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丽 王世伟 | 突厥的叛乱与安北都护府南迁
摘要：后东突厥汗国的建立是单于都护府治下突厥分裂势力直接付诸行动的历史产物，与唐王朝的内忧外患和羁縻府州制的局限性有直接的联系。后东突厥汗国对漠北的占领迫使安北都护府南迁同城，改变了唐代北部边疆两大都护府的布局及性质。
关键词：突厥；叛乱；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南迁
自贞观三年（629）至永徽元年（650），唐王朝相继击败北部边疆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车鼻汗国，于其故地遍设羁縻府州，任用各部落首领为诸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在漠北铁勒诸部地区设安北都护府，在漠南突厥诸部地区设单于都护府，至于期间由燕然都护府到安北、单于都护府的变化过程，诸书详记，兹不赘叙。这两个地方最高军政机构的职责是“掌所统诸藩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藩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1]在两大都护府的管理之下，大漠南北安定了30年之久。然而，随着唐朝内外局势的变化，单于都护府治下的突厥贵族伺机于调露元年（679）发动叛乱，攻占单于都护府，进军漠北，建立起后东突厥汗国，迫使安北都护府南迁同城，因而改变了唐代北部边疆羁縻府州的布局和两大都护府的性质。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冬十月，单于都护府管辖的突厥部落首领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首先发动了叛乱，立阿史那泥孰匐为可汗，于是“二十四州酋长皆叛应之，众数十万”。[2]身为鸿胪卿兼单于都护府长史的萧嗣业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与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率兵征讨，很快控制了局面。但因放松警惕，恰逢大雪，突厥余众乘机连夜偷袭，萧嗣业的军队大败，只得退居单于都护府以自保。萧嗣业自幼与隋萧皇后入突厥，熟悉突厥的风土人情，懂突厥语言，所以官至鸿胪卿兼单于都护府长史。因此次之败，萧嗣业被流放桂州而死。继任单于都护府长史的是王本立。
起事的突厥贵族迅速出兵定州（今河北定州市），企图与东北的奚、契丹联兵。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以空城计吓退突厥兵，契丹和奚派出攻打营州的军队，也被唐休璟将兵击退,但余众犹多。
十一月，在西域平定依附于吐蕃的阿史那都支和李遮匐之乱，重置安西都护府于碎叶城的裴行俭又被委以平突厥的重任，“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文思、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十八万，并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余万，以讨突厥”。[3]次年三月，裴行俭的军队在黑山大败叛军，“擒其酋长奉职”。[4]另一支突厥叛军在首领阿史德温傅的率领下退保狼山(横亘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南部与乌拉特中旗西南，属阴山山脉西段），唐廷乃命户部尚书崔知悌到定襄慰劳将士、处理余寇，裴行俭班师。高宗君臣以为从此可无忧，于八月二十三日下诏改元永隆。
但突厥残余势力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很快又恢复壮大起来。开耀元年（681）正月，寇掠原、庆等州，将矛头指向唐的陇右群牧监所在，目的是掠夺战马。秋天，夏州群牧使安元寿报告说：“自调露元年九月以来，丧马一十八万余匹，监牧吏卒为虏所杀掠者八百余人。”[5]唐廷又一次以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右武卫将军曹怀舜和幽州都督李文暕为副总管，出兵攻打突厥叛军。裴行俭令曹怀舜出恒州，李文暕出幽州，作为先锋军攻击阿史那伏念部，自己屯兵于代州陉口，并派人在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傅之间行反间计，且约漠北安北都护府的回纥等部出兵自碛北向南进军。曹怀舜等先与阿史那伏念部作战不利，又相信了其间谍的假情报，轻兵出击，于是溃不成军，只好厚贿伏念，杀牛盟誓才得脱身。裴行俭则乘伏念与曹怀舜作战之机派副将何迦密出通漠道，派程务挺出石地道袭击，抄掠了伏念的妻子及辎重。伏念与曹怀舜约和北还到金牙山后，发现失妻子辎重，士卒多病，遂引兵退保细沙。裴行俭又命副总管刘敬同、程务挺等将单于府兵追击，在南有唐兵、北有回纥侵逼的情况下，走投无路的阿史那伏念只好押送阿史德温傅到裴行俭处投降。突厥的第二次反叛又以失败而告终。唐高宗一改宽宥降酋的做法，听信忌妒裴行俭之功的宰相裴炎的建议,“斩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6]这表明被擒者已不再被看作战败投降的突厥首领，而被视为谋逆、反叛的国家罪人。这样大规模地屠杀少数民族首领在唐朝历史上是第一次，同时这种不讲策略的处置方法无疑给突厥贵族加紧分裂活动提供了借口。《阙特勤碑》东面第13、14行就是这样满怀悲愤地告诉突厥民众：“成为敌人后，但他们未能自立，重又内属了。中国皇帝并不考虑突厥人民曾出了这样多的力，他们说：‘我要灭掉突厥人民，并使其断绝后代。’他们突厥在灭亡。”[7]
突厥贵族出身的阿史那骨咄禄继承阿史那伏念的衣钵，纠集反叛的余众逃到总材山，《阙特勤碑》曾骄傲地告诉突厥民众，骨咄禄是受突厥诸神的祐护登上汗位的：“上面突厥的上天，下面突厥的神圣水土神这样说：‘不要让突厥人民灭亡！让他们成为人民！’于是把我父颉跌利施可汗、我母颉利毗伽可敦持护在上天之顶，高高举起了。我父可汗同十七人出走。在听到他们外走的消息后，城中的人上了山，山上的则走下来，聚集起来是七十人。由于上天赋予的力量，我父可汗的军队像狼一样，而其敌人像绵羊一样。东西征战，结果结集起来的共是七百人。当有了七百人之后，我父可汗就按照我祖先的法制，组织和教导了曾丧失国家、丧失可汗的人民，曾沦为女婢、成为奴隶的人民，曾失掉突厥法制的人民，在那里组织了突利斯及达头人民，并在那里赐给了叶护及设的官号。”退守山林的叛军处境很困难，四面被包抄，《阙特勤碑》接着说：“在右边（南方）中国是敌人，在左边（北方）baz可汗及九姓乌古斯是敌人，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奚，都是敌人。”
在暾欲谷的谋划下，阿史那骨咄禄“有众五千余人”，[8]称颉跌利施可汗，《暾欲谷碑》描述道：“我想举他为可汗。我想：如果瘦公牛和肥公牛在远处互相顶架，人们就不能区分哪个是肥公牛，哪个是瘦公牛，我这么想了。之后，由于上天赐给我智慧，我自己敦促他为汗。英明的暾欲谷——裴罗莫贺达干同颉跌利施可汗一起，南边把中国人，东边把契丹人，北边把乌古思人杀了很多。”[9]这里所谓的肥公牛和瘦公牛之说，是因为骨咄禄的出身并非颉利可汗的直系后裔，而是疏属，即为远支，《旧唐书·突厥传》记载：“骨咄禄者，颉利之疏属，亦姓阿史那氏。祖父本单于都护府下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世袭吐屯啜，”吐屯为突厥汗国派往属国监察收税之官，位卑而权重。暾欲谷能审时度势，推戴骨咄禄为可汗，确实为后东突厥汗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有了本民族可汗的突厥反叛余众遂以此为号召，迫使处于单于都护府管辖下的各州降户在唐朝皇帝和突厥可汗之间做出选择。出于多种原因，24州降户尽叛，骨咄禄的队伍迅速壮大。到永淳二年（683）十月，薛仁贵与阿史德元珍在云州作战时，元珍已有力量“入寇并州及单于府之北境，杀岚州刺史王德茂”。薛仁贵击退突厥部众后，尚“斩首万余级，捕虏二万余人”。[10]可见颉跌利施可汗在突厥族中的号召力极强。
弘道元年（683）到次年，是唐朝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时期。朝内高宗病逝，中宗、睿宗先后被废，武则天皇后于684年改元光宅，亲自执政，排斥异己；在外，突厥加紧攻打唐之北境。鉴于突厥屡寇并、幽二州，朝廷有人提出废丰州，迁其百姓于灵、夏之内。丰州司马唐休璟力阻此事，以为“丰州阻河为固，居贼冲要，自秦汉以来，列为郡县，土宜耕牧。隋季丧乱，迁百姓于宁、庆二州，至胡虏深侵，以灵、夏为边境。贞观之末，募人实之，西北始安。今废之则河滨之地复为贼有，灵夏等州人不安业，非国家之力也！”[11]丰州是唐朝的西北门户，与胜州一起，控扼黄河的东西两岸，是唐都长安在北方的第一道防线，因而朝廷采纳了唐休璟的建议，据守丰州。
与节节败退的唐朝军队相比，突厥却乘唐之乱而步步进逼漠北，其目标是占据郁督军山，以使颉跌利施可汗的即位符合突厥的习惯法，从而获得部众的认同。因此，骨咄禄和暾欲谷确定了南下侵唐和北上夺取漠北的策略。南下攻唐，皆骨咄禄和暾欲谷亲自将兵，先后打败唐将淳于处平和爨宝璧的军队，能够与突厥抗衡的大将军黑齿常之也在永昌元年（689）十月蒙冤遇害。突厥遂建南牙黑沙城，以骨咄禄的弟弟默啜为设，统兵镇守。攻取漠北的安北都护府，则是暾欲谷利用唐与回纥、契丹三方联军尚未准备好之机，各个击破的。《暾欲谷碑》记述了突厥间谍从回纥人那里打探到三方联军准备歼灭突厥叛军的消息后暾欲谷提出的各个击破的办法：“我对我的可汗说：‘要是中国、乌古斯、契丹三者联合起来，我们将无救，我们将腹背受敌。俗话说，把薄的东西弯起来是容易的，把细的东西折断是容易的。要是薄的变成厚的，弯起来就难了；要是细的变成粗的，要折断就难了。我估计会有两三千军队东面来自契丹，南面来自中国，西面来自qurdan（西突厥？），北面来自乌古斯。’我这样对他说了。我的可汗听从了我本义——暾欲谷的话。他说：‘按你想的指挥军队吧！’翻过kököng，我领军到于都斤山。乌古斯人带着乳牛及驮畜从土拉河而来。其军队是三千，我军是两千，我们交了战。上天保佑，我们击溃了他们，他们落入河中。在溃逃的路上，据说又死了许多。之后，乌古斯人全都来了（即臣服了）。当听突厥可汗、突厥人民住在于都斤地方，我自己——英明的暾欲谷住在于都斤地方后，南边的人民及西边、北边、东边的人民都来臣服了。”至此，失去了依靠回纥号令漠北诸部的唐王朝再也无法阻止突厥叛乱分子复国的脚步，依托于回纥部而存在的安北都护府被迫南迁。
暾欲谷的军队与回纥军交战的时间，史籍无载。考唐军出兵攻打反叛的同罗、仆固部在垂拱二年（686）五月，而突厥军队在垂拱元年（685）尚寇代州，在忻州大败淳于处平的军队，至垂拱三年（687），安北大都护府已南迁同城，则回纥军与突厥叛军交战应在垂拱三年以前，不会如《资治通鉴》所记在垂拱元年六月，该书所记安北都护府南迁时间也是错误的。回纥兵败，是安北都护府在漠北撤离的先声，因为自突厥叛军占据于都斤山，漠北诸府州分化为两派：以回纥为首的亲唐派，与契苾、浑、思结等部结盟；以仆固、同罗为首的反唐派则与突厥可汗骨咄禄的复辟势力相勾结，竭力推翻唐在漠北的统治。唐朝失去了与回纥、契丹、西突厥联军共破突厥的机会，只得发河西兵救回纥，《全唐文》载陈子昂说：“龙集丙戌（垂拱二年），有唐制匈奴五十六载。盖署其君长，以郡县畜之，服荒赖宁，古所莫记。是岁也，金微州都督仆固始桀傲，惑乱其人。天子命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发河西骑士，自居延海入以讨之。特敕左补阙乔知之摄侍御史护其军事。夏五月，师舍于同城，方绝大漠，以临瀚海。”此次军事行动还动用了西突厥地区金山都护府属下的十姓军队，“遣田扬名发金山道十姓诸兵，自西边入。”[12]西突厥将士视后东突厥和回纥民众均为仇敌，所以“十姓君长奉诏之日，若报私仇，莫不为国家克翦凶丑，遂数年（月）之内，自率兵马三万余骑，经途六月，自食私粮”。这些自备粮草出征的西突厥将士，没能与唐军一起消灭东突厥复辟势力，却公报私仇，劫掠攻杀了漠北回纥等亲唐部落。于是在撤军之后，武则天“乃以其不奉玺书，妄破回纥部落，责其专擅，不许入朝。便于凉州发遣，各还蕃部”。
西突厥劫掠的结果是漠北诸部均受洗劫。叛乱部落同罗、仆固等虽皆离散，忠于唐的回纥、思结、浑、多滥葛等部落也被洗劫一空。随军的监察御史乔知之上书朝廷，报告漠北的情况，并建议在同城置都护府备边：“今同城权置安北都护府……西及北皆是大碛，碛并石卤，水草不生。突厥尝所大入，道莫过同城。今居延海泽接张掖河，中间堪营田处数百千顷，水草畜牧，供百万人。又甘州诸屯，犬牙相接。见所聚粟麦，积数十万。田因水利，种无不收。运到同城，堪省功费。又居延海多有鱼盐，此所谓强兵用武之国也。”[13]由于乔知之、陈子昂等人的大力主张，武后决意放弃漠北，迁安北都护府于同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因此，安北都护府迁到同城是在垂拱三年（687），即漠北回纥被攻破之后。此后，安北都护府在完成了招降、安抚漠北诸部因战乱和旱灾而南迁的饥民后，一度迁到删丹县（今甘肃省山丹县）南99里的西安城，[14]继续管辖回纥等部。移居安北都护府辖境的漠北部落主要有回纥、契苾、思结、浑四个都督府中的亲唐派。《旧唐书•回纥传》称：回纥瀚海都督比粟（比来栗）已在与突厥的战争中战死，其子独解支于永隆（680）中继立。《唐会要•回纥》记载：“比来栗卒，子独解支立，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移居甘州界。”又《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五年九月条：“初，突厥默啜之强也，迫夺铁勒之地，故回纥、契苾、思结、浑四部度碛徙居甘、凉之间以避之。”后因凉州都督诬陷，“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流瀼州，浑大德流吉州，贺兰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卢山都督思结归国流琼州；以回纥伏帝难为瀚海大都督”。回纥等部最早迁来甘、凉间居住自独解支开始，迁徙活动是与旱灾和战乱相关的，就像陈子昂所描述的情景一样。这些饱受苦难的游牧民在甘、凉二州居住期间依然保全了自己的部落组织，朝廷仍封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管辖漠北羁縻府州的安北都护府也随之从同城迁到了回纥等部所在的甘州境内西安城，回纥酋长在诸部中独称大都督。回纥汗国灭亡后（845），漠北回纥中的一支就迁往甘州境内，或许当时的安北都护府即如在漠北时一样，设在回纥部内，以回纥为基本军事力量。随着安北都护府撤出漠北，留居漠北的铁勒诸部都臣属于后东突厥汗国，正如《阙特勤碑》东面第15行所说：“使有国家的失去国家，使有可汗的失去可汗，征服了敌人，使有膝的屈膝，使有头的顿首投降。”
漠南地区的单于都护府自调露元年（679）突厥叛乱以来，屡受袭击，降户逃散，所以到垂拱二年（686）改加镇守大使的称号，但府名犹存。《元和郡县图志•单于大都护府》载：“垂拱二年改为镇守大使。圣历元年改置安化（北）大都护。开元七年隶属东受降城。八年，复置单于都护府。”《唐会要•单于都护府》载：“垂拱二年，改为镇守使。圣历元年五月九日改为安北都护。开元二年闰五月五日，却置单于都护府，移安北都护府于中受降城。”据严耕望先生考证，此两段文字各有正误，正确的应是这样：垂拱二年（686），单于大都护加镇守大使衔，并非改称；圣历元年（698），改称安北都护府，去“单于”名，以免突厥默啜以此为口实索要单于都护府地；景龙二年（708），安北都护府移治西受降城，则云中城自此时到开元八年（720）之间没有设都护府；开元二年（714）闰二月，不是重置单于都护府，而是安北都护府自西受降城移治中受降城；开元八年（720）六月二十日，重置单于都护府于云中城，[15]并以亲王遥领大都护，即《唐会要•安北都护府》载：“单于、安北等都护，亲王遥领者，加大都护一人，准三品，总知府事。”
单于都护府内突厥降户的叛乱，给唐朝的北部边疆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接导致唐朝丧失了对漠北地区的直辖权。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单于都护府管辖内24州尽叛的局面呢？中外研究唐史的学者多依据《阙特勤碑》的记述：“由于其诸官和人民的不忠，由于中国的奸诈和欺骗，由于他们的引诱，由于他们使兄弟相争，由于他们使官民不和，突厥人民丧失了成为国家的国家，失去了成为可汗的可汗，高贵的男儿成为中国人的奴隶，清白的姑娘成了女婢。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中国的诸官采用了中国称号，臣属于中国皇帝，并为他们出力五十年，前面，在日出之方，一直打到莫离可汗那里，在西方，一直打到铁门关，把其国家和法制交给了中国皇帝。”认为，“突厥诸部的处境悲惨”，[16]所以起而攻唐，并且把反映默啜时代的“神圣的于都斤山的人民，你们走了，你们往东去的走了，你们往西去的走了；在你们去的地方所得到的好处就是：你们的血流如水，你们骨堆如山，你们高贵的男儿成了奴隶，你们清白的女儿成了女婢。由于你们无知，由于你们无义，我叔可汗死去了”[17]这段话也当作证据来反复使用。我国学者中甚至有人给这次起事定性为突厥人民反抗唐朝剥削和压迫的起义。实质上，从突厥居住在漠南地区50年的历史来看，单于都护府治下突厥起事的性质纯粹是阿史那、阿史德等东突厥旧贵族复辟游牧奴隶制的一种分裂主义运动。林干先生在其著作《突厥史》中指出：“突厥自唐初归附以来，已接受唐朝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大漠南北已和中原地区完全统一。骨咄禄身为唐朝政府官吏，逃弃职守，背叛朝廷，他的重建政权的活动，是一种破坏祖国统一的分裂行为，这使大漠南北重新陷于与中原脱离，与中央脱离的状态，使突厥族与汉族的关系再次处于对立之中，这对于中原和大漠南北的社会发展、农牧业的互相调节和民族间的自然融合，都是不利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但对于单于都护府治下突厥起事的原因,尚有可补充之处。
势单力薄的突厥叛军之所以能成燎原之火，最终能够从唐朝分裂出去重建游牧奴隶制帝国，与唐朝的内忧外患迭兴有密切的关系。自唐平高丽之后，吐蕃崛起并向唐的西北、西南边疆频频进攻，夺取了西南的安戎城，进而南下西洱河；控制安西四镇，与西突厥联合攻唐陇右地区，尤其是咸亨元年（670），威镇漠北的薛仁贵兵败大非川；仪凤三年（678），曾任瀚海都护的刘审礼在青海之战中被俘，后惨死吐蕃，大唐威信已失。永淳元年（682），西突厥阿史那车薄与三姓咽面等联合反唐，威震羌胡的大将裴行俭出师未捷身先死，幸赖安西都护王方翼以智取胜。时值高宗病重，武后专权，大肆排斥关陇士族，而以铨选、科举取东南文士入朝，勋旧失势，以致于突厥叛军以为薛仁贵已死。[18]这一切都给了以骨咄禄为首的突厥分裂势力以可乘之机。所以在永淳元年，以骨咄禄为首的突厥余众再聚集起来时，并未受到唐的打击，而且还有在唐为官、熟悉国情的阿史德元珍加入其中，为其出谋划策，成为突厥复辟的第一“功臣”。
唐朝随时征调突厥士兵作战，战争规则有悖于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唐朝中央集权制与羁縻府州的分散性相冲突之处。西征高昌、龟兹、中亚，北击薛延陀、西南御吐蕃、东征契丹、高丽都有蕃将带领突厥骑兵参。依突厥习俗，其人“贱老贵壮……善骑射，性残忍……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剺面,血泪交下，七度乃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重兵死而耻病终”。[19]这样一个能征善战的民族为何厌恶了唐朝不断进行的战争呢？其根本原因是唐朝只利用突厥能征善战习俗中的一面，却改变了其战争的游戏规则。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在战争中“得人以为奴婢”,“虏掠所得皆入国人”，即每个战士都会在战争中获利，所以战争经常被统治阶级作为转移奴隶制帝国内部贫富不均矛盾的工具，正如《阙特勤碑》所说的“奴隶成了拥有奴隶的人，奴婢成了拥有奴婢的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在突厥游牧奴隶制帝国的统治之下，各部族的人都积极参战，以获得更多的战利品。所以当颉利可汗大举侵唐时，熟悉突厥国情的郑元璹劝颉利罢兵，如此他本人获得唐朝的金、银、绢帛远比战争中的掳获都归国人实惠的多。颉利可汗也因为贪图胡人的商贸利益而受国人唾弃。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在贞观十六年（642）“西击康居，道过米国，破之。虏获甚多，不分与其下，其将泥敦啜辄夺取之，乙毗咄陆怒，斩泥孰啜以徇，众皆愤怒”。在他的部将胡禄屋啜的袭击下，乙毗咄陆可汗只好退守白水胡城，唐朝乘机废之而立乙毗射匮可汗，后来乙毗咄陆又打败了乙毗射匮可汗，派使节去招抚旧部，“故部皆曰：‘使我千人战死，一人独存，亦不汝从！’乙毗咄陆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奔吐火罗”。[20]由此可见传统习俗在突厥诸部中的重要作用。但突厥骑兵作为唐朝封建帝国的军事力量参与东征西讨时，必须服从朝廷的调遣，战利品的分配也要听从朝廷的发落，不能大肆劫掠，尤其是在汉将作行军大总管的情况下，所有出征的士兵们只能按军功的大小获得朝廷的赏赐。在玄宗朝以前，唐朝的府兵也都自备粮草、兵器出征，战罢则归乡为农，其生活有田地所出作为保障。对于突厥部众来讲，居住在漠南地区，虽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门类，但也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河套平原的胜、夏、丰、灵等州自汉以来就有灌溉农业生产存在。贞观初年，张俭任朔州刺史时,“广营屯田，岁致谷十万斛，边粮益饶”。[21]贞观元年（627），张公谨任代州都督时，也曾上表请置屯田，以省军粮转运之费。及贞观四年（630）九月，张俭检校代州都督，招抚思结部落迁徙到代州，“俭因劝之营田，岁大稔。俭恐虏蓄积多，有异志，奏请和籴以充边储。部落喜，营田转力，而边备实焉”。[22]可见迁居河套平原的突厥部众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至突厥起事时，分散在丰、胜、灵、夏等地的六胡州之所以没有叛归，与其居住地的农业生产发展有关，更重要的是唐朝已将六胡州之地转为正州管理，铲除了羁縻府州的分裂性。
单于都护府所辖的24州，恰是突厥部落保持其完整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之区，唯独没了可汗的称呼。各部酋长既是唐朝封建国家的官僚，以都督、刺史尽职于朝廷，又是其部落民众的设、特勤、俟斤，其生活费用多由部落所出，朝廷并无俸禄发放，但岁时贡赐及军功所赏，使其成为双重受益者。作为普通民众，所承受的突厥部落中的赋役并未减少，还要跟随其酋长出征作战，为朝廷效力，实质上是负担双重的劳役，且作战中其传统习俗又受唐朝法律约束，不能虏掠人口、财物，这就极大损伤了他们勇于征战的积极性，使他们怀恋在故土依本民族习俗而攻杀劫掠的日子。唐朝在征战中的差别对待，更刺激了他们依靠劫掠来迅速增加财富和奴婢的欲望。当由蕃将任行军大总管时，蕃将也曾允许部众劫掠人口、财物，如贞观二十二年（648）阿史那社尔领突厥兵攻破龟兹，“凡得七百余城，虏男女数万口”。龙朔二年（662），回纥比栗毒带领铁勒诸部反唐，唐以郑仁泰、薛仁贵、燕然都护刘审礼、鸿胪卿萧嗣业等将兵讨伐，其部众中有突厥、回纥兵，郑仁泰也曾依突厥习俗“掠其家以赏军士”。[23]这种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在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感召下追随“自己的可汗”重返故土的情结，是单于都护府辖境内突厥起事的文化基础。
单于都护府治下突厥的社会形态与唐朝内地社会形态的差异，也是造成24州俱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突厥游牧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下，作为统治阶级的各部酋长各有份地，在形式上份地由游牧群体集体使用，下层的平民和奴隶们通过为酋长“典羊马”而换取土地的使用权，而贵族们通过控制原来属于氏族公有的土地获得剥削牧民的物质基础。日本学者护雅夫指出：“就牧场而言，特别是夏营地的占有和利用，是由‘共同体’（诸匐与民众）从根本上规定着的，即游牧活动还是采取以共同占有和利用牧场特别是夏营地为基础的共同游牧形式。但是在家畜方面，却出现了较大的家畜所有者。而且当时使用俟斤、俟利发之类名号的族长的位置，都已经为这些大家畜所有者所占有……族长本来是作为萨满由大家根据其个人的天赋资质而推造出来的，可现在却已经演变成由这样一些具有经济和社会势力的氏族所世袭……这些族长大多都是保持着与其族人的旧有关系而进入到阿史那政权之下的。”[24]尽管阿史那泥孰、伏念、骨咄禄的叛乱活动发生在突厥归唐统治50年后，但其社会组织仍然在羁縻府州制下得以保全。突厥贵族把起事的时间定在唐与吐蕃争夺安西四镇及西洱河诸部失利兵败后的调露元年（679）是有充分准备和组织的。因此，部落酋长的意志就代表了其属民的意志。在阿史德奉职、阿史德温傅的领导下，一场旨在摧毁唐朝在大漠南北统治、恢复突厥游牧奴隶制帝国的分裂战争就有了充分的社会基础。
自然环境的限制也是突厥部众追随其可汗叛归漠北的一个重要原因。单于都护府所辖地域大致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阴山山地和丘陵区，包括了阴山山脉低山丘陵和察哈尔低山丘陵。阴山山脉包括了大青山、乌拉山、色尔腾山和狼山。草原类型有草甸草原、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山区盛产林木，草地适合放牧马、牛、羊，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家园。北朝民歌《敕勒川》所歌咏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就在单于都护府的辖区之内。然而，草原和山林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过量的放牧或垦耕都会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而人们的生活需求又呈多样化，在畜牧业地区亦如此。牧民生活中牲畜的种类和用途也是有严格区别的，需要畜养不同种类的牲畜。一般来说，马用来乘骑、牛用来拉车运输、羊用来供给肉食和皮毛，马、牛、羊的奶汁可以供作饮料。草甸草原适合饲养牛及肉毛兼用的细毛羊、半细毛羊，典型草原适宜养马和山羊。在现代，草原的载畜能力较弱，通常草甸草原一个羊单位年平均需草地面积0.79—1.29公顷，典型草原需1.24—1.55公顷，荒漠草原需2.19—2.78公顷。[25]唐朝时期，中国北部的自然环境要比现在好得多，但乌兰布和、腾格里等沙漠都早已形成，汉时在乌兰布和沙漠以北的屯田区到唐时已成了荒漠草原。[26]所以说，单于都护府管辖下的阴山前草原也有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的问题。从641年李思摩率众渡河时有户3万、胜兵4万、马9万匹的规模来看，当时至少有突厥及胡人15万—20万；到679年阿史德氏反叛时，24州尽叛，虽经历了两次失败，而阿史那骨咄禄称可汗后，迅速整军出击唐朝北部边境和漠北回纥，可见其部众之多；到默啜可汗强盛时，“挖弦四十万”，[27]其兵力已是李思摩时期的10倍，尽管其中有属部的兵源，但应以突厥族为主。可见50年间突厥诸部人口大为增加。人口增多势必加大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但单于都护府的辖区不变，各部份地不变，黄河以南尽为唐朝的屯田区，这就不能不加剧人地关系的矛盾。这就是24州俱叛的经济基础。
唐朝对突厥上层人士大加笼络，其部落酋长来朝献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千）家”。[28]这些突厥上层人士接受唐朝的官号，取汉名，尚唐公主、郡主，学习唐朝的风俗和礼仪，竭尽臣子之能事。这一切都引起与之相对立的阶级——突厥部落民众——对于违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匐的憎恨。巴托尔德先生在《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指出：“在国家形成时起作用的非常重要的条件，这就是贫富之间、平民和伯克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游牧民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由于财产和身份的悬殊，完全可以引起这种尖锐化。从碑文中看到，在中国统治的年代里，突厥的贵族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特权（正如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比之普通人更轻易满足于外国的束缚和轻易违反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例如波兰统治俄国西部各省区时期所达到的那种严重程度，伯克之接受中国风俗还加重了人民群众对中国风俗的憎恨，汗王朝的代表便利用这个煽动人民反对中国的统治和恢复突厥的国家。”[29]突厥分裂势力正是利用普通民众对于自身生活境遇与诸匐生活境遇的悬殊来煽动民众造反的。《阙特勤碑文》东面第8—9行就是这样煽动普通的突厥民众的：“突厥所有普通的人民这样说：‘我曾是有国家的人民，现在我的国家在哪里？我在为谁获取国家？’——他们说。‘我曾是有可汗的人民，现在我的可汗在哪里？我在为哪家可汗出力？’——他们说。这样说着，他们就成为中国皇帝的敌人。”这种由于阶级矛盾而引起的思想对立是导致24州俱叛的思想基础。
总之，单于都护府的叛乱是突厥分裂势力利用唐朝封建专制统治与羁縻府州的分散性之间所固有的矛盾为基础，在突厥社会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以恢复突厥传统文化为号召所进行的，它的直接后果是破坏了唐朝大一统的局面，使唐朝在北部边疆推行了50年的羁縻统治遭受动摇。安北、单于两都护府由统领、安抚诸部的最高一级地方军政机构降为普通军镇，此后只起到招抚和安置降户的作用。
按：作者王世丽，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蒙古族史、中国边疆学研究；作者王世伟，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专门史专业研究生。原文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第53—61页。图片来源于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陆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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