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分析】朱锋、张高瞻：大国兴衰的财富竞争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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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攻势凌厉、俄乌冲突依然难以平息的动态世界格局中，美国传奇投资人、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的著作《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为读者解读国际政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全书通过梳理回顾人类近代历史上的几个主要动荡时期，分析历史不同时期世界霸主的崛起和衰落，总结了国家间绵绵不息的权力、利益和财富竞争中的规律和曾经不断使用的各种教条和原则。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朱锋，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张高瞻对该书进行了深度解析，快和小i一起来看看吧！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张高瞻

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   

本文约14000字，读完约35分钟

摘要

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攻势凌厉、俄乌冲突依然难以平息的动态世界格局中，美国传奇投资人、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的著作《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为读者解读国际政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全书从政治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角度出发，梳理回顾了人类近代历史上的几个主要动荡时期，总结了国家间绵绵不息的权力、利益和财富竞争中的规律和曾经不断使用的各种教条和原则。在这本视角恢宏的著作中，作者忧心忡忡地警告世人：“即便未来的时代将会和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大相径庭，但却和历史上许多时期有相似之处。”这一充满警示性的历史观，作为作者的基本逻辑贯穿了全书。通过分析历史不同时期世界霸主的崛起和衰落，该书揭示了大国兴衰的周期性，为如今大国关系变幻莫测、西方霸权衰落、中国从地域强国迈向国际政经强国的世界格局未来演变的轨迹提供了参考依据。而中美两国如何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启发，从而避免恶性竞争，在有限的互动中求同存异，则是作者提出的最值得思考的议题。

关键词：大国兴衰；中美关系；国际秩序；货币和金融

《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是华尔街著名投资家瑞·达利欧（Ray Dalio）备受关注的“原则”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作为世界上资本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始人、传奇投资人，达利欧的这本书梳理回顾了人类历史上主要动荡时期，从政治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角度挖掘、总结了国家间绵绵不息的权力、利益和财富竞争中的规律和曾经不断使用的各种教条和原则。达利欧研究、撰写和出版本书的基本目的，就是想要揭示大国竞争的本质性、规律性的因素，为世界在今天重新充满不确定性的大国竞争和对抗中提供最佳的避险方案。在这本视角恢宏的著作中，达利欧忧心忡忡地警告世人：“即便未来的时代将会和我们有生之年所经历的大相径庭，但却和历史上许多时期有相似之处。”这一充满警示性的历史观，作为达利欧全书的基本逻辑和思考题贯穿了全书。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攻势凌厉、俄乌冲突依然难以平息的动态世界格局中，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展望和把握未来的全新视角。

一、全球知名投资家的“大国兴衰论”：新在何处、强在何方？

瑞·达利欧深耕全球宏观投资近50年，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避险基金公司桥水公司（Bridgewater Associates）的创始人和联合首席执行长。达利欧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26岁时创立了桥水公司。凭借其浸染全球宏观市场多年的深刻见解和作为避险基金管理者的敏锐嗅觉，他先后出版了《原则》和《债务危机》两本书，一本从个人工作生活角度出发，一本从宏观角度解释经济体运行的债务周期，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关注。本作《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以下简称《世界秩序》）是达利欧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历史上帝国兴衰的规律来解释当今世界动荡的世界秩序。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示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这一货币金融体系的瓦解。当时正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打暑期工，22岁的达利欧感到疑惑：当美元不再能直接兑换黄金，他所想象中的骚乱和股市动荡几乎没有出现——恰恰相反的是，在美元暴跌的同时，股市竟然还上涨了4个百分点。达利欧意识到，是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切身经历过一次真正的经济萧条时期，并且对历史上大型经济体和市场的演变规律缺乏观察，所以才导致他所谓直觉上的判断和现实有所出入。就如同疾病传播学家需要研究类似疾病在过去的传播规律一样，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基础也应当基于对过去案例的定量定性分析。达利欧为此总结道：“一个人预测和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取决于他对能够影响某件事情的自因变量的解读能力，而这样的解读能力来自对于该特定事件历史演变的研究。”
这和早在《史记》中就提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的司马迁的“鉴史”观是不谋而合的，而要去筛选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历史案例并且精炼地概括、以令人信服的研究方法审视这些历史案例，从而最后得出与当今时代密切相关的结论，才能避免老生常谈，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达利欧作为一个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和企业家，即使他在本书标题中甚至使用了“世界秩序”(World Order) 这样典型基辛格式的国际关系词语，《处理变化中世界秩序的原则》一书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是有着商人般的实用主义和自传式的娓娓道来。例如，达利欧认为大多数人缺乏俯瞰大局（the bigger-picture）的眼界，就好比在短暂生命中只顾着搬运面包屑的蚂蚁，无法意识到大局的人很难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作出正确判断，从而提前做好万全准备。
在这样的视角和野心下，本书在前言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历史是有周期性（cyclical）的”。在世界政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有三个重要的周期，分别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国内秩序和混乱周期，以及国家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世界秩序》指出，现如今的债务利率是近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在2021年就有16万亿美元的债务处于负利率状态。当投资者在负利率情况下用贬值货币缴纳本应当以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计价的债务时，这将对中央银行带来巨大麻烦。这就彰显了储备货币，即可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的货币的重要性。而印刷最主要储备货币的国家则在世界金融体系中享有超然的待遇，例如，以美元为单位计价的外债是当今世界资本市场和世界经济的基石。达利欧在后文中详细梳理了历史上储备货币的演变。与此同时，作者认为当今世界上贫富差距、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政治分歧都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在研究了历史案例后，作者认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胜利都会大大影响经济和市场，当这些差异日渐增长的时候，就会“出现因如何瓜分蛋糕而导致的冲突”。《世界秩序》一书接着指出，当今世界的政治秩序是作者有生之年未曾出现过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中国崛起”，中国成为美国“真正的竞争力量”（true rival power）。作者认为，曾经的苏联仅仅是美国军事上的对手，而中国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竞争，并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自身的国家实力。中国崛起开始“重新引发”三种历史性的周期。这正是作者研究大国竞争和冲突历史的起点。达利欧提到，历史上强大帝国和后发国家难以避免进行殊死竞争的“历史规律”又会重现：荷兰、英国和美国曾分别作为储备货币大国，而德国、法国、俄罗斯、印度、日本与中国则先后成为崛起大国。达利欧认为，大国起落兴衰的切入点是时间性的周期率：大国通常延续250年，经济、债务和强势的政治周期则持续50—100年。在这个历史性观察的基础上，什么因素导致大国兴衰起伏和权力更替呢？达利欧将全书分为三个章节，在第一章中提出了影响大国兴衰的18个决定性条件，并详细阐述了上述的三个重要周期；第二章则更加细致地研究了过去500年主要储备货币国的发展历史以及当下的中美关系；最后一章则是集中论述了前两章的发现，并中肯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在世界财富、权力和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已成共识的当下，达利欧在书中提出，国际秩序出现诸多变化其实是“典型性的” （archetypical），因为这些变化背后都有史可查。达利欧在第一章中，归纳了 18 个解释帝国兴衰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在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内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三个周期中相辅相成，并且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大周期 (the Archetypical Big Cycle)，今天世界权力格局演变的现象即是这一大周期中的一环。达利欧提出，这样的格局变化在过去500年来已经“屡见不鲜”。图1至图3所示的是过去500年间作者所挑选的11个显赫帝国财富和权力的兴衰，y轴为该国权力和财富在某一时刻相对于其他帝国的级别，由0为最低，1为顶峰，这一相对值又由8组数据加权计算得出。图中不同编号的线段代表了各个帝国，其中相对较粗的四条线段分别代表了三个主要货币储备国荷兰、英国和美国，以及如今崛起的中国。图1中，中国在直到1800年前几乎都处于世界的统治地位，荷兰在1600年左右作为一个相对规模较小的国家取得了储备货币的权力，英国以同样的步伐在1800年左右登顶，而最后，在过去150年里，美国变成了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作者随即阐述了得出插图中y轴，即国家实力的计算方式。该数据由桥水基金的研究团队列出的18项指标综合计算得出，而其中8项是达利欧认为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分别是教育、竞争性、创新科技、经济产出、国际贸易份额、军事力量、重要金融中心城市影响力和货币地位。这8条决定性因素即构建了所谓的“典型国家兴衰周期”：如图2所示，国家崛起伊始都伴随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从而导致创新技术和科技的兴起；创新科技提高了国家竞争力，带来了尖端产品，推动贸易，武装军队，提高经济产出，建设重要金融中心城市；最后，国家拥有了印刷储备货币的资格。随后，这些指标会随着国家实力一同衰落，而即使衰落了，储备货币也会因为使用和交易习惯保留一段时间其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如图2所示，11个国家的国家实力兴衰几乎都可以用这8个指标总结，这印证了作者先前提出的观点，即崛起和衰落都是范式的而非独一无二的。
作者随即以国家“崛起—顶峰—衰落”的模型概括了帝国权力是如何变化的。达利欧在书中将国家崛起定义为“新世界秩序中一段繁荣发展的时期”，国家在这段时期培养和建立起了强大的发展实力。这样的发展实力是由低负债、少分歧、高效率、优秀的教育系统和基础建设、稳固强大的国家领导层以及由一国或多国共同维护的和平世界秩序等因素共同决定的。这些先决条件保障了公民收入水平、对基建、教育和科研的投资、鼓励私营企业、发展资本市场、建设金融中心城市（如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和上海），并最后将本国货币打造成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等发展打下了基础。当大国遵循崛起和满足进程中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其国家实力将有可能蒸蒸日上。但福兮祸之所倚，国家实力的强盛同样可能为未来的衰落埋下种子。例如，该国公民收入水平提升导致其人力成本提高，相对竞争力低于他国廉价劳动力，国家领先的创新科技将会被落后国家借鉴甚至盗用以至于国家竞争力反而被削弱；贫富差距日渐增大，国内出现价值观和政治分歧。与此同时，作为世界霸权国，拥有印刷储备货币的能力使得国家有更多借取外债的能力。当外债过高，达利欧指出国家的金融健康实际上受到损害，因为“借贷为国内过量消费和国际军事冲突提供资金，这使得国家是以超负荷运作”。例如，大英帝国用在维系其霸主地位和国防上的资金已经使得国家入不敷出，背离了国家发展的初衷。

达利欧敏锐地指出，霸权国债台高筑且偿还外债能力下降，只能选择大量印刷货币。这又进一步导致本国货币大规模贬值、通货膨胀严重。这会直接加剧社会矛盾和政治冲突，从而可能引发“试图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内战和革命”。帝国衰落的同时会伴随着新兴国家的进一步崛起，霸权国家和崛起国家的权力转移难以避免地会出现较量与冲突，尤其是当新崛起国家开始拥有了高科技的军事现代化装备。这又可能造成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军事冲突甚至热战。战争会使霸权开始衰落的主导型国家进一步陷入恶性循环，高昂的国防开支会迫使其经济进一步衰退。结果之一是霸权国最终无法支撑霸权而只能宣告国际体系内的权力交替。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霸权更替”。

二、金融家的眼光加上历史学家的学养：秩序的决定因素分析

在构建了帝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大周期模型及定义了各类决定因素的基础上，该书进一步探讨和分析了同时存在的三种小周期，即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国内秩序和混乱周期，以及国家外部秩序和混乱周期。

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在作者看来是国家发展中所伴随的货币体系的演变过程，通常持续50—75年时间，通常开始于低负债和以金属等商品货币（“硬钱”）为主要流通媒介的社会，几乎没有金融信用。随着人们意识到携带大量硬钱的潜在风险和不便，如银行这样的信用机构应运而生，可以兑换商品货币的纸币开始流通。信用机构的诞生可为借贷提供便利，而当债务高于收入，央行便开始大量印刷纸质货币，导致纸币和商品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失衡。最终，仅靠政府法令流通的法定货币（fiat money）诞生，而过于依赖金融信用体系，大量印刷没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的法定货币在最终反而会降低其本身的价值，最终导致民众重新开始购买以黄金为主的商品货币。1944年所建立的以美元为基准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基础是美西方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这一货币和金融体系同样也是以美国为绝对核心的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美国独占世界80%的黄金储备、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规模最大的经济体。时至今日，达利欧认为我们正处于这长达70多年的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阶段，这意味着他预测当下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规模将会因为大规模印钞而快速上升，财富差距将被进一步扩大。在定义国内秩序和混乱周期时，作者提出该周期通常由 6 个阶段组成，分别是新秩序诞生和领导人执政、资源分配系统和政府官僚体制建立、和平与繁荣、贫富差距和政治分歧产生、糟糕的金融状况和严重的社会矛盾以及最终为了建立新的秩序的内战和革命爆发。基于这个分析，作者同时强调处于其中某一阶段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发展到下一阶段。以第五阶段，糟糕的金融状况为例，作者以高负债和赤字、通货膨胀和低增长水平为指标来研究革命和内战发生的概率。通过计算，作者发现当上述衡量标准比平均值低60%—80%的时候，该国家未来五年内将会有17%的概率发生严重国内冲突，而《世界秩序》指出当今的美国就正处于这个阶段。因此，如何有效应对现有的不利情况并且最终能规避不必要的冲突成了各国领导亟须商榷的问题。
达利欧对国际秩序混乱周期的分析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烙印。作者认为财富和权力是国家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的保障，国际秩序更多遵循“丛林法则”而非国际法。追逐权力的过程必然会引发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冲突主要有5种形态：贸易战、科技战、地缘战、资本战和传统意义的直接军事对抗。达利欧认为，尽管中美两国正处于竞争之中，但是权力交替并非一定意味着全面冲突和对抗。他相信强国只要专注于保持经济和产业效率、提高经济产出和控制与降低不必要开支，就能找到和其竞争对手维持“双赢关系”的途径。为此，达利欧在该书的第一章以他独特的视角和数据梳理，展示了大国兴衰大周期模型的构成要素和影响性变量。在以“世界在过去500年究竟是如何运营”为题的第二章中特意放低视野，聚焦以美国为首的三大主要储备货币国和崛起的中国在过去500年间的发展史，全力以第一章所构建的周期模型来解释这四个国家实力起伏的发展轨迹。这使得他的这部《世界秩序》的新书充满了实证研究的数据和思想力度。
达利欧详细总结了500年前的世界的主体特征，这就是：其一，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强国，获益于创新的船只技术，开辟了新航路和所谓的“地理大发现”（Age of Discovery）；其二，主权国家的意识依然十分淡漠，领土由大小家族统治，冲突频繁爆发；其三，阶级分化严重，平民只有非常有限的权利。在这个背景下，16世纪中叶，当时统治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达到了其发展周期的顶峰，但也为其日后的衰落和世界格局的变化埋下了种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和宗教斗争，矛头直指被认为腐败和剥削民众的罗马天主教会。与此同时，经济困难加剧了矛盾，引发了内战，从而为三十年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达利欧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荷兰共和国在 1581 年到1625年期间的建国历程完全符合帝国崛起的几大要素，但首先得益于西班牙连年用兵、国库亏空、国力透支，荷兰能挣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并且创建一个相对开放和更有创造力的社会环境，其文化观和价值观强调了教育和储蓄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荷兰人发明了先进的、可以航行世界的船只和航海技术，这为其日后创建东印度公司，并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打下了坚实基础。
最重要的是，得益于其先进的银行制度和货币体系，荷兰的古尔登（Guilder）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储备货币。这些条件使得荷兰当时的人均收入近乎是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有余。随后，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其王朝衰落的开端，新的国际秩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大大削弱了宗教势力的影响力，提出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和平，而这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为荷兰帝国走向繁荣的黄金时代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会。然而17世纪中后叶大大小小的战争和冲突给荷兰帝国造成了麻烦，国防负担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过度扩张并且最终衰落的路。1688 年的光荣革命，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的联姻以及英荷经济军事合作在作者达利欧看来是导致荷兰帝国衰退的最重要因素。他认为英国借鉴了荷兰的先进技术和制度，在工业革命中大大提升了国家产值和竞争力。在18世纪中叶，相比于英法两国的崛起，荷兰帝国受困于外债，内部矛盾和日益孱弱的军队，最终掉出了权力争夺的第一梯队。与荷兰帝国相似，《世界秩序》指出大英帝国的崛起同样遵循了大周期的规律。工业革命为英国带来了许多跨时代的尖端科技，使得其国家产能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国家，并在 19 世纪中对荷兰完成了人均收入水平的超越。英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其海军力量，帮助其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且进攻他国殖民地，并且有着捍卫其最重要的全球贸易生命线的能力。随着荷兰古尔登的崩溃，伦敦一举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英镑随之变成主要储备货币。
相比较之下，法国同样作为荷兰帝国衰落的受益者，在 18 世纪初也注重教育，并且也同是工业革命的重镇，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著名学者引领了启蒙运动思潮。然而法国却并没有遵循帝国崛起周期，从而最终成为和荷兰帝国以及大英帝国并驾齐驱的统治级帝国。作者指出，法国在 18 世纪卷入如七年战争等大大小小的冲突，昂贵的战争成本使得其国内金融状况受到重创。法国在美国革命战争的开支受到利率影响几乎是英国的两倍，在相同国家外债水平的前提下，对法国本就形成的国内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作者指出，贫富差距使得本就铺张腐败的法国贵族们无法带领其政府推动国家亟须的变革。虽然拿破仑上台后的强硬手段整顿了政府官员并获得了民意支持，最终却在战争中输给了英国和俄国，失去了崛起的机会。如果说荷兰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崛起史有着相似之处的话，那么美国的历史进程就相对独特一些，因为：第一，美国的崛起并没有和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有着直接的军事冲突（革命战争除外）；第二，美国崛起的过程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第三，美国的霸主地位一直维持到了今天。美国崛起前也经历了革命和革命后建立国内秩序的过程：由一组领导人分成几个派别共同商讨如何实现民众支持的政治愿景，最终达成协议并制定了宪法，签署了联邦条例，然后依据宪法设立不同的政府部门。作者认为美国内战后经历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美国追求繁荣发展的和平的窗口期。伴随着美国国家实力一同崛起的还有美国的货币系统，但是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储备货币的路途充满了曲折。美国经历了许多繁荣 /萧条周期，在这些周期中，经典的债务融资投资（对土地、铁路等）变得过度扩张，导致信贷损失和信贷紧缩。因此银行挤兑（即银行大量客户出于对业务的担忧而集体提取存款的现象）十分常见。一战后美国作为战胜国所参与制定的《凡尔赛条约》为其提供了优渥的战争赔偿。虽然英国维持了全球殖民帝国，但是美国得以孤立主义者的姿态置身于琐碎的地缘政治纷争之外。在二战中，没有一次正面军事冲突是在美国本土发生的，而美国通过贩卖军火和外债成为最大赢家，正式走向国力的巅峰。国防上，作为二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带头成立了两大安全条约组织，即北大西洋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同时还和苏联一样将大量经费投入到核武器研究中。经济上，美国积极开展马歇尔计划，通过援助欧洲和日本的方式刺激本国经济，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并且巩固了美元作为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而正是这些富有远见的决策保障了美国 20 世纪后半叶的绝对统治。
虽然作者对法国最终没有成为世界霸主国提供了解释，但这个案例却在一定程度上对该书的核心观点进行了反驳：假使一场战争的结果或者任意突发事件可以左右大国的历史进程，那么研究历史上的周期模型对预测未来是否还有直接意义？《世界秩序》一书反复强调，作者认为关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是存在可重复性的，并且构建了各式周期和定义了各种决定因素，试图将大周期模型套用到他所选中的几个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去。然而，站在当今的角度审视历史，我们无法得知，究竟是因为作者所指出的诸如法国外债水平过高或者皇室腐败等周期性原因导致其崛起失败，还是因为拿破仑最终输掉了战争，导致法国元气大伤，失去了和英国继续竞争的能力。但无论如何，作者一直希望证明历史的车轮的确在按照他总结出的规律移动，从而将这一套理论运用到预测未来大国权力交替的轨迹中去。

三、达利欧对大国争霸忧心忡忡：战争是国家崛起最大的灾难

达利欧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敏锐地指出，帝国兴衰虽然有着周期性，但是其中仅有重大事件（important events）存在着重复的可能性，但这些重要历史事件发酵和演变的方式却是千差万别。
达利欧认为，导致“重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先天性的决定性因素（inherited determinants）；二是人力资本决定性因素（human capital determinants）。其中先天性的决定因素包括国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气候以及人种特征。例如，两大洋将北美大陆和欧亚强国隔离开来，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美国同时还坐拥各种丰富的金属矿石、油气资源等自然优势。这种优越的先天条件为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提供了最有力的自然条件支撑。如果一个国家的先天条件提供了其未来发展的有限支撑，人力资本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发展的上限。《世界秩序》将人力资本因素定义为“人们对自己和别人的方式”，这是人性（human nature）和文化差异的迥异性等因素驱动的。达利欧提出了“多代人心理周期”（The Big Multigenerational Psychological Cycle）的看法，并将文化因素和“多代人心理周期”列为一国人力资本决定因素的两大组成部分。他的这一看法显然非常独到。
“多代人心理周期”是对在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对于自身和国家看法的演变进程。例如在中国，“60 后”和“70 后”是真正经历过穷苦日子奋斗的一代人，而“00 后”和“10后”出生在已经繁荣发展的时代，他们的价值观自然和“60 后”“70 后”有着显著差异；而在美国，“婴儿潮”（baby boomer）时期出生的人和所谓的“Z 世代”（Gen Z）同样有着许多代沟。但这代际更替是否继续传诸如吃苦耐劳、勤勉奋进等民族风格，是研究一个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和国家生命力的重要路径。文化差异以及民众之间的相处模式也在许多时候影响着“重要事件”的处置和应对。例如，美国是一个宣称平等自由的多民族移民国家，然而近年愈发剧烈的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极大地影响了其社会安全和稳定；又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影响着治国方针，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提供了保障。问题在于，前文所述的“代际更替”是否会改变美国和中国的发展路径选择，这是达利欧一直在深思的问题。在例举其他国家这方面的案例时，达利欧指出工业革命后的法国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符合自己所认定的崛起国家上述两个必要条件。但法国在拿破仑战争、日本在军国主义扩张等问题上的战略侵略行为，使其遭遇失败而曾经一度一蹶不振。其结果是，拿破仑和波拿巴时代的法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都丧失了其成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国的可能性。达利欧认为，法国的案例非常直观地说明，大周期模型或许只是将几个成功崛起的国家的所共通的特性总结归纳，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反向论证过程，并不能有效地预测未来事件，例如中美关系的走势。这是因为中国的民族特性和文化，都决定了中国不会重复拿破仑的法国和军国主义日本那样的极端性对外扩张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说，达利欧奉行朴实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信仰。在他看来，曾经一度国力强盛的国家有很多，然而每个时期的世界霸主却是唯一的。在当今一超多强的世界安全格局下，大国兴衰的“大周期模型”是否能准确地预测所有新兴崛起国家的发展轨迹，达利欧认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时间，远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世界秩序》一书并没有把世界秩序变化的规律定调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大国冲突和霸权兴衰交替。达利欧看到的是，周期也好、原则也好、规律也好，大国兴衰的变量依然复杂。这似乎又构成了达利欧在该书中思想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相信他所解释的大国争斗兴衰的规律；另一方面，他仍然认为，决定大国争斗兴衰规律的变量体系仍然存在着开放性。这就是常理所说的，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这一点也是达利欧思想的可贵之处。
为此，达利欧将中美关系的走势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争霸进程相提并论。但他同时认为，在当今世界，中国的确在众多领域有能力和美国掰手腕，并有着未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霸权国的资本和潜力。《世界秩序》指出了中国可能成为下一个崛起国的两大因素：首先，客观来说，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世界霸主，有着独特的外交政治哲学；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政策和领导层促成的治理体制机制的有效与强大，促使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持续增长。达利欧在书中评价中国时，展示了美国学者难得的理性和公正。但达利欧同样也想要客观地揭示中国的“弱项”。他指出，中国的义务教育的确保障了基础教育，但高等教育和科研能力方面仍然和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存在着明显差距；从创新科技角度出发，中国在实现诸如半导体和芯片等尖端科技自主化等方面，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债务角度出发，中国的外债规模在近几年迅速增加，虽然人均不高，但是总量却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从生产力角度出发，中国近几年人口增速缓慢，老龄化严重，未来中国几十年内是否仍然具有充足的的劳动力供应是个很大的疑问。虽然在别的一些决定因素上，例如高层领导力、基础建设、文化和经济活力等方面，中国都无可争议地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不确定性仍然在所难免。达利欧以他个人的切身经历在书中敏锐地指出，中美两国社会间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心态和认知对立。他在书中写到，“任何关于中国的赞美都会疏远美国读者，而批评中国则会激怒中国读者。”他提出，这是今天中美两国关系出现问题的一大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这本相对客观、理性的分析中国大国崛起的巨著却遭到了美国学者普遍的诟病。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瓦拉达拉扬（Tunku Varadarajan）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关于该书的书评。他对达利欧这本书的最大批评是，即便《世界秩序》的确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地”，这些见地是建立在“大量的陈词滥调”（numerous instances of triteness and truism）之上。甚至抱怨“作者花费许多篇幅仅仅复述战争历史，大大影响了阅读体验”。瓦拉达拉扬甚至批评达利欧在描述战争时强调，“战争不会像我们预期那样发生，战争会比想象中更糟糕。”他抱怨这类常识性言论充斥了整本书。但达利欧有关战争发生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恰恰是战争史研究中国际关系学者的共识。这也正是当代国际安全研究始终重视的研究重点。面对达利欧客观、理性地表达的其对中国的认知，绝大多数英文书评却认为该书有刻意讨好中国读者的嫌疑。达利欧在书中多次提到他在中国的故事，其中一段描写了一名中国官员与特朗普会晤之后和他的交流。达利欧写道：“美国人冲动且注重眼下战术（tactical），他们只想要现在可以拿到的；大多数中国人注重战略（strategic），他们提前为未来做打算。我还发现中国领导人比美国领导人更爱读哲学书。”并且写了这个中国官员是如何通过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来让自己平静下来的等例子。诸如此类的言论在书中并不少见。这反映出达利欧本人对中国问题的长期关注和渴望了解中国的热情，这同样在美方的中国认知是难能可贵的。尽管深入、全面、细致地研究了过去 500年大国兴衰的周期和规律，达利欧本人在该书中依然坦率地承认，“他所不知道的比他知道的多得多。”达利欧作为非国际关系学者或者历史学家，而是作为投资家这一跨行业人士，他的这本书所梳理、总结和引用的历史资源、今天的实证数据和叩问历史与现实重大问题背后的敏锐和犀利，都是一般的专业国际关系学者或世界史专家所自叹不如的。全书发掘和引用了丰富的史实，并且以直白的语言和详细的图表直观地展示了其中的因果关系。达利欧关于债务周期、货币系统和金钱的功能的深入分析，更是充满了睿智的洞见。例如他将“国家是否有能力印刷储备货币”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并且指出即使国家衰落，本国货币也会因为使用习惯而在市场中继续流通。
即便是对于熟悉国际关系史的读者来说，该书仍然是一部提供创新观点的重要著作。作为一位华尔街的著名投资人而非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达利欧该书内容上缺少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归纳和评述，也没有借鉴在大国兴衰中的规律性分析中迄今具有代表性影响的学术成果，如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和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等。更恰当的评述是，达利欧的这本专著更像是一部充满洞见的思想史作品，而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献。达利欧在全书开篇就坦承，他的这本书“远非学术文献”。但正如同“闪光的思想”经过时间的考验，最有可能成为能够解释和总结历史的“创造性思想”一样，达利欧的这本专著究竟将会如何影响世界和改造世界，需要时间证明。

四、用理性、睿智和科学超越“周期”与“原则”

《世界秩序》作为《原则》三部曲的终结篇，以“周期”为关键词带领读者回顾了过去 500 年世界大国的兴衰史，通过定义 18 个影响帝国崛起衰落的核心指标将帝国的历史进程图表化，以研究历史来思考世界秩序的现在和未来。作者达利欧作为世界最大避险基金公司的创始人，以投资者的视角为读者带来了一种解读国际政治的新思路。他和他的研究团队通过梳理 11 个历史上显赫的帝国过去 500 年的发展历史并找到共同点，从而构建了一个可以解释这些王朝崛起、到达顶峰然后衰落的模型——大周期模型。大周期模型还伴随着三个小周期模型，分别是长期债务和资本市场周期、国内秩序与混乱周期和国家外部秩序与混乱周期。达利欧发现大周期模型可以很好地解析三个储备货币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崛起史，并且详细地梳理了三个国家各自的历史进程。达利欧的这一研究结论展示了作者思考和写作的良苦用心：为世界提供警示、为大国提供劝诫、为可持续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良策和良知。这恰恰是该书的宗旨所在——知识的创造和运用根本上为了人类的共同福祉。这同样也是该书作者最值得让人敬重之处。
中国是达利欧认为的最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国家。在该书后半部分达利欧整理了中国 500年来朝代更替的发展史，着重摘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方针，并且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提出了展望和政策性建议。《世界秩序》指出，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崛起符合大周期模型的规律。美国正处在其长期债务周期的后期，受到大量外债的困扰。而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让美国政府有能力向他国政府大量借贷，而中国即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达利欧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债务关系使得正处于战略竞争状态下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为美国政界、商界和战略界都对中国手中拥有的庞大美国国债感到“担忧”。在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的认识和看法上，达利欧站在人类相互依存、彼此缺一不可的高度，表达了对中国崛起温和与开放的态度。为了避免中美两国的恶性竞争，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更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提出了直截了当的、建设性的建议。他认为，在中美各领域竞争的前提下，一定要互相洞悉对方的战略目标，以便避开“红线问题”，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和不必要的战争。达利欧指出，在贸易战和科技战中，切断双方最重要的进出口产品交易或完全排除中国获取核心技术的正当途径等拜登政府目前的“去中国化”做法，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这将迫使中国以更大决心和更多资源投入自主创新和关键技术，削弱全球化时代美中关系中“相互依存”这一关系的基本性质。
在地缘政治竞争中，达利欧指出，虽然中方不希望以任何形式和美国开启热战，但是在解决台湾问题等其他主权红线问题上中国一定会坚持其立场，更需要得到美国的理解。台海两岸无法统一或美国总是想要阻挠中国的统一进程，都可能会引发两国间的进一步冲突。从文化角度出发，中美两国价值观的不同、理念上的差异所构成的交流障碍是客观存在的。但达利欧认为，更多了解、学习对方的价值观可以为中美两国在各种问题上达成一致提供便利。最后，《世界秩序》强调，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面临着严峻的内部问题，相比于国际争端，这些问题对于双方政府才是更加亟须被解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可控的未来关系进程，需要双方各自理解和尊重两国的国内问题。
即便如此，《世界秩序》结尾处将中美关系归结为难以避免的大国争霸。这也反映了他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势的基本判断。但他在书中仍然热情地提醒美国人，必须意识到“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会导致关键问题抉择上有所不同”。达利欧还敏锐地指出了有可能误导和破坏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例如“两国间虚假的、煽动性的言论如果不能收敛，将可能会引发矛盾升级”。达利欧也提到，“最终，两国的领导人都需要意识到中美两国已处于制度和能力的竞争”等的结论。达利欧也提请中美两国必须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例如，从大英帝国到美国的权力交替对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权力交替仍然具有启发意义。达利欧指出，从荷兰帝国到大英帝国的权力交替伴随着战争，而英国和美国作为盟友共同获得了二战的胜利，权力交替在和平之中完成。这些案例对中美未来的权力交替有着重要的启示。因此，达利欧该书的核心宗旨并非只是解释周期、原则和规律，达利欧更加重视提出在今后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一定要吸取历史的教训，让两国竞争给国际社会和两国人民福祉带来的代价要尽可能有限和可控。作者更期待中美竞争的未来是和平与相互合作，而非简单的“你死我活”。这同样是达利欧该书想要给两国政府提供的劝诫。在当前美国拜登政府竭力想要推行以美国的利益标准和规则来实行“竞争、冲突与合作”三结合的对华政策的时候，在美国的中国观、世界观和中美关系观都出现了重大问题的时候，达利欧在该书中的苦口婆心，理应得到美国政府的考虑和重视。
总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在对该书的评价中提到的，达利欧的研究应当是对西方世界的一个“及时警告”。在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俄乌冲突等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威胁仍然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之际，达利欧先生的这部专著已经为大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及时地敲响了警钟。中美关系的走势已经成为 21 世纪最具挑战性、其影响力也将最具有世界政治体系效应的全球性挑战。中美两国如何求同存异，在有限的沟通和接触渠道上谋求最大程度的合作共赢，无疑是两国政治、社会和知识界最值得斟酌和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期待达利欧的这部新作，能够为中美关系敲响警钟的同时，让两国政府和社会启动重建合作性竞争、竞争性共存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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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当代中国与世界》，2022年第2期

排版：王新宇

审校：李宗芳、刘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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