于缺乏与其它KOL的连接，仅在自身较小的圈层内进行传播。值得注意的是BBC世界台（@BBCWorld）、经济学人(@TheEconomist)、华尔街时报(@WSJ)等西方主流媒体也并未与其它 KOL 产生关联，这说明西方主流媒体账号并未在碳中和议题下的传播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

文章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4期

文章排版：李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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