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者与996

本来不想介入这个话题，直到一位读者真诚的希望我能写一写对996的看法。

个人理解，今天中国互联网上热烈讨论996这个话题的，其实只是占人口极少数的一部分人，主要是科技行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由于今天的新媒体已经从属于互联网业，所以996这个话题很容易得到舆论的关注。事实上，更多需要媒体关注的人，往往得不到这份青睐。

自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以来，绝大多数个体都是通过辛勤努力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留心观察周遭，相当多制造业员工，以及餐饮、物流、医疗等服务业员工，他们的收入可能远远比不上今天哭诉996的互联网从业者，但工作强度却要超过996非常多。

我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去向不同行业的人了解我不知道的社会情况。例如，我会在不同地方乘车时，询问司机们的工作强度和收入；我会在住院时，跟护工聊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收入；我在会装修房子时，跟安装门窗的师傅去聊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收入。这些人群，在今天身处一流（甚至二流三流）企业的中产阶层心中，都跟自己不是一类人，所以这群人的辛苦程度，几乎得不到中产以上人群的关心，也不会有任何媒体去报道。其实，他们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好几年前，一位年轻师傅在帮我安装木门时，突然抱歉的跟我讲，他没有吃早饭，头晕，需要休息一下。我知道这是低血糖的反应，赶紧给他拿了些面包和水，和他坐在门口，一边让他吃东西，一边跟他聊天。他边吃边告诉我，公司的安装小组，为了避开北京的限行，每天凌晨4点就出发，在市内安装一整天，直到晚上，最早22点才能回到宿舍。日复一日，一个月能够休息一天就不错了。就这样，他已经在这家企业干了足足三年，三年都没有老回家。我问他，每天这么辛苦，也不是长久的办法，有想过未来吗？他说，企业很大很正规，老板对员工很好，收入也有保障，比以前待的家具企业好。趁着年轻，先做几年，起码练个手艺，等过几年再看，如果没有手艺，就没有吃饭的本事，以后会更难。他吃完后，我让他休息会儿，别急，慢慢装。

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讲：我来北京几年了，这是第一次跟陌生人聊天，平时累得回宿舍就躺下，每天4点就得起来，工友每天都累得说不了话，谢谢您能跟我说这么多，北京还是有好人的！

在北京，有多少人跟这位小师傅一样，过着类似，甚至远不如他的生活呢？毕竟，他还是在一家很正规的大企业工作，收入有保障，团队的领导跟他一样是4点起床，一样的辛苦劳作。

今天身处996企业的人们，或许会讲，他只是一个安装工人，因为他曾经学习失败，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所以才有今天的结局。是的，这样的理由可以推及到医院护工、外卖小哥，以及所有看似因为读书“失败”，而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身上。可是，身处996企业的年轻人们，你们是否知道，无论在西欧还是日本，这些你们认为不值一提的体力劳动者，才是当年劳工运动意图保护的人群，才是美国曾经进步主义运动的主力军，才是后来这些国家中产阶层的主力？

我们认识世界的深度，取决于我们愿意花多少时间去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突破自己所在阶层甚至国度，去追问为何我们身处今天这样的环境，今天从何而来，明天又将往何而去。

在19世纪后期，美国一个工人通常每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时。到1920年，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6天，每天8小时（戈登，2018）。1931年时，凯恩斯做了一个著名而错误的判断，他认为，随着社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每个工人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Keynes，1931）。显然，这并未实现。8小时工作制被视为全球劳工运动的一次伟大胜利。这场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劳动生产率在工作时间缩短后由于技术的进步继续提高；二是缩短工作时间后，工人有更多闲暇消费，促进了新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进步；三是劳工运动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立法约束劳动时间成为现实。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教授，于2003年出版了一部关于国际劳工史的重要著作——《劳工的力量》。在该书中译本序言中，贝弗里·西尔弗教授谈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制造业迅速扩张的地方将出现强大的新的劳工运动，尤其是在中国”。西尔弗教授可能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中国关于劳工权益保护的大讨论，竟然不是来自于制造业工人群体，而是来自于享受并参与了资本+互联网盛宴的新经济就业者。这真是莫大一个讽刺。

不过，西尔弗教授的研究对于今天中国的新经济群体认识劳方与资方的关系，仍会有所帮助。在《劳工的力量》中，西尔弗教授分析，1930年代后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劳资协调，也即在经济危机之后能够建立了“劳工-资本-国家”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改善了所有美国工人的命运，也即雇主同意稳定地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使其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乃是因为美国在当时即将成为20世纪主导产业的先锋，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中期的工业大生产领域，美国几乎没有国际竞争者，因此高利润十分普遍，这些高利润使劳工-资本的协议得以保障。新的领导产业及其产生的高利润也允许产生新的工作，从而弥补了那些因为技术进步而失去的工作机会。

美国的这种劳资协调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80年代。由于战后全球化的推进，包括巴西、南非、韩国等后发国家加入到一般工业大生产之列，德国和日本也从战后快速复苏，在汽车、船舶等大型工业生产领域对美国企业构成直接挑战，美国工业大生产领域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美国劳资协调的基础，也就是美国工业企业的绝对高利润不复存在，美国经济下滑，变革声起。此时，在美国，里根主义走上前台，打破劳资僵局；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开始对战后的国有化进行反击，开启了私有化之途。198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由于减税、打破劳资僵局和私有化带来的人性释放，使得英美经济充满活力，尤其是在电气化革命方面，美国重新走在了全球前列。

西尔弗教授认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而言，不能期望去简单重复美国推行的社会契约，因为美国模式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有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新的主导产业所带来的罕见的高利润来为其提供财政基础。美国大众消费的社会契约无法被推广到其他国家，否则将引起利润率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严重危机。

罗斯福新政福利体系被打破后，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为了平衡中下层的福利，美国开启了信贷福利主义的大门。在低利率政策下，美国中下层通过便利的私人信贷，继续实现着自己的美国梦。信贷福利主义的成功，一方面建立在全球化后生活必需品全面实现从海外低价进口的基础之上，另方面仍然建立在美国工业主导地位决定的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基础之上。前者决定了有产品可买而自己不用生产，后者决定了本国货币的购买力，可以让进口产品处于低价状态。然而，信贷福利主义的另一个前提，是美国的就业必须得到全面保障，而个人信贷不能走向旁氏。以上三个前提的实现，需要美国仍然有足够强大的产业去保证美国货仍然是全球必需品，以此来保障美元的价值，进而同时保障美国国内的充分就业。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美国的优势逐渐收缩到越来越少的产业，也就是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高科技领域，和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领域，而这两个领域能够容纳的就业又是很少的。由于战略判断的失误，美国过早的放弃了制造业基础，导致在大工业时代的优势产业，尤其是以汽车为核心制造业全面溃败，产业工人一蹶不振，大量就业问题难以彻底解决，这些没落产业所在的地区，今天也自然成为了特朗普的铁票仓。

美国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其巨著《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从1870年起，论述至今，极其细微的分析了今天所谓的互联网革命可能远不及曾经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改变更大。150年前开始的电气化革命，以及在化学、医疗、城市基础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寿命和生存状态，管网化（水网、电网、气网、公路、铁路、航路）带来了城市化和全球化，产品的种类和销售范围彻底改变。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更像是150年前的延续，而不是新的开始。信息化时代的互联网，究竟是否能够像曾经的伟大成就那样，彻底重塑人类的生活方式，仍是一个未知数。尽管今天的互联网从业者、无人驾驶从业者、AI从业者仍在日复一日的强调自己将是未来，但在戈登教授看来，这些技术进步对人类的影响，可能将远远不如它们的前辈对人类能够产生的影响。

我认为，今天中国996的从业者们，与其呼喊法律的保护，不如思考自己所处行业和企业的真实状况，思考自己所在行业和企业到底已经创造、能够创造多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过往十余年间，中国的资本与互联网产业完美结合，诞生了若干庞然巨企，还有大量其实可有可无、只是打着“互联网”这个美妙旗号的所谓“创新企业”。身处这个行业中的人群，应当反思：

1、自工业革命以来，有多少企业能够在没有利润追求的前提下生存，能够生存多长时间？

2、自己的收入是来自企业正常的营收，还是来自投资人的出资？企业是在赚真金白银，还是在持续烧别人的钱？

3、所在企业的未来是不是以上市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果三五年内不能上市，企业是否还能以目前的规模存活？通常而言，金融资本能够忍受的时间也就是三五年。毕竟，一支基金的存续期限也就是5-7年。

4、所在企业如果已经上市，通过公司披露文件或内部信息，能否尽量知晓企业是否存在业绩承诺或者业绩对赌安排，大概计算一下这些业绩如果要完成，公司需要节省多少成本，或者扩大多少营收？这些成本的节省和营收的扩大，可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

5、你的老板是不是在通过提高劳动强度来逼迫员工主动辞职而减少经济性裁员带来的企业额外支出？或者，你老板的智商仅限于机械的模仿其他企业搞996？那你继续待在这种企业是为了搞社会调查吗？

如前所述，我一直没有意愿讨论996这个问题，因为互联网行业只是众多行业中的小小一个。

我们经常高估互联网平台企业对就业的影响。当我们大量讨论互联网企业的就业容纳能力时，我们其实是将传统行业的就业莫名其妙的包含了进去。例如，我们将制造业、物流业等行业的就业，仅仅因为通过互联网渠道去实现，就号称互联网平台帮助了多少就业，究竟哪些是新增的，谁又去统计过呢？又比如，某些互联网平台企业大肆宣扬快递行业容纳了多少从制造业退出的人群，但有多少人知道，今天全中国的快递从业人员，满打满算也就只有300万，只占全国就业总人数7.76亿的0.38%呢？如果我们像美国曾经那样，主动去工业化，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的就业比例，让7.76亿人的一个零头，比如，5000万人进入到快递行业，请问，我们这些新经济巨头们，能否承受得起呢？

我们今天所称的互联网行业，其实大部分时候只是在讲中国若干家互联网平台企业而已。我从不认为一个小小的互联网行业能够承载中国的就业和产业转型升级。今天媒体过度关注这个行业，仅仅是因为互联网企业恰好处于能够控制和影响媒体的位置，在全球，这都是同样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媒体关注的就是最关键的，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所以，996的从业人员们，最好也不要因为被媒体过度关注，就真的认为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当你认为自己与众不同时，应当思考，那些你丝毫看不起的木匠、铁匠、建筑工人、快递员、医院护工，如果在先发国家，你们跟他们的收入差距可能不会是多么悬殊。反过来讲，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具有硬核本领的高科技人才，你想早点退休，或者，换一份更轻松的工作，绝非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尽管今天996的从业人员们非常热衷于引述劳工史的资料，但我在这里只想泼盆冷水，因为你们根本不在任何劳工组织可能关注到的范围内。如果你们愿意了解自己的分类，我会很乐意告诉你们，在美国，可能你们所处的行业，正是被真正的劳工阶层所敌视的。

然而，这不代表你们的呐喊没有意义。我认为关于996呐喊的最大意义，不是996的从业人员可以换来一份更轻松的工作。恰恰相反，因为资本补贴的局限性，因为互联网企业本身盈利能力的局限性，因为前期资本补贴创造了大量无效的工作岗位，形成了大量的行业薪酬泡沫，所以，这个行业迟早会有一场来自市场化压力的薪酬变革。无非就是两个结果，一是淘汰相当部分冗员，保持目前的薪酬；二是全面降薪，或者变相降薪，减少冗员的淘汰。而真正有硬核实力的企业会在此期间提升关键人员的薪酬。关于996呐喊的最大意义，是这个行业的人员，开始反思自己所处的环境，开始长远的思考自己的未来，而不是既想维持目前的薪酬水平，还要过上更安稳的日子。毕竟，我们的互联网企业，至今为止，没有一家能够称得上是“国际企业”，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互联网企业，都是一个个只能“鱼肉乡里”而不能“鱼肉海外”的巨兽。如果你还没有忘记的话，美国曾经长达几十年的劳资协调，是出现在美国工业企业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能够“鱼肉海外”几十年的辉煌时代。那么请问，你有什么资格去幻想自己比曾经的美国产业工人过得更好呢？

尽管有读者诚恳的询问，尽管有不少朋友都身处996的环境中，但我仍然有必要讲出以上真实的想法。鸡汤的麻木，永远无法替代现实的残酷。我们有机会变得更好，但需要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知。再过一段时间，我会完整的讲述一个，长达六十年的，关于全球产业变迁的故事。或许我们可以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我们身处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究竟从何而来，又将往何而去。

以上。

参考资料：

Keynes，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 : MacMillan, pp.358-74.

罗伯特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中信出版集团，2018

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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