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李安山：中非经济关系：历史、现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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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i 导 读

本文根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李安山2021年9月29日在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举办的第二届中非经贸合作岳麓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整理，经作者授权发布。李安山教授在分析中非经济关系历史与现状基础上，认为中非合作大有可为。同时提醒在未来中非经贸合作上应警惕一个陷阱——“中国模式”，防止一种倾向——"盲目自大"，尽量发挥一个优势——"华人网络"。本文由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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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约7438字，读完约18分钟

李安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会长

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吴鹏司长在2021年9月26日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说：“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谁能够料到几十年之后的非洲就不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更重要的伙伴吗？难道它的重要性对中国而言就不能超过欧洲吗？不一定的。”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目前关于中非关系的五个基本事实世所公认。
第一，中非关系发展很快。
第二，中国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为非洲提供了一种新选择。自从独立以来，非洲大多数国家一直秉承前宗主国或受西方国家操控的一些国际组织的指令，从社会制度到政治思想，再到发展战略，从现代化理论到结构调整。然而，成功者鲜有。中国的发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但相对比较成功，也引起了不少非洲国家的注意。这无疑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
第三，中国在非洲的基础建设项目对大家有利。中国在非洲不论是架桥还是铺路，抑或水利电力，不仅为当地非洲人民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问题，也为参观者和投资者提供了各种便利。
第四，非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基本正面。这一点可以从历年的民意调查结果看出来，不论是非洲的民调组织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的调查，还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年度报告。
最后一点，中国人与非洲人互相了解很不够。正如一位马里人所言：你们在早期帮我们建造了电视台。然而，目前马里电视台播放的却是西方人的节目。
国人对非洲有诸多误解，我这里只想与各位分享一下自己1992年访问非洲时亲自经历的一件事。当时，我在加纳考察，住在师弟布鲁库姆（Nana Brukum）家。他的妻弟吉米（Jimmy）邀我去看看他工作的教会。当天，我与他们一起用餐，教士们为了欢迎我，专门买了一瓶红葡萄酒。餐前，一位年龄最大的教士拿起酒瓶，自己喝了一口。我很诧异，暗想在中国决不会出现先主后宾的场面。当我暗自将本民族的“礼貌”与加纳教士的“无礼”对比时，老人礼貌地说：“尊敬的客人，根据我们的规矩，开瓶之后，先由主人尝一口，以保证酒里没有毒。你看到了，酒是好的，没有毒”，随后给我斟酒。我被深深地触动了。这就是文化差异。这一习俗的由来我没有考证，但可能与奴隶贸易的绑架或殖民统治者的欺骗有关。【1】
非洲人对中国的误解也很多，“中国人什么都吃”，“中国人一生只有赚钱这件事”等。桂涛的《是非洲》记载了一件事。他的肯尼亚朋友问他：“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足球老是输吗?”桂涛说不知道。这位肯尼亚朋友解释：因为中国球员长得一模一样，在球场上随意换人，搞得国际裁判很恼火，只能判你们输球。这就是非洲人看中国人，个个一样。我们看非洲人何尝不是一样呢？
今天这个题目比较广泛。历史方面只粗略勾勒一下，现状有不少专家要谈，我只点一下。着重谈一下本人对中非经济关系的思考，即警惕一个陷阱——“中国模式”，防止一种倾向——盲目自大，发挥自身优势——华人网络。

01

古代中非经贸交往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粗略地勾勒一下古代中非经贸关系。中国与非洲在汉代以前似乎已有商业往来。1993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时期（前1085—前945年）的一具女尸的头发时发现异物，经分析是蚕丝纤维。当时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可以认定这是中国的产品”。【2】汉代在中国与埃及之间存在海上和陆上商道，埃及生产的十色玻璃球在汉代大受欢迎。罗马向中国出口的各种商品大都来自埃及和非洲，包括珠宝、香药和玻璃。【3】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论及中国与古代苏丹的交往：“在麦罗埃出土的中国瓷器以及大量据信是根据中国瓷器的形制与设计制造的麦罗埃瓷器都可以表明，麦罗埃对中国瓷器的制造技艺及艺术相当了解。”【4】
唐宋元明的商业往来已有明确的记载或物证。唐代中国对从广州经波斯湾到东非的航程及地名已有记载。中国与非洲的交往的最好证据是1945年在桑给巴尔的卡珍瓦发现的176枚中国钱币。除了4枚为唐代钱币外，北宋的为108枚，南宋的为56枚，不能断定的有8枚。宋代《诸蕃志》记载了国际贸易情景：“层拔国在胡茶辣国南海岛中，西接大山。其人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人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层拔国为桑给巴尔，大山为乞力马扎罗山，大食为阿拉伯，货物有瓷器。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Al-Idrisi，1100-1166）曾描述：“一旦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或是在印度发生不法情事和暴乱，中国人就会将主要商务活动迁移到桑给巴尔及附近岛屿。中国人对与岛上居民开展贸易关系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岛上的居民处事公道，经营方式令人喜爱，跟他们做生意也很轻松。由于这一点，桑给巴尔岛因此繁荣了起来，旅行到这里的人也相当多。”【5】元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广州遇见在中国经商的摩洛哥同胞。【6】明代郑和远航已是公认的事实，当时华商与东非的摩加迪沙、布腊瓦等地的贸易也多有记载。【7】

02

近代以来的经济关系

中国与非洲的直接贸易自明代后期停止。这一方面是明代的海禁政策所致，同时与欧洲开始扩张的国际形势有关。近代以来，中国与非洲均失去经济发展的自主权。这一时期中非经济关系是间接的，具体体现在两者特别是非洲奴隶与契约华工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上。16-19世纪，200多万的欧洲人移民新大陆。同一时期，1500-3000万非洲人被强迫运至美洲从事种植园奴隶劳动。随着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近6000万中国劳动力在19-20世纪中叶以契约劳工或自由劳动力的方式迁移世界各地，其中约17.2万抵达非洲。【8】
这种全球性劳动力迁移为欧洲和北美带来大量财富，构成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9】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尼科里（Joseph Inikori）是跨大西洋贸易和奴隶贸易研究的权威。根据他的研究，跨大西洋贸易中美洲产品的价值总额如下：1501-1550年：每年约128.6万英镑；1651-1670年：每年约797万英镑；1761-1780年：每年约2190.3万英镑；1848-1850年：每年约8920.4万英镑。他的结论是非洲人对跨大西洋贸易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巨大贡献。【10】中国契约劳工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起到了什么作用？契约华工对世界经济作出什么贡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且值得研究的题目，难度也很大，除了吴凤斌先生的《契约华人史》之外，至今仍无具有分量的研究成果。【11】
20世纪初期，华侨华人已在非洲多个国家或殖民地落地生根，较突出的国家有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等。开普敦地方政府1904年37号法令明确规定：“任何酒类、采矿、商人、进口商、小贩或其他行业之执照，不许发给任何未持有登记豁免证书之中国佬；……”。由于竞争激烈，毛里求斯的华侨华人中有不少是流动商贩，也有的在最偏僻的地方开铺子的商人。他们零售一些来自中国的商品，逐步占据了较好的地段，“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有的人甚至抱怨他们已经“操纵了英国人、克里奥人和法国商人的命运”。不容否认的是，华人为当地贫困阶级带来了方便。“这些中国侨民曾设法向社会中较穷阶层的人们出售令其喜欢的廉价、简单的货物。这样，我可以拿在为印度小贩辩护时使用过的完全一样的论点用来为华人辩护。他们是帮助分配人们所需食物的一个阶级。由于这些原因，我不能投票造成任何类似支持这一限制政策或给华人带来不便的政策的动议。”【12】这一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非洲华商方面。

03

民国时期中非经济关系

这一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十分薄弱。1929年，国民政府派出中央特派员莫次南对非洲地区的华侨华人进行调查。当时华侨在非洲最多的地区有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和南非。在这些地区，华人商店成了他们的标志，也是当地重要联系网络，更是中非经贸关系的直接体现。根据调查，全非华侨商店有3032间，10194名男性华侨中商人有2976人，店员为4828人。华人经商在南非最突出。约翰内斯堡的华商有500人，商店有418家。从事商业的占整个华侨人数的71.2%。此地的男性华侨半数以上有自己的店铺。在德班和东伦敦，所有的男性华侨均从事商业。民国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主要是以贸易为主。中国向非洲出口物品已趋向多样化。除茶叶和丝绸之外，木材及家具、棉布、地毯、药材等等也成为重要出口货物。【13】东非仍是绸缎贸易主要市场，如桑给巴尔有卖山东绸的流动商人有4人，在英属东非殖民地的其他地方，卖山东绸缎的流动商人有20人。【14】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非贸易在华侨人口据多的地区商情较好。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半殖民地中国与殖民地非洲之间的经济合作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04

当代中非经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与非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开始启动。最早是与埃及。1955年，中国进出口公司与埃及签订4万包（13000吨）的棉花合同，并在市场上购买了6000包（2000吨）棉花。这是中非贸易史上的第一笔大交易。《金字塔报》对此进行了专门评论，认为中国购买的棉花占埃及棉花生产总量的17%，对埃中合作给予极大赞誉。同年，《中埃两国贸易协定》签订，中国向埃及提供钢材，埃及向中国提供棉花。随后，中国先后与苏丹、南非联邦、摩洛哥、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扎伊尔和乌干达等国建交，从而促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贸关系。【15】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正式提出了中国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些原则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八项原则针对的不是受援者而是中方。这种从受援国角度考虑问题的态度在国际关系中极为罕见。第二，第一条明确表示：不将援助看作是单方面赐予，援助是相互的。其重要意义十分明显，自始至终奠定了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础。第三，八项原则多是从受援国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强调双方关系平等。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磋商，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从而推动了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经贸关系从50年代的民间贸易为主转为60年代政府间贸易为主。1964-1976年间，中国每年接待6个非洲经贸文化代表团。
中非经济技术合作在60-70年代长足发展。中国对非洲国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农业、水电、轻纺、交通运输、打井供水、公共建筑等方面，如在水稻、蔬菜、甘蔗种植和制糖、茶叶、畜牧养殖、养鱼中心等方面帮助非洲国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是坦赞铁路，这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技术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5公里。1965年2月，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提出希望中国帮助的请求，1967年9月双方签约，1970年7月双方签订合同。中方答应提供4亿多美元的无息贷款。工程从1970年10月开始，1976年7月完工，费时5年零8个月。中方的参与度极高，如1970年底，共有1.3万中国工程师在现场指导工作。这一工程也是中非经济合作的典范。
1982-1983年，赵紫阳总理访问非洲期间提出四条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80-90年代，中非经济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包括合资、承包、劳务、管理等方面的合作。21世纪，中非经济合作围绕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战略方针，合作方式不断拓展。双方贸易额从2000年的105亿美元到2019年2090亿美元，2020年为1869亿美元。虽然因新冠疫情，双方贸易有所下降，但中国连续12年稳居非洲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因此次论坛将会有多位专家发言，我再这方面就不多展开了。外交部非洲司吴鹏司长指出：“我觉得讲好中国故事，也要讲好非洲故事。实际上，在我们国内对非洲也有比较大的误解，比如说我们中国在非洲只有撒钱了，好像只是单方面的援助，不是这样的。大家可以试想，我们在非洲近百万中国人，4000家成规模的企业，如果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他们怎么可能在那儿去工作呢？我没办法展开去讲这个道理，我们是非洲连续12年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点应该充分认识。

05

几点思考

目前情况比较特殊，对中非经济合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非经贸合作下行压力加大，贸易、承包工程等合作出现不同程度下滑，这应该是正常状况。双方团结抗疫和数字经济成为合作新亮点。个人觉得，在中非经贸合作中，我们应警惕一个陷阱——“中国模式”，应防止一种倾向——盲目自大，应尽量发挥一个优势——华人网络。
为何提出警惕一个陷阱？“中国模式”有诸多不足，取得成功却是事实。据此，一些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发展组织的话语里的“援助发展—发展成功”案例以中国为指标，希望甚至强迫非洲国家学习。如果不照此办理，国际发展组织将增加对非洲进行更多干预的合理性。然而，这套话语体系的设计者丝毫没有考虑中国和非洲两个地区的差异特别是非洲作为一个后殖民时期的“未完成的项目”，存在着诸多不利于非洲自主发展的国际因素存在，而这些因素正是国际发展组织自我合理化的运作根本。中国必须保持警惕。中国发展过程在与国际发展组织的关系中经历了两次转变：从援助接受方变为援助承办方，再从援助承办方逐渐变为协议倡议方。这种角色转变与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成就有直接关系。一些人希望用自己成功案例来督促非洲“好好接受改造”的思维模式，并可能持续输出这种错误的想法。因此，中国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处理好中国与非洲的平等伙伴关系。
何谓防止一种倾向？中国在国际传播和经济合作中有两种表现：一是将交流等同宣传；二是强调他国向中国学习。我们应该知道，“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中国是中性词，在英语国家是贬义词，多指为获得领袖、政党的支持或政府为赢得舆论而使用的可能是虚假或夸大的想法或陈述。从实践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交往时多表现为自卑，易生搬硬套；与发展中国家交往时多表现为自傲，使教化成为主要手段。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造就一种文明。在交流中指望人家照搬中国经验，犹如南橘北枳，有时还使对方产生反感。例如，中国特区多建立在沿海地区，在介绍经验时，处于内陆国家的学者就提出疑问。南非学者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认为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南非应该谨慎。“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各民族有自己的价值观，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与自然互动的经验。交流的意义在于坚持自信，根据自身情况吸取他人经验和行为方式。
发挥一个优势，这里说的优势指存在于非洲的华人网络。华侨华人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对中国贡献巨大。在当代的改革开放中，华侨华人的作用不可估量。在中非经贸合作中，其特殊作用也不容忽视。首先，华侨华人具有以下优势：具有强烈的爱国信念，与当地保持着友好感情；在非洲长期存在，熟悉当地政经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土人情，并能随着掌握当地舆情；与当地政府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有的华人还成为当地的地方首脑；与当地企业和商界建立了各种联系和商业销售渠道；由于有强烈的服务意识，为普通人民提供各种商业和社会服务，与当地民众建立了友好关系。更重要的是，华侨华人还成立了各种血缘（如姓氏宗亲）、地缘（如各省甚至市或县）和业缘（专业如商会）组织，也始终与国内保持着网络和实际联系。作为当地的“神经中枢”，华侨华人必然会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因为这项事业利己、利国、利民，有利于促进双方关系。

06

展望：中国与非洲互为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是非洲重要的国际战略伙伴，可以通过联合国为非洲的发展利益发声；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合作者。中国为非洲经济发展可提供借鉴作用，也为非洲发展带来巨大红利。中国还是非洲的重要商品市场、重要投资国家。以此次中非经贸博览会为例，共有40多个非洲国家、近900家中非企业参展参会。非洲对中国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非洲国家是中国重要的国家战略伙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非洲也是中国重要的战略物质供应者和中国企业的重要投资地，还是中国重要的商品市场、重要的金融突破口和重要的产能合作方。
世界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病毒袭击，非洲与其他大陆一样正遭受着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与环境和气候问题一样，新冠肺炎对每个人一样，不论是贫者还是富者，对各个国家都是一样，不难是南方还是北方，对各种肤色的人群都是一样，无论你是黑色、白色、黄色或棕色。面对这个共同的威胁，人类只有团结携手，才能共御疾病，否则，无人幸免。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一种提法或战略变成了不可回避的现实选择。中非合作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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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贾贾（Jaja，1821-1891）是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奥波博国的统治者，也是当地颇有实力的商人。由于他控制了当地的棕榈油贸易，因而成为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的最大障碍。后来，英国领事约翰斯顿用欺骗手法将贾贾逮捕流放。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361-369页。

[2] 《三千年前埃及已使用中国丝绸》，《人民日报》，1993年4月2日。

[3]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第36-39页。

[4] [苏丹]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跨越二千年的苏丹中国关系探源求实》（史月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5] Al-Idrisi, Opus geographicum, Neapoli Roma,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di, Napoli, 1970 , pp.7, 62; Louise Levathes , When China Rules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00-201. 此书1974年版的书评，见Al-Idrisi, Opus geographicum [texte arabe], éd. par E. Cerulli, F. Gabrieli, etc [compte-rendu], https://www.persee.fr/doc/outre_0300-9513_1974_num_61_223_1762_t1_0314_0000_1. 

[6] [摩洛哥]伊本·白图泰口述:《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伊本·朱甾笔录，阿卜杜勒·哈迪·塔奇校订，李光斌翻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第539，542-548页。

[7] 有关唐宋元明时期的中非关系，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上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39-206页。

[8] 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上册），第358-359页。

[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陆志宝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10] Joseph E. Inikori, African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79, 486.

[11] 对契约华工的研究，参见吴凤斌：《契约华工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2] 《文件四，波普·亨尼亚总督为华人辩护的一次讲话》，见李卓凡：《西印度洋华侨史》，载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310-312页。

[13]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1-213页。

[14] 李安山：《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上册），第522-523页。

[15]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第225-228页。

文章来源：非洲研究小组

文章编辑：钟兆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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