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多元与文明冲突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立渐趋缓和，西方学界出现两种声音。一是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的最终形态是“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与之相对的，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后的未来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并且“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亨廷顿，1997）

过去二十年的世界历史，证伪了福山当年的判断，福山后来的学术观点也彻底转向。此后中东一系列战争、冲突，以及今日美中、美伊之间的纷争，似乎在不断证实亨廷顿的观点，也即在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结束之后，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成为世界新的常态，文明之间的冲突已经替代了意识形态的冲突。西方学界对亨廷顿评价不一，批评者认为他过于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而这种观念影响了西方的决策，从而使“文明冲突论”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理论。也即，当“文明冲突”成为一种流行的“认识论”之后，戴着这副眼镜去观察、认识世界，甚至依据这些认识去做出决策，就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产生冲突的可能。

文明冲突论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堪称重大。文明冲突论是与欧美曾经流行的多元主义相对立的理论。国内学界对文明冲突论有一些研究，但对其欲之对立的西方多元主义历史的研究却是十分薄弱的。在经历了西方文明对中国本土的侵入和反抗，又经历了意识形态的长期对立之后，国内尚未能真正摆脱“被害者”意识，尚未能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史视角去看待西方不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史，我们对这些方面的全球史实尚且未能全面掌握，分析当然也难以做出。

这是至为可惜的。作为一个绵延了数千年历史的原生文明，也是近代以来现代化程度最好的非西方文明，应当努力去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不同的解释。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在于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一些著名的西方著作，可以发现这些著者对非西方的历史认知往往是不足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论证是围绕“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或其称之为“盎格鲁—新教”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可相容性。亨廷顿在1990年代著作中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他确认了与西方对立的不是一个作为整体的“东方”，这个“东方”被称为“非西方”更为合适，因为西方观念中的东方，是至少存在印度、中国、日本、俄罗斯、伊斯兰这五个文明的。也就是，在冷战结束后，相当多数欧美人，甚至是著名学者，他们头脑中的“东方”其实是地理意义上的东方。这个“东方”世界，包括了从宗教上看的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以及能够与之对应的俄印中日和伊斯兰国家。亨廷顿的著作旨在终结对广义西方文明的认识，也即宣告，真正的西方文明只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或称之为“盎格鲁-新教文明”，也即，亨廷顿眼中的“西方文明”其实是狭义的“盎撒文明”。亨廷顿的观点受到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盎撒白人新教徒）的重视，而WASP正是美国传统意义上的精英阶层，从而使这种理论在决策层面上更易于“自我实现”。关于WASP历史的研究，国内十分缺乏，对于盎撒文明中的两个分支，我们暂且可以称之为“多元主义分支”和“孤立主义分支”的历史研究，也十分缺乏。国内往往也没有去严格区分盎撒文明与西方文明中的其他分支，尤其是德意志和法兰西为代表的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将盎撒文明与之相混淆。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孤立主义分支”的理论。他提出了“现代化并非西方化”的观点。从这个认识视角出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全球化程度，甚至是所采用的语言）与西方化完全不是同一件事。由此能够寻找到的例证是非常多的，包括虽然部分东亚国家（日本、新加坡）在战后迅速晋身为发达国家行列，但它们其实并没有接受盎萨文明。亨廷顿的这种观念对今天欧美对非欧美的敌视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或多或少的让西方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在接受了西方的科技、经济模式乃至部分政治制度优势后，并不愿意从根本上接受西方文明，而存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可能。

在亨廷顿的观念里，“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而“日本、中国、印度、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亨廷顿，1997）。这些作为亨廷顿理论猜想的前提基础，其实存在严重失实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影响广泛，但他个人在文明史方面的研究却着墨甚少，他是一位政治学学者，但并非一位历史学者。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用以叙述文明史的段落，大多并非他自己的研究，相当多数引自Carroll Quigley的著作。熟悉本公号的读者可以知道，对Carroll Quigley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是我们的一项长期工作。而Carroll Quigley本人，是一位西方文明的多元主义者，而非一位狭义的WASP优先论者。如果我们阅读更多Quigley的著述，会发现他跟亨廷顿的观点有非常多的不同。从Quigley的视角出发，文明像一个有机体，有“生老病死”，甚至也会像树木那样，老树结新枝。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互影响，文明可能冲突，也可能融合，还可能进化，不同文明的碎片可以重组成为新的文明。（《西方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更像是静态而片面的视角，Quigley的观念更接近世界史的真实状态。

事实上，工业革命后的西方，是统一在“多元主义西方文明”这个大背景下的，这个多元是种族的多元、性别的多元、本土与移民的多元，由此又导致接受了宗教的多元和观念的多元。Carroll Quigley将其称为“包容多元”（inclusive diversity）。包容多元的理念影响深远，如果我们留意观察今天西方政坛，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理马克龙，都是包容多元论者，他们在本国受到的政治攻击，被评论认为是对多元主义的攻击。美国政治人物公开批评默克尔的移民政策是“多元主义”的溃败。而为中国投资者所熟知的Ray Dalio，如果我们留心其创立的桥水基金的网站，可以知道桥水基金的文化就是Diversity & Inclusion（多元与包容）。持有包容多元观念的西方政治、经济人士和学者，往往具有世界主义情怀，能够突破本国局限去历史的看待全球的发展，通常他们对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具有善意的认知和沟通的意愿。多元主义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殖民时代作为西方文明对外扩张的重要时代，多元主义作为一种较为进步的观念，也对部分被殖民地产生过积极影响。多年以来欧洲大国背负巨大压力吸收中东、非洲地区难民，与自殖民时代以来的多元主义传统有直接关系，而这个日益剧增的压力，也让多元主义在欧洲面临巨大挑战。

多元主义出现在整个西方文明对外扩张的时代，使西方文明占据了道德高地。我们不应忽视道德对人类的巨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仅仅单纯从经济上看问题，往往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一个时期的群体思维造成误判。多元主义将西方文明中的盎撒、德意志和法兰西等，纳于同一旗帜下，使西方文明成为世界性的文明。但一旦离开了多元主义这个旗帜，西方文明就从一个完整的板块产生了分裂。正是由于道德高地的丢失，使西方作为一个统一文明的对外吸引力开始大幅下降，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深刻感受到的。

“孤立主义”也是西方文明的传统分支。殖民时代英国有所谓Little England、“光荣孤立”，美国有所谓“门罗主义”，德意志更是存在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在二战之前，现代意义上统一的西方文明其实并不存在。孤立主义获得大众拥护往往出现在群体性极端情绪出现时，而群体性极端情绪的出现往往源于经济上困境导致的极端主义登上政治舞台。两次大战以来，欧美众多经济学者和实务界人士深入研究了经济周期、债务周期所导致的贫富分化问题，以期从周期视角去分析两次大战爆发的原因。但脱离经济条件来看，孤立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是独立存在的，当其占据主导时，往往会对国际社会产生直接负面的影响。

中国人对西方往往具有两种对立的情节，也就是热烈的拥抱和激烈的批判，有时候表现为不同人群的对立，有时候表现为同一人群不同时期的“自我分裂”，崇美和反美就是典型的表现。这种对立和分裂源于我们对西方的认知过于简单，轻易将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忽视了今天所谓的“西方文明”只是在两次大战后才短暂形成的一个整体。西方学者在形成“西方”这个观念时，是将所有非西方都纳入到与“西方”对立一面的。

国人热烈拥抱“西方”时，大部分时候是西方处于多元主义主导时期，或者更多接受到其包容多元的方面；人们激烈批判“西方”时，往往是西方处于孤立主义主导时期，或者更多接受到其孤立主义的方面。不同的人都因为自身教育、职业和阅读经历的不同，接触到了西方不同的方面，因此形成了相对固化的认识。

由于西方的政体，在任何一方执政时，都有其他方掣肘，所以时常会导致国与国关系上的不停摇摆。举例而言，克林顿曾是Carroll Quigley的学生，在回忆录中，克林顿曾经提及了自己本科时的这位老师，克林顿受其影响，具有包容多元精神，其执政时也处于美国国力鼎盛时期。虽然中国入世时间已是小布什执政初期，真正为中国入世打下基础的，却是克林顿执政期。另方面，克林顿时代美国内部对中国的敌意仍然很深，正是在克林顿执政期，发生了美军轰炸南联盟使馆事件，导致中美关系降入冰点，这也直接延缓了中国的入世进程。轰炸发生后，克林顿公开多次致歉，在美国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本文详述以上，是为了说明，站在中国视角去看待西方，最好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1、不要轻易将西方文明视为一个整体，要了解盎撒、德意志、法兰西、北欧和其他西方文明分支之间的历史差异；

2、要关注西方文明中多元主义的发展历程，要区分西方政党、政治人物的背景，是倾向于多元主义，还是倾向于非多元主义，尤其是否倾向于孤立主义。

3、要了解不同时期是多元主义主导还是孤立主义主导。

4、中国有自身绵延数千的历史，拥有自成一体的原生文明，应当更包容的理解西方多元主义。在对外交往中，西方的多元主义者曾经是带有善意的，这种善意在今天仍在延续。任何时候都不宜让民粹情绪蔓延为全面对立，观念的封闭对中国的发展才是最不利的。

5、要承认西方孤立主义对全球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一个债务长周期之末，孤立主义的抬头会更加明显，对孤立主义带来的摩擦，如果只是针尖对麦芒，会让其他积极因素在其本国受到更多压力，从而使文明的冲突“自我实现”。

6、对西方的热烈拥抱者和激烈反对者，都需要认识到自己其实只是选择了一个视角。如果长期只愿意接受部分信息，那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偏差，由于西方文明主动或者被动影响带来的中国视角，也就会演变成国内不同群体的观念对立。

本文其实是下一篇文章的序言，并非旨在讨论“文明冲突”和“包容多元”本身。在翻译和讨论关于文明演进的相关著述过程中，我们一直发现一些重要的西方学者对中亚以东的世界史并不十分了解。甚至是文明史论著者，对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也颇为陌生。中、日学者相当份量的关于中日文明史的著述似乎并没有传播到欧美，而亚欧大陆，尤其是印度、中亚与中、韩、日交往的悠久历史，在西方也远远没有成为一项显学。中西亚研究一直是西欧学者（尤其是法国）和俄国学者贡献更多，美国学者参与度其实很低。对亚欧大陆千年以来频繁交往的世界史如不加足够重视，当然就会出现亨廷顿那样认为全球化只是近代事件的认知，如果在今天还要刻意忽视这方面的史实，其目的是否纯良也就值得怀疑。

作为曾经中华文明外溢影响下的日本，在长期追求独立的历史进程中，也是到了明治维新后才开始真正摆脱中华文明的束缚，但在西方文明引入之后，在维新和战后，因西方文明带来的两次出现了复古潮流，而这一复古并非狭义，而是指“与新输入的西方文化相对立而言的整个日本固有文化，佛教、儒教和神道同时也都列为复古的对象”（坂本太郎，1962）。1980年代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与欧美冲突频现，日本邀请一批欧美学者以西方文字普及日本历史文化，使西方社会开始对日本着迷。这对战后的日本而言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宣传。加之19世纪日本在东亚率先现代化，如非专门的东亚史研究者，欧美通常都将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截然区分为两种文明看待，而未能清晰认识到，日本千年以来其实是中华文明的外溢边缘，其对自身文明独立性的追求，直到西方文明侵入才得以实现。而日本批判吸收西方的复古潮流，其实内含了中华文明根基的影响。

带着前述对文明冲突论的质疑，在下一篇文章，我们会从一个十分具体而有趣的佛教文化传播视角，去讨论千年以来印、中、日曾经深入而频繁的交互。这大概能够成为一个东方的视角，去证伪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立论的基础——也就是在进入西方文明主导之前，整个世界的文明是片断或陌生而不加往来的。

以上。

本文参考资料：

1、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

2、Carroll Quigley，Tragedy & Hope

3、坂本太郎，《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