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研究的一种进路：进展与问题
内容提要：中拉关系研究日益成为拉美学界的一种“显学”。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问题、材料和思路繁多，构成各具特色且相互参照的研究路径。21世纪第二个10年间出现的进路之一，聚焦于中拉关系及其研究的标志意义、问题意识和学术积累，尝试将学界有关中拉关系的主要分析模式与最新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数据资料整合，为这一研究确立一些基本的研究议题、参量和思路，力图全面考察中拉关系的历史进程、发展现状及其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呈现的意义。作为保持该研究进程可持续性的阶段性成果，这一进路提炼出十大问题，即中拉关系新阶段的界定、中拉关系的战略定位、中拉整体合作与双边合作的辩证关系、中拉整体合作与拉美地区主义、中拉产能合作、中拉科技合作、中拉人文交流、中拉关系的制度性约束、中拉关系与全球治理和中拉发展战略对接等。进一步的研究则需要关注中拉关系及其研究的动态化和前沿性、主体化和互应性以及多样化和联动性等几对关系。
关 键 词：中拉关系 中国对拉战略 全球治理 制度性约束 战略对接
作者简介：张凡，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研究员。
21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崛起这一全球格局变迁中最大地缘政治、经济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迅猛发展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伴随着这一史无前例的进程，中拉关系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国内外学界有关中拉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其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与中拉双方政策实践和互动的最新发展交相辉映，业已构成这一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的初步基础，且展现出持续提升和扩展之势。
与上述情况相应，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下简称拉美所）将中拉关系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之一。基于以往多年的研究和学术积累，拉美所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间推出多项基础性的研究课题，尝试将学界有关中拉关系的主要分析模式与最新获得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数据资料整合，为这一研究确立一些基本的研究议题、参量和思路，既关注并描绘中拉关系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现状，也考察和分析双方联系形成的动因和带来的后果，并密切注意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呈现的意义和影响。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够汇聚成中拉关系研究中的一种进路。
一 关于确立中拉关系研究的进路：
可持续性的一种尝试
中拉关系研究是国内拉丁美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拉丁美洲研究本身而言，其研究领域、传统和问题无疑是指向“拉丁美洲的情况”：这里的“情况”涉及的范围可以涵盖该地区和国别的一切事物。从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一般是按专业划分，例如将研究对象分割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国际关系等。随着中拉之间的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日益拓展，更多的专业研究开始介入，例如考古学、人类学等专业在国内涉拉研究中已崭露头角。当然，拉美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难以用以往的专业领域来严格划定，而是要采用所谓“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或者“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方法加以处理和分析。与此同时，涉及拉美研究的大量时评、随感、杂文、游记、采访，以及新媒体上即时出现的网文和议论等，也从多种角度和途径极大地丰富了对拉丁美洲作为研究客体和研究领域的认知和理解。
以往的拉美国际关系研究主要是依据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视角，讨论拉美国家的国别和区域性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问题，除拉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区域、次区域国际组织外，半球和全球层次的国际关系也是专业研究的应有之义。拉美国家与域外国家的关系传统上聚焦于欧洲、北美，冷战时期的苏联和20世纪末叶亚洲的日本、印度等国家开始成为拉美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中国与拉丁美洲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双方关系的演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而迅速发展的中拉关系。
有关中拉关系的研究可以沿用国际政治、国际组织、国际经济、跨国联系以及外交政策分析等视角，与拉美研究中的其他研究方向和问题有所不同，中拉关系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双方“关系”的研究和双方各自国别和区域“政策”的分析。如果说拉美研究中各专业方向的研究更多地表现为学术性的探讨，那么相对而言中拉关系研究所涉及的双方关系和各自政策分析就更为集中地体现为应用研究或政策导向性研究。我们的努力方向是将基础性学术研究与应用性政策分析相结合，即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之间架设桥梁，让学术研究面向政策实践，在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实现中有所担当，同时让政策实践面向学术研究，使外交决策更加科学、规范，助推外交决策部门与学术机构、智库、媒体等之间形成有效的合力。
伴随着新中国的对拉战略和政策实践，中拉关系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历史和脉络，不同机构在特定历史时期曾对中拉关系的即时状况做出过大量的跟踪报道和详细分析。国内拉丁美洲研究机构通过报刊、杂志和会议等形式，为中拉关系的研究和进一步深入在材料、视野和思路等方面奠定了基础。世纪之交前后，一些主要的科研院所和高校也曾主办过专业的研讨会，或在有关拉美研究的会议上开辟专门单元探讨中拉关系，并将有关成果登载于学术刊物或结集出版。我们现在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如何阐述21世纪以来中拉关系的迅猛发展，例如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经贸关系和第二个10年的全方位合作，以及对即将到来的第三个10年必然要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实事求是而又具有理论深度和前瞻性的分析、判断。我们的政策行为和学术研究及其所涉及的日益复杂的合作领域和问题，正在开创全新的历史，其基本内容已直抵国际舞台上政治、经济关系常规实践的核心内容并在范围上面临突破，因此我们不得不回答一系列基于中国自身特色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是沿用历史上其他大国的惯常做法，还是推出带有自己特色的交往之道，亦或超越西方和东方各自的局限，借助拉美区域性国际舞台开发出一种世界性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在促成中拉双方互利共赢关系并有效地解除拉美国家部分人士对中国“登陆”担忧的同时，对世界不同国家和族群关系的良性演化和进步有所贡献？同理，我们的研究是沿用国外学界业已形成多年的传统，还是遵循我们自身文化/文明的思维习惯，亦或是开辟出一种兼容并包的逻辑思路，更准确地描述、解释和阐述中拉关系的历史演变、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且以此为成功研究范例，提升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研究的境界，并获得国内外学界最广泛的认同？我们的研究在选题、筛选信息资料和分析推理并形成结论的过程中，可能无法突破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的限制，我们的初心是希望自己的成果作为特定时空条件下阶段性的研究，帮助学界进一步明确这样一种认识，即包括中拉关系研究在内的拉美研究实质上是一种认知过程，我们的研究仅仅是这一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是否能为这一进程的可持续性贡献力量。
2010年，拉美所启动了《中国与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关系史》课题，2013年该课题被列入创新工程项目，2016年课题成果出版。这一研究旨在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在中拉关系研究中为“史的考察”保有并巩固一席之地，通过“史的考察”寻求中拉关系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的内容，以为未来政策实践借鉴。研究主要论述了新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史，提出了自己的有关中拉关系史的断代问题，归纳了中拉关系各时期的基本特征。该项研究基于中国视角，以中国外交为主线，叙述和分析了新中国对拉美政策的变化，重点关注中国在拉美的利益及外交定位、战略考量及中拉主要合作领域的演变历程。
2012年拉美所开展了一项题为“中国对外战略机遇中拉美的地位和作用”的创新工程课题，从经贸、金融、能源、劳动力供给、社会治理、安全和外交等侧面，对拉美国家对华合作的状态、成因和潜力作出评估，最终出版阶段性成果《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作为学习和观察所得到的直觉认知，该书曾写道，“尽管其中许多观点、主张不尽一致，但是各种意见、立论的前提却是相同的，都认为‘未来10年很可能是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古国重新崛起的最重要的10年’。在此期间，主导世界的发达国家将经历极为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的调整，而中国也必须确立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定式，还必须完善自己的国际政治伦理、责任和权力体系以及作为新的全球大国的行为准则。”
在中国与拉丁美洲合作关系十数年间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该项研究试图以政治、安全和外交等方面的多层次制度架构作为基本保障，提出未来中拉关系必将立体化发展的一个“金字塔”构造图景。为在重大历史转折的前期因应以及满足课题所要求的前瞻性、战略性和重大理论意义的特色与目标，该项研究逐步形成并清晰表述了具有广泛共识且基本符合实际发展进程的若干观察和思考，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的观点。
其一，发展中世界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高综合国力的进程中继续保持最富有活力、进步最为突出的角色，中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发展将向更加广泛的全球治理领域延伸，并将具有更大的全球性意义。
其二，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并不存在结构性的冲突或政治、安全方面常常会出现的困境，双方寻求和平条件下的友好合作一直是中拉关系的主旋律。这一关系向深度合作和广泛领域的拓展将伴随着全球结构和体制变动中双方利益、观念和身份的持续调整，如何预见和把握其中蕴含的机遇并规避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风险，进而构筑中拉互惠共赢合作模式，成为包括学界在内的各方人士所需应对的崭新议题和挑战。
其三，21世纪初中拉关系的历史性发展表明，中国对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拉美地区本身的特性也将继续为中国提供战略性支撑，这不仅涵盖一般意义上的地域空间、自然禀赋和文化开放性，而且由于其发展多样性，将成为中国推进全球大国外交的最佳试验场。在这种多方多重接触、合作或博弈中，中拉双方将会在诸多领域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在涉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同诉求也将进一步增强，既加大了拉美国家对中国在维护发展中世界普遍权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期许，也增进了中国外交在拉美地区日益平衡、广泛的地缘政治资源。
在上述历史考察、多视角分析框架所提供的可资参照的研究设计基础上，拉美所于2015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以“中拉关系和对拉战略研究”为题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紧张工作。该项研究的立意在于，对于中拉双方各自发展及战略调整等相关动态进行阶段性观察和跟进性分析，所需深耕细作的则是在中拉关系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即21世纪第二个10年里中拉关系发展的主要变化，进而对此前的研究有所推进和深化。具体而言，课题设计的初衷就是对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的标志意义、问题导向和学术诉求等作出即时性的理性呈现。
二 关于标志意义、问题导向和学术
诉求：初步思考及其一般意义
“中拉关系和对拉战略研究”课题的设计思想，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点。
第一，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的发展演变，除其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外，其标志性意义愈益彰显。2015年初，中拉整体合作战略出台之际，人们最常论及的话题是中国对外战略布局的全覆盖。但这一动态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正在逐步认识其背后的历史和全球意义。质言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进入崭新历史阶段才可能出现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的视野很快就延伸至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地区。但是，只有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才与拉丁美洲这样遥远的大陆真正息息相关。这既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资源和市场需求上，也表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多种博弈时的对手和伙伴的关系格局中，更表现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拉美元素的呈现以及“中国存在”对拉美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甚至塑造等方面。同理，当这些表现对于双方任何一方均不具备重大意义甚至可有可无时，那就只能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还不够充分、平衡，其深度和高度还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提升。这一发展动态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政府近年来倡导和提出的一系列理念、战略和措施，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触及国际关系史和人类历史进程和方向的“中国方案”，正在构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框架和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基本方略。这一具有进步和跨越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一旦置于全方位的合作制度设计、公共产品提供和众多有力措施的基础之上，将会远远超出空泛的原则申明与表达意义，进而形成具体而多维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中拉关系和中国对拉战略的重大转变，自然地标示出中国发展进程和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里程碑。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之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在于，这一地区长期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的边缘地带，同时深受发达世界的经济与政治的深刻影响乃至支配；但与亚洲和非洲20世纪下半叶获得政治独立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拉丁美洲在政治上较早脱离殖民体系，在经济上曾尝试过各种发展模式，进而在发展中世界率先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行列。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国际地位和发展经历，塑造了拉美国家人民看待自己和世界的独特视角，其中尤以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依附论及其各种变体最为突出，而这种视角又是数百年间与欧洲列强和世界大国长期交往的产物。当中国作为新兴力量与拉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之际，双方务实有效处理各领域合作的理念、政策实践及其逐步形成的制度框架和组织机制，就中方而言呈现的是中国针对特定地区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和交往智慧，自然代表了中国外交发展特定阶段的技艺水平和成熟程度，也是中国外交向更加深广领域拓展的重要标识，象征着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领域的崭新实践，其背后是中国国家实力和形象建构所达到的高度。面对拉美地区不断变迁和翻新的发展实验，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沉浮，以及异质文明呈现出来的丰富多样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生活内容，中国的对外政策实践和认知在不断调适中积累着经验并表现出历史性的进步与跨越。
中拉关系的标志性意义既指向“客观进程”，也代表着“主观认识”的程度。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交往仍然是国际观察家们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贸易及其商品类别和产业、国别分布，融资特别是中方政策银行的贷款，投资及其行业分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的延伸，中国与拉美区域组织的互动，中拉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中拉人文交流及“软实力”的构建，中拉军事交流，发展模式及其成败的争论，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及中美拉“三边关系”的议论，等等，无不带有特定历史阶段以及特定观察视角的深刻烙印。在21世纪第三个10年到来之际，如何总结、评估过去10年乃至更长时段的经验教训，如何预判新的历史阶段必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无疑也标志着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及其研究的历史高度和限度。
第二，如果说中拉关系和中国对拉战略的变化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进程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那么拉丁美洲内部生态和外部环境的演变则决定这一关系和战略的动态性成效，也决定了该项研究必须以问题导向为基本原则。中拉关系发展的最新动态，诸如整体合作机制的出台、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等内容的注入、中国政府第二份对拉政策文件的发布，特别是其中关于中拉关系“五位一体”全面合作新阶段的表述，以及拉丁美洲作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海上丝路自然延伸的最新概括等，无一不具有拉美国家经济周期与结构调整、政治生态及钟摆效应的现实针对性，也与拉美国家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以及在西半球乃至全球格局中的现实处境密切关联。在大宗商品出口增长周期告一段落、结构改革压力加大的新常态下，拉美国家对以经济务实合作为主要内容的中拉合作既有期待又有疑惧；在左右政治势力攻守转换、体制性与反建制力量拉锯胶着的状态下，拉美国家正在寻求民主治理的新路径，中国在制度建设和发展模式方面的经验既对其产生甚至充满吸引力，也存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造成的隔阂感；人文交流的大门一步步开启，既展示了文明对话、民心相通的无穷可能性，也提示着文化差异、沟通障碍可能产生的相斥感；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进展既为中拉整体合作提供了对接条件，其波折和困境也制约着双方合作的顺利展开；而北美欧洲的变局既是撬动拉美国家多元化或多样性外交的推手，但其传统联系和现实利益铸成的纽带仍是中拉合作短期内还无法改变的现实。凡此种种，相关研究不能不呈现出阶段性的论题转换以及时跟进发展动态，这是问题导向研究的基本特色之一。
中拉关系的发展无法脱离全球格局和双方各自内部变迁的大环境，中拉关系既是这种环境变迁的产物，也越来越有可能对环境的演化产生某种撬动作用。中拉关系研究是对这种单向或双向互动的一种认知，其议题选择和研究方法既受制于现实的压力和需求，也承接和延续着相关学科和专业的固有传统。但中拉关系研究也必然是一个具有独特内容的研究领域，除全球格局和中国崛起这类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外，拉美地区的特殊条件决定了这一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何展开，其叙述和解释方式必须与特殊情境中的人物和实践相吻合，其中一些分析可能仅为中拉关系研究所独有。
第三，有关“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研究”的学术性诉求，必须兼顾“具体问题”的分析和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成长”，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文化分析等基本理论和方法，尝试性地提出一些符合各学科基本规范的命题。首先，我们追求相关史实和现实动态与理论分析和解释之间的大致平衡。对于中拉关系近70年的历程和发展现状，力求通过国别政策、双方关系、档案文献等多重视角和途径加以准确把握，描述和揭示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和变迁，体现出应有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与此同时，对应于中拉关系不同合作领域的内容，采用几种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或专业的研究路径，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社会关系、文化观念等方面，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在这种研究中，必然涉及不同学科、专业的重叠和交叉区域，这又为我们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即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这是一个仍有待深入探索的课题，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成熟的研究方式和规范。我们只能期待不同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会带来特定领域研究的突破和繁荣，但就目前现实而言，更多的情况是就研究对象的某一方面，采用单一学科或专业的路径加以分析，然后将各学科、专业方向分析的成果按照尽可能合理的布局进行排列组合。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尝试应对和解决一系列研究和分析上的难题和困惑。例如，中拉关系和中国对拉战略是中国总体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一研究对象的分析考察，目前面临着如何突破研究成果水平和质量瓶颈的问题，其中既有研究在同一水平重复的痼疾，也有与中国其他外交方向的研究对比而缺乏特色的难题。突出特色就是要接地气，中拉关系的研究要考虑拉美研究的基础、条件和优势，提炼出与研究对象地位相应的问题和命题，在特定的领域深入研究并形成相对稳定、易于传播的知识体系，尽量避免各行其是、自说自话，从而失去重大课题研究最起码的规范性，制约知识生产的正常进行。与国内其他区域国别研究相比，拉美研究不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现实的做法可能在于：其一，拉美学界内部专业分工明确进而提高效率；其二，在效率基础上加强协作以克服分工过细带来的研究视野盲区；其三，开始重视拉美研究渐成显学所伴随的迭代效应和机遇，抓住研究对象即时演化提供的新现象、新议题，争取本领域研究更好的定位、更快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与学科、专业的建设相似，重大研究议题的成效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脚踏实地地积累、借鉴、渐进、提升，以期在不远的将来取得长足发展。
因此，鉴于所处理问题的庞杂和课题组人员的专业背景，该项研究不仅坚持基本结论的开放性，也不强求各议题在理论方法和各自观点上的绝对一致，整个研究以开拓视野、提升学术品质为要旨，力图勾画中拉关系发展和中国对拉战略演变的总体图景，在凸显问题导向的基础上展现立体、多样的描述和分析。负责各子课题的成员既有频繁的讨论、交流，又保持相对独立、自律的研究边界和氛围，最终成果代表各子课题组的观点和水准，事实上也是关注事态演进的阶段性意见。惟其如此，该项研究所处理的诸问题均带有明显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前者主要体现在对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的应然状态和总体蓝图的周详阐述之中，包括中拉关系新阶段及其战略定位、整体合作、产能合作、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的美好愿景，后者则通过分析拉美国家的特殊国情提示中拉关系发展可能遇到的现实挑战，特别是文化差异和制度性约束，进而也展示了仍有待解决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问题，诸如该项研究各议题的研究结论均呈现阶段性认识的限度，有些结论甚至仅给出复杂的思辨而难有定言，意味着相关研究仍面临进一步深化和精准等挑战。如何将有关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的应然状态和总体蓝图转化为相对具体可行的路径和机制，在该项研究告一段落之际也只能呈上初步方案或一家之言，或更准确地表述为作出肤浅的观察和思考。如同近年来中拉关系的发展实践已远远走在了“理论”前面一样，新阶段双边关系的演变与双方各自发展和全球格局变迁昭示着相关学术研究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相应，该项研究领域既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可能遭遇难以料想的难题。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丰富而多变的现实将不断促使我们作出心理和知识的调整与扩展，以减少学术准备远未到位的窘迫和压力。
上述三点考虑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性认识，即议题的具体内容及其结论性意见必然带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表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实践及其认识水平；但议题本身特别是其所置身其中的交往维度或问题领域无疑具有长期发挥影响作用的稳定性，由此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命题，以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一如经贸关系发展中资源能源、基础设施、产能合作等不同内容议题的递进关系。由此，中拉关系研究在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就会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研究领域和问题组合，并在知识积累的过程中建构某种具有特色的分析传统。
21世纪第二个10年结束之际，拉丁美洲仍处于不确定性的僵局之中，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对于未来充满期待的氛围。经济下行与社会骚乱交织，民主体制仍在运转，但政治力量格局处于转型初期。拉美国家和人民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例如多国大选形成的政治“超级周期”及其对未来内政外交的影响仍无法判定，民主支持率走低与公民不满情绪升高持续搅动社会稳定；数字革命带来的社交媒体新作用及其冲击，既作为日常交流基本工具而方便了人们的交流与生活，但同时也极大地助长了政治极化、信息失真、选民操控以及传统政党和媒体的失信与衰落；全球格局的变迁在拉美的突出表现，一为美国政策的影响，二为中国影响力的持续增强，而拉美国家的应对举措严重受制于缺乏地区性的共识和战略，唯一较为理性的声音是同时利用美、中两国带来的机遇，诸如如何在加强次区域组织活力的同时规避美中贸易战的风险，以及如何在利用中国主导的新多边机构的同时警惕所谓的“新债务陷阱”；以及如何尽快解决以委内瑞拉危机为代表的多国国内政治乱局所形成的地区热点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中拉关系发展最直接而具体的现实背景。
质言之，中拉关系的演变既呈现出纵向的历史阶段性特点，也无时无刻不与横向的地域特殊性紧密相连。中拉关系研究中的议题选择自然受到即时发生的突发事件的影响，如该项研究展开时段的2015—2017年间发生于拉美地区的诸多事件，也预示着其后如2018—2019年间新的事态发展可能引发的新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一项学术研究首先要关注那些结构性、制度性的深层次问题，厘清突发事件与这些基本面和长期发挥作用的因素之间的关联，进而抓住特定历史时段最突出的问题，并判定这些是否原为历史上屡见不鲜而答案繁多但仍未解决的老问题，还是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发展的、继续困扰我们且不断变化的新问题，以此作为我们研究的焦点和持续努力的方向。
三 阶段性研究内容十题：
“问题点”及其基本思路
基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期的总体判断，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课题将下述10个方面作为中拉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点”分别加以论述。
1. 该项研究开宗明义将中拉关系的发展界定为进入“构建发展”的新阶段，即认为中拉关系已超越既往的“自然生长”方式，进入以双方主动构建为主要特点的新发展阶段。提出这一论点的依据是基于常识但必须有所超越的一种判断，即随着中拉合作广度和深度的持续发展，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均需要从战略高度进行再次整合，不仅涉及政府间在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上进行有效沟通与规划，更需要建立双方社会和民众之间相互认知的信息渠道、知识体系，这一判断是将后续研究串联起来的逻辑主线。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在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又一次来到新的转折关头并出现政治生态明显变化，欧洲北美近年来“黑天鹅”事件对全球格局产生冲击等深层次变化，世界经济和政治趋势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等大背景下，中国的拉美研究界必然要思考并作出的一种判断，它并不排斥其他可能用词不同但内涵基本相近的分析。该项研究将冷战时期和冷战终结后的中拉关系分别定义为“自发”阶段和“自主”阶段，而将21世纪第二个10年视作中拉关系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时间节点，并就这一阶段的内涵、成效和挑战作一初步分析，指出进入“构建”发展阶段后中拉关系的特征和内在要求，已经促使关系模式从“反应式”向“主动筹划型”转变，体现为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依据以经贸合作为主要驱动力的合作框架和模式所形成的发展路径，以及协商共赢及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原则等。在开展该项目研究过程中，参与人员不断面对中拉两个主体之间及外部环境的快速调整、变动，也不断感受和认识到“构建”所带来的更加深刻而复杂的新挑战、新矛盾，正在对中拉双方提出更高的互动条件和能力要求。进入这一崭新阶段的中国与拉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及全球治理等各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期而至的也将是双方在迈向“命运共同体”之路上无法回避的困难，需要双方相向而行、良性互动，并在战略和策略上相互调适。显然，要做到这些并非易事。
2. 构建新阶段中拉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双方为何及如何提升彼此在共同发展和全球合作中的战略定位。中拉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在内外两种条件下生成、演进的。今天中拉关系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一种分水岭式的变化。一方面，中拉合作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更多地展现出自主而非从属性发展特征。另一方面，中拉各自发展所展现出的波浪式前行的长期势头，反过来推动双方社会和人民对彼此合作利益认知的大幅改进。我们不仅要对已经具备的新条件作出清醒和客观的判断，同时还要根据中拉双方的潜在诉求、创设下一步条件的能力和方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预测。因此，中拉双方的战略定位问题，就中国而言，意味着在外交战略调整和经济转型中如何处置拉丁美洲这一战略方向，前者涉及将拉美从原有对外关系格局里相对边缘的选项转化为显性“增量”，后者则指涉这一“增量”最直接的现实意义：就经济发展所需资源和能源供应者、产品出口与直接投资的重要海外市场等重要性而言，拉美地区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保障作用日益显著。当前，拉美国家亟待改变其“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抓住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历史机遇，内促产业发展和社会包容，外推开放与全球治理，以解决本地区长期难以实现的结构改革和对外经济平衡问题，摆脱贫困和不平等状况并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基于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变化以及“南南合作”的曲折发展，拉美地区各国还普遍面临如何调整与欧美国家的传统联系，如何利用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所带来的机遇等战略选择问题。毫无疑问，中国正以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影响力全面走进拉美地区，推升相关合作对象的期许与关注，成为其发展战略中重要的外部合作选项之一，甚至有可能被域内国家视为平衡西半球地缘政治格局和抵御北方大国霸权的一个重要砝码。
3. 在该项研究立项和各议题研究全面展开之际，中拉关系具有提质升级意义的大事——中拉整体合作机制问世。如何认识中拉合作由双边跃升到整体（多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样是一个具有难度的问题。在研究中，设问的方向集中于是否能够将目光放宽，从历史发展规律、国际关系演变趋势以及中拉整体与双边合作的辩证逻辑等多重维度作出思考，提出克服现实困难的路径选择以及重点对策。当然，事物的发展并非总如人愿，旧的矛盾孕育着新的机遇，而新的机遇变为现实的过程同样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既可能来自合作双方，也可能来自外部的影响和冲击。以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的启动和最初若干年的运作推断，可以将它视为中拉更加密切经济合作利益驱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形成对接基础、全球治理结构和动力变化以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布局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其现实逻辑是发挥资源禀赋、产业竞争力和资金实力等方面比较优势，实现合作共赢，通过制度建设降低交易成本，为地区和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中拉整体合作从一开始就与国别层次的双边合作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中，而整体合作也有赖于中拉双边合作业已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包括中国已经与大多数拉美国家尤其是主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拉经贸关系实现跨越式大发展以及中国积极呼应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中拉关系因而将呈现整体合作和双边合作齐头并进的发展局面。对此，该项研究专门阐述了整体合作的特殊地位，强调中拉关系的未来发展应当打造以经贸合作为主线的全方位整体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平台、机制和措施，打造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相互支撑的中拉合作新格局，全面推进中方提出的“1+3+6”务实合作框架和“3×3”产能合作模式。该项研究还特别关注如何让中拉整体合作与其他合作方实现良性互动、平行参与的可能性，任何第三方的建设性参与和合作不仅不应受到排斥，而且应尽可能地获得公平和包容性对待。
4. 中拉整体合作以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现有机制为对接方，同时也可能对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产生影响。该项研究将对拉美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分析置于拉美地区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历史背景之下，认为拉美地区主义的发展与中拉关系的演变两条线索在21世纪初期形成交集，进而形成整体合作机制和双边合作的立体网络格局，这一局面具有利益驱动和战略考虑的支撑，也是地区主义历史发展的逻辑后果，但拉美区域组织和国别差异、地缘政治环境、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挑战以及中拉双方不同的地区主义逻辑也将制约中拉整体合作的未来路径。外部世界观察和解读拉丁美洲的习惯视角往往聚集在具体表象和个别或少数国家，由此推导出有关拉丁美洲地区发展共性的某些结论。实际上，这片广袤区域内的众多独立国家之间存在的各方面差异多于其共性，内部联合与共同市场建设起步虽早，但一直缺乏成熟的理论和制度安排，参与者众多而未能形成坚强的凝聚力，甚至相互掣肘、彼此排斥，造成各类区域组织流于空谈，行动迟缓，一体化进程难有重大的实质性突破。该项研究述及这一问题的出发点不再是对拉美地区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一般性综述，而是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经贸、社会发展、科技合作、基础设施等具体议题上，强调进入新阶段之后中拉通过创立政策联动的合作模式，对区内长期存在的发展需求作出有效回应的可能性。目前，这些分析、论证主要来自对已有文献资料进行“过滤”的学术理性，而非基于大量有深度的实地调研，但是它们终究属于一种有益的开创性智力活动，并且被置于中拉双方长期发展战略高度契合的前提之下，因而是基本可靠之言。因此，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对拉美区域一体化的认知首先需要明晰其“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与中拉合作的关系，该项研究通过经济模型对拉美南方共同市场进行实证研究，根据该组织成员国一体化指数发展趋势及其各种变量的统计描述和回归结果分析，说明区域组织内贸易增长效应与区外贸易增长效应的差距，以及区内经济规模不同国家间所获增长效应的差异，总结一体化发展进程进入瓶颈期以后地区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与此同时，通过对拉美基础设施这一专门领域内拉美各国的一体化努力及其局限的分析，指出中拉整体合作所面临的基本对接条件，特别是拉美区域、次区域层次的协调与整合，已然具备一定程度的良好铺垫，这为整体合作的展开提供了初步的立足点和空间，但也呈现长期系统性缺失，预示着在各具体领域的合作仍有赖于双方进一步努力去创造利益契合点。
5. 作为中拉关系发展的压舱石，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和结构性转型是新阶段双方关系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和主要挑战，而中拉产能合作应该成为中拉经济合作的新领域和新方向。新阶段中拉双边或整体合作关系的具体展开仍须以经济发展为纲。中国经济提质升级，着力技术创新并向全球制造产业链中高端迈进，力图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这一变化必将对中拉合作产生两大新动能，一是传统的贸易主导模式已风光不再，中国对拉经济合作的重心转向资金、技术、产能的输出，这一调整将为拉美相关国家腾让全球低端工业品市场，令中拉同质性竞争大为减少；二是拉美国家可以利用对华产能合作，引入东亚地区产业化模式，推进自身全面工业化，摆脱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困境。因此，我们将中拉产能合作作为该项研究一个重要聚焦点，从全球价值链、比较优势等原理出发，对双方合作意义、基础、条件、潜力及重点排序、实施策略等作出系统评估。该项研究在全球价值链合作理论和中拉产能合作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中拉产能合作的国别与领域重点，强调产能合作旨在将中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整体输出到有需要的拉美国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提高加工和制造能力。根据中拉“1+3+6”务实合作框架，产能合作的6大领域包括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同时根据“以市场为导向”的产能合作指导思想，确立了中国市场、拉美本土市场和第三方市场等三个主要方向。面对历史性机遇和现实性挑战，中拉产能合作宜适应全球价值链重整的发展趋势，以拉美价值链发展诉求为着眼点。具体而言，中拉产能合作应以提升拉美区域内贸易为目标，有助于增加拉美固定资产投资，以升级产业结构为导向，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可以基础设施的合作为抓手。与此同时，产能合作还需要双边或多边政策协调与对接，加强外部机制性建设，包括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自由贸易乃至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等保障措施，推动多重创新，坚持多方合作共赢，以及突破法律文化瓶颈等。
6. 科技合作是中拉关系的重要存量，也将构成未来双方合作的重要增量部分。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已在卫星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纳米技术等领域开展若干富有成效的合作。随着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的出台，中拉科技合作也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该项研究专辟议题对此加以论述，并探讨作为中拉合作基础和条件的拉美国家科技创新及其一体化问题。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地区的科技、教育、成果转化与区域合作都曾一度处于全球较为先进的水平，特别是较之长期遭受西方技术封锁的中国而言，并不存在构成难以逾越障碍的国际体系压力。然而，恰是因为一些国家随后采取激进民族主义发展战略，放弃通过紧密追随全球科技前沿实现赶超的现实路径，在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尤其在六七十年代）错失将自身科技能力做强做大的重要时机，也未能促成区域科技合作的实质化建设。选择科技合作视角来审视和展望新时代中拉关系，可谓该项研究着力强调的一个问题点。首先，它将对这一非传统合作的累进式发展历史作出有益的回顾和评估，补全专业工作者和普通读者的知识；其次，它应该对拉美地区科技一体化的来由、现状和所需动力条件作出客观的评述和分析，以增进人们对拉美科技发展与中拉科技合作重要意义的准确理解；再者，从全球发展的视角出发，它需要为未来中拉之间超越一般贸易、投资形态的新型“南南合作”提出有力的逻辑和建设性图景。
7. 中国的发展中大国属性及其持续国际化、市场化和产业中高端化的巨大动能，势必带动国际产能合作和科技合作“两翼齐飞”。然而，中外产能、科技合作之两翼能否长久振飞不衰，仍然需要复杂和细致的设计、落实工作。与全球各大国合作政策相比，中国的原则、主张无疑是具有道义吸引力的，却由于文化的相互了解和认知不足，也由于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外界对中国的合作动机、含义及可能产生的结果仍不尽理解和确信。另一方面，正在迅速走进拉美地区的中国官方、企业和其他实践者，在为现实目标所驱动的同时，并没有充分掌握必要的历史和文化常识，以致于屡犯急躁冒进或粗放式决策、经营的错误，更招致外方的误解或嘲讽。在构建新时代中拉合作关系的重要时刻，我们应该对诸如文化互动和经验借鉴之类的“软合作”更为重视，倾注更多的热情和资源。为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构建互动型及共建型中拉文化交流模式的意义、内涵、目标、条件和手段等给予特别关注，并尝试作出理论阐述，提出改进中国形象的具体对策建议。可喜的是，随着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文交流已成为构建“五位一体”中拉关系的关键一环。该项研究专辟章节着重分析中国与拉美文明的特征、中拉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现状、华人华侨在中拉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西葡语教育和人才培养、中拉文学作品交互传播等方面的内容，意在探讨中拉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潜力与前景。该项研究特别关注到，中国快速崛起的外化过程迫切需要对国家形象进行再次构建，以完成与新兴大国成长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这一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然而，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拉美地区，要完好地解答这一历史命题，中国和拉美双方均面临着严峻的时空条件局限和挑战，双方缺乏充分和准确的相互认知则不仅可能对其他合作领域产生消极的“外溢”，同时也可能阻滞甚至抵消未来的合作动力。作为新兴大国和合作的主动方，中国须更好地审视拉美地区现有的历史传统、文化差异、西方影响，改进自身的理解力和传播能力，推动中拉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走向双方合作舞台的中央。
8. 新时期中拉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但除了文化差异和挑战外，仍存在许多制度性的约束，至少应该注意到的问题包括拉美国家政治制度特性及其能力缺陷、中拉之间制度的非对称性与机制失衡、拉美国家对中拉合作回应滞后及其制度环境和政治文化因素制约等。毋庸讳言，中拉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以及合作失调与短板的增多，最终根源是制度差异，而推进未来全面合作可能出现的变数、风险也主要来自双方制度的非对称性。对此作出系统论述和交待，是专业研究者必须显示的一份学术冷静和责任心。20世纪末叶，拉美国家普遍建立或恢复了民主体制，其运作形式和程序确保国家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稳过渡，避免历史上通过法外手段更换政府甚至直接取缔宪法等颠覆性错误的重演，整个地区的总体趋势是民主制度日益巩固和深化。但是，拉美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脆弱性，诸如“低度民主”特别是公民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涉及阶级、种族、性别等方面的制度代表性不够充分，政治体制严重缺乏化解危机的能力，公众对政治体制信任度持续走低等。虽然一些国家仍坚持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宪政体制的固有缺陷，许多国家政局仍困境重重。中拉双方在政治制度认同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具有明显差异，制度差异还可能造成对彼此核心利益以及对中拉合作模式等的误读误解。拉美政党制度的缺陷、国家执政能力的滞后以及诸如民众主义、庇护主义等带有特殊政治文化传统特色的制度环境因素，给中拉关系进一步发展带来一系列制度性约束或不确定性，必须通过双方合作持续不断地加以认识和化解。
9. 中国与拉丁美洲加强在全球治理上的互动与合作，对于新时期中拉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本质上说，全球治理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乃至再平衡的过程。当旧的制度、体制失去充分促进和保护生产力的作用，其合法性和实用性就会逐渐丧失，被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新的政策选项所取代。该项研究关注的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构建中拉新型合作关系的路径选择问题。我们试图通过对中拉双方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然逻辑，以及对接双方发展战略的条件及困难的分析，论证如何建立多层级、多部门、多议题的综合性或专业性对话机制，构建新型政策沟通平台，在更高水平上为扩大双方务实合作提供制度化保障，从而进一步释放合作效能，实现彼此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与政策联通和兼容。拉美国家是全球治理多边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确定议程的优先选项以及集体谈判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该项研究阐述了中拉在全球治理中互动与合作的政治基础，着重强调双方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身份和利益诉求，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形成共同理念和原则，同时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建立了各种互动机制。研究表明，新时代中拉全球治理合作战略宜采取整体合作、次区域合作与双边合作相结合等多种方式，通过加强自身新型“南南合作”的带动效应形成中拉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政策合力，进而有效应对变动中的世界体系内各个领域或各个方向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冲击。
10. 该项研究以“中拉发展战略对接”问题压轴，指明当代全球化演进与中拉发展共性之间的现实逻辑，即虽然中拉双方不同源头和国情背景之下的现代化进程与特质存在差异，但其发展轨迹和战略转型均带有“外源性”特征，决定了双方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和地位。面对世界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间要素流向、合作模式尤其是全球治理权力的再分配，中国与拉丁美洲在推进模式转型和结构调整以破解经济脆弱性难题过程中愈益走近就成为必然，双方关系发展也到了重新调适合作模式与结构、充分调动并平衡各种参与群体的临界点。发展战略对接与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五通”实质融通，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已初见成效，中拉双方对接也具备相应的基础、条件和能力，虽然就能力而言双方还存在相当大的反差，但正确选择和合理安排战略对接的突破口、支点、重点对象和层次，借助战略对接的压力传导，双方有望构建新型、多方参与的政策沟通平台，使合作效能进一步释放，实现彼此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政策和资源配置的沟通和共济。
四 结语：未来研究需要
关注的几对关系
综上，与以往同类研究不同的是，该项研究揭示了中拉关系研究过程日益呈现出动态化与前沿性、主体化与互应性、多样化与联动性相互交织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研究必须兼顾的几对关系。
首先，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的复杂变局，其解构与再建构的速度明显加快。中国和拉美以及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既是这一变局的因变量，也是其自变量，需要同时应对外部的体系性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和内部治理与改革所产生的多重挑战。此外，中拉双方在持续合作中也需要不断适应其环境条件、发展形态和参与主体等多方面的变化，及时认识新常态、确立新观念、迎接新挑战。因此，必须坚持客观、冷静地观察世界变化中的中国和拉美，以及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下的中国和拉美，将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思考置于一种动态的失衡与再平衡过程中加以引申和深化。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及拉美7国先后加入，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美国宣布搁置并于次年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7年美国正式宣布将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启谈判、美国对拉政策调整、中美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取向等重大事态发展均为这项研究开启一系列观测、分析和预判的机会之窗，促使课题研究涉及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分析模式的确立和打磨，以及资料采集、分析和写作活动始终处于更替、改善状态。2018年以来西半球区域舞台上带有风向标意义的动态，诸如《美墨加协定》完成谈判并正式签署、拉美主要国家大选及政局变化、特朗普缺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及美拉关系新变化、南美国家联盟部分成员国暂时退出风波、多米尼加和萨尔瓦多与中国建交、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意外流产和金砖峰会的如期举行，以及必将对西半球国际关系动态产生影响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瘫痪、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等最新事件，无疑继续验证并完善了该项研究议题设定所秉持的开放性原则。
其次，中国改革和发展所释放的外溢效应更加显著，与世界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伴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实步伐，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固有疆域和周边地区，而是迅速引起全球性的关注和反应。一方面，外部世界对于中国成就背后的制度力量、社会规范、文化因素和具体叙事的敏感度大幅升高。另一方面，中国认识和把握对外关系历史性变迁的水平、能力有了很大改观，突出地体现为对于国际趋势、对外合作、力量运用的主动调适和引导。在观察当下中拉关系和思考未来对拉战略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深刻变化与中国由“大”到“强”的历史过程相伴而生。因此，研究中拉关系的基点首先必须落在中国的主体性之上，与此同时，对拉美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理保持冷静、准确和及时的观察：既应着重从中国的需要和能量出发来考察中拉之间的供求关系变动，从中国的制度创设意愿与对拉合作建设性方案来思考双方发展战略对接的可行性及对策，从大国责任和全球发展与治理的必然逻辑出发来建构中拉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及其实现路径；也应深入了解拉美国家和人民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力量进入本地区后带来的一系列效应所产生的各种回应，认识、分析拉美国家和人民如何确立自身的发展理念和道路及其与外来模式的互动，适应、认同拉美国家和人民对于自己国际角色的定位及其处理世界事务和国家间关系的习惯。据此，上述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当代中国走向世界包括走进拉美的观念框架，以为搭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间的对话平台贡献不可或缺的一份力量，其出发点基于三重的同情理解，即对于拉美国家和人民的同情理解，对于历史经验和政策实践的同情理解，以及对于以往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的同情理解，进而开阔问题研究的学术视野，提升研究队伍的思想境界，自觉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寻求人类所面临共同问题的解决之道。
再次，中拉关系在多个层次和维度上加速发展，使得拉美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加重，也提出如何以更加丰富和细腻的视角和手法处理未来双方合作的新命题。在中国与东盟、非盟合作取得实质进展增多的压力下，如何让中拉整体合作的共同发展效应更快更好地显现就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挑战。同时，中国可以在与相关国家合作框架内增加专门对话，利用双边关系助推拉美地区的团结和一体化并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作为新兴的全球大国，中国对这类交叉运作和主动建构，在观念和实践上仍处于起步阶段，既需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战略耐心，同时也必须客观地把握世界和拉美的变化及发展需要，有效地利用和营造现实、潜在的战略机遇。随着日益“走进拉美”，中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内涵更加丰富，人们对中拉关系外延范围及其新生事物的认识也日益丰富和深入。一系列资料翔实、分析精细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正是这一问题研究深化细化的必然产物。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一是对中拉关系整体性的把握，包括对各种局部和个别研究成果的整合以及具体议题的定期更新；二是加强与政策实践的联系和协调，系统吸收并全面整理最新时期的政策实践经验，逐步克服实践和研究中不断暴露出的各种认知“短板”。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结束之际，建立中拉政党对话机制、中拉新闻中心等无疑是国家、社会层面的有益之举，然而更基础的是双方在人文思想领域的密切交流和平等沟通。若没有深入的文明互通和辨识，所谓治国理政的对话可能会停留在时政层面上自说自话，难以打通双方的心理隔膜从而产生真诚的互信；若缺乏对彼此历史发展规律和特性的准确理解，建立“命运共同体”所必需的理论和认同基础便无法坚固牢靠，更难以为建立双方新的共同身份起到实际作用。因此，观察变动中的中拉关系和制定未来的对拉战略，需要提高思考的科学性、前瞻性，特别需要借鉴多方面学理和实证研究的启发。基于上述考虑之下的中拉关系研究必须兼顾上述各个方面同时具有前沿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力贴近实践的发展，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包容相同取向但不尽一致的学术思考和分析视角，通过反复比较，形成各尽所言、互为映照的逻辑框架。（责任编辑 刘维广）
（本文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1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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