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前沿】王栋、李安迪：再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化新发展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小 i 导 读

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做出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的重要论断，指出“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发展出现新的特点和趋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2020级博士候选人、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李安迪就此撰文，对百年变局下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新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入分析。快随小i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原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4期，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王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李安迪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2020级博士候选人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

本文约11200字，读完约30分钟

摘要

当前，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进程出现向再全球化转型的趋势。再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化呈现三种特征：第一，安全领域的区域化快速发展，区域合作组织存在由经济、政治向安全转型的趋势；第二，存在经济区域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但其发展过程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三，当前亚太区域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阻力是来自域外大国的地缘政治干涉。

关键词：全球化；再全球化；区域化；供应链；区域合作

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做出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的重要论断，指出“国际形势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的时期”。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发展出现新的特点和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经济下行和大国博弈三者叠加并互相作用下，全球化进程出现向再全球化转型的趋势，区域化成为全球化的重要进程和表现，具体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安全领域的区域化进程凸显；经济区域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挑战；亚太区域化进程受到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层面的干扰。深入分析区域化发展趋势和特点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百年变局下全球化的演进轨迹，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再全球化与区域化

“全球化”概念产生于西方学界。狭义上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活动的国际化过程，是一种资本、商品、服务、劳动以及信息超越国家和区域市场在全球进行扩散的现象，即“经济全球化”。广义上的全球化则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是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传统时空关系被打破的表现。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联结为一个整体，各国经济社会活动相互联结、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

当前，西方大国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弊病日益加深，正陷入困境。全球化收益和成本分配不平衡导致全球收入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不公，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以及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造成全球经济进一步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兴起，逆全球化现象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基于对当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剖析与批判以及对全球化发展路径的探讨，国内外学界围绕 “再全球化”研究已形成新的学术进程。尽管不同学者在有关全球化的解释体系和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其学术思想具有明显共性：他们大多聚焦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愈加严重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但对全球化的未来保持乐观态度，认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会逆转，而是正在经历一个“再全球化”或“后新自由主义的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或者说当前正处于“再全球化的时代”；部分学者特别关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各种效应。

再全球化进程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在推动力上，再全球化以新兴国家为主要推动者；第二，在推广方式上，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再全球化不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与经济制度输出，而是以主动供给公共产品的方式，发挥全球治理的桥梁作用，引领全球化进程；第三，在结构上，再全球化进程具有“发达国家—新兴国家—外围国家”的“三元格局”，三者间相互连通的状态使得再全球化进程相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更加普惠、均衡、开放和包容。

“全球性区域化”是当前全球化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全球化与区域化高度相关、互相影响。在学术研究层面，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相关性体现在：针对区域化进行的研究多与全球化研究同步开展，二者在研究案例的选择上具有重合度和相关性，且对理论的实践具有时间和进程上的一致性。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区域化与全球化的相关性体现在：区域化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化在理论上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在实践上则是全球化的一段进程。在体系层面，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同时进行且各自独立，全球化中的区域体系并非作为全球体系的次级政治社会空间而存在，区域内国家并非必须通过区域体系内成员的身份参与全球化发展。例如，法国无须作为欧盟成员国或是以欧盟整体的身份加入国际组织，也无须以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安理会，而是可以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在演进逻辑层面，全球化并非来自于区域化的演进，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未完成区域化即已加入全球化的进程。譬如，联合国安理会并非由若干区域性的安全一体化组织组成，世界贸易组织也并非由不同的区域化经济合作组织构成。在全球化与区域化互相影响下，区域化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也可被视为对当前全球化危机的一种回应和应对路径。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外开放成为各国发展的必要条件，各国通过参与国际多边贸易体系而参与全球化；另一方面，区域合作也为各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

再全球化进程下的区域化是生产要素按照便利原则进行重组的过程，也是区域合作全面深化的过程，而区域化则为推进再全球化的进程积蓄动能。综观现有文献，当前再全球化进程下的区域化发展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再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化实践是以“全球性地区治理”开展的，全球主义关照是指导区域化地区治理的核心精神，国际治理存在区域化转向。区域化的地区治理以全球主义为价值导向和最终归宿；治理层次和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地区治理可发挥协调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作用，缓解二者间的紧张关系；区域主义研究也具有“地方治理转向”的趋势。第二，在再全球化进程中，东亚区域化的特征之一是经贸领域区域化快速发展和政治安全领域的区域化停滞甚至倒退同时发生。东亚区域化受自身条件的影响，也受美国等区域外因素的影响。东亚地区制造业价值链促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高速发展又重构东亚生产网络结构，使东亚地区在经贸上高度相互依赖。但在政治和安全上，东亚在美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影响下却又高度分裂。百年变局下正向再全球化转型的东亚区域化目前面临重重挑战。第三，在再全球化进程中，欧洲区域化的特征之一是新冠肺炎疫情推动欧洲经济区域化进一步发展，但俄乌冲突使欧洲在安全区域化上陷入僵局。新冠肺炎疫情使欧盟在经济社会领域受损，但并未严重阻碍欧洲区域化的发展，欧盟的疫情救市政策反而对欧洲财政一体化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其对经济层面的债务问题与社会层面的疫情问题的同时应对使欧盟成员国公民的“欧洲一体”共同感再度增强。欧洲在安全领域的区域化目前正陷入僵局，具体体现为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核心部分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无法发挥区域化安全组织维护区域稳定的作用，长期存在的共同安全挑战和以美国为主的组织模式并不足以维系目前的北约体系，并且当美国对北约的战略主导与欧洲国家战略需要产生矛盾时，北约自身的战略目标协调机制是否有效便成为值得评估的重要因素。北约自冷战遗留的严重价值观倾向和思维定式导致其将自身的发展壮大等同于欧洲安全秩序的维系，它在后冷战时代的持续东扩，忽视俄罗斯等国的长期安全关切，使欧洲丧失了建立持久、包容的安全秩序的机会。

二、再全球化下的区域化新发展趋势

再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化具有如下新发展趋势：安全领域区域化进程凸显，经济区域化发展迅速且面临挑战，以及亚太区域化面临域外大国地缘政治层面干涉的阻力。

(一)安全领域区域化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受到俄罗斯与美欧地缘博弈以及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影响，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下简称“集安组织”)、欧盟和五眼联盟等区域性安全组织展现出较高活跃度，呈现出安全领域区域化的新趋势。

1.集安组织的拓展与安全领域区域化

集安组织旨在维护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以及中亚与东欧地区的安全，保护成员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它设有“禁止成员国加入其他军事联盟”的排他条款，其在近期的活跃表现反映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地区安全区域化的加速发展。回顾集安组织近年来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其作为区域化安全组织的团结度与组织能力不断提高。2009年，集安组织组建 “集体快速反应部队”(CRRF)。2016年，集安组织批准《2025年前集体安全战略》，整合成员国的能力和资源，扩大政治合作，提高它们的防御能力、武装部队的战备和作战能力，以应对跨国挑战和威胁。

2022年1月初，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内政局发生动荡，该国政府随即请求集安组织提供援助。集安组织维和部队俄罗斯先遣分队于1月6日抵达哈萨克斯坦。随后，集安组织共计向当地派遣约2500 名士兵维持秩序。1月11日，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克梅列维奇·托卡耶夫宣布，集安组织已经成功完成在哈的维和任务。此次集安组织应哈萨克斯坦政府请求出兵，是其第一次响应成员国的需求，标志着集安组织作为区域性安全组织开始转入活跃状态。

作为集安组织的重要成员，白俄罗斯在2022年初已经成为俄罗斯最紧密的军事盟友，虽然俄罗斯在白俄并无军事基地，但其在白俄罗斯领土上的作战能力已经成型，俄乌冲突初期俄军过境白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便印证了这一事实。

在俄乌冲突持续进行的背景下，2022年5月16日集安组织召开领导人峰会，强调要保持团结，扩大各领域协作，加强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的外交协调，维护共同边界安全。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卢卡申科在会上呼吁集安组织成员国共同加入对抗乌克兰与北约的信息战，在组织内扩大各领域的合作。

集安组织近年来的发展标志着中亚独立国家联合体地区安全领域区域化的快速发展。

2.欧盟的安全化转向

欧盟的区域安全属性转向也是安全区域化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2022年2月28日，乌克兰政府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的第四天签署加入欧盟的正式请求。6月17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向欧盟理事会提出建议，授予乌克兰欧盟成员候选国地位。欧盟此举是它介入俄乌冲突的体现，也是它安全化转向的例证。

自俄乌冲突开始，欧盟就以军事援助的方式间接介入战争。截至2022年6月，以欧盟名义给予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已达到2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于5月4日公布了计划对俄罗斯实施的第六套制裁措施的细节，其中包括限制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虽然此制裁受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欧盟成员国的反对，但欧盟这一行为清晰地体现了其通过经济手段干涉区域安全事务的意愿。

欧盟理事会2022年5月通过的“战略指南针”计划进一步印证了欧盟的安全化转型。这一计划的目标是使欧盟成为更强大、更有能力的安全提供者，在安全和防务方面更强大、更有能力的欧盟将为全球和跨大西洋安全作出积极贡献。其措施包括组建一支规模约为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包含陆、海、空和网络部队。欧盟理事会特别指出，这支部队将与北约互为补充，承担救援、撤离、维稳与维和的任务。欧盟在安全能力领域的建设，凸显了其希望赋予自身维护区域和全球安全的角色，是欧洲安全区域化的重大发展。

北约军事威慑的失效是欧洲安全领域区域化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在当前俄乌冲突影响欧洲局势、欧洲不同地区与美国在对俄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且利益诉求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欧盟作为一个以经济政治合作为主的区域组织，正积极寻求战略自主，不断提高维护区域安全的能力，在与北约不冲突的情况下推进安全区域化转型。欧盟尝试填补北约失效产生的安全漏洞、重塑区域安全结构的行为，是其安全化转向的重要标志。

3.五眼联盟的活跃

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五个国家组成的跨区域情报共享组织。作为在冷战期间监视苏联和共享机密情报的机制，它经常被描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情报联盟。近年来，该联盟在大国博弈中所发挥的功效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而扩大，正在超越传统情报合作机制的范畴向跨区域安全合作机制发展。具体体现在其成员规模和合作领域的扩大方面。

五眼联盟的正式成员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目前已有“九眼联盟”与“十四眼联盟”两个扩大版本。“九眼联盟”除了五眼联盟国家之外还包括丹麦、法国、荷兰和挪威，旨在进一步渗透欧洲大陆，这四个国家可使用与五眼联盟相同的资源，与五眼国家分享部分情报，但无法完全分享五眼国家收集的所有情报数据。“十四眼联盟”则在“九眼联盟”的基础上增加了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和西班牙，被视为五眼联盟的合作机构。五眼联盟也曾考虑将日本纳入其中，在维护印太地区秩序和制衡中国方面，日本与五眼联盟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

五眼联盟国家的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扩大，除了分享情报信息，也开始注重强化网络空间、生命健康、移民等不同领域的全方位战略合作。2020年6月召开的五眼联盟国家部长级会议讨论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五眼国家安全层面的影响，计划推动建立“负责任的国家网络空间行为框架”，联合打击犯罪集团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在数据安全上，五眼联盟国家计划加强与科技公司等数字行业的合作，以解决在受调查目标影响公共安全时，获取预防或调查严重犯罪所必需信息的端到端加密的问题。五眼联盟还计划在边境和移民问题上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上述三个案例说明，安全领域的区域化正出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在旧全球化时代，全球安全由体系霸权国——美国提供，其军事能力保证了其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能够为对象国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然而，随着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相对衰落，在安全领域，这种体系性转变产生了三种变化：其一，曾被美国遏制的地缘矛盾开始凸显，区域内国家为自身生存与利益选择走向安全领域区域化，如集安组织近年来的活跃行为。其二，经济政治领域的区域一体化的地区组织为保护自身经济发展利益、维护自身价值观、应对变化的国际环境，选择赋予自身维护区域安全的能力，如欧盟近年来对其安全角色定义的强化。其三，美国不再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安全供给，也使其倾向于选择利用区域化或跨区域的安全合作方式，维护其现有利益，参与国际安全领域的博弈。

(二)经济区域化加速发展的同时面临挑战

再全球化中的区域化进程具有经济区域化发展迅速的特点，但同时也面临因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尚未完全解体所带来的挑战。经济区域化是区域化的重要特征，当前经济区域化相较于经济全球化发展更为迅速，体现为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在再全球化时代已出现向经济区域化转型的趋势，以全球性经济合作组织为框架的全球一体化供应链开始向以区域化经济合作组织为框架的区域化供应链转型。与此同时，处于相对衰落过程中的美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等政策，试图主导区域化进程，重塑供应链，打压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这为经济区域化发展带来了阻力与挑战。

1.经济全球化的退潮与经济区域化的发展

冷战结束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出现各种问题。第一，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有学者从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出发，指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受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财政扩张和需求扩张的外溢影响以及发达国家短期货币政策的支持，全球经济出现短暂复苏并于2017年达到顶峰后再次回落。在国际贸易持续低迷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受阻，经济全球化正在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困境和陷阱。第二，世界经济分化，贫富差距拉大。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国内贫富差距加大，一些国家的普通民众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此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造成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加大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第三，前述两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状导致国内和国际社会出现大量社会、政治问题。全球范围内出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影响力增强的现象，民众在政治上不再倾向于支持经济全球化。

上述三个方面都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退潮。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失败的原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全球化主要推动机构多采用要求对象国放弃经济主权的方式，强行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且这些国际机构与以发展中国家为首的资金接收者在进行合作时缺乏信任和有效沟通，导致被强行推进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在当地遭遇失败；另一方面，政治对全球化的干预使相关国际组织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影响力降低，主导全球化的西方国家多从政治甚至是意识形态方面考虑，干预相关国际组织的决策，使其对全球经济发挥正向影响的能力降低，而其中滋生的腐败问题更导致全球化本身的公信力和可靠性崩塌。这种失败导致全球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推进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退潮却也导致了经济区域化的快速发展。艾尔马·阿尔特瓦特认为，经济区域一体化是对全球化危机的回应。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家开放成为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为开展国际贸易不得不顺应世界贸易组织对全球化方向的规划；另一方面，地区合作在应对全球化主导国家进行的竞争时也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萨米尔·阿明也认为，经济区域化可以减缓由金融过度自由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制造的螺旋性衰退，降低全球化下的金融资本不断向相对稳定的生产资本大量提高租金和资金成本的趋势，进而减缓产业空心化的速度，遏制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剧的趋势。

全球供应链是通过全球资源再配置，将知识优势、市场优势与生产优势相结合，最终通过全球分工生产的产业组织形式，提高全球经济发展效率的结果。当前经济区域化快速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全球供应链的解体。一方面，美国提出所谓的“友岸外包”，在商业选择上叠加政治成本，实行供应链“去中国化”；另一方面，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RCEP”)的生效，亚洲、欧洲与北美洲都已通过条约的形式建立起稳定的区域化经济合作组织，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体系逐渐由仅存在一条相对统一的“全球供应链”的格局，向同时存在三条相对独立的“区域供应链”的方向发展，供应链领域的区域化特征进一步凸显。

2.“印太经济框架”与全球供应链的解体

当前，美国提出并奉行维护其霸权的“印太经济框架”，导致全球供应链逐渐走向解体。

2022年5月23日，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在日本东京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宣称旨在“建设一个有潜力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自由、开放、公平、包容、互联、有弹性、安全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印太经济框架”是以《美墨加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议》为蓝本，围绕数字经济、贸易标准和技术流通制定新的规则，限制关键技术的流通，进而对供应链进行塑造。该框架本质上是美国在多重困境下的“非经济行为”，它的提出与推行一方面说明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已开始放弃其曾长期坚持的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战略，这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在核心层面已开始走向解体；另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主导东亚区域化，重塑东亚供应链，打压中国经济发展，这极大地提高了区域经贸合作的政治成本，对再全球化进程中的东亚经济区域化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2021年7月，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提出，考虑到台湾极易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美国将减少对台湾芯片生产的依赖，以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的未来。2022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进一步提出，将采取“友岸外包”的方式降低中国在供应链上的“威胁”。“友岸外包”的目标是减少稀土、半导体、医药等关键产品对中国、俄罗斯等非盟友国家的依赖，但这种泛国家安全化的重塑供应链的政策也受到了批评，其结果可能导致效率下降、成本上升和供应瓶颈的产生，对国际贸易产生破坏性影响。

“弹性供应链计划”(Revitalized Supply Chain Plan)作为与“印太经济框架”高度相关的战略性计划，源于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的关于美国供应链的第14017号行政命令。该文件将增强美国供应链弹性定为政府政策，指出美国需要有弹性的、多样化的、安全的供应链，以扩大美国国内生产、获得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构建安全可靠的数字网络以及扩大美国制造规模和生产能力为具体方向。2022年2月24日，该行政令颁布一年后，拜登政府公布了其“2022年振兴美国制造业和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计划”(The Biden-Harris Plan to Revitaliz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Secur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in 2022)，即“弹性供应链计划”。该计划包括促进《两党基础设施法》(The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的通过以扩大供应链运输能力，推进《美国为制造业创造机会、卓越技术和经济实力法案》(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Manufacturing，Pre-Eminence i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trength)、《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The 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等。具体来讲，“弹性供应链计划”包括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出口，鼓励部分关键产业链回迁，为美国中小企业扩大全球业务和提高竞争能力提供融资，并最终恢复美国在供应链方面的全球领导地位。“弹性供应链计划”的目的与“印太经济框架”一致，都以鼓励半导体等关键产业的国内生产、加强供应链改革为目的，加快其供应链与中国的脱钩速度，减少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从而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

除“印太经济框架”外，美国近期采取的影响全球供应链的举动也包括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以及2022年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这两部法案对《美国芯片法案》(Chips Act for America Act)进行授权与支持。上述三部法案都包含美国试图重塑半导体供应链的相关政策，旨在通过增加财政支持的方式增强美国在半导体与芯片制造领域相对中国的竞争力，激励对美国半导体制造、研发和供应链安全的投资，进而增强美国在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进行本土化生产的能力。此外，在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也曾推行“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认证系统作为对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进行评估和认证的机制。

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以区域合作为名，“友岸外包”以价值观为导向，“弹性供应链计划”以维护供应链安全为理由，其实质都是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的战略行为。此外，在东亚区域产业链中，中国和东盟的产业链具有明显互补性，而“印太经济框架”则针对中国在战略产业领域进行排他性竞争，将中国排除区域供应链之外，且在政策上缺少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方面对缔约国的优惠，要求东亚地区供应链合作放弃以“东盟中心模式”为合作原则，以“北美模式”为模板，推行以美国主导的附带政治要求的贸易标准。此等政策均不利于区域供应链的良性发展，将导致全球供应链走向解体，对全球层面区域化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3.RCEP的签署与三条区域化供应链的形成

2020年11月15日，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全部十个国家、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2022年1月1日，RCEP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柬埔寨、中国、日本、老挝、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十个国家生效。

RCEP与《北美自贸协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也称“罗马条约”)类似，具有在地化倾向，即无区域外国家参与，侧重区域内的利益。RCEP的机制设计也倾向于将协定所产生的价值链导向区域内国家。作为全世界轻重工业生产能力体量巨大的区域，RCEP的机制设定侧重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关税，侧重发展中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RCEP强调区域内的贸易公平性，而非少数国家主导。RCEP在机制上突出“东盟中心地位”，其基本协定结构是以东盟模式为基础进行构建的，但同时又努力照顾到不同成员国的发展差异，寻求在各国意愿之间达成妥协。布鲁金斯学会学者彼得·A·佩特里和迈克·普拉默认为，RCEP被贴上“中国主导”的标签是错误的，“东盟中心地位”是驱动RCEP的最主要动力。RCEP的区域一体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东盟中心性，又在内部协调长期困扰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中日矛盾。因此有中国学者认为，RCEP相较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既兼顾传统和理想，契合东亚的实际，又对未来有所关照，是向构建东亚地区统一制度框架迈进的重要一步。

作为主要由东亚国家推动和签署的自贸协定，RCEP承袭区域一体化的“东亚特色”的同时，又不拘泥于既有东亚传统，其依靠自身要素禀赋，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全球化向再全球化发展的表现。RCEP所覆盖区域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攀升，至2020年已占世界贸易比重的28.5%。世界银行认为，RCEP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与降低贸易成本支持区域贸易和维护价值链的方式，有效缓解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RCEP所覆盖区域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为0.21%-2.5%(包含对潜在生产力提高的计算)，有可能使多达2700万人成为中产阶级。

在RCEP签订之前，欧洲与北美洲都已分别形成稳定的区域化经济合作组织。随着RCEP的签署，全球供应链基本形成“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即以美加墨贸易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为机制的北美供应链、以欧盟自由贸易区政策为机制的欧洲供应链以及以RCEP为机制的亚太供应链并存的局面，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特征进一步凸显。在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向再全球化转型的进程中，全球供应链存在向区域化供应链转型的趋势。这并非是全球化的衰退，而是再全球化转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RCEP在推动区域化发展的同时参与国际合作，为世界经济合作贡献力量，是当前再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化呈现经济区域化加速发展重要特性的有效例证。

(三)亚太区域化面临域外国家的地缘政治干扰

当前亚太区域化发展面临来自域外霸权国家地缘政治层面的干涉和挑战。二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力量深度介入世界各地区的区域化发展，打压和制衡新兴国家，维护其地区霸权。美国的“印太战略”从组织机制、价值观、行为主体等多个方面对“东盟中心地位”带来挑战，美国以域外国家的身份扩大对区域事务的干涉，削弱东亚一体化进程。

东盟希望主导地区经济和安全架构的重塑，并聚焦经济发展。美国则通过与东盟深化安全合作，特别是通过加强与东盟南海声索国的军事合作，离间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阻碍东亚区域化的发展。2021年3月3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与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赫莫基内斯·埃斯佩伦(Hermogenes Esperon)通电话时，表达了对菲律宾南海主权声索的支持，并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性包含南海地区。美国支持菲律宾与中国进行对抗的意图是明确的。2021年7月，菲律宾在美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访菲时宣布，不会终止之前计划中止的《美菲军事访问协定》，这标志着美菲军事同盟的全面恢复。

东南亚国家在中美博弈中不愿意选边站队，希望以在经济上亲近中国、在安全上亲近美国的方式实现在中美之间的战略对冲。在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东盟也发布《东盟印太展望》，指出东盟地区及其附近的东亚地区作为世界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正在经历地缘政治上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东盟印太展望》强调，东盟最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中心，今后的印太地区合作应以东盟为主导进行制度安排，在“印太”进行任何类型的合作应遵循国际公约以及东盟制定的各项条约。《东盟印太展望》体现出东盟不希望在中美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并坚持区域自主化原则的意愿。

然而，东盟国家选择对冲战略的空间正随着美国不断强化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而缩小。随着中美两国地缘战略对抗加剧，中美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冲突强度处于上升态势，这使得东盟内可能出现“美国伙伴关系国”与“非美国伙伴关系国”对立的局面。这将在事实上造成东盟的分裂，对区域化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结语

本文以区域化为研究对象，探讨百年变局下区域化的新发展趋势。本文认为当前再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化具有三个发展趋势：第一，安全领域的区域化正在快速发展，区域合作组织存在由经济、政治向安全转型的趋势；第二，经济区域化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出现向经济区域化转向的趋势，同时也面临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未完全解体所造成的挑战；第三，当前区域化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域外国家地缘政治层面的干涉和干扰。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向再全球化转型的过程会给中国带来地缘战略上的机遇与挑战。在当前区域化安全化凸显、经济区域化加速、域外国家持续挑战区域内地缘政治稳定的背景下，中国将有机会以重要参与者的身份参与构建亚洲地区的制度框架，提供公共产品，影响东盟和东亚地区的关系平衡，塑造互动规则和地区秩序，参与推动地区秩序的演进和东亚区域化的发展。中国应积极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加强自身经济、安全和外交能力建设，积极引领再全球化进程，助力形成和平、稳定、包容的地区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平台无关

原文：《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4期

排版：王新宇

审校：高丹、刘聪

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