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编译】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与中国对抗到底是一个明智的战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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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31日，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美中关系论坛”上作主旨演讲，谈论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的前景。佐利克指出，美国当前的对华存在多个错误假设与认识误区，无论是对美国自身利益抑或是中美关系及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均有害而无益。美国应设法在其对华政策中扬长避短，摒弃冷战思维，正确看待中美关系。

2021年5月7日，由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办、中美教育基金会支持举办的第三届“中美印三边战略安全与合作展望”系列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罗伯特·佐利克出席会议并做主旨演讲（点击链接查看详情）。

以下内容为小i独家编译的佐利克演讲实录，内容有删节，转载请注明出处。

罗伯特·佐利克

（Robert Zoellick）

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

世界银行前行长

美国前贸易代表

本文约6200字，读完约15分钟

就美国当前的政治局势而言，采取与中国对抗的立场是受各方欢迎的，对美国的两大主要政党来说皆是如此。自从前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和前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当年被指责“失去中国”（losing China）以来，民主党人就不再想要对中国表现得软弱。民主党籍的几位前总统如肯尼迪（John Kennedy)、约翰逊（Lyndon Johnson）、克林顿（Bill Clinton），包括现在的总统拜登（Joe Biden）都希望能够避免类似的指责。对此，共和党人意识到这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可操控的议题，是一个不仅可以用来团结全党，还能够使共和党以强势姿态来批判拜登政府的议题。

让我们一起来仔细地思考一下，与中国对抗到底是一个明智的战略还是一个完全建立在错误臆断上的战略。这种对抗的精神最终将会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吗？我接下来将先着重讨论两个错误的假设，其次谈谈这些错误假设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最后再来聊聊美国的政治与政策。

首先，我认为用“冷战”来类比美国与当今中国的关系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草率马虎的。在冷战时期，形成了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体系：即美国代表资本主义，苏联代表共产主义的世界格局。当时，除了在能源方面、部分大宗商品（的贸易方面）以及部分东欧国家的债务问题方面之外，这两个超级大国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多的联结。而这与现今中美关系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中美两国同处于一个安全和经济体系中。另外一个更能凸显今日中国与昔日苏联的不同之处在于，苏联当年想要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国际共产主义。

我们（美国）的外交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复杂因素，而不应只是执着地在各种议题上与中国对抗。我们的盟友肯定不会认同我们想要遏制中国的想法。如果我们不顾与盟友们起冲突，仍试图遏制中国并发起与中国的全面对抗，我们将会失去构成美国力量的重要来源。我们（美国）的其他朋友对此也和我们存在意见分歧。例如，一位美国的朋友，来自新加坡前副外长比拉哈里·考斯坎（Bilahari Kausikan），就曾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即其他国家将在中美竞合之间周旋（以使自己受益）。就连印度这个在地缘政治中的受益者，也希望获得战略自主权。一方面，新德里很乐意在其需要时利用美国来对抗中国，但另一方面，它又是金砖成员国。印度会为自己在国际上的利益负责，我们也应如此。

我还认为把世界简单划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是错误的。好比说越南，虽然其与海湾国家类似，民主的程度并不高，但我们还是会愿意与越南合作。如果一定要进行类比，我会说现在的国际关系看起来更与 1900 年时类似，而非 1950 年。因此，把现在的情况比作冷战恐将会危险地引我们走入歧途。

其次，若是想要制定出明智的战略，则需要我们先对自己的能力和需求进行现实的评估。我认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就错过了一次能够向众人解释我们美国所真正面临的挑战的机会。

接下来我将引用一些来自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译者注：扎卡利亚为美国著名印度裔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的统计数据，而扎卡利亚并非为保守派的追随者。据他的统计，在2008年时，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同，但现今美国的经济规模已是当时的两倍。在1990年时，美国的人均收入比日本高出约17%，而现在则比日本高出约54%之多。在1989 年时，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中有四家位于美国，而如今则有九家都位于美国。

让我们再来仔细思考一个常被谈及的话题：全球制造（global manufacturing）。在全球制造业的产出中，美国所占份额比日本、德国和韩国所占份额相加的总和还要更大。当然，虽说相较之下美国高产出制造业的就业岗位略少，但这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率更高。而早在1900 年时，我们的农业产业就能利用更少的人力来产出更多的资源。当时，农业产业的从业人员约占全美劳动力的40%，而在今天全美约只有 1% 或 2% 的劳动力为农民。

另外，美国市值最高的十家科技公司的总股票市价也高于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股市总值。美国在未来产业如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等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同时，美国也有着比欧洲、日本或中国更为有利的人口结构，失业率也相对较低。现在90%的国际贸易也都仍是使用美元结算。不仅如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资料数据显示，在1990年至2019年间，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的家庭收入单凭投资收入就增长了26%。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险和税收转移（的收益），这个数字则会攀升至55%。而全美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市场收入增长率为50%，税后转移支付增长率则为74%。再来看看流动性（mobility）的问题。美国财政部、国税局、美联储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许多研究皆表明，那些出生于美国最底层20%家庭中的人们，他们中有90%以上的人实际收入已高于其上一代，有63%的人收入水平已达到美国收入排名的前20%。而这些数据都不是我们平常能在报章杂志或是各类新闻中看到的。总而言之，虽说保护主义盛行、高额公共支出、背离了以研究和发展为目的的产业政策，以及长达50年的反垄断政策都切实地存在于美国历史中，但美国的经济发展却没有因为这些所谓的“反乌托邦”（dystopian）的过去而被改变。

我们再一起来想想这些错误假设对（美国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我首先想要建议我们避免重蹈我们在冷战时期的覆辙，即——避免从对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所有问题。冷战的零和思维导致了我们当年在越南的彻底失败。冷战逻辑同样也致使我们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犯下（政策性）错误。而美国现在大部分和中国有关的政策争论都默认了现在中美之间是类似零和竞争的关系。对此，我们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

同时，我也不认为美国是这一我们自己所带头创建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受害者。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曾作出了这样的错误假设，即是假定美国无法在经济上与他国进行竞争。其实来讲，我们根本不需要对他国加征更高的关税。拜登政府现正利用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或“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条款，排除了外国的竞争。而这些规则或条款甚至比对他国加征高额关税更为糟糕。因为关税实质上只是向那些使用进口产品的公司或消费者征税。

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也耗资巨大。美国2023财年的预算赤字率为6-7%，即便是在经济增长情况良好的状态下，这也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值。而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未来美国的预算赤字率将会长期维持在5-6%左右。再者，美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现已达到97%，接近1946年二战后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104%。而这个纪录恐将很快会被打破。

考虑到盟友和伙伴们对我们美国战略的重要性，华盛顿方面本应深化与各地盟友和伙伴的经济联系，但相反，我们不仅主动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还正在“扼杀”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其造成损害。最近，我们甚至还中止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虽说IPEF和TPP在内容上相差无几，但拜登政府还是停止了IPEF中的关键数字（贸易）谈判。对于我们的种种行为，就连我们在欧盟的朋友们现也已是受够了。

再者，一旦我们采用了经济失败主义（economic defeatism）的政策，那么它的政治过程将要求我们向所谓的国际竞争“受害者”提供更多的保护和补助。而现在，新日本制铁（Nippon Steel）对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的收购则被美国视为是“国家安全威胁”，哪怕这项收购将会推动美国钢铁产业的发展，以及必然会深化美日之间的关系，美国还是如此认为。

我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继任者之一——现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将美国的贸易政策描述为是“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我希望现任政府中的某个人能来跟我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所能够想到的、和这个说法最为接近的解释大概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帝国主义概念，它对贸易界有着一定的影响的。如果这个说法的含义确实为此的话，那么拜登政府的言下之意是否指的是美国的经济曾是殖民主义式的——尽管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人的工资要比其他地方的人的工资都要更高？但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们（其中不乏一些曾被殖民的国家）都想要（和美国）进行贸易并能够获得可以在美国的市场竞争的机会。而美国和欧盟正在创建的一系列补贴将会对那些无法与补贴和大规模支出竞争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大困难。

若我现在还是美国贸易代表，我将会把重心放在数字议题上，也就是拜登政府不久前在WTO和IPEF中抛弃掉的那些议题。虚拟商品、服务、软件及数据，都推动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在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的同时，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美国曾经在制定新标准和贸易谈判方面处于前沿，因为我们的经济一直处于创新的最前沿。但我们现在却在倒退，无法为未来制定规则。我不确定这些规则将会如何被制定，但我知道的是我们（美国）将不会参与其中，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在谈判桌上。

现在我再来谈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在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拜登的一些顾问们曾宣称与中国的接触已失败。这个说法在事实上是错误的，但从政治上来讲却是更便于解释的。但对政府来说，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之前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那接下来美国该如何与中国接触？拜登总统已意识到他所主导的脱离（Disengagement）中国的政策正使得情况不断恶化，而他也正尝试着稳定住持续恶化的双边关系。举例来说，美国正试图在中东地区、海上安全、人工智能、俄罗斯的核威慑以及毒品等议题上（与中国）进行接触。如果美国正寻求与中国重新接触的机会（也就是那个我们曾经称作是外交的东西），那么美国先需要做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即是：我们是否永远都要将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归为一类？还是说我们其实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中国？中国与俄罗斯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应将中国推向伊朗和朝鲜。中国是在现有的这个国际体系中成长为一个富强的国家的。中国当然渴望着实力增长，但并不愿意去颠覆这个让它变得繁荣的体系。将中国推向另外一套与我们完全独立的体系当真符合我们（美国）的利益吗？如果站在中国的角度上来去听美国国内的这些辩论，任何人都可能会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华盛顿想要的是颠覆中国或是（在国际社会中）孤立中国。

当然，美国及盟友们都需要强大的防御力量以保障我们在区域内的威慑力。实际上，我本人比现任政府或是美国国会都更支持我们在国防方面加大投资。但话又说回来了，凭借武力来实现和平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否在谋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探索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面对的严峻现实是：若无法整理清楚（中美之间）能够如何进行合作，那么就别指望我们（两国）的合作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安全和各种大流行疾病、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渔业、核扩散问题、伊朗及朝鲜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以及新涌现的其他问题上（如在对气候问题更敏感的经济环境中将采矿业电气化）取得进展。也就更不要指望中美两国能在下一轮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上进行合作。

其实至关重要的是越过政策口号去了解细节、观察问题的本质，正如俗语所说的，“魔鬼藏在细节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举例来说，我们先来思考一下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所设下的限制。当我们在说“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s）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想表达什么？在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简称“巴统”，又名多边出口控制统筹委员会）对抗苏联的时代，虽说北约及其他国家被限制向苏联出口军事战略物资以及相关技术，但“巴统”却从未曾试图瓦解苏联的经济。

我们（美国）可能可以封锁中国的某项高科技技术几年，或许拖慢中国的进度对我们来说是值得的，有利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内保持领先地位。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历程已表明，不管我们怎么做，中国都将会继续发展其半导体技术。那我们接下来应如何对待英特尔呢？我们（美国政府）现正向英特尔提供补贴，但英特尔却有20-25%的业务收入来自中国市场。那我们是否会想要阻止英特尔与中国的交易，即便这样做将会使英特尔损失掉那些其本来能够用以投资、研发的利润？那么，我们究竟是否应该为了弥补英特尔不与中国进行交易所损失的利润，对其提供补贴呢？

进入能源转型的时代，中国在众多新兴的能源领域处于主导地位。而我们（美国）若是真心想要解决气候问题，为何要对中国的太阳能板征收关税？截至目前还没有人能告诉我，究竟是为什么认为太阳能板在冲突爆发时，会对美国国防造成关键影响？对我们来说，难道拥有更低成本的太阳能板或风力涡轮机不是一件更好的事吗？在我看来，新能源汽车将会成为下一个受美国贸易保护的产业。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简称“美国外资委”）现已成为一个对外国投资进行官僚式审查的机构，其审查范围已扩展到了安全问题之外的其他方面。美国司法部想要知道外国投资者们都创造了何种类型的就业机会。这就要求对外国产业政策进行审查，而不再仅限于保护国家安全目的。这些新的审查政策和要求，导致海外投资者正撤出美国。不仅如此，现在美国政府又想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对外投资。这是美国从未做过的事呀！就当下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美国的优势就在于我们对商品、资本、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开放。

回到政治方面，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我对于拜登总统或是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竞赢特朗普这一点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在关于‘美国大屠杀’（译者注：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报道，特朗普曾于今年3月16日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如果他不能在11月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将发生“屠杀”¹）或美国是否在海外被‘讹诈’的辩论中，我并不认为拜登或沙利文能够驳倒特朗普。拜登政府的种种说辞皆被特朗普玩弄于鼓掌之中，而特朗普则正在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受害者。民粹主义者们并不喜欢以华盛顿为中心的精英体系，所以他们将会在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债务膨胀以及呼吁增税的政策中找到许多可用来加以攻击的目标。美国政府现已丧失了信心，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制定国际经济政策。我们正在打一手败局。现在，我已不抱期望地认为，这种情况在2024年将会持续下去，但不管怎么说，有这样的讨论还是很及时的。虽说可以理解有人会在某些时刻对中国的某些行为产生不满情绪，但我们也需要考虑修正美国贸易政策、国际经济政策、以及未来的对华政策的航向。我们是否应该扬长避短，即更多地依赖我们的固有优势而非弱点来制定政策。

这里还有一个即将浮出水面的问题：在未来，如果中国深化改革，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开放，我们美国到底是应该与他们合作，还是试图将他们逼到边缘？如果我们还是抱持着和今天一样的态度，那我们可能还是会将他们推向边缘。我不确定这无论是对我们来说，或是对世界经济来说会否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¹特朗普称如果自己无法当选，美国将发生“屠杀”，拜登竞选团队谴责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H0u7DSHc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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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翻译：曾楚瑶、朱思思、储浩翔

校对：王博涵

排版：王鹤颖

审校：高丹、宫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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