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33年的南非
今天得知上述新闻，南非国会于近日以241票赞成、83票反对通过一项动议，拟修改相关法律，以允许在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的前提下收回土地。这项动议是针对收回南非白人所持有的土地，也是南非新当选的总统Cyril Ramaphosa的一项承诺。这种带有民粹倾向的立法动议如何会通过？我想起此前已经翻译过南非的一段历史，正好再读了一遍，分享于此。这段历史已经久远，纳尔逊·曼德拉抗争种族隔离的过往与之相关。历史的复杂，往往超过人们想象太多。至少在过去20年，南非的问题并不是这么突出的，今天的局面，留待他人分析吧。
由于是节译，涉及人物较多，大部分可以忽略，看主干即可。
BTW，最近文章涉猎面是有点广了，但我的确没有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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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1933年的南非
慕 峰 节译自 Tragedy and Hope, 1966, by Carrol Quigley
到1895年，德兰士瓦共和国（Transvaal Republic）已经呈现出严重的问题。所有政治方面的事务都控制在占少数的农村、落后、讼圣（Bible-reading）和种族主义的布尔人手中，而所有经济财富则由占多数的暴力、好强的英国侨民（Uitlanders）所掌握，这些侨民主要居住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新城。英属侨民的人数是布尔人的两倍，拥有2/3的土地和9/10的财富，但他们不能参与政治生活，也不能成为公民（除非居住14年以上），总是被琐碎小事和敲诈勒索惹怒（例如税负歧视、炸药被垄断、运输限制等），还要担忧德兰士瓦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谋划取得德国干预和保护这样的传闻。在1895年这个时点，罗兹计划在他和拜特（Beit）的资助下，由他的兄弟弗兰克·罗兹（Frank Rhodes）以及亚伯·贝利（Abe Bailey）和其他支持者领导，在约翰内斯堡通过起义推翻克鲁格政府，然后由詹姆森（Jameson）从贝专纳（Bechuanaland）和罗德西亚（Rhodesia）带领部队侵入德兰士瓦。弗洛拉·肖（Flora Shaw）通过泰晤士报在英国进行舆论准备，阿尔伯特·格雷（Albert Grey）和其他人则与殖民大臣（Colonial Secretary）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沟通，以获得必要的官方支持。不幸的是，当约翰内斯堡的起义失败时，詹姆森四处突袭以图挽回，却被布尔人轻松捕获。卷入其中的英国官方将上述行动谴责为阴谋，在此时高声表达他们的惊讶，在接下来的议会质询中，他们洗白了自己。德皇（German Kaiser）向德兰士瓦的克鲁格总统发去电报，祝贺他“在没有寻求朋友帮助的情况下就”成功的“维护了国家的独立”，泰晤士报认为上述电报是厚颜无耻的德国人在干涉英国事务，这就盖过针对詹姆森入侵的喧嚣。
罗兹只是暂时停下了脚步，但他失去了大量布尔人的支持。在差不多两年时间里，他和朋友们毫无动静，等风头过去。然后，他们又行动起来。关于英国侨民在德兰士瓦共和国所处困境的报道开始充斥英国和南非，这些来自弗洛拉·肖（Flora Shaw）、W.T.斯特德（W.T. Stead）、艾德蒙•加勒特（Edmund Garrett）和其他人的信息，大多数是真实的；米尔纳（Milner）在1897年被任命为南非的高级专员（high commissioner）；布雷特（Brett）以他的方式努力取得了体制的信任，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国王的首席政治顾问（在英王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 VII）在位时（1901-1910年），布雷特几乎每天向其书信建议）。一名睿智、年轻的剑桥毕业生，简·斯马茨（Jan Smuts），作为罗兹有力的支持者，至迟在1895年时，成为了他在南非金伯利（Kimberley）的代理人，斯马茨也是1908-1950年期间罗兹—米尔纳团体（Rhodes-Milner group）最重要的成员之一；斯马茨前往德兰士瓦，通过煽动暴力反英，成为了该国的国务卿（state secretary）（尽管仍然是英国国民的身份）以及克鲁格总统（President Kruger）的首席政治顾问；尽管米尔纳遭到了他在南非指挥官的强烈反对，但仍然决定在布尔人的边境挑起军事冲突，指挥官也被免职；最终，当斯马茨起草了坚持要求英国军队停止军事行动的最后通牒却被米尔纳拒绝后，战争爆发了。
布尔战争（1899-1902年）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4万布尔农民抵挡了十倍于己的英国人长达3年之久，并对英国军队造成了一系列伤害，摧毁了英国权力的信念。尽管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在1902年被击败和吞并，英国的自信却被动摇了，以至于它在同年与日本签署了条约，规定如果任一缔约方在远东与两个以上国家开战，另一方应予救援。这一条约持续了20多年，它使得日本能在1904年对俄罗斯发起攻击，又在1912年将适用地域范围扩展至中东。与此同时，德国对布尔人表现出明显的同情，再结合1900年德国的海军建造计划，使英德两方疏远，由此促成了1904年的英法协约（Anglo-French entente）。
米尔纳（Milner）接管了两个战败的布尔人共和国，招纳了一批年轻人作为公务人员，对该地以占领区名义进行管理直到1905年。这个被称为“米尔纳幼稚园”（Milner’s Kindergarten）的团体，重组了德兰士瓦和奥伦治河殖民地（Orange River Colony），在南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米尔纳在1905年卸任公职继而投身于国际金融和罗兹企业的事业后，作为他高级专员身份的继任者，赛尔伯恩勋爵（Lord Selborne），掌管了幼稚园。1906年，伦敦成立了新的自由党政府，授权两个布尔人国家进行自治。幼稚园在接下来四年时间里，成功促成创建了南非联邦（South African Federation）。即便有塞尔伯恩、斯马茨（此时已是主导德兰士瓦政局的人物，尽管名义上的总理是博塔（Botha））和詹姆森（1904-1908年期间任开普敦殖民地的总理（prime minister））的强力支持，这个任务也不容易。这个话题是通过詹姆森与塞尔伯恩预计安排好的公开交换信来提起的。塞尔伯恩接下来印制了由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洛锡安（Lothian））和莱昂内尔·柯蒂斯（Lionel Curtis）起草的备忘录，提出了由四个殖民地组成联邦的想法。科尔（Kerr）创办了一份期刊（The State，由亚伯•贝利（Abe Bailey）资助），在每个问题上都倡导联邦制；柯蒂斯忙碌于组织“紧密联盟”协会（Closer Union societies）；罗伯特·H·布兰德（Robert H. Brand，也即布兰德勋爵）和帕特里克•邓肯（Patrick Duncan，也即帕特里克爵士）为新的宪法奠定了基础。在德班（Durban）制宪会议上（邓肯和B.K.朗（B.K. Long）是法律顾问），德兰士瓦的授权代表由斯马茨和幼稚园所控制。这些受到大量资助、紧密组织、深知自身需求的授权代表，主导了制宪会议，起草了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宪法，并在1910年成功的批准，使之生效。来自当地的仇恨在通过一系列精巧的安排后得以妥协，包括新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分设在三个不同的城市。罗兹—米尔纳团体认识到布尔的民族主义与肤色偏见对南非未来的稳定和忠诚而言具有威胁，但他们对罗兹的盟友，斯马茨和博塔以及仍在南非的四个幼稚园成员的政治影响力充满信心，认为他们能够扛住这些问题，直到时间能够抚平布尔人心中难以调和的创伤。但他们错了。因为在1917-1950年詹姆森、博塔、邓肯、朗和斯马茨先后去世后，再没有忠诚和能干的人选能够替代他们，这导致了D.F. 马伦（D.F. Malan）领导的布尔极端主义者在1948年取得了权力。
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的第一届内阁是由南非党（South African Party）在1910年组成建立的，大部分是布尔人，总理是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政府的是实权人物是斯马茨，他集政府的三个部长身份为一身（-译注：内政部长、矿业部长和国防部长），完全控制了博塔。与英国和解以及对与英国关系予以忠诚支持的政策，遭到了南非党内由J.B.M. 赫佐格（J.B.M. Hertzog）领导的布尔民族主义者派（Boer Nationalists）的激烈反对。赫佐格渴望获得独立，希望在一个南非共和政权中仅保留布尔人对政治的控制权。通过在语言和教育问题上掀起争论，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坚持所有政府官员应当讲阿非利斯堪语（Afrikaans，-译注：南非荷兰语，后为南非官方语言之一），并且该语种还应当成为学校教育的强制性语言，而英语应当是自愿选择的第二语种。
作为反对党的联邦党人（Unionist），大部分是英国人，由邓肯（Duncan）、理查德·菲瑟姆（Richard Feetham）、休·温德姆（Hugh Wyndham）和朗（Long）支持，被詹姆森领导。受米尔纳联盟和罗兹信托（Rhodes Trust）的资助，联邦党的领袖认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持总理反对其党内的极端主义者”。朗（Long）作为最佳发言人，被安排去不断的攻击赫佐格（Hertzog）。当赫佐格在1912年以暴力的语言进行回击时，他被从内阁中除名并迅速脱离了南非党（South African Party），与克里斯蒂安·德·韦特（Christiaan De Wet）等绝不妥协的布尔共和主义者一道，创立了南非国民党（Nationalist Party）。这个新的政党建立了一个极端的反英和反本土的平台。
由于坚持立法反对土著的白人工会的发展，詹姆森的政党在其继任者托马斯·斯马特爵士（Sir Thomas Smartt，罗兹组织的一名受薪代理人）的领导下，也开始持有不同政见。1914年前，在F.H.P. 克雷斯威尔（F.H.P. Creswell）的领导下组建了独立的工党（Labor Party），并从立法上战胜了斯马茨，将土著排除在大量半熟练、熟练工种或高薪职位之外（1911年）。基于纳税的需要，以及缺乏足够储备去支持他们的农业活动，土著被迫接受低薪工作。在1913年土地法（Land Act of 1913）之前，约有7%的土地储备用于未来出售给土著，剩下的93%留给白人。但在当时，土著人口是白人的四倍还要多。
由于这些歧视，土著的薪酬只有白人的十分之一。这种薪酬歧视使白人工人的收入堪比北美，尽管国民收入和人均生产率非常低（每年约125美元）。
1910-1924年的博塔—斯马茨（Botha-Smuts）政府，对南非面临的这些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束手无策。当他们变得虚弱时，赫佐格的布尔民族主义者派（Hertzog Nationalists）变得更为强大，这使得博塔—斯马茨政府更加频繁的倚赖联邦党人（Unionist）。在1920年，联盟形成了，联邦党人的三名成员，包括邓肯，成为了斯马茨内阁的成员。在1924年举行的下一次选举中，克雷斯威尔（Creswell）的工党和赫佐格的民族主义者派达成了一份协议，不再提及共和国与帝国的问题，转而强调经济与国内问题的重要性。这个联盟击败了斯马茨一方，组建了新的内阁，执政了九年。在1933年3月，为了应对1929-1935年全球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斯马茨与赫佐格又形成新的联盟，将工党与赫佐格的联盟内阁取而代之。
除斯马茨本人专横的因素外，他的团队在1924年遭遇败选，有四方面的原因，包括：（1）他对工会和罢工人群施以暴力；（2）他对与帝国联系的强力支持，尤其是在1914-1918年战争时期；（3）他拒绝对反本土计划（anti-native program）展现出任何热心；和（4）战后萧条导致经济上举步维艰，再加上1919-1923年的干旱。紧接着1913年矿工罢工之后的，是1914年的总罢工；在两次罢工中，斯马茨都以戒严令和机关枪对付罢工人群，在总罢工时，还将9名工会领袖驱逐到英格兰。上述问题难以得到平息，直到政府与德国开战、积极参与占领德属非洲（German Africa），以及与法国进行战斗。当发现与英国的联系后，布尔极端主义者的反对非常激烈，导致了对政府的公开反抗，还激起了若干军事武装力量的兵变，这些武装尝试加入位于西南非洲的小规模德国部队。最终，反抗被粉碎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在10年时间里失去了政治权利。
博塔甚至斯马茨，在伦敦的帝国战时内阁（Imperial War Cabinet）和1919年巴黎和会（Peace Conference of 1919）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博塔在他返回南非后就去世了，留下斯马茨继续担任总理，面对各种尖锐的战后问题。1920-1923年南非经历了十分严重的经济崩溃，鸵鸟羽毛和钻石市场被摧毁，黄金和出口市场遭受严重损害，连年干旱无边无际。通过增加使用本地劳工来缩减矿山成本的努力导致了罢工，并最终引发了1922年兰特（Rand）革命。超过200名反抗者被杀害。结果是，当斯马茨在英国被表彰为全球最伟大人物之一时，他在当地的民望却降至了低点。
南非国内事务的政治转向对缓解尖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几乎没有作用。相反，情况越来越糟。在1921年，联邦只有150万白人，470万土著，5.45万黑白混血人（mulattoes），以及1.66万印度人。到1936年，白人只增加了50万，而土著人口则增加了差不多200百万。这些土著靠着稀缺而腐烂的物资过活或居住在可怕的贫民窟中，他们的迁徙、居住或经济机会都被极其严格的限制，几乎没有政治权利甚至也没有民事权利。直到1950年，绝大多数约翰内斯堡的本地工人居住在遥远的郊区，9万非洲人拥挤在600英亩占地的棚户区中，那里没有公共卫生系统，甚至没有流动的水源，由于没有足够的巴士，他们要排队数小时才能搭乘班车进城工作。在此情形下，土著逐渐部落解体化（detribalized），他们放弃了对自己习俗和信仰（包括宗教）的效忠，同时也没有接受白人的习俗与信仰。事实上，他们被排除在外，因为横亘在他们之前的，是教育或财产所有权的障碍。最终的结果是，土著持续滑向底层，失去所有机会，只能像动物一样生存和繁殖。
差不多半数白人和大量黑人是农民，但农业活动非常凄惨，水源缺乏和侵蚀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发展，1880年仍可持续流淌的河流，到1950年已大面积消失。由于土地变得干燥难耕，加之受到两次大战导致的羊毛高价刺激，这些土地转而用于放牧，进一步导致荒漠化。
由于黑人的低生活水平，几乎不存在国内农产品市场或工业品市场。因此，黑人和白人劳动力的大多数产品被出口，所获资金用来购买本地稀缺物品或供白人奢侈消耗。但是，大多数出口贸易具有不确定性。金矿和钻石矿必须深度挖掘（在7,000英尺以下），成本急剧增加，但对两类产品的需求波动极大，因为它们都不是生活必需品。尽管如此，联邦每年产品中仍有超过一半用于出口，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黄金制品。
基础性问题还是缺乏劳动力，不是缺乏人手，而是这些人手的生产效率低下。这又是由于资本的缺乏以及种族隔离（colour bar）导致的拒绝向本地劳动力传授技能。并且，廉价的非熟练工，尤其对农场而言，意味着大多数工作留给黑人，而大量白人堕入懒散的状态。白人非熟练工，没有意愿也无法与黑人劳动力竞争，成为懒惰的“穷困白人”（poor whites）。在布尔战争（Boer War）结束时，米尔纳的幼稚园通过和约获得了300万英镑，用以将布尔人的家庭从集中营释放出来，将他们恢复到农地上。他们震惊的发现有十分之一的布尔人是“穷困白人”，没有土地并且不希望拥有土地。幼稚园判断这一悲剧是由于廉价黑人劳动力的竞争，这一结论被写入了由赛尔伯恩建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
这份著名的《德兰士瓦贫困调查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Transvaal Indigency Commission）于1908年出版，由菲利普·科尔（Philip Kerr，洛锡安（Lothian））执笔，并在20年后由联邦政府重印。与此同时，这个团体开始确信，黑人劳动力不但使白人劳动力士气低落，阻止了白人劳动力获得自力更生及高士气所必需的劳动技能，他们也能像白人一样具有学习这些技能的能力。正如柯蒂斯（Curtis）在1952年所表达的：“我来此查验种族隔离对白人和黑人造成的影响。由于习俗和法律使白人免于苦差，他们在手工工作中没有获得技能，因为技能训练本就是苦差。黑人，通过劳苦工作习得了技能。采矿中的所有技术性工作，例如凿岩，都是由从康沃尔（Cornwall）引入的采矿业者来完成的，他们也受到种族隔离的约束。苦重的凿钻工作都是在康沃尔人的指挥下由土著来具体实施。这些康沃尔采矿业者每天赚得1英镑，而土著只赚得差不多2便士。康沃尔人追求高薪，而黑人，则通过做苦力习得了凿钻技能，使矿场能以更低成本运行。”
因此，米尔纳圆桌团体做出一份计划，开出了一项诱人的条件，保留热带非洲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以北部分给土著，吸引赞比西河以南的黑人向北迁徙。如柯蒂斯对这个计划所设想的，一个国际实体（international state）或行政机构“将接管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的热带非洲属国……其政策是，将赞比西河以北作为黑人主权领地（Negro Dominion），黑人可以拥有土地，从事各种职业，与白人保持平等。这项政策的必然后果是，赞比西河以南的黑人劳动力会迅速从南非迁出，将劳苦工作留给南非白人，从而使这些白人得以拯救。”尽管这项计划并未达成，它提供了自1917年起英国内部和中非政策的钥匙。例如，1937-1939年，英国作了很多无用的努力去协商一个关于德国殖民地索赔（colonial claims）的解决方案，由德国宣布永久放弃对坦噶尼喀（Tanganyika）的诉求，允许德国加入一个使所有热带非洲（包括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葡属安哥拉（Portuguese Angola）以及英属和法属地域）成为一体的国际管理机构，在这个一体化的热带非洲，土著的权利是首要的。
英国对土著和有色人种（nonwhite）平等对待的传统，经常见于受过最好教育的英国上流阶层之间，以及那些宗教影响力最强的稍低阶层，例如传教士之间。罗兹—米尔纳团体的行动极大的增强了这种传统，尤其是在1920年之后。当罗兹宣布他的计划包括使“赞比西南部的所有文明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时，他在南非白人之间掀起了相当大的敌意，这个计划指出，“文明人（civilized men）”包括有进取心和受过教育的黑人（Negroes）。当米尔纳于1901年接管布尔人的国家后，他尝试延续上述政策。1902年和约规定土著的选举权（franchise）不会适用于战败的布尔人，但米尔纳试图从约翰内斯堡开始组织市政府，这样使得土著可以投票。这被幼稚园（由柯蒂斯领导，他在1901-1906年负责市政重组）所阻碍，因为他们认为，将与布尔人和解作为南非联邦的初步措施是十分紧迫的。与之类似，作为1910年后南非的首要政治人物，斯马茨不得不减少本地的人权利，以获得布尔和英国工人的支持以实现其计划的剩余部分。
然而，对南非联邦之外的非自治区域，罗兹—米尔纳团体能够较好的执行计划。在南非，斯威士兰（Swaziland）、贝专纳（Bechuanaland）和巴苏托兰（Basutoland）这三个土著保护国被帝国当局列为保留区域，在那里，土著的权利是首要的，部落生活方式至少也部分得以维持。然而，特定的部落习俗，例如要求年轻人经历残忍的受难以作为其成人礼，以及在结婚或成为部落有完全资格的成员（full-fledged member）之前，需要参加战斗或者盗窃牲畜等，则被削减剥夺了。20世纪，传统习俗被替代了，变成了在南非的矿场以合同工的身份务工。起初，这些劳动就像部落战争一样繁重和致命，因为疾病和事故频发。但是，在经历大约五年这样的考验后，幸存者获得了足够的储蓄使他们能够重返部落，购买足量的牲畜并娶妻，以支持他们在剩余的岁月中作为部落有完全资格的成员生活下去。不幸的是，这一过程并没有带来良好的农业活动，而是导致了过度放牧、干旱和土地侵蚀，也给土著保护区（native reserves）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矿场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保障，所以必须去更遥远的北方招募合同工。联邦政府尝试建立北方禁募区，不允许对超过界线以北的区域招募用工，这招致了雇主的反对，导致政策经常变动，或普遍不被遵守。根据米尔纳和葡萄牙统治者签署的一份协议，甚至到了1936年，南非矿场大约四分之一的本地劳工来自于葡属东非（Portuguese East Af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