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反对“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

最近不少公众号都被各自的读者提了要求，希望谈谈对方方《武汉日记》海外出版的看法。还有公众号的作者，由于前期支持过方方的日记，看到海外出版的消息后，纷纷反水，表明自己的立场。

本号的读者好像对方方日记没什么兴趣，没提任何写作要求，挺好。有些话题吵来吵去，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闲来无事当戏看就行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留给更重要的事。今天写这篇，跳出方方日记本身，从另一个视角给一些解读。

方方日记的绝大部分，我在疫情期间都读了。在疫情封城期间，方方日记批评了地方抗疫的部分做法，有些批评，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并非唯一的声音。有些日记内容被认为失实，有些读者认为方方足不出户，仅依据两三位朋友的转述就发表自己的看法，有失公允。网络上还出现了对方方家庭隐私的曝光和人身攻击的言辞，方方也很有战斗精神的斥之为极左。

当然最有意思的，是一众支持方方日记、反对人身攻击的作者和读者，在得知方方日记将以英文、德文出版后，立马认为方方对不起他们的支持了。于是前期支持而后来反对者，开始寻找自己的感受从何而来，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以使自己的内心得以平抚。但我读了一些对方方180度转向的文章后，觉得许多作者并没有为他们的读者找到足够的先支持后反对的理由。主要争议在于，为什么方方日记在国内发表大家就能接受，而海外出版就不能接受呢？于是新的论争又集中于海外出版的合理性问题。

反思者提出，方方日记海外版的简介污名化了中国；方方立马回应自己并不知晓，后期会过目修改。反思者和质疑者提出，译者可能是反华人士；方方立马回应，“翻译白睿文先生，一向对中国友善”。反思者提出，方方日记大多是负面的内容，海外出版不利中国形象；方方反驳，日记也“写了方舱医院，写了下沉干部，更写了医护人员、志愿者、建设者们是如何努力的，以及武汉九百万市民是如何坚守的”，如果海外别有用心的利用，那无论出版什么，都会刻意利用，“难道因为有人利用我们就不出书了”？方方的支持者们更提出，难道鲁迅的《狂人日记》当年译成日文，鲁迅也罪大恶极？

我感觉，前期支持方方，因海外出版又质疑方方的人们，目前在情感上有些可怜，因为他们难受，却说不清为什么难受，他们去批评方方，却又迎来方方和支持者们一堆看似很有逻辑的回应，这又加重了他们的难受。忽左忽右者，一边继续批评海外出版，一边给自己找台阶下，认为这就是中国多元化的代价。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一开始支持方方每日一记，现在又集体反对海外出版？我的解释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疫情记录根本不可能在海外出版，方方却因作家身份与欧美译者建立的联系，使得能有海外人士替她张罗翻译、出版、推广，所以方方日记虽然在国内也算一个“不同的声音”，但国内各种“不同的声音”却不能平等的传播到西方世界，反而因为仅有方方日记的海外出版，使得西方只能获得来自中国的“一种声音”。换言之，先期支持方而后反对方方者，其实是不甘于为什么在海外只有方方“这一种声音”。

正是因为不少国人意识到方方日记在很大程度上将代表中国（因为大家判断基本不会有其他海外出版物），所以这本“私人”日记，在许多人看来，具有了“公”的效果。冲突就此展开。方方认为这就是私人记录，每个人都在记录时代，为什么要对她苛求？方方的支持者们也会表示，这是个体的言论自由，凭什么你们能说，方方就不能说？更进一步的想说而没说的是，“你们也可以在海外出版啊”。但很多国人认为（其实也是事实），恐怕这整个COVID-19疫情，也只有方方日记而不会有任何其他中国人的日记在海外出版了。没有逻辑的人会讲，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乔木日记也可以在中国出版啊！笑话，那能一样吗？很多人内心真正质疑的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话题下，国内都能有“不同的声音”，而在海外却“只有一种声音”。说好的“不同的声音”呢？

前期支持而后来反对方方的人们，大体上是有理的。他们内心大概认为，正是由于只有方方的日记可能被海外出版，因此这份日记应当更加客观、公允的展现中国的抗疫实情，应当展现中国抗疫的方方面面，而不应当以批评为主，偏向暗色调。持有这种观点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尤其是，在海外有学习和生活经历，或者每天都能比上一代人更多阅读到欧美一手信息的年轻人。

不少方方的支持者认为，批评就是批评，只要是批评，无论是中文、英文、德文，都是一样的。他们可能认为，不让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是“家丑不可外扬”这种封建传统在作祟，并非一个现代文明社会需要的。他们还可能认为，欧美国家的媒体、民众每天都能批评自己的政府、社会，这是现代文明的进步表现，所以中国的作家，为什么不能批评本国呢？所以方方的支持者们提出，“难道一本日记，就能摧毁一个国家的自信吗？”那许多人质疑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真的只是在担心“家丑外扬”吗？真的只是在反感批评自身吗？

这个话题进行到上述阶段，就已经完全错位了。国内当然有部分人会很担心“家丑外扬”，这部分人不在本号关心之列。本号关心的，是那部分既能勇于批评国内的负面，又能在现实中付出、推动社会进步，同时对真实世界的了解又远远超过方方这一代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担心和反感的，不是批评本国或者将批评本国的著作在海外出版，他们担心和反感的，是为什么在海外舆论中，批评中国的声音是主流，而中国能在海外有言论权的个体（比如方方女士），却没有努力尝试为海外提供一些“不同的声音”呢？反过来，为什么长期以来，没有多少有足够影响力的人替中国在西方讲好话，却有那么多在中国有影响力的人替西方在中国讲好话呢？为什么有那么多中国知识分子乐于将西方著作和各种声音传播到中国，却没有几个中国或者西方知识分子愿意将中国的著作和声音传播到西方呢？换言之，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人今天所谓的，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要远远超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呢？

我想最简单的回答，是关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和传播信息的可能。读者不妨分别在Amazon的美国和德国网站分别检索关于“China”的图书，看一看列表显示的书籍，对中国存有偏见的著作所占比例。以我的观察而言，在Amazon英文近期热销书籍中，关于中国的著作，有相当比例都存在对中国的敌视。

在Amazon美国站默认的检索首页结果中，一共有14本书籍，对中国描述较为客观或者正面的，只有4本，包括：1、基辛格在多年前出版的经典著作Henry Kissinger On China；2、新加坡马凯硕刚刚出版的Has China Won？3、李开复等著AI Superpowers；4、John Keay在2011年出版的China: A History（并未读过此本著作，所以其实也不确定作者对中国的态度，但从介绍和推荐看，作者在中国史上花了精力）。还有1本，是健康类著作。除了这5本著作以外，其余10本都是很明显对中国存在偏见的著作，我的基本认识是，这些有明显偏见的著作基本也是肤浅而无深度的。Best Seller是Michael Pillsbury那本“著名的”Hundred-Year Marathon，其他的不列举了，读者可以自行检索。所以，一个普通美国人想了解China，他们目前被默认推荐的，就是上述。

反过来，在Amazon中国站上，检索关键词“美国”，首页默认的书籍是哪些呢？除因华为事件而热卖的《美国陷阱》外，其余12本书，都是正面或无偏见且有深度的（一本育儿宝典除外），无论是小说还是政治经济类著作。

Amazon德国站是比较有趣的，检索关键词“China”，首页默认的书籍14本，从亚洲和丝绸之路来谈中国的著作有5本，将中国喻为强国来讨论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有6本，有1本是专门谈深圳的（《深圳——明天的全球经济》），还有1本题译为《中国的老板：我们未知的竞争对手》，以及1本历史著作《中国衰落与崛起》。总体来讲，这些德文著作没有上述英文著作那么具有偏见，不少是在认真思考中国对欧洲带来的影响。

以上只是最简单的比较，很不全面。但这一比较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的人们，通过书籍去了解其他国家时，其实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对欧美而言，先发国家的人们，去了解一个后发国家，他们绝大多数不可能去阅读现成的大量中文资料，而只能通过欧美的作者和译者去了解，巴别塔在这个时代仍然存在。不但书籍如此，新闻媒体也是如此，绝大多数欧美人士，只能从欧美媒体去获取关于中国的日常信息。所以西方了解中国的渠道，其实是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也就是极少数的学者（作者）、译者和媒体人（我将他们称之为“中间人”），他们决定了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应当以怎样一种方式呈现。尽管互联网突破了以往的局限，但能被西方普通人见到的另一个中国，也不是中国人日常的中国，而是诸如李子柒视频中那个互联网上的极具个人色彩的“中国”。但相反的是，不但最普通的中国人可以接触到大量西方文明载体（影视剧、译著、互联网信息），相当一部分年轻的中国人也可以经常性的阅读英语著作，以及欧美媒体和自媒体的信息。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东方和西方，究竟哪一边更开放，哪一边更封闭呢？难道不是因为东亚国家积极的接纳了西方文明并将其融入自身，才使得东亚诸国在短短数十年内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吗？难道不是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才使得欧美先发诸国将自身屏蔽在其他文明之外而渐趋式微的吗？难道此次疫情中，西方忽视东方的信息和做法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不也是一个证据吗？

方方提到，武汉日记的英文封面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因为她不懂英文，所以没想到标题会改动。我想，作为一个出生于1955年且不懂英文的中国作家，无论她曾经花过多少精力去关注过中国的普通人，她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了解和理解那个她都看不懂别人语言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量的年轻人既要在先前支持方方，又在后来反对方方，因为他们真正知道，“不同的声音”在全球与在国内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方方能够在西方代表中国人吗？完全不能。她其实连她那个时代的人都代表不了。当然方方会说她根本就没想代表谁，她只想代表她自己。但其实方方在忽视一个事实，她今天恰恰是在海外有话语权的极少数的中国人之一，而她由于语言上的无知，显然不知道她那些“不同的声音”，其实正是英语世界长期以来“没有什么不同的声音”。她也无法理解，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不但需要得到国内的尊严，同时也需要得到国际的尊严，因为今天的中国既不是20世纪的苏东，也不是1960年代或1980年代的中国。

为什么今天对外有话语权的人是方方这样的？因为历史，因为时代。我们何尝不希望今天对外有话语权的中国人，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陈寅恪、钱钟书们，如果他们还在，还需要什么“中间人”呢？但时代留给这一代的，恰好只有方方们。不要认为大多数年轻人无知到陷入极左境地，在疫情期间支持方方的大多数也是年轻人。也不要认为年轻人反对方方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他们之中有相当部分其实是在不满于上一代的无知与自私。说到底，没有从个体角度对时代加以反思的，并不是年轻一代，反而正是方方一代。当方方自豪的讲，她算是吐出时代脏物那些人中的一员时，她仿佛也在自豪于，是西方的理念成为了她的药引。但方方仿佛不知，曾经不少批判计划阵营的欧美知识分子，其实后来也坚定的批判了欧美本身。所以当方方们只吐出一种脏物，而吐不出另一种时，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能将自己的靶点对准那些言辞出格的“极左”，而对那些需要更加持正公允的要求，她只能回复：这是我的日记，我想怎样就怎样。是的，谁让你在西方有话语权呢，年轻人又能拿你怎样呢？只是，生于反右、长于文革的方方们，属于他们的时代会很快过去。花时间跟他们争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前几天，我与一些学者讨论中西方文明“中间人”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曾经作为东西方沟通渠道的许多重要人物，已经老去，而新时代的中间人还没有出现。一位很资深的美籍华裔学者对我讲：中国研究在美国后继无人。这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此前很多次在文章中提到，1980年代的日本，同样是因为日本制造业的发达、影响了欧美经济，被欧美舆论所敌视。日本作为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海外市场，因此必须改善国际形象。日本的做法是，邀请一批在欧美有足够影响力的人士，去中立的书写日本的经济和社会。仅傅高义就出版过Japan As No.1，Janpan's New Middle Class等极具可读性的普及著作。这些精通东西方文化的学者，本身也是多元主义者，他们认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往的价值和意义。美国普通人对中国1980年代后的初步了解，也是依靠基辛格、傅高义等人的著作去起步实现的。这些重要的中间人，如今已垂垂老矣，在欧美年轻一代中，缺乏足够的影响力。而对中国仍然抱持善意的Ray Dalio、Bill Gates等人，却因自身是经济上占优势者，而美国又处于贫富差距悬殊、国内民粹情绪高涨的阶段，既不讨政客的好，也不讨年轻人的好。换言之，中国今时今日的国际舆论处境，其实比日本1980年代更为艰难。

要真正改变这一切，并非朝夕之功。我们今天有许多在欧美的留学生，在海外也有许多华裔。但他们之中有几人能够达到民国初年那些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学者水平呢？这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困境。自信不是口号，必须要有载体，这些载体需要有人去“翻译”和“发现”，不仅是接纳舶来，更需要穿透历史。正如西方学届不断从古希腊、古罗马穿透至今，将西方文明的历史感归于每个个体；正如日本学界自引入兰学开始去改造受中华文明影响至深的日本，并在战后美占期就开始通过挖掘战国文化去塑造日本个体的历史归属感；中国也必须经历这个过程，也就是通过对数千年文明的重新“翻译”和“发现”，去穿透历史，寻找根脉。这在今天不仅是中国自身需要做的，也是整个时代的催促。

中美之间的争执，东方与西方关系的演变，长期而复杂，我们以后会继续论述。在此特别想对年轻读者讲的是，在这个大时代，比前几代人更幸运的是，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去将这个文明的历史与现实加以贯穿，第一次真正有机会从全球的视角去看待这片土地和这个文明，也是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去横向比较不同文明间差异的长期影响。

所以，为什么你还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讨论“方方日记”呢？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