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经济方面一些流行观点的认识
最近与几位金融业的朋友交换了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和预期，在与他们的讨论中，我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稍加扩展完善后，记录于此。
一、中美经贸关系会否走向全面脱钩
中美经贸已经紧密勾连，难以全面脱钩，但美方的政策方向是尽可能降低来自中国的影响。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构建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分析框架，位于中心位置的先发国家有冲动将后发国家抑制在半边缘和边缘位置，所以与美国的贸易纠纷并非中国独享，过往的欧洲国家、日本等，都与美国发生过激烈的贸易冲突。更早时，作为后发国家的美国与英国的贸易冲突更为激烈。尽管工业化后的全球贸易不平衡甚至成为了两次大战的重要原因，但全球化并没有停滞，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贸融合更加紧密。我们可以将目前阶段全球化受到的挫折视为前一阶段“‘超级全球化’的修复期”，这个修复的过程既包括国与国之间，也包括一国内部。
中美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在产业上是互补的，中国需要美国的中高端生产性行业产品和服务业产品，一方面是全球分工的结果，另方面是中国新兴消费的需要。中国本土市场的壮大和新兴企业的兴起，也为美方金融资本输出带来了空间。站在今天的时点往后看，其他新兴国家在很长时间都难以替代中国目前的基建（交通、能源和信息）、产业和市场优势，这是各个新兴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政策取向长期不同所造成的，背后是不同文明的进化能力及适应性问题。
站在美方立场看，上一届民主党政府已开始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经贸威胁，主要是美国的日常消费高度依赖中国中低端生产性行业，全球分工也导致了美国国内生产性行业就业岗位的下降和收入的停滞。本届共和党政府更进一步，认为除了过度依赖中国中低端产品外，中国企业在科技实力方面已经开始向高端挑战。G2的勾连在于双方产业互补，且对美国的全球地位不构成挑战，当在高中低端都全面发展时，G2勾连的心理基础就受到冲撞。
在所谓“中低端”产品方面，美国自上一届民主党政府以来就开始采取“替代策略”，希望通过TPP等安排，绕过WTO，将美国日常消费所需逐渐转由东南亚等国家来提供，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本届共和党政府在关税问题上高举高打，导致上届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停滞。可预期的未来，摆脱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依赖，这一目标仍是长期存在的，以双边或者多边安排来替代WTO，仍会是美国的选择。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本届共和党政府旗帜鲜明，扼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已成两党共识，这个共识具有长期性。除现有的出口管制等手段外，美国也已经开始通过FIRRMA等新的立法，或修改既有规则，去削弱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融资能力及获取美方技术的能力。这是一把双刃剑，意味着美国相关企业也不得不削弱今后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相关规则的制定存在一定博弈空间。
基于美方在中低端和高端两方面的策略选择，中方应做何应对？
第一，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中低端替代策略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外部来看，美国与相关国家的多边或双边协议达成情况，以及具体实施情况。美国的替代策略能否成功，取决于中国的生产性行业是否会由于市场化选择（土地、税收、关税成本以及劳动力价格）大规模迁转到境外，且境外国家能否承接（基建、物流、产业链整合情况）。二是内部来看，中国对所谓“中低端”生产性行业的态度，以及基于态度所形成的政策影响（土地、税收、劳动力成本），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房地产价格和税收对实业造成的影响，新的问题更包括部分地方机械、不当的执行环保政策。相较于仍然正在成长的部分高科技产业，中国传统生产性产业对美国影响是更为现实的。应当讲，如果中国所谓的“中低端”产业一定程度上被它国替代，那么在中美经贸关系方面，美方会显得更为游刃有余、无所顾及。如果不能深刻理解美国至今对中国仍然无法摆脱的依赖不是高科技，而是海量的日常消费品，如果不能理解产业其实并没有“高中低”之分，而只有行业之别，进而像部分地方那样寄希望于将中低端赶出而引入所谓的高科技产业，那无异于让美方的替代策略更快的得以实现。且不说，今天所谓的“中低端”产业是解决就业的关键。
第二，美方对中国高科技的扼制具有长期性，扼制策略能否成功，取决于中方会否出现战略错判，即由于美方的扼制，将全球化目标让位于简单的国产替代。从实效来看，关键高科技产业国产替代这个目标是合理的，问题在于可行性和手段，以及国产替代后是更封闭还是更开放。科技发展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先发国家的科技优势是通过产业与学研机制的共同作用，由企业在全球化市场中一步一步竞争出来的。科技发展的过程，就是市场选择的过程。除国防方面的产品具有高度敏感性而必须尽量国产化外，其他市场化产品如果不坚持全球化导向，那最终失去本土市场都难免成为现实。我们从过往历史可以看到，今天真正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并非一开始通过政策在本土市场上排除掉其他竞争者而得以发展，而是一开始就在本土市场处于全球化竞争的状态，先在本土市场竞争胜出，或者为了在本土市场艰难的竞争胜出，不得不先取得部分海外市场，再受到国内的认可，从而最终形成了全球影响力。这些企业既包括曾经处于完全市场竞争状态的大量传统家电企业，也包括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被美方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的新兴高科技企业。那些曾经受到高度保护，在本土市场长期不经受全球化挑战就能够获得本土市场的企业，往往难有真正的全球影响力。包括我们今天看到，在国内完全市场竞争状态下产生的互联网平台企业，由于长期在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竞争，国外竞争者被屏蔽在外，也导致这些企业在取得国内市场巨大份额后，难以有效的推进全球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仍然只能主要服务于中国消费者。
所以，面对美国的中低端替代和高端扼制战略，好的应对是：尽力维持所谓“中低端”产业的优势（去掉那些可能使之弱化的障碍），以及坚持高端产业的进一步全球化（在本土更加开放而不是以国产替代为口号去排除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美方的扼制策略客观上为中国企业与欧洲、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的合作打开了空间。相较于美国巨大的本土市场而言，欧洲各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由于本土市场狭小，会长期高度倚重中国市场。如何在产业分工以及更高层面与这些国家实现合作，如何去说服相关国家认同中国的路径，或者说如何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更全面的考虑各国的诉求，需要决策层更为长远的战略思考。求同存异的前提是深入了解彼此，而不仅是以短期利益相诱，在全球化修复期，尤其要考虑各国内部的修复问题。
二、德国、日本等国体量较小，学习它们的经验是否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因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以及美国本土出现的严重贫富分化问题，近两年出现非常多向德国、日本等国学习的声音。同时也存在反对的观点，认为两国人口、版图和资源与中国差异很大，其经验难以在中国复制。
德国人口8,300万左右，日本人口1.24亿左右，相较中国近14亿人口，体量差异很大。机械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做法，不但无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对其他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引介，目的不是单纯的学习某个具体做法，而是通过回顾过往全球化的历史，结合本土情况，去提取不同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并以其教训为诫。
德国、日本的产业结构具有外向型的特点，受限于本土市场有限，企业走向全球化是天然的选择，全球化的客户需求，构成了对两国企业的天然约束，要获得全球客户的认同才能生存。这种难有本土市场作为存量依托的全球激烈竞争环境，使德国和日本的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全球客户的不同需求，而中国恰恰缺乏长期缺乏这种外部压力。除了国家战略方面的经验外，我认为应当重视德国和日本两方面的经验（及教训）：
1、高度重视利基市场（细分市场）
德国经济史学家阿贝斯豪塞认为，德国企业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利基市场。日本企业也有此特点。德日两国本土市场有限，经济起步较最早的先发国家更晚，缺乏足够的空间和本土市场去像美国那样发展大规模生产。因此两国企业在二战前的全球化受挫之后（丧失海外殖民地），选择了更为专业化和定制化的道路，也就是尽量向全球客户提供具有多样性和针对性的产品。今天中国的普通消费者也能够体会这种发展观念的影响：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企业为了满足中国市场的需要，在通用制造平台上不断生产符合中国本土需求的汽车产品，甚至不惜在一个大的分类下细分出十余种汽车产品，这其实就是在一个通用市场中寻找到了细分市场，这是粗放的美国汽车企业在中国市场无法做到的。定制化和专业化细分，源于两国企业对全球不同地区消费需求的长期深刻体察，基于定制化和专业化需求而逐渐形成的行业壁垒，成为了真正的护城河。
事实上，成功的全球化中国企业，也正是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因为基于不同国家的地域特点而研发和制造出不同的通信设备产品，而这些定制化产品又很难被替代，华为的通信设备在面临美国打压之后，不可能还会被许多国家所接受。在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后，美国政府之所以还要给华为颁发临时许可，也是因为华为给美国农村运营商提供的电信设备是质优价廉的定制化产品，如果要替代，需要美国政府承担相当大的费用支出。定制化策略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通用产品不断产生的价格战。产品的高附加值，很多时候并非是由于某种科技十分领先难以突破，而是因为在细分市场与客户需求达到了高度契合，研发又有所针对。即便是规模化生产的产品，定制化的细分能力也逐渐成为能否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产业分类，并非久远存在。1955年，USA Forutne 500榜单上还有5家制糖企业、16家纸业和包装企业。1974年，不但Coca-Cola位列USA Fortune 500第69位，连为其制造瓶子的Coca-Cola Bottling Co. of New York，都进入了500强（第483位）。直到 2009年，Global Fortune 500的榜单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互联网企业（Google和Amazon）。有一些行业和企业是庞然巨兽，离开它们之后，世界的运转可能都会不畅。也有非常多的跨国企业，并非人类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有些行业植根于本土文化，却对全球产生影响力（例如日本的动漫）。我们谁也无法判断，在中国这个巨量市场中，今后会诞生怎样的企业。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再过二十年，人类社会会诞生哪些新的行业。这就是市场破坏式创造的力量。今天国内资金追捧所谓头部企业，以及所谓的资产荒，其实只是债务周期的一个反应，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投资机构和金融从业者已经严重过剩，他们之中大部分只是经历了过往一个短周期的资金泛滥过程，还没有能力去做基于历史和全球视野的思考。
定制化和专业化追求是在一个细分市场去实现的，细分市场的规模往往相对有限，并不适合粗放扩张，往往需要与客户建立长期关系。这种稳健的慢发展需要，其实对中长期金融支持提出了要求。
2、金融与实业的关系
德国与日本的产融关系史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需要与一个国家的实业发展方向相匹配，要先确定实业方向，再辅之以相匹配的金融结构。德国和日本曾经都选择制造业立国，两国的产融结构曾经都是偏向债务型的银企关系，企业长期并非以股权融资作为主要融资方式。在德国而言，大型制造业企业曾经都捆绑了一个主银行，甚至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这些主银行都在大型制造业企业中的监事会占据席位，具有资方投票权；而就中小企业（包括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而言，主要是依靠互助银行和储蓄银行去融资。在日本而言，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是采用所谓“护航舰队”模式，也即几乎所有生产性企业都归于一个产融实体之下，生产性企业的融资最终是由几家产融实体下的银行去解决的，这实际是日本战前财团模式的战后延伸。
相较而言，中国实体企业与银行的关系，要比德国和日本实体企业与银行的关系要疏离得多。这种疏离的后果，主要体现在周期下行阶段。在信贷宽松时，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关系密切是普遍的，但在周期下行阶段，银企是否疏离则会导致不同结局。周期下行阶段往往是一国产业迅速整合超越其他竞争国家的重要阶段，我们能够看到，日本对美国、韩国对日本不少产业的追赶和超越，都是在周期下行阶段逆势实现的，而这些追赶国家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并非将金融机构利益列为首位，而是将产融实体的整体利益置于最前。德国由于受到魏玛时期大通胀记忆的影响，对实业的看重一直超过对金融的看重。
由于2008年上一轮金融危机时的信贷宽松，相当数量国内企业的资产债务比都处于高位，这其中部分企业随周期被淘汰，而部分在得到金融支持去度过周期后，会获得更大市场。由于国内金融与实体的长期疏离，国内金融机构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其实只是地产基建的一个环节，金融机构的收益与地产基建利益高度捆绑，对不同产业的专业判断能力很差，加之自身的KPI导向，银行很难主动去区分不同实体企业的情况，以行政命令方式要求予以借贷的效果也未必好，甚至可能出现成规模的造假情况。金融行业与实体行业不同，与实业向外资开放而形成的本土全球化竞争不同，金融行业的进一步对外资开放并不会直接导致更有利于本土实体企业的发展。本土的金融改革仍然任重且紧迫。
产融结构没有长期不变的最优模式，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进行不断调整。“国有”意味着完全可以放弃短期利益而追求更高的目标，金融改革的关键仍然在于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定位。另方面，由于电商模式的普及，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贷款会通过平台完成，电商平台的信贷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小微金融服务落后的缺陷，但这种金融服务的受益群体仍然较窄。
对许多民营企业而言，如果不以上市为目标，就难以取得低成本的融资，这极大的限制了企业向定制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也使许多企业不得不长期处于同质化竞争的价格战状态，极易受到外部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的改革目标，除了提供直接融资的便利外，还应当有针对性的提供一套非上市路径的便利融资体制，并非每个行业、所有企业都需要以上市为目标。从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后者可能更关键。
三、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如何保障
尽管最高层反复表态，相关政策一再明确民营企业的定位，民营企业家的不安全感仍然不时存在。在中国，任何关于企业发展的具体问题，都会被某些舆论总结为国企和民企的问题。这种解释其实是非常偷懒的，但客观上的确容易获得不少民营企业家的支持，毕竟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家并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宏观问题，所以这些专家兜售的观点也容易契合下行周期的许多心理。
前一阶段民营企业家的不安全感来自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前期依靠债务堆积的民营企业在下行周期面临被除清淘汰，群体心理相互影响；二是对前一阶段部分违法民企的集中处理导致出现寒蝉效应；三是金融机构对民企的支持力度差，前已述及；四是除旧立新过程中某些方面缺乏过渡，部分地方在政策执行上简单机械，近两年尤其表现在环保等问题方面。前两个方面是正常的，不是真正的问题；第三方面涉及金融改革；后文主要会谈第四方面。
从中美经贸关系来看，美方对中方的扼制已经远远超过所有制思维的局限，被扼制企业大部分已经是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这也意味着，从本届美国政府视角来看，对美国真正构成长期威胁的是部分高科技民企。尽管国内经济学界仍然对国有、民营的界分十分热衷，但全球化的现实，实际上已将中国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捆绑到一起。
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不少都形成了产业链上游国企（央企）主导（同行业国企之间仍然存在竞争，有时甚至是激烈的竞争）、中游经由国企（央企）采购实现供应商的市场化竞争、下游完全市场化竞争的格局。在这些行业的中游和下游，庞大的市场面向全球竞争者开放，在本土就开始了全球化竞争，也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的国际化步伐要比处于上游的国企（央企）快得多，而庞大的国内市场也成为了这些企业的大本营。在相当多的行业领域，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益是相互勾连的。
上游企业的国有性质，避免了美式股东中心主义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管理层的短期利益倾向，这是中国在能源、交通和信息三大领域能够快速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没有中游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上游国企将不得不高度依赖国外企业的技术和服务，基建成本也无法有效下降。我们看到，只要在中游能够实现本土全球化竞争的行业，这些行业的企业从一开始就与跨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共同竞技，一旦胜出，进一步国际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述产业格局是中国特有的，在机械装备、通信设备、电力设备、路桥建造等诸多领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而这些技术和设备也具备了获取海外市场的能力。
我们应当抛弃部分学院派的所有制分析方法，尽量从行业细分的角度去看每个行业不同类型企业的发展情况，厘清当前面临的究竟是行业问题、金融的问题、国企内部管理问题，还是所有制问题。否则在下行周期就会反复出现将行业问题、金融问题、国企管理问题全部归结为国有民营冲突的结论，这种舆论氛围又会反过来对决策造成不当影响，打击不同类型企业家的信心。最关键的，这种争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在宣泄情绪。
市场经济法治化的本意不是简单的制定法律并严格执行。强制执行力是法治的保障，但共识才是法治的前提。过往，地方行政执行力强，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长珠三角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行政与市场的相互正向影响。在曾经的GDP导向下，对地方官员的评价与地方企业利益是一致的，经济快速发展会带来环保、消费者保护及劳工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在不唯GDP之后，对地方官员的评价标准多样化，经济发展仍是基础，但如果任何一个标准成为一票否定的因素，都必然会影响地方施政。环保本来是共同追求，甚至能够催生庞大产业，但就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反而成为了不少产业和企业最头痛的问题。
这有治理能力的问题。从对环保重视不足到环保化发展，需要有一个过渡。曾经有环保要求但未能严格执行，这不仅是企业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一个时期地方与市场的共同选择。在前一个阶段所形成的低环保要求，对产品价格构成是有重要影响的。如果要增加环保要求，必须考虑这个影响。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设定合理的阶段性环保目标和路线图，引导市场提供更经济的环保实现方式，才应当是施政重点。说到底，真搞环保，需要官员跟企业坐在一起算细账。
日韩半导体领域冲突后，韩国受制于日本在上游对关键产品的控制，相关企业立即联合学研机构进行攻关，集中技术力量解决问题，虽然短期很难改变局面，但这种应对方式是有效的。环保实现不能只是要“蓝天白云”这个结果，而是需要在不同领域去细化标准，既然能够发现问题，也就应该顺势组织研究力量和市场力量去解决问题。环保部门除了提出问题、检查问题外，更重要的是组织力量去解决问题。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下行周期的产业逆势而为，需要政府提供非常专业的支持，并不是单纯靠政府命令或者单纯靠市场化行为就能实现的。
欧洲福利国家近年对环保的诉求日益高涨，绿党在欧盟议会选举中获得很大成功。但要清醒认识到，部分先发国家将非常高的环保标准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只是因为这些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仍能承受某些极端诉求，这是站在前一两百年的积累之上去谈情怀，这种情怀将完全受制于整个欧洲未来的经济状况。中国的环保发展之路必须更为现实。
我将上述自己的观点放在这里，并没有严格的论证过程。其中不少内容，今后在文章中可能都会专门涉及。对一些流行的观点，我的总体认识是，中国到了需要精细化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阶段，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无论对实体企业、投资者还是政府，粗放的管理已经很难解决今天这个阶段的现实问题。很多看似方向性的问题、关涉人心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样不可解，一方面需要对本国发展的历史予以合理的解释，另方面对每个看似宏观的、存在激烈冲突的问题，都有必要将之细化、解剖，找到真正的关节点。我们应当对很多问题达成普遍共识抱有信心，这需要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