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公共教育供给，应当义无反顾

8月23日，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介绍了北京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即从9月新学年开始，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内托管班”将覆盖全市，以解决“课后三点半”问题。

具体而言，在今年秋季开学后，北京市将提供三点半以后全覆盖的学校看管服务体系。各个学校将专门建立托管服务管理中心，计划由校长、家长、社会公益组织等共同组成管理委员会。“校内托管班”周一到周五开设，延续两个小时，从三点半到五点半，主要以体育、艺术、美育为主。允许针对个别孩子进行个别诊断、答疑、辅导等，“但绝不允许集体上课。”

“校内托管班”对家长和学生不收钱，主要通过政府财政补助，学生可自愿报名参加，安全问题将通过购买保险来解决，老师可自愿参加且有一定薪酬。其资源通过三方面补充：引入社会体育、艺术和美育方面的优质民办机构资源；发挥公益组织力量，少年宫教师可派驻到各个学校去辅导学生，社会公益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共青团组织等也可参与；鼓励各个学校有特长的老师和管理部门参加。

这是多年以来，我认为最值得肯定的教育改革举措。

过去若干年，在所谓“素质教育”旗号下，全国相当地区的小学，将放学时间设定在15:00-15:30这个区间，完全没有顾及家长的上班时间和放学后学生的课后安排，导致家长要花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处理学生放学时间过早的问题。也催生了大量校外托管班、兴趣班和培训机构。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导致今天中国消费整体下滑、在放开二胎后人口生育仍然不能有效恢复的主要原因，就是房价、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今天中国改革能否成功，能否再度形成一致向前的共识，能否继续获得民心，关键就在于这三方面的问题能否有效解决。

如果说房价牵涉财政、土地制度，医疗牵涉整个医疗和社保体系，二者改革会相对缓慢，那么教育，则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缓慢的理由。今天的教育问题，根源于过去一段时间，一言以蔽之，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规划没有前瞻性，在公立教育逐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将原本应当通过扩大公共供给来解决的问题，拱手让于资本。资本又与公共教育机构逐渐形成套利机制，同时在“素质教育”的口号下，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的选拔衔接也逐渐失当，使国民基础教育成为家长沉重的负担。

这里面具体而人性的问题，是中小学教师的福利和待遇无法实现有效增长。在教育公共供给逐步退出，空余出大量课外时间之后，培训机构以市场化方式介入到基础教育和课外培训中，大量中小学教师因公立学校收入增长有限，又参与到课外培训中，甚至出现了课上不讲、课后辅导的局面，更出现了不同学校以不同名义进行特定招生的情况。这些现象，今天已经十分普遍。曾经良好的教育体系，最终却形成了体制套利。直到最近两年，随着相关法律的修改，资本大量介入民办教育领域，以上市获利为目标，通过大量补贴以协议控制非营利民办校，传播焦虑，扩张培训版图，进一步扭曲正常教学。

在这个过程中，被裹挟的大量优秀教育界人士，是于心不安、有违初衷的。

在我的记忆里，曾经的中小学并非如此。中小学校，作为国民教育的最主要场所，曾经承担了最为繁重的教育任务，在经济社会发展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我们今天蜚声海内外的各类人才，不是诞生于价格畸高的市场化教育机构，而是诞生于从首都到农村的各所公立中小学校，诞生于公平的考试选拔体制。正是曾经的这个体制，为中国的社会流动带来了生机。作为这个体制的受益者，今天的人们，不应因为社会地位的变化，不应因为自身家庭利益的选择，而放弃理性的呼吁。因为即便我们以家庭力量去倾力支持下一代的发展，但如果今后缺乏正常的社会流动机制，那么无论下一代个体再优秀，财富积累再多，也无非只剩下两个结局：一是移民去发达国家当非主流；二是身处人与人最大恶意的社会之中。阶层的完全固化，就是个体与个体的绝对战争。

我们总有一天会明白，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不是因为他们的国民移民到了一个更好的国度，而是因为他们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使自己的文明胜过了其他文明。我们看到了他们今天的结果，却丝毫没有看到经历的过程与艰辛。今天大量寄希望于通过移民来使自己和下一代“过得更好”的国人，丝毫还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这种自利性的轻便选择，将导致发达国家的原住民会对华人面孔更加敌视。

只有愈加公平且能够正常流动的社会，才应当是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最好的馈赠。

教育改革，关乎国民切身利益，是在四十年后能否再次凝聚改革共识的关键之一。今天我们已经无需再次论述教育资本化的恶果。今天我们能够高声呼吁的解决方案，是在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越来越有限、需要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在外需不振、生育率恢复不足的背景下，在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消费能力越来越受限的背景下，努力让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公共教育供给，恢复良好的公立教育体系和公平的选拔体制，使之与城市规划发展相契合，使更多的校外培训项目，通过政府补贴、学校采购的形式，进入到校内，如此方能有效降低家庭教育负担。

我们粗算即可知道，今天的城市中，大量家长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为了在起点线上不落后，也会为学生报大量的课外辅导班和艺体特长班。对有的家庭而言，这在合理的支出范围；但对很多家庭而言，其实是沉重的负担。这些投入，一年数万、十数万甚至数十万不等。韩国在1980年代，有超过50%的家庭拥有钢琴，成为住房和汽车之后，中产阶层的标配。但当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袭来，大量企业破产，中产滑落底层，韩国的钢琴家，你又能知道几个呢？今天中国很多家长选择这笔支出的最终目的，既有考虑培养兴趣的方面，但更多的，是希望在考试选拔中，有一两个项目能够为孩子加分而已。而曾经的机制，在没有这些项目时，也选拔出了大量优秀的人才，那么这些增加的项目，意义究竟在哪里？正是由于这种选拔机制的存在，导致所有家庭都要参与其中，催生了大量焦虑化运营的培训机构，使曾经的“兴趣”沦为资本的附庸。

我今天仍能清晰的记起，在我小学时代，通过学校组织的校内美术培训，一位出身工薪阶层家庭的普通学生，拿到了国际绘画比赛的金奖。正是这样的激励，使出身普通的人能够奋力向上，努力向前，这个国家才有今天的局面。如果放到今天，这样的故事还会发生吗？

扩大公共教育供给，对中国今天的家庭而言，比减税的作用还要直接。在校内培训中可以尝试多种兴趣培养，对于确需发展的项目，家长可以选择校外培训进一步支出，节约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非常可观。更关键的，对于那些家庭普通的学生，他们不会因为父母无法支出，而备受新时代的歧视和煎熬。

在扩大公共教育供给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要让公立学校的教师受益。只有公立教师的收入福利和稳定预期，使其能够安心于校内工作，才能施加制度约束，使其不将精力放在校外。我认为，在目前房价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应当以保障房的方式优先解决公立教师的居住问题。

良性制度的形成，需要时间。可以预见的是，在校内培训、校外辅导机构采购等诸多方面，仍将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对机构的评价、采购的合规等等，但从大的方向来看，这是正确的一步。制度的细化，需要广泛而积极的参与，这不只是政府的事、学校的事，也是每位家长的事。

今天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明天。尽管总有不好的事情出现，但如果细细体察，会知道其中相当多数都是多年积弊，今天去除积弊的努力，也需要时间去展现效果。

无论如何，在扩大公共教育供给、去除教育资本化恶果方面，应当继续义无反顾下去。让我们的财政资金，更多的进入教育，更少的进入地产吧。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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