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的俄罗斯文明史（二）
慕峰 节译自 Tragedy and Hope, 1966, by Carrol Quigley
来自东方干草原的乌拉尔—阿尔泰（Ural-Altaic）语系人口的压力，最终导致了蒙古（塔特（Tater））人在1200年后的入侵。蒙古人占领了俄罗斯，建立起了持续数代的纳贡体制（tribute-gathering system）。因此，这又是一个外国人剥削斯拉夫人的体系。最后，蒙古人将莫斯科大公（princes of Moscow）当作了俄罗斯主要的纳贡者。蒙古人后来又在莫斯科设立了最高审判机构（a court of highest appeal），于是金钱和诉讼案件都流向了莫斯科。这种流向甚至一直持续到1380年莫斯科大公成功领导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时。
当来自东方的人口压力减弱时，来自西方的科技压力增强了（1500年后）。这里所指的西方科技，包括：火药和火枪、更好的农业技术、计数和公共财政、公共卫生、印刷，以及教育的普及。俄罗斯直到很晚也没有受到这些压力的全面冲击，尔后是从瑞典和波兰等二手渠道而非直接从英格兰和法国受取。然而，俄罗斯的发展进程，在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压力下被阻碍了。其后果就是俄罗斯的独裁专制，一个军事和纳贡机器被强加于斯拉夫人身上。斯拉夫人的贫困使其无法获得武器或任何其他先进的西方科技。只有国家拥有这些东西，但国家也只能是通过汲取人民的财富，才得以换取。从底层向上汲取财富，使得统治者获得了武器和西方科技，被统治者由于贫困而无法获得，因此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上层。来自西方的持续压力，使得俄罗斯的统治者无法将其积累的财富用于财政经济发展，也就因此无法提升被统治者的生活水平，因为这些积累，需要用于增强俄罗斯的权力而非财富。最后，底层压力越来越大，而统治也更加专制。为了给军队和政府提供一套官僚机构，地方被给予了对农民的个人权力，当西方中世纪的农奴制消失时，东方的农奴制建立起来了。俄罗斯的农奴没有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也无法与国家发生直接联系（税收或司法）。取得上述权力的地方，能够为莫斯科而战，或在莫斯科政府中任职。
到1730年，由于瑞典、波兰和土耳其的衰落，西方对俄罗斯产生的直接压力开始减轻了，而普鲁士则忙于应付奥地利和法国，无瑕给俄罗斯施加更多压迫。因此，斯拉夫人通过使用他们获得的初级西方科技，就能将他们的霸权施加给东方人民。乌拉尔西部区域试图摆脱农奴统治的俄罗斯农民，开始向东方逃离，最终抵达了太平洋。俄罗斯用尽各种方式阻止上述迁徙，因为它感觉到只有农民继续在土地上劳作并向地方纳贡，才能维持必要的军事独裁。最后，独裁专制随同逃亡的农民东迁，俄罗斯社会开始占据整个北亚。
当来自东西方的压力都减轻后，俄罗斯的专制王朝可能是受到强大的宗教情感的感召，开始觉得有愧于它的人民。此时，它仍在寻求自身的西方化。逐渐清晰的是，西方化的过程不能局限于专制者自身，而必须扩展到全体俄罗斯人民。专制者在1812年发现，如果没有俄罗斯人民的支持，它将无法击败拿破仑的军队。在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中无法打败西方盟军的事实，以及1879年德奥联盟（Austro-German alliance）之后四国同盟（Central Powers）威胁的增长，使俄罗斯意识到，如果要生存，即便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必须在科技方面使全社会各阶层西方化。这意味着，非常明确的是，俄罗斯必须实现农业革命和工业化；但这又反过来要求农民需要获得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农业人口需要减少，而城市人口需要增加。这些需求再次意味着农奴制需要被废除，现代卫生体系需要被引入。因此一个需求导致另一个需求，整个社会需要变革。就典型的俄罗斯风格而言，所有这些变革都由政府来主导，但由于一项改革会导致另一项改革，专制王朝和地方上层阶级是否有意愿允许改革运动延伸到伤及其权力和特权的领域，就成为一个问题。例如，废除农奴制，将会使地主贵族不能再将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农奴与国家的联系也就可以不再通过地主。同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层。这些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和社会诉求，必然会招致专制者和地主贵族的不快。如果改革导致产生国家主义（nationalism）诉求，像罗曼诺夫（Romanov）这样的专制王朝如何屈从于这些诉求，而又不会面临丢失芬兰、乌克兰或亚美尼亚的风险呢？
在渴望西方化与上层愧疚之心的共同作用下，改革向前推进了。但当下层开始提出诉求时，反弹产生了。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历史从18世纪到1917年俄国革命这段时期，出现了改革与反弹交替的情况。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89-1725年））与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62-1796年））是西方化和改革的支持者。保罗一世（Paul I（1796-1801年））是保守派。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1801-1825年））和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55-1881年））是改革者，而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年））和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81-1904年））则是保守派。到1864年，农奴制被废除，一个相当现代化的法律、司法和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地方政府也实现了些许现代化；一个相当良好的金融和财政体系建立起来了；基于全民兵役制度的军队体系也建立起来了（但缺乏装备）。另一方面，独裁专制仍然继续，所有权力都在软弱之人手中，而又受制于最卑劣的个人阴谋；获得自由的农奴没有足够的土地；新的受教育者会受到严格的审查，以控制其读写和思考；新的自由人和城市居民会经常受到警察审查；帝国的非俄罗斯人会受到俄罗斯化浪潮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冲击；司法系统和财政系统处于专断的执行状态，无视个人权利和公正；总体讲，俄罗斯的独裁专制既是残暴的，也是软弱的。
19世纪改革的第一个阶段，也即由亚历山大一世主导的改革，源于两种因素的融合：“内疚的贵族”（conscience-stricken gentry）和西方化的专制。亚历山大一世本人就是两种因素的代表。由于他和他的祖母凯瑟琳大帝的改革，俄罗斯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比贵族（gentry）阶层更为广泛的新知识阶层，这一新阶层来自于东正教牧师或国家官员（包括军官）的子嗣，以及专制王朝和贵族的边缘人。当专制王朝处于尼古拉斯一世治下，它又变成了保守派，新的受教育群体，受到内疚贵族的一些支持，形成了被统称为“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的革命群体。最初，这个新的群体是支持西方的，但后来由于对西方的幻灭，他们变得更为反对西方和亲斯拉夫化（Slavophile）。大体而言，西化者辩称俄罗斯仅仅是西方文明落后和野蛮的边缘，在过去它没有为其自身提供文化方面的贡献，因此它必须像西方那样经历相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发展。西化者希望加速这些发展。
亲斯拉夫者坚持俄罗斯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明类型，并且比西方文明更为优秀，因为它具有丰富的精神性（spirituality）（对比西方的物质主义）；对生命力有深厚的非理性灵性触及，还有简单的生活美德（对比西方的理性、人工和虚伪）；它有本土的社会组织形式，村庄（公社（commune））提供了完全令人满意的社会和精神生活（对比西方肮脏城市中的原子个人主义（atomistic individualism））；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建立在简单的自治、合作的农业公社之上，而无需经历西方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至上或议会民主道路。
当1830-1850年个人主义在西方发展时，俄罗斯的西化主义者，例如P.Y.恰达耶夫（P.P. Chaadayev）（1793-1856年）和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1812-1870年）开始更加对西方不再抱持幻想，尤其是对其城市贫民窟、工厂体系、社会无组织化，中间阶层（middle-class）向钱看及其小气的性格，绝对主义的国家（absolutist state）和其先进的武器。俄罗斯的西化主义者起初是受到法国思想家的感召，而亲斯拉夫主义者则是受到了德国思想家，例如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的感召，因此俄罗斯的西方化向亲斯拉夫化的转向的标志，是从“以法为师”转向了“以德为师”。
亲斯拉夫主义者支持东正教和君主政体，尽管他们对当时的东正教教会和专制政府批评尖锐。他们宣称君主政体是德意志的舶来品，而东正教不再是斯拉夫精神性的有机增长，已变成了仅仅是专制的工具。因此许多亲斯拉夫主义者不再支持这些机构，而是径直前往乡村去感受由山野村民所呈现出的纯粹的斯拉夫灵性。这些被称为“民粹派”（narodniki）的传教士，却遭受了农民公开的怀疑和厌恶，因为他们是在城市长大的陌生人，受过教育，又表现出反对教会和反政府的思想。
由于已经对西方、教会和政府极度失望，现在又被农民抵制，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找不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去实施改革计划，这就导致了虚无主义（nihil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发展。
虚无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为名抵制和抛弃所有的习俗（conventions），这里的两个“主义”都是俄罗斯意义上的概念。由于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动物，是因为人在由各种习俗构成的社会中成长和发展，因此虚无主义对习俗的抛弃只会毁灭人，而不会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去解放人。对习俗的破坏不会将人尊为天使，而会将其贬为动物。并且，虚无主义者希望通过毁灭习俗去解放的个人（individual），并非西方文化理解下的个人，也即“人性”（humanity）。虚无主义者并不尊重具体的个人和个体人格。相反，通过毁灭所有习俗，剥去所有人基于习俗而产生区别的外衣，他们希望将每个人，尤其是他们自己，沉入到无法区分的集体人性之中。虚无主义者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materialist），他们是非理性的、教条的、专横的和暴力的。只要人性还在忍受痛苦，他们就拒绝考虑自己；他们“之所以变成无神论者，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创造了恶魔和充满了痛苦的不完美世界的造物主”；他们拒绝所有的思考、艺术、唯心主义（idealism）以及习俗，因为这些都是肤浅的、没有必要的奢侈，因此都是邪恶的；他们拒绝婚姻，因为这是对恋爱自由的习俗性束缚；他们拒绝私人财产，因为这是压制个人的工具；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拒绝穿衣，因为这是对自然纯真的玷污；他们拒绝卖淫和放荡，因为这是上层阶级不必要的奢侈；如同尼古拉·别尔佳耶夫（Nikolai Berdyaev）所言：“东正教的禁欲主义被翻了出来，而禁欲主义并无慈悲可言。俄罗斯的虚无主义，从纯粹性和深度来讲，植根于东正教对当世的拒绝……对所有富贵、奢侈品和艺术品以及思想都是有罪的认识……虚无主义认为，不但艺术、形而上学和精神文明是有罪的奢侈品，连宗教也是……虚无主义是剥去由外部文化给予个体所有外衣的需要，也是灭绝所有历史传统的需要，还是解放所有自然人的需要……知识禁欲主义的虚无主义找到了唯物主义这个表达方式；任何更为精细的哲学都被宣告为罪恶（sin）……如果不是唯物主义者，就被怀疑为道德有问题。如果你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你就支持在知识和政治两方面对人进行奴役。”*（N.Berdyaev,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London, Geoffrey Bles, 1948）, p.45）
这种古怪的哲学非常重要，因为它为Bolshevism提供了基础。从产生虚无主义的精神疾病中又诞生了无政府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正如该项运动的创始人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14-1876年））所揭示的，所有束缚和多余的习俗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国家与社会不同，这一发现西方早于俄罗斯数千年，如果俄罗斯能够像西方一样愿意接受国家与社会有各自正确的位置，那么对俄罗斯来讲或许有解放的意义。但这在俄罗斯奇特的极权主义传统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就这种传统而言，极权主义国家被发现是邪恶的，因此必须被全面消灭，并代之以极权主义社会，而个人能被这样的社会完全吸收。在民粹派幻灭和虚无主义扰乱之后，接着进入到了无政府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由于无法找到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作为改革计划的基础，并且确信所有习俗都是邪恶的，而俄罗斯的群众又是潜在完美的，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最简单纯粹的政治行动：暗杀。仅仅行刺国家领导人（不仅在俄罗斯还包括全球），政府就能被消灭，群众将会获得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合作和农业的社会主义。在此背景下，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暗杀行动，包括1881年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Czar Alexander II），1900年对意大利国王亨伯特一世（King Humbert），1901年对美国麦金利总统（President McKinley），以及1890-1910年期间在俄罗斯、西班牙和意大利进行的其他一系列暗杀。
正当此时，也就是大约1890年时，巨变在俄罗斯发生了。在政府和外国的资助下，西方工业主义开始发展；城市工人阶级开始出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德国引入。工业主义的发展解决了西化主义者与亲斯拉夫主义者之间激烈的争议，也即究竟俄罗斯必须遵循西方发展道路，还是可以退回到斯拉夫本土的解决方法，遁入农民公社状态；工人阶级的兴起再次为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社会群众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则给了一个知识分子可以热情拥抱的意识形态。通过使俄罗斯摆脱了1885年形成的僵局，这些新发展受到了广泛欢迎。甚至专制王朝的审查机构也允许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它回避了直接的政治行动，尤其是暗杀，并将革命推延至完成工业化，进而产生完全发展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后，而这将减轻专制王朝面临的恐怖主义压力。诚然，这个由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依据德国背景创立的理论逐渐被历史悠久的俄罗斯观念所改变，首先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战胜了孟什维克，而后由斯大林的俄罗斯国家主义战胜了列宁更为西方化的理性主义，但在1890-1914年间，反对暴力的僵局被打破了，进步被暴力和偏狭中断的情况也出现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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