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更富裕了，却更焦虑了；明明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却担忧衰老、鼓励多生；明明科技进步会提高生产力，却导致更多的人沦为“无用阶级”。为什么总是既矛盾又混乱？

对历史的关注，可以是从一个片断中去汲取营养，也可以是横跨数十年上百年去寻求宏观的答案。但能横跨千年、追寻文明演进足迹的研究却是少之又之，而又要立足现实，反思百年以来不同人类族群的发展史及其相互影响的著作则更为罕见。有些问题，我们曾经百思不得其解，以为有玄妙的规律或者高深的理论。但真正的历史逻辑，竟然是以直白来达到震撼的效果。

当我第一次读到下面这段文字时，无数疑惑顿消。它像是一位智者，在五十年前告诉今天的我们，我们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是今天这样。我们或可基于此思考，未来将走向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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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由慕峰节译自Tragedy and Hope (1966), by Carrol Quigley

西方文明解决生产问题的科技如此出众，以至于它们在史书上都被尊为“革命”。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的农业革命（AgriculturalRevolution），据说大约从1725年就从英格兰开始了。解决工业品生产问题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据说在农业革命50年后，也即1775年，也从英格兰开始了。上述两个革命的相互关系，和发生在卫生及公共健康领域的革命，以及这三个革命扩散传播速度的区别，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历史和它对其他社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对所有文明提供主食的农业活动，从土地中消耗营养元素。除非这些元素被替换（replace），土地的生产力将会降至相当危险的低水平。在欧洲中世纪以及现代早期，这些营养元素，尤其是氮，是通过两年或三年休耕一次来实现替换的。这其实是使适耕土地减少了一半或三分之一。农业革命是巨大的进步，因为它在休耕期种植豆科作物（leguminouscrop），而豆科作物的根茎通过摄取空气中的氮并将其固化于土地，从而增强了土地的营养。由于这些在传统休耕期种植的豆科作物（包括苜蓿（alfalfa）、三叶草（clover）或红豆草（sainfoin））为牲畜提供了饲料，农业革命不仅为下一阶段谷物种植所需的土地提供了营养，还提高了家畜的数量和质量，增强了肉类和动物食品的供给，进而通过增加动物粪便的供给增加了土地所需肥料的数量。整个农业革命的最终后果，是增加了粮食的数量和质量。由于生产同样的粮食只需要更少的人，因此大量人口被从粮食生产负担中释放出来，他们可以将精力集中于政府、教育、科学或商业等其他活动。据说在1700年，20个人只能生产21个人的粮食，而在1900年，某些地方只需要3个人就能生产21个人的粮食，因此释放出的17个人可以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

始于1725年以前英格兰的农业革命，在1800年后传播到法国，但到1830年后才传播到德意志和北意大利。直到1900年，才艰难传播到西班牙，南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尔干半岛（Balkans）和东欧。1840年左右，通过开始使用化肥，农业革命在德国经历了新的繁荣，而1880年在美国，则由于农业机械化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人口需求。同样是在德国和美国，1900年后，由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贡献，通过选种和杂交来获得了新的种子和更好的作物，将农业产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通过提供粮食，为工厂系统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并使工业城市兴起，源于1725年的农业优势造就了1775年开始的工业生产优势。1775年以后在卫生和医疗服务上的进步同样贡献巨大，因为它降低了死亡率，并使大量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又免于疫病成为可能。

交通革命（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同样为塑造现代社会贡献了力量。交通革命始于1750年，一开始十分缓慢，修建运河水道，并采用JohnL. McAdam的新式设计建设收费公路（也即“马路”）。在1800年后，煤矿通过运河、粮食通过马路运输到新兴的工业城市。1825年后，由于铁路网的发展，煤矿和粮食的运输得到进一步大幅改善，而通信也因为电报（1837年后）和有线电缆（1850年后）的使用而提速。通过内燃机引擎在汽车、飞机和船舶上的使用，以及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的发明，“距离问题”在20世纪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得到解决。通信和交通惊人加速的主要后果，是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更为紧密，而欧洲文化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交通革命与欧洲的武器，向外传播都十分迅速，快于欧洲卫生和医疗服务的传播速度，更要显著快于欧洲工业制度（industrialism）、农业技术或意识形态的传播速度，因此欧洲文化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更加势不可挡。我们马上就会看到，20世纪中叶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根源于欧洲生活方式的不同方面向非欧洲世界的传播速度不尽相同，以至于非欧洲世界获得它们的顺序要完全不同于欧洲获得它们的顺序。

举例而言，工业革命在欧洲要先于交通革命，但在非欧洲世界，顺序颠倒了。这意味着欧洲能够使用它自己生产的铁、钢和铜去建设自己的铁路和电话线缆，而非欧洲世界只能通过向欧洲进口这些工业必需品才能建设相同的设施，后者也就自然成为了欧洲的债务国。在欧洲，铁路始于1830年前，电话始于1840年前，汽车和无线电分别在1890年和1900年左右出现。而美国的跨州铁路在1869年就贯通了；在1900年，跨西伯利亚（Trans-Siberian）铁路和开普敦-开罗（Cape-to-Cairo）铁路已开始全面建设，但柏林至巴格达的商业往来才刚刚开始。在同一时间——1900年的印度、巴尔干半岛、中国和日本，已经开始覆盖铁路网络，尽管当时这些地方都没有发展出能够可以提供给它们足够的钢、铜去建设或维持这一网络的工业体系。交通革命后来的产品，例如汽车和无线电广播，传播得更为迅速，在它们在欧洲被发明出来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开始在撒哈拉沙漠或阿拉伯得到使用了。

另一个重要的事例，是欧洲的农业革命要先于工业革命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欧洲能够增加它的粮食产量和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需求。但在非欧洲世界（除了北美），工业化的尝试通常都始于建立一个更为高效的农业体系之前。因此，在非欧洲世界，工业城市发展所需要增加的粮食供给（以及劳动力）通常不是通过粮食产量的增加以及农业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来获得的。尤其在苏联，1926-1940年工业化高速发展，是通过对农业社会的压榨和数百万农民以生命为代价所换取的。试图复制苏联模式的中国，在1950年代也濒于灾难的边缘。

欧洲发展进程中传播速度不尽相同的两个最重要的例子，是粮食生产革命、卫生和医疗服务革命的传播。到20世纪中叶，这两方面传播速度的不同，对世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加以检视。

在欧洲，农业革命要比卫生和医疗服务领域的革命要早至少50年，后者直接导致了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两类革命大致的发生时间是1725年和1775年。由于这样的先后次序，欧洲拥有足够的粮食去供给因为卫生和医疗发展而增加的人口。当欧洲人口数量增长到一个它自身无法提供足够粮食的临界点时（大概是1850年），欧洲边远区域和非欧洲世界由于渴望进行工业化（或获得铁路），因此欧洲可以从这些区域以工业品换回所需的粮食。这样的结果对欧洲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的，但对非欧洲世界就不是那么值得开心了。非欧洲世界不仅在粮食生产革命之前就开始了工业化，还在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之前，就实现了使人口增加的卫生和医疗服务革命。其结果是，开始于19世纪早期西北欧的人口爆炸，扩展至东欧和亚洲，进而导致了糟糕的后果，并在20世纪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问题。

就像是1492年前的美洲印第安或中世纪欧洲，大多数稳定而原始的社会并没有严重的人口问题，因为死亡率一直在平衡出生率。在这些社会，人口数量是稳定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小于18周岁的年轻人。这类社会（通常被称为A型人口社会）存在于欧洲中世纪（大约1400年）或现代社会早期（大约1700年）。由于1725年之后粮食供给增加，以及1775年之后人们利用卫生和医药提高了拯救生命的能力，死亡率开始下降，但出生率仍然保持在高水平，人口开始增加，社会的老龄化加速到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人口爆炸”（或B型人口社会），进而导致了19世纪欧洲（自西欧开始）人口的增加，此时占人口大多数的，是介于18-45周岁之间的青壮年人口，这正是男能武、女能孕的年纪。

此时，扩张的人口周期进入到第三阶段（C型人口社会），出生率开始下降。此时的出生率为何下降，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人口状况，即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保持低位，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是介于30-60周岁的成年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长，大量的人口已过了生育和战斗的年龄。这又导致出生率更为迅速的下降，并最终因为老年化使死亡率进一步上升。进而，社会进入到人口周期的第四个阶段（D型人口社会）。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减少，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超过50周岁的人群。

必须承认的是，人口周期的第四个阶段仅是基于推论而非经验事实，因为即便在西欧也还未达到第四阶段。但很可能在2000年之前就会出现D型人口社会，老年人数量日益增长产生了新的问题，在西欧和美国东部也相应产生了“老年病学”（geriatrics）这类新的科学。

如前所述，由于1725年开始的农业革命和1775年开始的卫生-医疗革命，欧洲已经经历了人口周期的前三个阶段。由于这两个革命已经从西欧向更外围的区域扩散，更远的区域也逐次开始进入了人口周期。这意味着人口爆炸（B型人口社会）已经从西欧延及中欧、东欧，并最终延及了亚洲和非洲。在20世纪中叶，印度处于人口爆炸状态，其人口年增长率达到500万/年，而日本的人口从1920年的5,500万增长到1996年的9,400万。锡兰是一个更显著的例子，1920年时，锡兰的出生率为40‰、死亡率为32‰，到1950年时，出生率仍然为40‰，但死亡率却降到了12‰。在我们进一步检视上述20世纪世界史上巨大进步的影响之前，让我们以表格形式厘清上述过程。

人口周期分为四个阶段，我们以ABCD四个字母来表示。这四个周期可以从四方面特征进行区分：出生率、死亡率、人口数量和年龄分布，见以下表格：

从西欧向其他外围区域扩散的人口周期（包括人口爆炸）的后果，见以下表格：

从上表可以看到，从1800年至1950年，西欧、中欧、东欧和亚洲将逐次面临人口压力（也就是B型社会的人口爆炸）。这意味着，以50年为一个阶段，将出现4次人口压力情况：

　　人口压力从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西欧）向外扩散这一情况，很有助于增加对1850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的理解。这有助于解释1850年左右盎格鲁-法兰西的对抗，1900年后由于对德意志的担忧而导致的盎格鲁-法兰西结盟，1950年以后由于对苏联的担忧而导致的自由世界的结盟，以及2000年左右亚洲人口压力对西方文明和苏联文明所产生的威胁。

　　上述事例显示，我们可以通过对西欧发展的研究，以及对这些发展成果从西方文明向更外围区域和非西方世界扩散时具有不同速度的研究，对世界20世纪的诸多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下表简略比较了文明成果在西欧和非西方世界出现的不同次序：

当然，上述表格只是相当粗略的估计。应当澄清的是，对西欧表格部分，每一项发展成果都是按其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来排序的，每一项成果在初次出现后，仍会持续发展；对亚洲表格部分，在亚洲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成果到来的次序也是不尽相同的，上述仅显示的是部分重要区域的次序。因此，亚洲不同地区由于上述发展特征的出现所产生的问题，也因为这些特征产生的次序不同而不尽相同，其中主要是第3、4项的次序不同。

亚洲获得上述文明发展成果的顺序不同于欧洲，这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将在本书其后的章节中详细研究这一问题。此刻，需要指出两点。1830年代，民主在欧洲和美国快速发展。当时，武器也快速发展，但受限于技术阶段，政府并不能比私人获得更为有效的（effective）武器。此外，由于私人已经可以负担得起（因为农业革命），因此他们可以获得很好的武器，并且这些武器也相当便宜（由于工业革命）。到1930年前（或到1950年前），政府获得的武器（俯冲轰炸机、装甲车、火焰喷射器、毒气等）比私人获得的武器更为有效了。而在亚洲，好的武器到来的时间更早，此时当地还没有通过农业革命提高生活水平，也还没有通过工业革命降低武器的价格。由于卫生-医疗革命和人口爆炸要比农业革命更早，所以亚洲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因此，1830年代的欧洲政府不敢镇压民众，民主得以发展；而1930年前（或到1950年前）非欧洲世界的政府不但敢于，而且也能够镇压民众了。当我们结合考虑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有从基督教和科学传统发展出来的很强的民主要素，而亚洲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却有独裁传统时，我们会发现民主在1830年代的欧洲是很有希望的，但在1950年代的亚洲则是渺茫的。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工业-交通三大革命在欧洲依次发生，由于农业革命提供了食物和工业化及驾驶交通工具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在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基本没有发生压榨农村的情况。但在亚洲，由于三大革命的次序与欧洲不同（通常次序是：交通-工业-农业），尽管劳动力可以通过卫生-医疗革命获得，但工业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只能通过压榨农业人口获得，同时也就阻碍了生活水平有任何质的提升。一些国家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不通过本国民众的储蓄获得资本，而是通过从欧洲国家贷款的形式建设铁路和钢厂，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成为欧洲的债务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欧洲的附庸）。亚洲的民族主义反对债务国地位，它们更愿意选择通过使本国农业人口承压来获取工业化资本这个方案。最显著的事例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施的五年计划。日本和中国分别在苏联之前和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但没有那么激烈的方案。但我们不能忘记，亚洲国家之所以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是因为它们获得西方文明要素的次序是不同于欧洲获得这些要素的次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