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与小城镇——从东京的人口说起

这是今年的首篇。

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以一个主题作为切入点，去了解世事背后的逻辑，提供可作为中长期思考的思维模式。今年，也不例外。

每个集体性思考，都始于眼前的具体问题。大多数人，无论贫富，在今天都更加受到互联网传播的影响。互联网加速了观点的聚焦，集体情绪更易造成各种波动。我很怀疑，人的思考能力能否跟上这样的速度，而如此形成的观点和判断，能否经受时间的考验。推而广之，互联网上喧嚣的“民意”，是否大都正确？

大道至简，常识、逻辑、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自主的分析能力，是每个人都需要具备的，也是目前这个“伪AI时代”最缺乏的。举例而言，最近媒体的热点，集中在一线城市GDP突破3万亿，仿佛赶英超美只在朝夕；又有专家讲，一线城市人口规划过少是错误的，是对城市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有人说，粤港澳大湾区堪称世界第一；更有数据轰炸，论证六省如何供养一国。这些文章或是辅以大量图表，或有“title等身”的大V加持，可谓赏心悦目。普通人面对这样的舆论，一般只会记住结论，结论越刺激，记得越牢，传播越广。以我的观察，年薪十数万到年薪数百万的人群，对这些结论的判断力，恐怕没什么差别。

出于习惯，我对地产的关心延及到城市化和老龄化这两个主题，在查验热点文章的数据后，毫无疑问的得出了一些不同结论。单纯的反驳没有意义，我希望借此机会，能从全球视角来看看大都市、小城镇、老龄化乃至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文将要展示的。

今年的开篇，就以质疑作为开始吧。

从东京的人口说起

2018年1月8日，携程董事长梁建章先生和人口学专家黄文政先生，联名在财新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大城市规划留白是浪费土地资源》，对《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质疑，认为“将上海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有悖于以人为本的原则，而且严重脱离实际，实在是作茧自缚，不利于上海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更是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进而提出上海市的规划控制人口应当在5000万。梁先生近年来致力于反应老龄化问题，凭自己的影响力，通过不断著述，推动舆论聚焦，作为企业家有此担当，深值称赞。

但就上文，乃至曾经多篇文章中，梁黄二位先生都将东京作为与中国一线城市对标的都市，不只一次出现了“东京都市圈3700万人口”这一数据。一般来讲，大多数人看到这样的数据不会质疑，也无从质疑，既不会考虑“东京”和“东京都市圈”竟然有所区别，也无从知道东京都市圈竟然有“一都三县”和“一都七县”的区分。

事实上，日本首都圈的扩张，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年，日本颁布《首都建设法》，提出以东京为中心，在半径50公里范围内开展建设。1956年颁布《首都圈整备法》，提出以东京都心向外延伸100-120公里，总面积2.6万平方公里，包括东京都及神奈川、埼玉、千叶三县全域，以及山梨、群马、枥木、茨城县部分。1965年颁布《首都圈整备法改正》，将首都圈扩大到一都七县全域。而目前日本官方认可的首都圈，或者日本学界提出的所谓“关东大都市圈”（Kantō Major Metropolitan Area），都是指一都七县全域。根据《日本统计年鉴（2018）》和北上广深四座城市已公布的2017年统计年鉴，四个城市的数据对比如下（点击查看大图）：

通过上图，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中国的城市，完全是行政区划的概念，城市与都市圈并没有区别。而东京都和东京都市圈，完全是两个概念，东京都是行政区划，而东京都市圈则突破了单一行政区划的限制，具有城市功能和统计上的意义。事实上，这种区分在他国是常态。可以横向比较的是，东京都面积2,106平方公里，承载了1,343万人；上海市面积6,340平方公里，承载了2,415万人，这是否意味着，三倍面积于东京都的上海市，人口也可以是东京都的三倍呢？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梁建章先生所谓上海5,000万规划控制人口的“理论推导结果”。

我好奇于“东京都市圈3,700万人口”这个说法的来源，终于在wikipedia的Tokyo词条找到了3,780万这个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发布的The World’s Cities in 2016。我猜测，这应当是根据日本首都圈曾经所谓一都三县口径的统计，根据《日本统计年鉴（2018）》，一都三县的人口为3,355万，如果加上另外四县的局部，差不多可以凑齐3,780万。但需要了解的是，一都三县的面积是13,373平方公里，而不是东京都的2,106平方公里，这还不包括另外四县的局部。所以，无论用哪个口径，都无法得出东京能在6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载5,000万人的结论。

正相反，东京一都三县却是以两倍于上海市的国土面积，承载了不到两倍的上海常住人口。更进一步，目前日本关东大都市圈的4,181万人，是靠一都七县3.6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去承载的。所以，东京的确没有可供上海承载5,000万人的参考经验，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以3.64万平方公里去承载了4,180万人，这差不多与上海、杭州、苏州、常州的国土总面积和所承载的人口总量类似。所以，如果以整个长三角作为考虑，何须纠结于某个城市的自大呢？日本首都圈真正的经验是什么？我认为，恰恰不是某个行政区划城市（municipality）的自我加压膨胀，而是从产业和环境资源禀赋出发去考虑行政区划之外的城市功能扩张，而国土面积的巨大差异，更是一个需要时时考量的基础问题。

为了进一步看清日本的情况，我整理了日本11个大都市圈（MMA）的数据（点击查看大图）：

可以看到，日本11个大都市圈覆盖了日本72.02%的人口，11个大都市圈生产总值（Gross Metropolitan Product，GMP）占日本GDP的82.51%。如果更为聚焦的话，仅是关东、京阪神和中京前三大都市圈，就覆盖了日本55.41%的人口，GDP占比高达63.99%，而它们所占国土面积，仅为全日本的21.27%。

表面上看，这是集约化发展的优秀案例，在少量国土面积上集中大量人口，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或许这就是很多学者（包括梁建章先生）所认为的，超大型都市有利于人才的集中和经济的发展。但现实的另一面却是，由于日本核心都市圈资源过于集中，形成强大的人口虹吸效应，从日本各都府县的人口统计分册中，可以明显的看到，在全日本的人口数量均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三大都市圈核心区域仍能保持增长，而三大都市圈以外的地区，下降幅度则尤为显著。也就是说，老龄化并不始于大城市，而是始于人口流失的小城镇。而离核心都市圈越远的地区，受惠于核心都市圈辐射的可能性越小。这也正是中国目前正在开始经历的。

其实不难理解，个体永远都会用脚投票，去向资源和机会更多的地方，如果这样的地方越少，人就会越集中。而大型都市带来的生活舒适感、优良医疗条件和高昂生养成本，使得不婚、晚婚成为常态，少子、丁克普遍被接受，大都市的老龄化又迫使需要进一步虹吸外围人口来补足，进而加剧外围的老龄化。日本由于文化和语言因素，吸纳移民的空间很小，所以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

坦率的讲，我不认为单纯靠政府补贴就能实现生育的逆转，现实的情况是，欧洲的生育补贴大多由东欧和中亚移民享受，寄希望于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又带来了移民与本土文明的冲突，这是今天西欧各国所面临的现实。欧洲许多国家与日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国土面积狭小、大都市少而集中，资源聚集又加剧了外围的老龄化问题。但也有不同的情况，例如同样需要面对老龄化且受困于移民问题的德国，经济实力依然强劲，我们或许能从德国的数据中发现一些原因（点击查看大图）：

如图所示，德国国土面积并不大，但人口和经济产值并不集中于少数两三个超大型都市圈，最突出的莱茵-鲁尔地区，人口和GDP占比都在15%以内，其余都市圈的人口和经济产值较为均衡。更需看到，占据了68.49%国土面积、覆盖了61.63%全德人口的十大都市圈，GMP占比只有接近50%，这也意味着，有超过50%的经济产值是由十大都市圈之外的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去创造的。这也意味着，从区域经济的视角来看，德国的发展远比日本更为均衡。也正是这个数据，促使我去挖掘德国大中小企业分布情况，以探求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后文中，我们将会集中涉及。

其实，与其直接参考其他国家都市圈的人口、经济数据，不如思考，这些情况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在本文通篇思考过程中，人口、国土面积、经济产值和企业分布，是四项关键指标，这些数据，也的确展现了不同国家有所差别的城市化经验和经济布局情况。

值得小结一下的是，在讨论城市发展这个话题时，一定要落地于每个城市具体的实践，了解其历史和每个时点真实的需求，横向比较时应当对数据背后的真实含义多加辨别。在城市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中，大量问题出在统计口径的不一致，进而导致结论的千差万别，最终使决策失当。

接下来，我们将完全跳出国内不同城市之间看似亢奋、实则无聊的GDP比较，从全球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城市与经济的关系。

（下一篇：《大都市与小城镇——都市圈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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