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命题

截至今天，5月15日发表的《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已有216家公众号及自媒体转载，包括官方的瞭望智库、国研智库（国研书院）、国家财经周刊，也包括非官方但很有影响力的凤凰财经、正和岛、虎嗅等。的确没想到长篇文章会有这么大的转载和阅读量。

批评容易、建设难，针对文章的每一个批评我都会认真阅读并尽量回复，这是作为批评者应当做到的。不少读者通过后台消息和留言交流，我的回复都较为简略，一方面是因为后台回复字数有限制，另方面我认为某些内容会在以后的文章中提到，所以没有展开。部分批评其实是与作者持有同样的观点，我都在回复中表示赞同。与之相对，部分赞同者所持理由却是作者并不认同的，但没有一一指出。

“瞭望智库”的编辑在转载时将标题修改为《是时候认真反思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了》，这样的修改表达了作者本意，体现了传统媒体人的专业与认真。同时也非常理解其他互联网媒体在转载时将标题修改得更引人注目的原因。作为互联网资本的受益者，能够转载这样的文章已是难能可贵。

互联网写作往往是难以平衡的，一方面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另方面要保持相当的克制，这是不同性质媒体面临的选择，同时也是作者面临的选择。最终能使我保持相当克制的原因，在于没有将这个公众号商业化的意图，所以不需要以吸引眼球作为最终目标。我秉持波普尔的知识论，深知知识的边界是不断扩大的，因此每一篇文章都是在谈论当下与过往，并不能涵盖未来。

坦率的讲，我不认为中国人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会有多少劣势，事实上，我们大量输出了自然科学人才，现在也回流了非常多的人才。东西方文明在工业时代之后最大的差异，在于人文科学方面，尤其当我们在科技取得进步之后，这种差异感愈发强烈。在近期一些关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论述中，有华人学者明确提及，美国科技和创新能力的核心在于文化层面。深感认同。

工业文明的每一个创新，本质上都是在满足社会的需求，市场作为一个基础而存在，政府管制则是去抑制市场的缺陷，但市场和管制并不会直接带来创新。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为了应对人类不断变化的需求，或者说，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这是科学家为之奋斗不懈的根本原因，每一个重要的发明创造，都是基于此目的产生，因此，创新是无止境的。但其实，我们也应知晓，就这样的社会目标而言，东西方文明并无任何差异。中国传统上修齐治家的士大夫理想，与西方增进社会福祉的目标乃至诸多宗教理想，内涵是完全相通的，这是人类文明的共性所在。那么为何在科技创新领域，后发国家显得如此弱势？仅仅是因为某些国家限制了我们的发展吗？

经济发展上的追赶，是所有后发国家最近几十年所经历的，放到整个工业革命背景下来看，这种长期的追赶总是伴随着模仿、抄袭再到对原创的追求和认同，伴随着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换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知识密集型产业。这种追赶在很长时间中会形成惯性，这种惯性其实就是一种惰性，与其自主创新，不如等待前沿产品出来以后，可以直接改头换面，去铺开一个巨大版图的国内市场，进而获得商业上的收益。这种惯性磨灭和排挤了对创新的追求，也就是针对具体的市场去生产满足这个市场的产品，以及通过对需求的认知去创造全新的产品，进而扩大新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中国的科技类企业仍在从“移植”到“自主”的转换过程中。其中仍有相当多的外部因素干扰，例如本国教育科研与企业现实的严重脱节，例如冗余资本充斥之下的短期投机效应。但从最核心方面来讲，如前所述，尽管创新与文化氛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但东西方文明在增进人类福祉这个创新的源动力方面，并没有任何冲突。

我们的企业家和科技业者，需要将他们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国民乃至全球民众的实际需求上，并且，不应是满足民众短期或者低俗的需求，而是真正能够从社会福祉的长远出发去考虑，我们查遍全球优秀的企业，无论规模大小，无一不是这方面的成功者。当然，这种倾听与善察，对于占尽优势的大企业而言，往往非常困难，全在于企业家阶层对社会的认知到达何种程度，进一步讲，知识阶层能够为企业家提供怎样的思考路径？

正如郑永年先生所言，中国的学者、学术界与政府之间隔着一道喜马拉雅山，中国的学者、学术界与企业家之间看似亲密，其实也隔着一道喜马拉雅山。一个政治与经济紧密联系的东亚模式下，对政府的不了解和认知不足，也就导致学术界无法将正确的认知传导给企业家阶层。正如自然科学领域在追赶过程中存在普遍抄袭，人文科学也面临从不假思索的引入，到深入思考自身所处环境，从而提出具有足够解释力的理论这一过程，这个过程，一定是比芯片业发展还要缓慢，但却更为至关重要的。

我们以5月25日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例，如果遵从类似规范，今天中国相当数量的移动互联网应用都会受制于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相当多的盈利模式都会受到极其负面的影响，许多应用甚至将完全失去存在的基础。欧盟诞生GDPR，究竟是他们在互联网经济上的“保守与失败”，还是他们在追求比经济利益更高层面的其他利益？这并非一个科学或者经济领域的命题。

尽管以专文反思互联网经济，但作者却是国内非常早接触互联网的人，能够吹NB的是，早在2000年就取得了微软认证系统工程师（MCSE）资质（其实没什么意义，只是当年通过的还有茅侃侃）。我没有做过统计，但个人感觉是，当年的互联网一代其实对当下中国互联网的现状是心怀不满的。这种不满在于，深寄厚望的互联网非但没有促成国民心智的普遍进步，反而将当年PC互联网时代的一系列糟粕（包括无下线的广告、情色、诈骗、窃取个人数据）以“创新”的名义搬上台面，与阶段性泛滥的资本相结合，实现了财富的乾坤大挪移。

在此想说的是，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初期，也就是今天的95后们还没有出生的年代，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互联网社区自治，良好的组织，知识的分享，是当时“平台”的基本特征。当然也充斥着阴暗，但无论如何，当时的阴暗是绝不敢堂而皇之的把自己摆上台面的。以我的视角而言，并非线上的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得会上线了，当年部分的阴暗者甚至今天已摇身变为能与领导人握手合影的“创新”大佬。

我不认为这仅仅是由于政府监管缺失所致。一个企业或者个人，随时可以选择为恶，监管对于企业而言永远只是成本问题。在一个转轨国家，在制度缓慢建立过程中，为恶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但为什么有的转轨国家良性的制度建立得更快？而有的国家却更慢？这其实有共识的问题。这种共识是来自所有国民的认知统一，换言之，是国民在塑造政府，而不是政府在塑造国民。更进一步，人文科学的落后，导致国民欠缺掌握巨大财富的能力，当Elon Musk和Jeff Bezos们以财富和科技改变人类生活的轨迹时，我们的首富只能咿呀学语的讲出未来属于AI、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这样的空话。这不是科学知识的差距，而是社会认知的差距。我们不缺尚武的慕容博和萧峰，我们缺的是手持法华经的扫地僧。

我经常向周围的人发问，今天的财富是从何而来，能确保多久？这并非宏观的问题。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属于哪个行业，财富都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分配机制，这个机制形成的历史及其演进的轨迹异常重要，关系到每个企业和个人。这个机制并非固定，会随着时间此消彼长，而中国的大多数人，无论财富多寡，并不关心周遭的变化，也不关心与自己看似不相关其实早晚会紧密相关的他人，所以这些年，我们眼见多少人起高楼、宴宾客，又瞬间的，楼塌了。进一步言，作为后发转轨国家的一份子，中国的大型企业和企业家，无论国有还是私有，与政府的关系究竟该是怎样？为什么会是那样？这并非简单的问题。在下一篇文章中，我试图以它国为例，作出相当深度的阐释。

尽管本公号的早期读者可能不少在2016年房价上涨之前获益，并且避免了在2017年中去接盘一线高位，但这并不是我写作的目的所在。本公号关注的，是关于整个时代的命题，即我们所处的社会，是如何产生、形成并发展到今天，它又将面临怎样的选择，未来将会是怎样，最为关键的，它将怎样影响到我们每个个体。在这样的思考下，投资或者避免投资失误可能只是附带的细枝末节的效果。

我遵从Carrol Quigley关于完整认知的历史观和Carl Popper关于试错的认识论，因此对于时下流行的各种观点和成见，都秉持再思考的质疑态度。本公号的每篇文章，都是带着关于时代命题的思考去撷取历史和数据，去阅读和整理观点，最终目的是解释成因及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提出一些重要命题，引发足够深刻的思考。我不会写故事，我希望写下的，是真实的历史。

（本篇特别写给新读者，特别提示，本公号更新速度向来如同蜗牛，但此前所有文章，我认为仍有相当的可读性，不妨一试。特别感谢读者ZZ，后台消息指出，抗生素是1920年代发明，因此互联网经济一文中“工业革命导致的交通变革，扩大了市场。与之同步发生的医疗卫生革命，形成了城市卫生系统，抗生素的发明和免疫的推广，在粮食充足的基础上，大幅提高了人均寿命”的表述是存在问题的。在这里应是“免疫和医疗卫生系统的推广”才更为准确。）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