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滨 | 全球化时代的寻根浮萍——读二湘《暗涌》

全球化时代的寻根浮萍

——读二湘《暗涌》

文／林滨

一、全球化时代空间的敞开与生命样态的形塑

《暗涌》主人公贵林的人生轨迹，是在当今全球化之河中展开的。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当代世界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由此，“世界是平的”，空间具有了真正的敞开性，远方的风景也从过往的遥不可及，变成可以亲历的眼前。从《暗涌》小说的目录，我们便可以清晰看到主人公贵林人生空间场域的变化，从第一卷“喀布尔的白梨花”，到第二卷的“硅谷墓园”，再到第三卷的“上海繁花流影”，到第四卷的“深圳病人”，最后到第五卷的“埃塞俄比亚的马蹄莲“，人生的足迹显然可见，跨越了几大洲，不同国度的空间差异性与文化的多元性，使其人生的舞台场域不停地变化。在全球化的时代，空间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时间被快捷的交通与信息技术压缩，远方空间的异质性便成为吸引脚步抵达的关键因素。如社会学家鲍曼所言：“在现代性凝视下，时间性已经让位于空间的重要性。”

在《暗涌》中，阿富汗这一国度的特征是关于战争的，日常生活的形态描绘，包括衣食住行基本是皆是由战争形塑的。死亡成为这幅图景的一个吞噬生命的黑洞，它把人生无常的真相残酷地呈现出来，或许生活在战争血雨腥风中的心灵，更需要宁静之感抚慰紧绷的神经，那白梨花也许便是超越血色黄昏的一个隐喻，也是苦难深重的土地和人民对未来安宁岁月的期许。第一卷的最后一段文字便让我们有所领悟：“风从辽远的地方吹过来，喀布尔的高山依然静默不言，时间似乎也驻足不前，而所有在这个奇特的土地上发生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也随着清风坠入了时间的深渊。”

 第二卷“硅谷墓园”，贵林回到美国，他从阿富汗看得见的战争炮火中逃离，其实一转身又陷进资本的相互厮杀之中，这是没有硝烟的另一种战场。美国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老大，硅谷又是其资本、科技与人才汇聚的中心，其名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资本与技术结合的象征，但没有想到在卷标题中却与墓园相连。虽然，在小说中作者是将此与贵林女儿意外的死亡相连，但是跳出个体生命的不幸境遇，给我的感觉好像却是现代社会一个关于资本与人的关系的更大隐喻。资本的厮杀导致贵林的人生在公司上市、相互竞争与工作压力中疲于奔命，一方面对财富的追逐，帮助多少人实现了美国梦；但又另一方面，又使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

贵林女儿月月的夭折，虽属意外，但追其原因，我们难道没有看出背后有着压榨了人的时间和精力的资本黑手的作祟？显然，资本的力量宰制着工作与生活。在第二卷的最后一页，作者写了贵林与硅谷的告别：“硅谷，这个他有生以来待得最长的地方，他未来的道路上，还会和它重逢吗？他在云端俯视这个城市，城市的上空漂浮着一层轻雾，整个城市便如海市蜃楼一般，缥缈不定。他想，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魔术师，和月光一样的魔术师，很多的人在这里从无到有，很多的梦想在这里开花结果。然而，也有很多的人在这里死去，慢慢地或者很快地死去，然后恒久地长眠在那些安静的墓园里。”

这里，魔术师的比喻，让我很容易想到马克思对资本魔力的描绘。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的宰制已经从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场域扩展到工作生活的场域，追逐永不满足的财富，个体处于时间与精力的极度耗竭中，这是人的生命的异化，也或许是个体生命真正的自我死亡的开始。

（作家二湘）

二、流动的现代性和漂泊的“异乡人”

“异乡人”这一概念是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一书中提出的，主要是指在现代性的流动中，对其所居之地具有精神疏离感和身份难以确认的人。我想《暗涌》中的贵林便可以归为”异乡人“这一群体。他们拥有共同的基本特征：一是他者的身份。异乡人一方面享受着全球化时代的恩惠，可以在不同的空间与国度流动，获取资源与机会，看世界的广阔，体验不同的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毕竟不是原居民，身份难以认同和自我确认的模糊性性，极易导致心灵造成无家可归的”漂泊“状态。二是共存的焦虑。作为外来的异乡人，如何融于当地人的群体与生活，这是生存的焦虑，不想被排斥但又不想被完全同化，这种渴望融入又想保留自身的异质性，内心的焦虑感时时油然而生。三是普遍的无根性。“异乡人”的本质“就是无家性，因为它路途的每一个地方都不是家。”不停的空间场域变动，始终无法心安的灵魂，使得贵林就像是漂浮在全球化之河上的无根浮萍。

“异乡人”的痛苦，会在身心两个方面具体呈现出来。人们形容现代人独自吞咽生活的痛苦，常用一句话形容，“现代人的崩溃，都是悄无声息的。”  微笑背后的抑郁，比比皆是。朱自清先生曾说：“情郁于中必将发之外”，压抑的情绪和痛苦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发泄和释放，必将转化为对自己身体的直接攻击，《暗涌》中第四卷的标题“深圳病人”，在我看来，“病人”也或许是一个大的隐喻，意指现代人普遍生存的隐忧与身心疾病。

在《暗涌》一书中，这种身体的攻击部位是贵林的心脏，书中多次描述了贵林心脏剧痛的情景：“他刚站起来，就又一次剧烈地感到心跳，似乎那疼痛钻到心肝里，他额头上的汗大滴地流了下来，突然呼吸都变得困难，他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过去，他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惧潮水一般向他涌来。” 可是，令人诡异的是医院的心电图，却显示他的心功能正常，医生据此建议他去看心理科，认为是恐惧症引发的心脏不舒服，至此，那些长期承载的压力对身心的负面影响，才慢慢地从冰山之下浮出水面，“很多时候压力是一点点堆积，而他像是在温水里煮青蛙，慢慢地接纳着一个又一个压力，直到压力变成身体的一部分。直到身体里的压力撑出了他的承受力，开始火山喷发似的一阵阵喷发。”

身体的疾病只是“异乡人”身心痛苦的直接表呈，可以被感知与看得见。但“异乡人”内心的纠结却是在记忆的纠缠中，无数次地唤醒蛰伏在漂泊者心灵深处的思乡与归乡情怀。记忆在哲学家柏格森看来，是最能体现生命绵延的一种心灵流动。异乡人的脚步在不同的空间行走，但生命却在时间中流逝，而生命的本质是绵延的运动，记忆将过往保存起来，“它积蓄的是源自过去的所有的力量”，‘唯有记忆才能让你真实地体验到自我究竟是什么。”

在《暗涌》中，贵林对过往的记忆，或是通过当下的瞬间，显意识想起与此相关联的片段和联想；或是通过梦境在无意识的状态中，不断被唤醒在显意识状态下被压抑的心流。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那在梦境中不断呈现的主题，往往是生命中创伤之所在，也或是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最深情感。

据此，我们在书中不难发现贵林记忆的主题之一便是关于死亡的，"钟贵林最早的记忆是关于死亡的。他记得那么多细节，灰色的云雾迷蒙一片，似有似无，雨水从乌黑的屋檐角滴落在青石板上，灵堂里一批又一批跪下去又站起，来的白色人影，泥泞的山路上，破碎的花瓣嵌进了黑泥地理，成了暗黄的一片。“他的父亲的死亡，是贵林童年岁月中生命遭遇的重大创伤，虽然年幼懵懂，但生命直觉的印记还是以梦中记忆，不断被呈现。而他中年时由于自已的无意过失，导致其女儿月月的意外夭折，却是他生命中不堪直视的梦魇，也是他生命中不能触碰的伤口，但回忆却一次次重新撕裂伤口，让它在心底里永远难以愈合。还有书中其他人的死亡，如桃姐、华勇等等，都让他深感生命的恐惧与无奈。

记忆的主题之二便是关于母亲和故乡的。童年时被母亲送给养父母，为何母亲要把他送走？母亲后来去了哪儿，成为一直纠缠贵林的生命追问。孩子与母体的第一次分离那是生命来到世界之始自然要发生的，但被送养却是人为隔绝孩子与母亲的亲密关系，那种被最亲抛弃的伤痛也是刻骨铭心的，夜晚睡觉时常常被梦带回童年与故乡，醒来却是悲从梦来，涕然泪下，思念惘然。“那些记忆中的细枝末节，那些如茶泡一般丰盈透明的记忆，那些如茶梗一样清苦绵长的记忆，他都留在了心底。”

时间如流水，悠悠不复返。唯有记忆是留住生命过往的方式。它既打捞起过往岁月中生命最深的印记，又在不断确认和发现自我的来路，更是在痛苦和怀念中，不断唤醒“异乡人”的思乡愁苦，用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异乡人踏上怀乡的路。

三、思家的漫游与怀乡的渴望

在《暗涌》中，贵林的“思乡”情怀也是小说表达的主题之一，对故乡的思念是任何一个时代游子的共同情愫，是人类千百年拥有的朴素情感，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化时代的“思乡”特质，现代化是从乡村到城市化的过程，现代性的流动性与空间的敞开性，使得“异乡人”成为个体生命的普遍境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宿命，是身处全球化时代多数人无可逃避的选择而已。

与“思乡的漫游”相联系的，便是“怀乡的渴望”了。“相对思家言，怀乡具有一种历史性的导向，是真知的存在。全球化时代，个体的生存是被抛入流动的现代性中，如海德格尔所言是“被抛入的设计”，漂泊的异乡人正是在不断地行走过程中，需要“随时随地给生活赋予意义，给行走赋予目的。” 故乡既是漂泊的出发点，也是怀乡的归宿点，但从出发到归宿的漫长的历程，便是异乡人的生命展开和建构意义的过程。离开是一种宿命，而“返乡是诗人的天职”。去不了的地方是远方，回不去的是故乡，前者是现代社会之前的人们的基本处境，而后者却是全球化时代个体的普遍命运，《暗涌》中贵林的人生，也在远方与故乡之间不停地奔波与寻找生存的意义。

四、孤独的心灵与爱情的拯救

孤独从来不是现代人的专属，作为个体生命的本真性存在，自古有之。只是孤独的存在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呈现出从时间向度到空间向度的凸显，演化为一种新型孤独——群体性孤独。

当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世界恍如地球村，天涯若比邻，借助快捷的交通工具，我们甚至可以做到上午在香港喝早茶，傍晚在伦敦喂鸽子，曾经相隔的万水千山不再是人们见面的屏障，但历史发展却又呈现出孤独在空间样态的吊诡：物理空间的阻隔消失，心灵的阻隔却在建立，此消彼长导致我们即使在一起，但依旧孤独。这种孤独不再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形影单只，也不是茕茕孑立、孤苦伶仃的无助寂寞，而是表现为深处人群之中游离的眼神，热闹中的突然沉默和狂欢后的落寞，是一种“在一起”的孤独。“孤独者并不生活在万里之外的孤岛上，孤独者生活在我们的中间。”

“异乡人”的孤独，在一定意义是多种的，既有与故乡的人与物的物理空间的阻隔，也有身处异国他乡的无根孤独，还有现代人普遍具有的“群体性孤独”。而对于贵林来说，则是孤独更甚，不同国度的辗转奔波，死去女儿的痛苦和婚姻的解体，“他的心是游离的，找不到岸可以靠。”身体的本能与对爱的寻找，成为他摆脱孤独的路径。

庆幸一个名叫阿芳的女性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对他的爱真挚而包容，可他却纠缠在她的性工作者的身份中摇摆不定。他们走到一起，又分开，再相遇，这样的兜兜转转，一直到埃塞俄比亚，他才读懂了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抛开了过往的观念狭隘，向阿芳求婚，两人终于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他们便双双地跪了下来，月光那么纯净，那么温柔，那么恬淡如水。他们跪在那如水如梦的月光中，心里也有了光，月光一样柔软的光，那样的光，是和时光一样沉静，一样长情，一样温存。他觉得，那样的光，是会一直在他们心里流淌，直到他们不再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爱是孤独心灵的拯救，是理解、尊重、关心与给予，幸福的爱情要素都具有，一时之间，好像让我们看到了二人未来幸福生活的模样。

五、出乎意料的结局与悄无声息的对比

但是出乎意料，作者却用清晨阿芳被强奸，让幸福戛然而止；而一个月后阿芳的怀孕，又让人生选择的两难凸显：这个小生命会是谁的孩子？要不要留住这个小生命？不难看出，这一结局实乃作者有意为之，其用意是设置一个困境，最后的选择让读者去想象其多种可能性。“我在这个结局里设置了一个困境，最后的选择是对文中主人公的考验，更是对读者的考问。其实生活本来就是不确定的，或许根本没有结局，或许不至一个结局。这个故事结局的不确定之处在于结局完全在你的心中，在你的手中。

在我看来，作者设置这样结局，其意在对以往童话中“王子与公主从此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尾老套程式化的打破，因为现代性的流动性，早以把以往固有的一切都消失得烟飞灰灭，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闪婚与闪离也然成为现代婚姻中并不少见的现象，连明天与意外哪个先来都不敢确定，爱情也必然打上现代性的烙印，隐忧与焦虑无处不在。书中贵林与阿芳昨夜的幸福，瞬间就在今天清晨的噩梦中坠落，这恰是快速变化与高风险社会的特质与后果。此外，现代社会也是众声喧嚣的围观社会，让读者自己去设想多种结局，也体现了现时代的开放性、可能性与主体间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暗涌》结尾中，我以为还有个作者悄悄用心用意的地方，即在描述贵林再次面对人生困境之时，作者这次的描述显然与贵林面对女儿月月意外死亡时，大有不同。那时的贵林，在面对女儿月月意外死亡时是慌乱无措和后悔莫及，整个状态是在痛苦中无法呼吸、无法思考，，他精神的巨大痛苦，真的仿佛掉入人间的地狱，但自身却无力走出，只能将拯救的力量寄托在上帝身上。

而这次，同样是困境，他也依然不确定该怎么办，但却有了把答案交给时间的平静心态。“那天晚上，他轻轻地拥着阿芳坐在迷离若梦、如水如诉的月光里。月光浸洇着这片广袤无比又苦难深重的非洲大地。他觉得今天的月亮格外地丰盈，格外地圆润，那淡淡的黄轻轻流淌，像是在诉说着一个不老的传说。他决定不再去想那个是否该来到这个尘世的孩子。他知道天上的月亮会告诉他们怎么做，埃塞俄比亚皎洁高贵的马蹄莲会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坐在静寂的月亮之下，坐在空荡的天地之间，坐在浩渺的宇宙的一粒微尘之上，倾听着来自时光深处的暗流向他们一点点涌来。” 从这段描述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心态中已然有了一些定力，这种柔软而坚强的力量依稀可见。他与阿芳的相拥，不再是彼时与妻子在痛苦中因怨恨与无悔中黯然分开，而寓意二人可以一起去面对，爱是点亮前方的光亮，用爱支撑，可以让人不惧未来。并且，他们把一切则交给了时间，而非彼时的托付上帝。

作者这种悄无声息的用心对比，也许意在表明时间的流逝并非没有意义，“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用大量的时间迷茫，在几个瞬间成长。” 人生也如深水静流，常常在回望与对比中，才会蓦然发现经历与积淀的生长力量。

六、挥之不去的宿命感与时代症候

从更深层来看，贵林的人生境遇与心态变化，背后折射的却是作者本人看待人生的价值观。因为，“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看世界的眼光。”

通览《暗流》，书的开篇题记实际上已然奠定了本书人生观的基调，“时间是离弦的箭，是无限的空，是不断的开始与不断的结束。” 人生在时间中沉浮，生与死，出场与谢幕，一切如过眼烟云，万般皆空，轮轮回回。“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文字背后是人的内心世界，掩卷而思，作品基调中挥之不去的宿命感扑面而来。

不仅如此，这种宿命感在《暗涌》最微小的细节即人名上也用心呈现。作者坦言：“《红楼梦》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经典之作，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含义。在《狂流》里，很多人的名字都有深意，《暗涌》也是如此。男主人公名字“贵林”是“归零”的谐音，而贵林生命中的女人的名字也各有深意和表征。”这种以小阐微和一以贯之的用心布局，读者还是不难感知到的，突然想到海德格尔的“人被抛入世界”，但人“又在不断筹划”。

当然，这种宿命感在《暗涌》小说中的境遇中更没有缺场，让我最感宿命感的便是月月意外夭折和阿芳被强奸的境遇设置中。贵林女儿月月的意外夭折，是贵林将女儿留在了酷热的夏天曝晒的车内，把车门锁紧，没有留下一线生机之缝；而阿芳被强暴，则是因为贵林将阿芳一个人留在家中，这次是他忘了锁门，给强奸犯留下了可趁机之机。古希腊哲人说过：“人不能两次趟进同一条河流”，可贵林偏偏两次都栽倒在门上，第一次本该留缝却锁紧车门，第二次本该关紧房门却偏偏留缝，锁紧与留缝之间的不当错置，让宿命在悲催感中隐然可见。

所谓“宿命论”，就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无可改变，只能顺从，“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在日常的语境，命运，就是那种你即使清清楚楚认识到了也还是改变不了的铁的法则。”而从意义系统来看，宿命论本质上乃是个体对人生困境的一种解释性系统，是世上芸芸众生在面对厄运与困境时最普遍接受的观点。

（弗洛姆）

在当今这个变动不居的风险社会，个体的焦虑、烦忧与无奈，是与现代性相伴随的时代症候。“在社会性的华丽外表里头是孤独者的恐惧与空虚的灵魂。”特别是当个体以“异乡人”的身份，漂浮在全球化之河时，他一个人需要面对整个世界给予他的挑战与压力时，内心的无力感更是凸显，正如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原始关系”给与人们安全感与归属感，一旦人们从整体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也就意味着他必须孑然孤立地应付一个未知的新世界。

不仅如此，虚无主义和丧文化也开始流行，这是时代的症候，也是个体生命精神焦虑与价值困惑的真实反映。“《暗涌》讲述时间的流逝，讲述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讲述我们精神的焦虑，也讲述我们内心不断的迷失和不断的找寻。”

七、救赎之道与文学的价值

不断寻找的过程，不仅是直面现实的苦痛，更是指向未来的救赎之道探索。“我想做的都是透过这些表象的东西探索人心和人性，追问生命的真谛和苦难的意义。除了对命运、对自然和对神灵的敬畏，还有什么？” 坦率地说，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没有人能够找到确定无一的正确答案，只能自觉地反思与探索。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荷兰学者穆尔的《命运的驯化》一书，提出了“驯化命运”的概念，哲学家加缪用著名的《西西弗斯神话》，对命运必然性服从与抗争的主体性给予了经典性阐释。

《暗涌》的作者，实际上已经敏锐地捕捉到全球化时代个体生存的境遇与焦虑，也契合了这个时代文学悄然从宏大事件转为个体命运的叙事转向，更反映了“70后”作家的抒情性与追求性，既有对个体生命故事与命运的自觉关注，也有对全球化时代人的存在意义的不断探求。虽然，书中有挥之不去的宿命感，但这种宿命感并非仅是认命，而更多的是对宇宙与自然法则的敬畏；虽然有虚无的气息存在，但更多的是个体生命叹生死自然法则的平静，只不过她对于命运必然性服从与主体性抗争，只是表现在学会与命运和解，让心灵从容坚定，用爱照亮人生。虽然不如哲学家洞悉深刻，但依然存有哲思的灵性，因为让我有点惊异的是，她对待命运的这些观点，居然在不经意间触摸或捕捉到了后现代哲学以福柯为代表的，意图在重返古希腊斯多亚学派中建构生命美学的救赎之道。

斯多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勒留，在其著作《沉思录》中则明确提出了哲学的理性之光的救赎之道：这是因为理性才是内心的神明，虽然我们不可以改变命运，但可以通过哲学的理性，洞察命运中的必然性，在敬畏宇宙与自然法则的基础上，顺势而为，让内心明智而平静，从而温和而坚定地走完自己的一生，“要像一块岬角的岩石，任凭那海浪不断冲击；但是本身屹立不动，四周汹涌的浪涛不久就消沉下去了。‘没有一桩不幸的事，不可由于勇敢承当而变成为幸事”。

哲学的理性是照亮人生前行的光，它让我们的头脑睿智起来，但人生仅有理性的深度还是不够的，心灵还用爱来温暖的。奥勒留在《沉思录》中也看到了理性的局限，理性貌似很强大，但也很脆弱，因此，要守住内心的家园，还需要建构强大的“内心的堡垒”。

由上，不难看出奥勒留的“海浪”与二湘的“暗涌”比喻极为相似，对命运的必然性的接受、对心灵宁静从容的强调，还有友善与爱的追求等观点也很接近。而二者最大的差异，则是一个从文学作品通过文学人物塑造的方式，另一个则是通过哲学理性的思辨方式；一个用爱温暖人生，另一个则强调用理性之光，虽然差异存有和方式不同，但最后却有点殊途同归，都指向了心灵的平静。

这便是文学与哲学的关系，虽然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但文学则是时代精神的敏感器，二者缺一不可，需要珠联璧合，交相辉映。从这个意义上，我想《暗涌》的确是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个体生存发展的人生境遇与时代的症候，体现了文学的价值与担当。时间流逝，但非一切皆空，惟有真正的思想与著作可以超越有限的生命与时空。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