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田吟风 | 古代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国家的原因[1] —以匈奴史为例的考察
内容提要：传统认为，古代游牧民族入侵农耕圈，是由于食物的不足和草原的周期性灾害。然而，内田吟风通过详细考证《史记》《汉书》等史料中匈奴侵入的次数、规模、掠夺物的种类等等，得出了“获得失去的放牧地”“树立傀儡政权”等九点侵入原因，并认为匈奴因为食量不足而侵寇的事例一个也不存在。此外，《追记》二则也启发性地探讨了单于的征服欲与匈奴的骑马战术。
关键词：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国家；匈奴；灾害；汉
01
绪言
古代游牧民族袭击、侵入农耕圈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部分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游牧民族食粮的不足。在牧草欠缺的冬季，他们主要的食品—家畜的乳制品产量减少，进而如果有大雪的话，畜群完全找不到牧草，那么家畜群就有全灭的危险，游牧民便陷入了严重的食粮危机。当然，游牧民需要从农耕圈取得必须的农产品，从这种经济理由出发，就得出了：游牧民因为缺乏购入农产品的金钱财物，加之倘若农民不需要皮革类制品，进而不与他们交易等等，那么游牧民便得不到农产品了。此外，从农耕国家政府的政治性理由出发，也可以禁止交易，抑制农产品的外流等等。遇到这样的情况，游牧民由于严重的粮食危机，便用武力侵入农耕圈进行掠夺了。
除这种季节性现象之外，草原地带由于周期性的旱灾，导致畜群大量死亡，游牧民的食粮发生严重困难，也成了他们侵入农耕圈的原因。总之，这种学说认为食粮不足是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圈的最直接原因。[2]
游牧民族侵入的根本原因，真的是其所希冀的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生产力的贫弱而不足导致的吗？这种对农耕国家内部物资的欲求，似乎显而易见与侵入的根本原因并不相违。如果农耕圈这一侧拥有整体反击游牧民袭击的武力，那么游牧民饥饿的强弱程度应当与侵入的强弱程度成正比。但实际上在多数场合下，农耕圈国家会建造优秀的壁垒、武器，并组织军团，从这一点看，历史上果真存在“饥饿即侵入”这一关系吗？下面我们试着从古代几个游牧民族的实际行动来作一考察。
亨廷顿氏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论述了草原干燥期与游牧民侵入农耕圈的关系。
汤因比注意到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中央亚细亚沙漠的东境，匈奴压制着中国。在此之间欧亚大陆草地的末端，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越过顿河，占据了喀尔巴阡山脉的西部。他们的活动使得这里的树木生长在80年间急剧下降，跌到一般生长的平均值以下。换言之，原本这一地区的领主则对此非常苦恼。到了公元第四、第五世纪，这种情况再次出现。极东的柔然民族突然出现在中国的西北部，中央亚细亚的匈奴人、伊朗人因在其附近而被柔然压制。因而在西部，他们横断里海和乌拉尔山脉之间，在欧洲境内繁衍。同一时期，阿拉伯又去压制南部幼发拉底河的叙利亚地域（下略）。
以上这种学说，是否可以同样说明公元1～4世纪处于非干燥期的乌桓、鲜卑族为何进攻中国？以及他们为何移住内地？五胡诸族为何大规模侵入中国？此外，亨廷顿等人所揭橥的，匈奴压迫中国，果真是草原地带“干燥即饥饿”之缘故吗？总之，我们要对古来诸多游牧民族的实际行动进行检讨，尝试找出他们进攻农耕圈的原因，以及移住农耕圈的原因。
那些因为局部牧草的欠缺而忍受饥饿的单弱种族，去侵入拥有精良的金属武器（特别是弩）、城堡要塞、有组织的军队的农耕圈一无异于“送死”之举。与其这样，不如去袭掠临近的游牧种族比较稳妥。所谓当草原遇到全面性的旱灾，食粮严重困难时，全体游牧民就会团结一致，以武力侵入农耕圈—针对这类实例的有无，我们则要从旱灾的草原处于哪一地带，以及哪一时期去寻找吧。当然，面对这种旱灾，游牧民族内部的种族相争会激烈化，农耕国家由此被游牧民族征服的例子并不多见。综合研究全部游牧民族史，暂不论由统计学归纳出的问题，本篇论文将集中于匈奴与两汉帝国前后三百年间的交涉史，探讨匈奴袭击中国以及移住内地的原因，并试着解明它。
02
侵入的实态
作为对象的时代
秦始皇去世，中国再度分裂，匈奴开始侵入中国。本文这一部分以秦二世皇室元年（公元前209年）开始，到东汉远征军击溃北匈奴，北匈奴放弃蒙古草原移居伊犁地带的公元91年为止，考察匈奴侵入两汉的这三百年历史。期间，向东汉投降的南匈奴，依然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居住在东汉的州郡内，受到汉人官吏的监视，同时也限制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交通。这样一来，南匈奴就与普通的游牧民族存在不同之处了一那么他们的侵寇，就剔除在本文的考察对象之外。
侵入的次数
匈奴侵入中国的主要记录，见于《史记》《汉书》的本纪以及《匈奴传》等其他志传中。虽然说是相当的详细，但也不是全部的记录。何以如此呢，因为数年间频发的侵入，《匈奴传》只是写到：“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云中、辽东最甚，郡万余人。”这样的表现形式并没有明确记录正确的侵入次数。此外，一年间数次的侵入也时有发生，但同样也没有被明确记录下来。因此，我们的统计只是限于三百年间匈奴侵寇的“年”，下表将列记出侵入的具体年份，大致可以得出，史籍中记录的三百年间有八十八年侵入，即29.3%。本表根据侵入的原因分为十一期。
匈奴侵入年表(公元前209年至公元91年，共300年）：
第一次侵入期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
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
公元前206年(汉王元年）*
公元前205年(汉王二年）*
公元前204年(汉高帝三年）*
公元前203年(汉高帝四年）*
公元前202年(汉高帝五年）
公元前201年(汉高帝六年）
公元前200年(汉高帝七年）
公元前199年（汉高帝八年）*
公元前197年(汉高帝十年）*
公元前196年（汉高帝十一年）
公元前195年（汉高帝十二年）
第二次侵入期
公元前183年（汉高后五年）
公元前182年（汉高后六年）
公元前181年（汉高后七年）
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元年）
公元前177年(汉文帝三年）
第三次侵入期
公元前169年(汉文帝十一年）
公元前166年(汉文帝十四年）
公元前165年(汉文帝十五年）
公元前164年(汉文帝十六年）
公元前163年（汉文帝后元元年）*
第四次侵入期
公元前158年(汉文帝后元六年）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后元七年）
第五次侵入期
公元前148年(汉景帝中二年）
公元前144年(汉景帝中六年）
公元前142年(汉景帝后二年）
第六次侵入期
公元前137年(汉武帝建元四年）*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元光二年）
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
公元前131年(汉武帝元光四年）*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元光五年）*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
公元前128年(汉武帝元朔元年）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
公元前125年(汉武帝元朔四年）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元狩三年）
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
第七次侵入期
公元前107年(汉武帝元封四年）
公元前103年(汉武帝太初二年）
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太初三年）
公元前98年（汉武帝天汉三年）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公元前90年（汉武帝征和三年）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公元前83年（汉昭帝始元四年）
公元前80年（汉元帝元凤元年）
公元前78年（汉元帝元凤三年）
公元前73年（汉宣帝本始元年）*
公元前72年（汉宣帝本始二年）
第八次侵入期
公元9年（新莽始建国元年）
公元10年(新莽始建国二年）*
公元11年(新莽始建国三年）
公元12年(新莽始建国四年）
公元14年(新莽天凤元年）*
公元15年(新莽天凤二年）*
公元16年(新莽天凤三年）*
公元17年(新莽天凤四年）*
公元18年(新莽天凤五年）*
公元19年(新莽天凤六年）*
第九次侵入期
公元33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九年）
公元34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
公元35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
公元36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公元3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
公元38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四年)*
公元39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
公元40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
公元41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
公元4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
公元43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
公元44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〇年)
公元45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一年)
第十次侵入期
公元62年(东汉明帝永平五年）
公元63年（东汉明帝永平六年）
公元64年（东汉明帝永平七年）*
公元65年（东汉明帝永平八年）
第十一次侵入期
公元73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侵入的规模
根据记录所残存的侵入规模，大体上匈奴的兵力在数千骑至数十万骑之间。公元前200年,侵入代郡地方的冒顿单于，兵力达到三十余万骑；公元前166年，侵入朝那的老上单于，兵力则有十四万骑；公元前158年，侵寇上郡、云中的匈奴骑兵各有三万；公元前133年，由武州塞侵入、围困马邑的匈奴兵力有十万骑；公元前129年，侵寇渔阳的匈奴兵力，有数千骑；公元前128年，侵入辽西渔阳的匈奴有两万骑；公元前126年，侵入代郡的匈奴有数万骑；公元前125年，侵入代郡、定襄、上郡各有三万骑，合计九万骑；公元前124年，侵入代郡的匈奴有一万骑；公元前122年，侵入上谷的匈奴有数万骑；公元前120年，侵入右北平、定襄的匈奴兵力各数万骑；公元前80年，匈奴分四队侵入边境，合计两万骑；公元前78年，匈奴右贤王的军队侵入张掖地方，兵力约四千；公元前77年，侵入五原的匈奴约三千余骑；公元62年，侵寇五原、云中的北匈奴军队约六七千骑。
每每匈奴侵寇之时，作为杀戮目标的郡县将卒官吏多有战死（例如：公元前166、124、102年，北地都尉、代郡都尉、酒泉和张掖的都尉战死；公元前142、128、112年，雁门太守、辽西太守、五原太守等各被杀害；公元前142年，雁门、上郡吏卒两千人战死）。从中可见，每次都有一千乃至数千的吏民被杀害或俘虏，大量家畜群被掠夺。《史记》《汉书》的《匈奴传》记述之际，常常会用到“虏人民畜产甚多”“杀将率吏士，略人民，驱畜产去甚多”“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等等这样的记载。
侵入的情景
根据与匈奴军队交涉颇深的北地都尉韩安国所言，匈奴骑兵的袭击情景是：“至如猋风，去如收电。”（《汉书•韩安国传》）可知其进退都非常敏速。除了侵入鄂尔多斯地方是为了夺回匈奴的放牧地之外，其余的场合，常常是“攻城屠邑”（《汉书•晁错传》）。在疯狂的杀略之后，往往在汉朝救援军到达之前急速离开。因此，匈奴滞留汉地最多一月有余，不会超过数月。从汉朝的方面来看，晁错说过：
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汉书•晁错传》）
可见举措之难。
东汉的学者蔡邕，他的女儿蔡文姬于兴平年间（194～195年）因战乱被南匈奴的骑兵捕获，在南匈奴左贤王的部落生活了十二年之久。后来曹操因思蔡邕，出金璧将蔡文姬赎回，她方得归国。蔡文姬因此写了一首记述匈奴寇掠的诗歌，虽然成诗年代上可能略微靠后，但对于捕获她的南匈奴部落之描写，将之作为研究当时匈奴侵寇情景的资料来看，大体上是可靠的。
其《悲愤诗》曰：
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匈奴法：斩首一级赐酒），马后载妇女（匈奴法：所获人民则为奴婢；同时，亦可以联想起坑杀敌人将士，并将女子赐予臣下的赫连勃勃）。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不顾邈冥冥，肝胆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囤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
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指蔡文姬被赎归国之事）……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夕卜。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
其诗二章曰：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门户单。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羗蛮。山谷眇兮路漫漫，眷东顾兮但悲叹。冥当寝兮不能安，饥当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眦不干，薄志节兮念死难。虽苟活兮无形颜，惟彼方兮远阳精。阴气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尘冥冥……人似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
掠夺物的种类
如上所述，匈奴攻入汉朝边境，屠城、杀掠男女、驱走畜群。作为侵寇目标的汉朝边郡之人口，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2)的情况来看，例如张掖郡有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人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管县十；北地郡有户六万四千四百六十一、人口二十一万六百八十八、管县十九；朔方郡有户三万四千三百三十八、人口十三万六千六百二十八、管县十。其中—县大约有二千乃至三千户，人口约在八千至一万数千之间，这些边县在汉朝并不是大户之县,可想而知，倘若匈奴攻陷一个县城，并不能够获取很多中国的物资。更不用说，在攻陷城邑之际，还必须备有车辆，这样才可以将城邑中的诸种物资用马车、牛车、驴或骆驼运走。但实际上，大多数场合下，匈奴并不攻陷县城这样的城市，而是在汉朝大部队的救援军到达之前，仅仅抄掠城外的住民、家畜而已。时代推移到了东汉，情况如下：
五原土宜麻臬，而俗不知绩织。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亳至官（五原太守），斥卖储峙，为作纺绩、织纴、練绲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后汉书》列传第四十二）
从中可知，当时边郡汉民生活非常贫苦，即使在郊外被匈奴骑兵捕获，亦不会有太多财物。那么，住民的家畜可能是匈奴的主要捕获对象。
在《史记》《汉书》的所有记载中，几乎只记录了匈奴掠夺苑马和驱略家畜之事，没有言及掠夺城邑中的物资。
此外，匈奴也会将大量汉民捕去。根据匈奴习惯，其战士所获的物品即归获得者所有，所获的汉民则成为其奴隶。实际上在这些奴隶之中，还存在大量的羌、丁零等其他种族。此后的南匈奴之中，也有大量汉人奴隶被捕获使用，因此，匈奴捕获奴隶的明确目的性不用怀疑。匈奴这样的捕获汉民并驱之而去的行为，可以作为一端来证明：他们侵寇的原因，绝不是目前学界所认为的食量不足（在捕获人口作为奴隶使用之外，还不应该忘记，汉民的家族用金帛将奴隶赎回的情形，即获取赎金也是匈奴侵寇的目的之一)。
侵入的季节
关于侵寇时的季节，现将《汉书》中有过明确记载的统计如下：
高祖六年秋[4]、同七年冬；高后六年夏六月、七年冬十二月；文帝三年夏五月；十一年夏六月、十四年冬、后六年冬十一月；景帝中六年夏六月、后二年春；武帝元光二年夏、六年春•秋；元朔元年秋、二年春、三年夏•秋、四年夏、五年秋；元狩元年夏五月、二年夏、三年秋；元鼎五年秋九月；太初三年秋（二回）；天汉三年秋；征和二年秋九月、三年春；后元二年冬；昭帝始元四年秋；光武帝建武二十年五月•十二月、二十一年冬；永平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八年冬。
大致可以看出，匈奴侵寇以夏、秋二季为最多。汉将路博德分析过其中原因，奏云：“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可知汉庭避免秋天与匈奴作战，因为匈奴在夏秋两季在骑马作战方面有优势。此外，汉人所传，秋冬侵入之际的“折膠”[5]，即弓弩强韧也是一因。总之，关于匈奴侵寇的记录，因为冬季食量不足而引起的一是一条也没有。
03
各次侵入原因的分别检讨
第一次侵入的原因
上揭《匈奴侵入年表》所举第一次，即秦二世元年。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录，面对头曼单于的侵寇，秦朝未胜。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虽然匈奴一度北移，但随着秦将蒙恬之死、诸侯叛秦、中国骚乱。秦朝边境的守备军，时有逃走投奔匈奴者。这样，匈奴再次南下，到达了河南（鄂尔多斯）地，与中国以秦朝故塞为界。
在此之后，接续头曼单于的是冒顿单于，他将之前被秦朝夺得的鄂尔多斯之地，完全收复。这次侵入的主要原因明确可知，是为了获得放牧之地（《汉书》的《韩安国传》与《项籍传》）。关于匈奴对确保放牧地的深切关心程度，可以从冒顿因为东胡王要求瓯脱[6]外的无人之地而将其袭杀事件窥见一斑。
获得了鄂尔多斯的冒顿单于，在北方降服了丁零等其他游牧民族，在南方的马邑围困了汉朝的韩王信，并使之投降；又围住了句注，威逼晋阳。汉高祖在平城白登的围攻战中惨败，此世所熟知。但是，对于冒顿单于南下的原因，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在此前后，从汉朝反将韩王信、赵利、陈豨、卢绾等等的行动及其与冒顿的交涉情况来看，冒顿乘着汉刚刚统一中国不久、不够强大之际，有意在边境地带树立一些臣属于匈奴的反汉政权。
冒顿自己不想据有汉地并去居住，他的阏氏（妻子）曾经说过：“今得汉地，犹不能居。”因此冒顿解开了白登之围的一角，汉高祖才有可能得以逃脱。伴随着汉统一中国的确立，同时汉每年向匈奴供奉一定量的絹、酒、米、食物……单于与汉帝约为兄弟，将宗室之女作为公主嫁给单于作为阏氏，如此匈奴这一期的侵入才停止。不过，匈奴保有了河南地（鄂尔多斯），将代、雁门、云中三郡还给了汉。
平城之役时，冒顿的匈奴士马可谓极其强盛，但他故意将壮士和肥马隐藏起来，示以衰落老兵，受到欺骗的汉高祖因此轻进被围而惨败。
第二次侵入的原因
这次侵入并没有因为与吕后、文帝的和亲条约而停止，匈奴反而数次侵入边境寇掠。《汉书•五行志上》云：“是时（文帝三年）比再遣公主配单于，赂遗甚厚。匈奴愈骄，侵犯北边，杀略至万余人。”汉文帝三年诏书也说：‘输遗匈奴甚厚。”单于送给汉帝的书翰说，是因为汉的边吏首先侵辱匈奴的右贤王，而右贤王独自拒绝和平协议。但这只是外交文书，不一定能够据此相信匈奴之辞。当时，匈奴并没有出现旱灾、饥荒。总之，第二次侵入的真正原因并不明朗。吕后七年时，匈奴侵寇，捕去汉民两千余人，这也暗示了匈奴没有出现食量不足的情况。大概其原因是为了捕获汉人，役使他们从事畜牧和手工艺。
匈奴内部的生活，也不一定就是通常想象的贫困穷迫，这可以从以下的例子推知。比如，中行说关于排斥中国物资的言论，以及汉朝侯应说当时“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
第三至第五次侵入的原因
这一时期的侵寇，汉廷虽然继续着和亲的义务，但“匈奴日骄，岁入边”，横暴无比。因此，汉廷向匈奴请和。孝文后元二年诏书云：
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汉书•孝文本纪》）
和平协议达成之际，汉廷无疑是十分高兴的。
然而，在这一时期，投降匈奴并成为单于谋臣的中行说，对单于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汉书•匈奴传上》）
从中可知，农产品并不是匈奴的必需品，仅仅是奢侈品而已。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汉朝使者叙述匈奴内部的安乐生活。同时，对于汉朝送呈匈奴的米、蘖、絹等物的品质和数量有严格要求。威胁到如若不然，秋稔之际必定派骑兵践踏中国的农田作物。总之，这一时期的侵寇，主要是匈奴“贪利”，且因为不送质子入汉，使和亲成了空约，这也是匈奴被认为“长诈之国”的原因。
第六、第七次侵入的原因
汉武帝断然舍弃了汉高祖以来的对匈奴的和平政策，提出了武力争斗和击灭匈奴的方针。因此，这两次侵寇，是匈奴为了对汉朝进行报复、破坏汉朝的战斗力、搅乱汉朝国内秩序等等而进行的军事行动。
第六次侵寇，两军数次交锋，以匈奴败北，向漠北退去告终。即史书所谓：“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第六次侵寇至此结束，而且匈奴“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汉朝也因为士马损耗过大，双方就自然进入了休战状态。
第七次侵寇的背景是，汉廷携讨平南方两越之余威，再次北征。匈奴对此也展开了军事行动。这期间，双方互有胜负，汉朝损失了数位将军以及几万士卒，从而停止了北征计划。匈奴也因为常年的战斗，导致“匈奴马畜、孕重堕殯，罢极，苦之。（单于）常有欲和亲意。”[7]因而匈奴至此也停止了侵寇，且因为屡屡战败，国内贫乏，遂热切希望能够恢复和亲（这是第一次匈奴开始畏惧汉朝，主动请和）。匈奴高规格地接待了汉朝使者，边境的侵盗也变少了。
公元前78年以后，汉强化了乌孙、车师等西域诸国的经营，将匈奴势力从塔里木地区驱逐出去了。匈奴虽然也为此进攻了汉军，但被击退。匈奴对于乌孙附汉的行为非常愤怒，进行了惩罚性的讨伐，但是在归途中遇到大雪,人民畜产多有冻死。丁零、乌孙、乌桓趁机袭击匈奴，匈奴损失了数万马匹以及大量牛羊，加上饿死的民众，匈奴至此完全雌伏。汉朝也乘机派出三千骑兵捕获了匈奴数千人。这一时期，匈奴已经完全不敢再想报复之举，急切希望和亲。以至于“匈奴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
第八至第十一次侵入原因
呼韩邪单于之后，匈奴彻底奉行与汉和亲政策，侵盗之举断绝。一直到汉成帝时，要求进入张掖郡的匈奴将其领地让渡出来，但遭到了匈奴的拒绝。此时，因乌桓不向匈奴交纳皮布税，匈奴意图惩罚乌桓，因为汉廷的原因而没有出兵惩罚。此后，因为王莽将汉玺换成低级别印文的新印，招致单于的怨恨，匈奴再次开始侵寇。特别是王莽采用分裂匈奴的政策，册立了十五人为单于，乌珠留单于于是命令左右部的都尉、诸边王侵寇中国。这是第八次侵寇的主要原因。
在第八次侵寇至第九次侵寇之间，匈奴趁新朝灭亡、中国混乱之机，在中国北边州郡内确立了势力范围。在这一地带，树立了彭宠、卢芳等傀儡政权。第九次侵寇是在东汉政权统一了中国本土，开始攻击在匈奴援助下的这些傀儡政权之时。匈奴援助傀儡政权的目的，是想通过傀儡政权进出中原腹地，使中国向匈奴臣属和朝贡。[8]但是，这些傀儡政权由于种种原因都一一崩溃。第九次侵寇的目的于是变成了治愈失望感的掠夺。当匈奴得知最后的傀儡政权卢芳也向汉廷求赏，贪求汉之财帛的匈奴，于是将卢芳出卖。但是，卢芳获知匈奴之意后，干脆直接向东汉投降了。因此，匈奴没有得到汉之财帛“由是大恨，入寇尤深。”“北边无复宁岁。”然而，在建武二十一年（45)时，“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于是这一期的侵寇，以“单于畏汉乘其敝，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为终止。
第十期侵寇的真正原因，并没有文献明确记载。根据前后事实推测，匈奴（北匈奴）当时屡屡遣使贡献，请求和亲。东汉一开始因为考虑到南匈奴的不乐意而没有答应。匈奴因此怨恨，为了报复乃至威胁而再次侵寇，一直到永平八年（65),北单于遣使和亲、请求合市，东汉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第十次侵寇终止。
第十一次侵寇是因为东汉同意了北匈奴的和亲、交易，南匈奴产生了动摇，向北方逃亡，北匈奴为了援助他们而侵寇，于是东汉与北匈奴的和亲终止，交易也停止了。
04
古代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国家的原因
原因的复杂性
匈奴的侵寇，每每要杀害驱掠汉地的人民、牲畜，然而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吗？除外，掠夺是不是因为匈奴的食量不足？对此，我们抱有很大的疑问。
当然，晁错所谓：“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此外，匈奴单于咸在王莽时代“单于贪莽赂遗，故外不失汉故事，然内利寇掠。”考察这些行为，掠夺的本质与匈奴的行动并不相违。然而在另一方面，来自汉朝的岁赐、关市（交易）一旦停止，随即还会伴有汉朝征讨军的反击，简单地看，掠夺并不是一项有利的事业。如此看来，匈奴这十一次近八十余年的侵寇之原因，应该有好几种。另外最需要注意的是，匈奴因为食量不足而侵寇的事例—个也不存在。下面我来继续探讨“饥饿是和亲的主要原因”这—情况的真相。
侵入的真因
通过上述十一次侵寇的分析，其原因和目的：
第一点，是为了获得失去的放牧地。如：第一次对鄂尔多斯的侵寇；第六次元朔四年，右贤王为了夺回朔方的侵入；第七侵寇期的元凤三年，企图恢复张掖、酒泉地方的侵入；第九次匈奴左部为了塞内移住而实行的侵寇……
第二点，是为了在中国内地树立傀儡政权。汉初为了援助韩王信、卢绾；东汉初为了援助彭宠、卢芳的侵寇，都是这一目的。
第三点，是为了掠夺农耕圈的物资及人口（匈奴掠夺的目的之一就是汉朝的人口，这一点上文已述)。“孝惠、高后时遵（汉的岁币贡纳）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加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到了汉武帝初年，同样是以子女配单于，并厚加赂遗以绝侵盗。后来险些中了汉廷马邑之谋的军臣单于，率领十万骑侵入武州塞内，也是为了马邑城中的财物。王莽时代，单于咸贪图王莽的赂遗，表面上承诺和平，实际上为了寇掠之利依然侵入中国。上述种种，都是这一原因。然而，匈奴虽然得到了中国的岁币，但自恃富强，常常单方面破坏和约，即史书所谓“贪利”也。也就是“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强，衍行为寇。”
第四点，是针对中国的征讨的反击。这主要是在汉武帝北征期间匈奴的侵寇。
第五点，原本是匈奴支配下的民族，被中国控制，纳入中国的支配，匈奴为此进行的报复性侵寇。比如，从乌桓征收皮布税因为王莽的妨碍而对新莽进行的侵寇，东汉从北匈奴处夺得西域诸国的支配权后，北匈奴对东汉的侵寇等等。
第六点，因为中国政府对单于的敬意不足，导致了报复性侵寇。例如，王莽赠与单于改变了印文的印章等等。
第七点，因为中国的阴谋，操纵匈奴人民，弱化单于的主权而导致的报复性侵寇。例如，针对王莽册立十五人单于，乌珠留单于重新对中国进行侵寇。
第八点，希望从中国得到赏赐、进行贸易，遇到了拒绝，从而进行的报复性与威胁性侵寇。例如，第十、第十一次北匈奴的侵寇。
匈奴在蒙古草原称霸时侵寇中国的原因，大体有如上八点。而经过反复考察，所谓饥饿是匈奴侵寇的原因，却一个实证也没有。
毋宁说，当中国发生大饥饿时，游牧民族轻易侵入中国的例子倒是很多。侯应曾经议论竟宁年间，中国边郡的奴隶不堪生活之苦，闻“匈奴中乐”而有逃出塞的危险（《汉书•匈奴传》）。现实中，中国难民逃出塞外关系到游牧民族侵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东汉末的离乱期，中国难民归化成为游牧民。这又涉及到乌桓、鲜卑侵入华北。总之，这一类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作为侵入停止原因的饥饿
在本论文处理的三百年间，匈奴因为战祸或天灾而陷入过饥饿状态，前后一共有九次。在这九次饥饿期，匈奴都没有侵寇，反而希求和亲。以下是九次的具体情况：
一、元封元年（前110),因为汉武帝的攻击，匈奴“远去，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二、太初元年（前104),因为大雪，匈奴的畜群大量饥寒而死，单于寇汉边（单于年少,且好杀伐），引起了匈奴国内的不安，于是左大都尉率众降汉。
三、始元元年（前86),因为汉武帝长年的攻击“匈奴马畜、孕重堕殯，罢极，苦之。(单于）常有欲和亲意。”
四、元凤四年（前77),匈奴兵困国贫，上书请求和亲，侵盗曰稀。
五、本始三年（前71),匈奴因为与汉作战，畜产无法远距离移动，死亡无数，导致衰耗。单于又在讨伐乌孙的归途中，遭遇大降雪，畜产死亡极多。加之乌桓、丁零等的袭击，马牛羊被杀，族人大量饿死。在这一时期，汉军入匈奴捕获数千人口，匈奴也不敢报复，反而希望和亲。
六、地节二年（前68),是岁匈奴饥馑，人民畜产死亡十之六七。匈奴害怕汉军的攻击，布置防备措施。但是臣属于匈奴的辱居部族突破了匈奴的边境防备队，南下降汉。
七、甘露二年（前52),围绕单于位置的内斗，导致了匈奴陷入混乱状态。这时又发生了食粮危机，当时臣属于汉的呼韩邪单于向汉廷报告了饥馑，由此推测，匈奴好几次从汉获得了家畜群以及谷物的援助。《汉书•宣帝纪》云：“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在此前后，完全没有发生过匈奴的侵寇，归降汉的部族君长亦不少。
八、建武二十一年（45),王莽以来，肆意侵寇中国的匈奴，至此“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于是“匈奴饥疫，自相分争。”（《后汉书•臧宫传》）单于恐汉廷乘其弊进攻，于是遣使求和亲。
九、章和二年（88),北匈奴国中大乱，加之饥饿，前后多有投降东汉者。此时，北匈奴的降者，向南单于汇报：“北虏诸部多欲内顾，但耻自发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击，必有响应。”事实上这一时期，北匈奴不仅没有侵寇，反而在第二年受到了东汉和南匈奴联军的攻击,多数部族投降了东汉。
以上九个匈奴饥饿期的事例，全都可以证明，饥饿不仅不是匈奴侵寇农耕圈国家的原因，反而导致了“自相分争”“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成为诸部族投降中国的原因。汉人侯应揭露过匈奴的本质：“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汉书•匈奴传下》）东汉的臧宫也说过：“匈奴穷则稽首，安则侵盗。”此外，班彪说道：“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后汉书》卷四八）也就是匈奴祈求和平时，即是他们物资不足时，除此之外别无他招。在此后的时代，北魏的袁飜评价蠕蠕、匈奴，也说道：“衰弱则降，富强则叛”（《魏书》卷六九）
移住农耕圈的原因
匈奴移住中国，主要是以部族酋长率领部众投降汉朝入居中国的形式来进行。在有文献明确记载的三百年间，匈奴移住中国基本上都是部酋率众投降，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公元37年，匈奴左部以武力形式侵入占据东汉的塞内。据《汉书功臣表》，匈奴诸部酋降汉被封为列侯者有二十八名。[9]并且举出了这些匈奴人的官位以及汉朝的封户数，其中，从《本纪》《匈奴传》判明的归降事例来看，有：1.军臣单于的太子於单（公元前126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自立,於单逃亡入汉，得封侯）；2.浑邪王（公元前121年，浑邪王因为屡屡败于汉军，单于怒欲诛之，于是浑邪王率众四万余降汉，封侯万户）；3.呼毒尼（浑邪王的副王，与浑邪王一同投降[9]）；4.应庇（同上）；5.乌黎（同上）；6.调虽（同上）；7.日逐王先贤掸（按照位次本可为单于，但因政位之争未得，公元前60年，率众两千降汉）；8.左大将军王定（即《匈奴传》中的左大将乌厉屈。公元前56年，匈奴五单于争立之际，与其父呼速累单于率众数万南下降汉）；9.呼速累单于乌厉温顿（王定的父亲,与王定一起投降）。
除了以上九例，还有上文述及的：太初元年（前104),匈奴因为大降雪畜群大量饥寒而死，加之单于年少好杀伐，国内不安，左大都尉于是降汉。地节二年（前68),匈奴因为饥馑，畜产死亡十之六七，这一年原被匈奴征服的辱居部族南下降汉。此外,《汉书•宣帝纪》除了记录五单于争立时的左大将军王定之外，单于阏氏以及其他不少名王都降汉，同时降汉的匈奴部众有五万余。又,章和二年（88),因为蝗饥之苦，北匈奴诸部族纷纷投降东汉。
同一族内部的政治纷争，或者异族间的纷争，往往导致游牧民的一部分逃入移住中国。这样的事例在后世柔然、契丹等处亦有出现（参考〈魏书》的《需蠕传》和《契丹传》）。
从这些匈奴投降的诸多事例来看，全部都是政治纷争与部族饥馑导致。匈奴最大的一次移住中国，发生在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呼韩邪单于移住中国州郡内部。原因除了呼韩邪与蒲奴争斗单于位之外，还有自然灾害“匈奴中，连年旱魃，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后汉书•南匈奴传》与袁宏《后汉纪》都有明确记载。
前后两汉投降的匈奴人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金日磾，因罪成为汉的官奴，被安置在长安的官衙。除此之外，匈奴人全部都被安置在中国的边郡，继续着他们以往的部族制，并从事游牧生活。前汉时期将这些地区称为属国，派都尉进行管理。汉武帝时期安置了安定、上郡等五属国；汉宣帝时期安置了西河、北地属国。这些属国的人民，全部继续着原初在蒙古高原的生活状态，这些在《汉书•晁错传》等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汉末以来，南匈奴也放弃了中国北边之地,而生活在使匈奴中郎将监视下的属国之中，不过南匈奴依旧在南单于的统治下，继续作为一个部族联合体的游牧国家存在着。从而可知，我们也许不得轻易称匈奴的降入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向农耕地带的移住”。然而，这些移住地的确是在汉的州郡内，也必须接受汉人武官属国都尉、使匈奴中郎将的统率，因此，我们大体上还是可以称之为“向农耕国家内的移住”。[10]
总之，曾经在蒙古高原叱咤风云的匈奴诸部族，为何要投降、移住中国，因为史籍记载事例所限，只能考虑为他们内部的政治纷争，以及大饥馑的侵袭。
05
结论
在匈奴称霸蒙古高原的公元前209年至公元91年之间，他们对中国的侵寇，合计达88年,上文中我将之分为了十一个侵寇期。各个侵寇期的侵寇原因如下：一、放牧地的夺回；二、在中国内地树立傀儡政权；三、因为贪利而掠夺物资及人口；四、对中国征讨的报复；五、因为交易、岁币不足而进行的报复、威胁；六、原来支配的种族投降中国，因此进行报复；七、针对中国企图搅乱匈奴内政阴谋的报复；八、因为中国礼遇单于的规格降低而进行的报复。
然而，所谓匈奴因为饥馑而侵寇的事例，限于文献记载，我们一例也看不到。反而在上文所分析匈奴的九次大饥馑中，匈奴的侵寇全部停止了，进而向中国求和。
此外，在此期间匈奴的中国移住，大都是以向两汉政府投降的形式进行的。而投降的主要原因是草原上的天灾或者是战祸引起的饥馑。
以上就是本论文的大体内容以及结论。匈奴的侵寇及其移住的形式，是否也普遍存在于其他所有古代游牧民族中呢？因此，如果不一一检讨这些民族的事例，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从上述分析的匈奴之结论，大致还是可以推导出：古代游牧民族在面对拥有优良武器和严整军事组织的农耕国家时,[11]与少数部落民的窃盗性质的侵入相区别，当他们进行有组织的侵寇时，一般是家畜充足、骑兵强壮之时。而饥馑只会破坏他们部族之间的联盟统一,出现“自相分争”“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的情况。这时他们一般都欠缺侵入农耕国家的能力，反而大多部族由此向农耕国家投降。只有当农耕国家边防因为内乱而崩坏的场合，这时不论游牧民族是否处于饥馑状态，都会发生侵寇，有时是为了掠夺农耕国家内部的物资和人口，有时是为了树立对他们承担隶属贡纳义务的傀儡政权。
总之，古代游牧民族因为“饥饿”而侵入农耕国家，这一点让人极其怀疑。
【追记Ⅰ 原因的多样性】
游牧民族侵寇农耕圈的直接原因，上述在分析匈奴时，已经列出种种。根据时代之不同而有所不同。将其限定为单一原因—“定型”—是不妥当的。关于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圈原因的多样性，在F.J.Teggart的Rome and China (1939)-书中有所列举；此外，在本论文发表后,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食货复刊》1-12)也有涉及。他们提及的一个原因“游牧民族的君权神授观念”（例如，匈王阿提拉扬言接受上帝之命，成为世界之王；蒙古人倚恃的长生天信仰……），他们的君权神授思想成为了游牧民族征服世界的指南，也是侵入农耕圈的一个原因。
在亚洲古代游牧民族的君权神授思想中，匈奴撑犁孤涂单于意味着天之子。突厥、回纥诸称号中，tangritagtangriyaratmis(如天所生）也是暗示这一思想。那么可以推测，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圈，就成了他们受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世界征服的一环。然而，至少在匈奴史的诸多事例中，找不出这一思想影响下的侵寇实证。
其实，不论是游牧还是农耕民族，一国之君主发动侵略战争的最大原因，我想还是屡见不鲜的征服欲。《高僧传》曾经记载了前秦苻坚进攻东晋的战争经纬：
初坚承石氏之乱，至是民户殷富，四方略定，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唯建业一隅未能抗伏。坚每与侍臣谈话，未尝不欲平一江左，以晋帝为仆射，谢安为侍中。[12]
这就是其中一例。游牧民族的单纯生活带来了单纯的性情，他们会顺从其君长的征服欲，并加以实行。成吉思汗说过：
人的快乐，在于尾随着敌人的叛逃者，杀敌并剿灭之，掠夺敌人的所有物品，让他们号泣，让他们泪流满面。足踏着敌人的骏马，以他们妻妾的腹与脐为睡床与被褥，亲吻她们玫瑰色的面颊，吮吸她们红色的嘴唇。（成吉思汗著、青木富太郎译《蒙古法的基本原理》）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场合下，其征服欲（伴随着物资的获得）只是他们侵寇的“扳机”一般都已经拥有足够的食粮和足够的兵力，而不是饥饿的驱使。从另一个角度看，单纯的从农耕圈纳贡来的物资，并不能缓和他们的征服欲。《史记》记载汉人中行说投降匈奴单于之后，成为其参谋。他向单于说道，喜好汉人的食物衣服对于匈奴人来说非常危险：“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这一类似事件，我们在突厥碑文（《阙特勤碑》、《暾欲谷 碑》）中也可以看到：
给我们金银黍絹的唐民，他们语言甘甜，他们的花缎子柔美。利用甘甜的语言和柔美的花缎子，远方的部族开始靠近唐民，靠近之后，他们便利用奸智萌生恶意。（中略）分裂突厥之民众的正是这些奸人，奸人们说：住着离唐民远，他们就给你们粗劣的花缎子，住着离唐民近，他们就给你们上好的花缎子。（小野川秀美翻译，载《满蒙史论丛》第四）
这些突厥碑文的言语有必要与中行说的言语对比理解。
处理农耕社会物资流入的“形式”，作为单于或可汗来说，是个大问题。单于和可汗，赐予、分配那些从掠夺战争或纳贡、官方互市（非人民间的自由贸易互市）而得来的农耕圈物资，是树立自己权威的一种方式。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农耕圈物资也有反效果，即使再丰富，也被中行说或阙特勤可汗等视为毒物。
总之，古代游牧民族时常大举侵入农耕国家的真实原因，除了简单思考得出的征服欲、无法满足的物质欲、掠夺本能等等，还有“武力优势”（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农耕国家有了大量先进的火炮武器）。在他们动用武力的时候，并不是处于饥饿期，而是在食物充足、兵力强盛的时期。
【追记Ⅱ 武力优势与骑马战法】
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武力优势，源于居住地残酷的气候而得到磨练的肉体；长时间的自然淘汰；以及基于生活需要而练就的骑马术，熟练的长途行军法。他们似乎生来就是战士，同时由于游牧生活，他们不拘于一定的土地，逐水草而生。他们伴随着畜群，实行突然的侵入袭击，当遇到优势的中国军队时，又能立刻向沙漠的深处逃走。
游牧民族骑兵具有的机动力，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优势兵力集中到一地，能够将中国的防、守要塞各个击破。当中国聚集大军增援时，游牧民的骑兵又可以立刻向沙漠的深处驰去。当汉军撤退时，则突然回过来追击（笔者《北亚细亚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有专论）。此外，本文第二部分《侵入的实态》也有涉及。
游牧民的马匹仅仅需要草原的牧草就可以存活，也就是说并不需要粟食。但中国的马却要粟食，士兵也要食粮，因此汉唐王朝每每尝试要出兵北征时，粮食补给就要消耗大量国力，这就是他们不能进行彻底北征的最大原因。游牧民族的武力优势，一直到公元16世纪，才在农耕民族的火器面前有所受阻。在此之前，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圈几乎都是成功的，从整个世界史来看，游牧民族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对于农耕圈国家历史的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改变。
只是需要注意，蒙古草原的住民，在有史以前的太古时代，尚不知道骑马战术。东胡、匈奴出现在历史上，都是公元前4世纪末的事情，他们便是东亚史上首先出现的骑马战斗民族。《穆天子传》中记述周代蒙古草原的诸多民族饲养马匹，明确说它们是用来御车的。他们对于骑乘之术全然无知，因此也不能认为彼时就已经有了骑马战术。作为古代游牧民族的猃狁几度大规模侵寇，但也没有看到他们骑马的记载。到了春秋时代，被中国人称为北戎、北狄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春秋左传》记载到：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隐公九年）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昭公元年）
从中可见，这些北方民族都是徒步战斗，而没有实行骑马战术。匈奴，当然是骑马战术最得意的游牧民族。匈奴是否比斯基泰民族更早地采用了骑马战斗法？还是说，匈奴本身就是拥有骑马术的西方民族，后来移居到了蒙古高原？现在无法判定。总之，匈奴能够反复侵寇中国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他们对自己拥有的骑马战法之武力优势的自信。
按：本文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内田吟风《北亚细亚研究：匈奴篇》（同朋舍，1975年）第一章的中译文，得到作者生前授权，在此也向余太山先生表示谢意！内田吟风1907年出生，博士，日本中国古代民族史学家，主治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尤精于匈奴史研究。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作者单位：内田吟风（著），日本神户大学；童岭（译），南京大学文学院；余太山（审校），中国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丁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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