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
2016年底Trump胜选后，欧美关于民粹主义（populism）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帮助Trump当选的“幕后军师”Steve Bannon，一直公开称自己为民粹主义者（populist），而Trump因在竞选和当选后的言论，也被诸多分析人士认定为民粹主义者。Trump团队中目前的对华策略核心人物博明（Matt Pottinger）等，也经常公开为民粹主义进行宣传。
金融界对民粹主义极为敏感。桥水基金创始人Ray Dalio在Trump任期开始后不久的2017年3月22日，就发表其与同事合著的文章《民粹主义：此种现象》（Populism: The Phenomenon），通过分析历史上10个国家的14名民粹主义领袖，去梳理民粹主义在历史上的影响。Dalio认为，“民粹主义是诸如大流行病、大萧条或战争那样，经历一生才可能遇到一次的大事件”，上次民粹主义成为影响全球的主要力量（major force）是在1930年代，而此次则始于2016年。
Dalio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起源于普通人（common man）已经难以忍受：1、财富和机会的鸿沟；2、对来自国内外不同价值观文化威胁的切身感受；3、掌控权力的“建制派精英”；以及，4、政府不再有效为民众工作。”
总体来讲，中文领域深入研究民粹主义的著述，尤其是对美国民粹主义研究的著述（包括译著）十分匮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对美分析、战略预判和对策制定的过程中，欠缺了一个有效的分析美国本土的视角和工具。这个视角和工具，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都不太重要，因为民粹主义成为影响全球的主要力量（major force）往往只在长债务周期的末端，也即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极为尖锐的时刻，才会在全球主要国家同时出现。在二战后的过往数十年，全球化使先发国家和后发工业国都总体获益，各自的既有体制都在全球经济资源快速、高度集中之时仍然发挥作用，使各国内部资源分配处于可容忍的状态。但随着Dani Rodrik所谓超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由于欧美因为更早的进入老龄化阶段所采取的移民和外劳政策的弊端，使得美国等部分先发国家的既有体制（尤其是分配体制）再一次触及天花板，于是民粹主义再次成为影响这些国家的“主要力量”。这也使得在当前补足民粹主义这个分析视角和工具变得犹为重要。
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话题，其共同点似乎在于“反建制”、“反精英”、“反多元”、“种族排外”、“以人民名义”等（Mller，2016），但细究各国历史，却有很大不同。中文领域对民粹主义尤其是美式民粹主义存在很大误解，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不同国家在使用同一个词汇去指称看起来相似但实际确有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中文论及民粹主义，会天然的联想到义和团时期。俄国的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与沙皇俄国时期的农民运动紧密相关。在中俄各自的历史背景下，对“民粹主义”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小农思想的讨论。欧洲学者则常将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总体上，欧洲、俄国和中国基于本土的历史出发，对民粹主义持负面批评的态度，但各自批评的对象其实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本身就不相同。
但就美国而言，民粹主义一直是争议极大的话题，因为从美国本土历史看，历次民粹主义运动对塑造美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例如，1870年代以农民和工人为主导力量的民粹主义运动直接导致了美国开始以政府权力约束铁路运费，进而推动了反垄断立法，并因此促进了美国跨州商业的发展；1920年代开始的民粹主义运动导致美国从自由市场转向满足中下层福利，虽然没有形成欧式福利国家，但成为了小罗斯福“二次新政”的直接原因，为美国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构筑起牢固的“新政联盟”打下坚实基础；1960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则将“美国中产阶级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MARs）作为一个“既反对富人，也反对懒惰穷人”的群体展现于政治和社会舞台，成为美国右翼政治势力一支难以忽视的力量；1990年代起的民粹主义运动则开始站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对立面，孕育出了右翼的茶党运动和左翼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在2016年，民粹主义成为让Trump胜选的最重要支持力量。
如果脱离美国本土历史，将美国的民粹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去“顾名思义”的简单类比，会严重忽视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运动多次改造美国社会的现实。而忽视这些历史和现实，将会难以理解当下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进而可能产生判断上的偏差。在本系列之后的文章中，会尝试讨论为什么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发展轨迹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结果。无论如何，美国今天的民粹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影响中美乃至全球的主要力量之一。
在美国民粹主义中文研究匮乏的情况下，本系列文章尝试做一些突破。但作者并非学术人士，因此本文的论述重点可能无法完全遵循特定学科的学术要求，也不会将美国民粹主义纳入到单一学科下进行分析。本文更倾向于从实务需求出发去做史实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寻找诸多问题的答案，包括会尝试将Trump团队最近两年的“新政”（包括排华、全球范围的贸易保守主义等）放到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的视角下进行审视，以期得到中文领域此前未曾有过的判断。本系列文章最重要的结论可能是，美国历次民粹主义运动持续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民粹主义在打破两党阶段性建制化僵化局面的同时，其诉求最终会被两党竞争者所吸收，美国的内部利益调整将会开启，民粹主义大潮将由此退去。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得出美国本轮民粹主义运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间，但从过往历史中，可以追寻到诸多轨迹。上述判断对政府和企业的中长期政策制定应当会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相信本系列文章是截至目前中文领域对美国民粹主义梳理及分析最为深入的文章，所有参考资料均附于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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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长期未能就“民粹主义”的定义达成共识，Dalio前述对民粹主义的描述是一种归纳。当我们提及某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时，往往会直接联系一些突出而具体的“民粹主义现象”，包括具体的“民粹主义人物”。在讨论美国民粹主义史时也不例外。但理论和实务界可以达成的共识是，“民粹主义与政府债务的累积存在长期的联系”（Miller,2016）。在尽可能综合过往数十年多位学者著述的基础上，我们将美国民粹主义史简要勾勒如下。
一、1870年代的美国民粹主义浪潮
1825年，连结北美五大湖流域与纽约市的伊利运河（Erie Canal）正式通航，这条重要的运河打通了美国中西部和位于东部出海口的纽约市，使纽约成为美国中西部农产品的外贸出口基地。水运航路使中西部农产品运至纽约的成本下降了90%。
但在水域之外的地方，仍然需要陆路运输。1825年英格兰修建的首条铁路对美国产生了影响。1826年，长度仅为3英里的美国首条铁路在马萨诸塞州开通，这条铁路用以连结Quincy的采石厂至Neponsett River。1827年，长度为9英里的美国第二条铁路在宾夕法尼亚州开通，用以连结Mauch Chunk的煤矿至Lehigh River。（Martin，1874）可以看到，美国最初的铁路是用以连结原材料基地至河域的，其实是航运的支线运输系统。而当时最早参与铁路修建的企业许多都是航运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同时又拥有煤矿等资源。1828年，特拉华与哈得逊运河公司（The Delaware and Hudson Canal Company）开始修建用以连结其煤矿至Honesdale的铁路，该地正是特拉华与哈德逊运河的终点。在此之前，这家公司特意派人到英国去考察铁路修建情况，购买了三个机车头带回美国，这三个机车头正是英国的蒸汽机车发明人史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所制造。1828年，首个跨美国东西部州域的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开建。截至1832年底，仅宾夕法尼亚州已有67条铁路。（Martin，1874）
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黄金后，吸引了全球将近30万人前往淘金。美国铁路建设由此向西，14,000多名华工在此时为美国铁路建设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1838年时，美国西部仅有肯塔基州有22英里长的铁路。到1850年代，西部铁路的里程数已经增至1,400英里；而到1860年代，这个数字暴增到13,000英里。在1861年南北战争之前，美国铁路总里程数超过30,000英里。到1872年，美国铁路里程达到62,647英里，其中仅西部就超过了34,000英里。根据Poor's Railroad Manu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1873-74，在1826-1872年这46年时间里，美国62,647英里铁路的建设费用为将近300亿美元。仅1872年全美铁路的总收入为4.73亿美元，其中1.32亿美元为客运收入，3.41亿美元为货运收入，净利润1.65亿美元，净利润率将近35%。（Martin，1874）
美国19世纪的铁路大发展得益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外溢（蒸汽机车的发明），除此之外，另一个必备的条件是当时美国的土地政策。1850年之前，美国西部有大片无主未占土地，政府对其有权处置。为了开发西部，美国先后颁布多部法律（包括多部Homestead Acts、Desert Land Act及Land Act of 1804等），以每英亩土地不到1.5美元的低廉价格鼓励人们向西迁徙。
与此同时，铁路公司也看到了低价土地带来的巨大利益。1850年，在伊州中央铁路公司（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Company）的支持下，来自该州的参议员Stephen A. Douglas在国会推动通过了一项法案，向该州授予规划沿线每英亩6个地块（sections），用以建设一条由Cario至Chicago和Dunleith的铁路。伊州随即将该地块授予伊州中央铁路公司，该公司免去全部税赋，仅需在今后向州政府缴纳7%的收入作为对价。铁路建设地块的授予包括了铁路沿线一定范围，伊州中央铁路公司由此获得了25.95万英亩的土地。这是铁路公司首次通过游说立法的方式以铁路建设为名义获得土地，从此打开了铁路公司近乎免费获得美国土地的通路。截至1870年代初，由美国政府向各家铁路公司授予的土地面积总计达到198,165,794英亩（将近30万平方英里），超过了整个得克萨斯州的面积（23.75平方英里），占到了美国当时国土面积的将近1/10。（Martin，1874）
由于垄断铁路线路可以带来极高的收益，在经历铁路建设初期的不同线路竞争之后，美国东部的大企业开始对中小铁路企业进行大规模兼并，最终形成了横跨东西的四条干线铁路——纽约中央（New York Central）、伊利（Erie）、宾夕法尼亚，以及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这四条干线铁路的年收入在1870年代已经超过了1亿美元。（Martin，1874）
铁路建设成就了美国巨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路大亨”Cornelius Vanderbilt，出生于1794年的纽约，在起家于航运业后，又投资于铁路，他拥有的New York Central & Hudson River Railroad Company是当时全美最大的铁路公司，个人财富达到1亿美元，占到当时美国GDP的1.15%。与之相比，今天的美国首富Amazon的Jeff Bezos，虽然拥有的财富达到了1,460亿美元，但占美国GDP的比例为0.69%。
由于美国当时的铁路建设需要通过立法授予土地，而巨额财政资金支持也必不可少，因此铁路公司游说立法和行政机构十分频繁，由此滋生腐败。除此之外，铁路大亨们往往动用金融手段实施大规模并购，铁路行业成为当时华尔街的宠儿，企业之间的争夺非常激烈。1850年代，美国四大干线铁路之一的Erie Railroad陷入财政危机，Vanderbilt希望借机控制。但金融投机者Jay Gould与Vanderbilt的朋友Daniel Drew联合操纵Erie Railroad的股票，使Vanderbilt落败，Jay Gould在1868年控制了Erie Railroad。这就是美国金融史上著名的Erie War。
航运、铁路的大发展，也带动了美国的采矿业。工业化使美国的财富迅速集中到铁路和矿业大亨手中，城市日益繁荣。人们开始称之为“黄金时代”（Golden Age）。但黄金的另一面，是严重的贫富差距。马克吐温在1872年出版了一部写实主义小说，生动描绘了前往西部开拓的个体与大企业和政客联盟之间的不同命运，这部小说以“镀金时代”（Gilded Age）为名，重新定义了那个贫富差距极其悬殊的“黄金”时代。
1870年美国的劳动力人口1,250.59万，其中农业592.25万人，制造业270.74万人，个体及服务业268.48万人，贸易及运输业119.12万人。农业人口占比为47.36%。当时美国的农业群体，无论南方还是中西部，都挣扎于生存线边缘。压力来自几个方面，一是随着铁路逐渐垄断，铁路公司圈占大面积土地，运费维持高位，且铁路公司与区域中间商（middle man）达成一致，以极高的运费单价排除农民自行通过铁路运输农产品的可能（对农民要求的运费价格甚至达到农产品价格的三倍）；二是农场地广人稀，区域内为数不多的中间商是连结农场和外部市场的唯一渠道，中间商一方面压低农产品价格，另方面向农业群体高价出售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Martin，1874）三是南北战争初期农产品需求锐减，而南北战争后恢复金本位，货币通缩又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在低位；四是南北战争期间，由于战时财政需要，美国的进口关税被推升至极高水平，此时代表北方新兴工商业势力、居于主导的共和党建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对北方制造业的贸易保护政策显然不利于南方的农产品出口。（Owen，2019）
以上的结果便是农业群体的普遍贫困化。由于农业具有季节特性，同时农产品价格维持在低位，为了购买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品，中间商又搭建了以农作物为抵押的信贷体系（crop lien system），即以农作物为抵押，贷款给农民购买相关产品，年利率高达100%-200%。除利率之外，价格也有所不同，采用农作物抵押信贷消费，所售产品价格有时要比直接使用现金高出30%。根据当时的一项记载，南加州的一位白人中产农场主S.R. Simonton，在首次使用农作物抵押借贷后七年，就因债务无法偿付，被迫将土地让予借贷商，成为失地佃农（Goodwyn，1978）。当时美国农业群体的贫困程度可见一斑。
1865年，林肯总统遇刺后，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继任总统。1866年，约翰逊总统指派农业部的官员O.H. Kelley前往南方各州调查农业及矿业情况。Kelley深入南方各州，在看到农业群体悲惨无助的境遇后深受触动。南北战争以共和党主导的北方新兴工商业势力的胜利而告终，联邦得以维系，但南方的农业群体却水深火热。Kelley回到华盛顿后，与他在农业部、财政部的几位朋友一道，试图通过建立农业组织的形式，去改变上述局面。1867年12月4日，National Grange在华盛顿成立。Grange源自拉丁文granium，意指农场。Kelley及其友人为Grange制定了详细的组织章程，允许女性加入，没有宗教和政治倾向要求。Kelley是共济会成员，他通过与南方共济会成员的联系，迅速扩大了组织规模。（McMath, Jr. ，1992）此后，州及地方层面的Grange组织广泛成立，在顶峰时期，其成员人数达到了150万。
Grange组织对参与农业群体最主要的吸引力是经济上的互助，具体而言，是通过集体销售农产品和集体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去向中间商争取利益。Grange的另一个诉求是反对铁路垄断。Grange组织提出，完全反对以耗费国家财富去修建铁路而使少数股东获取利益的体制，同时反对向被迫使用铁路运输的人们收取过高的运费。由于铁路公司近乎免费的获得土地，而铁路建设所需资金又有高额的财政资金支持（来源于税收），华尔街为铁路扩张尽可能提供金融支持并分取利益，而铁路公司又在运费上维持高位，使中西部和南方的农民承受巨大压力，铁路的收益却归属少数股东，这一体制的正当性备受质疑。
在反对铁路垄断方面，Grange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1890年美国全国性反垄断立法的先导。1871年，在地方Grange组织的推动下，Illinois州通过首部规制铁路和仓储企业的法律，要求向农业群体收取的费用，不得超过设定的最高费率。随后，Minnesota、Iowa、Wisconsin三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统称为Granger Laws。铁路和仓储公司为此展开反击，试图通过诉讼推翻立法。在Munn v. Illinois一案中，Munn & Scott公司因违反Granger Law而向Illinois州最高法院起诉，提出该法违宪，但未获支持，随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当政府对私人企业的规制是公共利益（pulic good）所必需时，该等规制具有正当性。该案为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确立了先例。
除Grange外，同时期美国各地还形成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农业群体组织Farmers Alliance。1877年9月，基于Grange组织类似的目标，一群南方农民在位于得克萨斯州J.R. Allen的农场成立了“信任骑士”（Knights of Reliance），并很快更名为“农民联盟”（The Farmers Aliiance）。同年，一群纽约州的Granger成立了“北方农民联盟”（Northen Alliance）。由于南方的Farmers Alliance对黑人存在种族主义偏见，黑人农民在1886年还成立了“有色人种农民联盟”（The Colored Alliance）。
除农民运动外，镀金时代的工人运动也风起云涌。1866年美国首个全国性的劳工联盟“全国劳联”（NLU）成立，但在1873年即行解散。1869年，Uriah Smith Stephens、James L. Wright等人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劳工骑士”（Noble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KOL）。KOL迅速壮大，1885年时已有10万成员，次年达到70万人。与农民运动不同，KOL主要组织铁路工人进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8小时工作制等。在1885年夏季，KOL和Farmers Alliance已经开始在地方聚集起来，共同召开会议、组织互助措施。1886年，针对Jay Gould拥有的美国西南地区铁路，KOL发起了超过20万工人参与的西南铁路大罢工（Great Southwest railroad strike of 1886），5月3日被芝加哥警方镇压。（McMath,Jr., 1992）为纪念此次及后续全球范围的劳工运动，恩格斯在1889年组织召开的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将每年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与此同时，1886年Wabash v. Illinois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Illinois州的Granger Law在铁路规制方面影响了跨州的商业，而州际之间事务的立法权应属联邦。在上述判例影响下，美国国会制定了《1887年州际商业法》（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进而使铁路行业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个由联邦立法予以规制的行业，同时也成立了第一个独立的联邦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该法要求铁路公司向联邦政府报告运费费率，同时还禁止铁路公司因运输距离不同而采取不同费率。在此影响下，美国在1890年通过了首部全国性的反垄断立法Sherman Act，这也是全球首部反垄断法。美国国会在1914年进一步通过了Clayton Act和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并据此建立了联邦交易委员会（FTC），对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回到1890年代，无论Grange、Farmers Alliance还是KOL，虽然有组织，但都并非政党形式，这些组织在当时通过社会运动去提出诉求、争取利益，但在立法、行政层面都需要依赖传统的两党。而在当时，已经有一些代表农民利益的第三党成立（例如寻求通过发行法币来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绿币党（Greenback Party））。在传统的两党无法代表农民利益的情况下，Farmers Alliance开始寻求组建自己的政党。在1892年总统大选中，以Farmers Alliance为基础的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也称The Populist Party）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James B. Weaver。The Populist Party是美国历史上首个以“民粹主义”命名的政党。Weaver获得了超过100万张选票（占8.5%）及22张选举人票。该党的主张包括：铁路、蒸汽航路以及电话电报系统的国有化；自由且无限制的银币供给（打破金本位）；废除全国性银行；累进所得税；以及对参议员的直选等。
尽管作为第三党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基本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民粹主义政党的成立意味着在联邦和州的立法及行政系统中，已经开始出现民粹主义议员和官员。Thomas Edward Watson作为八名来自西部地区的民粹主义联邦众议员之一，在1893年成功推动一项立法，建立了全国范围的“乡村免费邮递”（Rural Free Delivery，RFD）系统。RFD的建立打破了私人铁路企业、私人邮政企业和中间商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垄断，为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Richard Warren Sears和Alvah Curtis Roebuck在1893年成立了Sears百货，正是成功利用了RFD系统向美国广大农村地区免费寄送商品画册，由各地农民根据画册选择所需商品，再由Sears通过邮递的方式寄送，进而形成了新的商业形态，一举打破了区域中间商对各地商品销售的垄断。Sears也因此成就了美国商业史上的传奇。今天用手机在电商平台下单的人们，似乎很难想象，在100年前，美国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普通人，已经可以通过当时的商品画册邮购福特汽车的挡风玻璃了。作为百年前的“拼多多”，Sears百货就是这样从美国农村走向城市的。
人民党意识到作为第三党参与总统大选不可能获胜，转而寻求与民主党合作。在1896年大选中，民主党和人民党推出了William Jennings Bryan和Watson搭档作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这是美国民粹主义政党首次实现与两个主要政党之一进行合作，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融于两党制体系中。在此后的文章中，我们将反复看到，美国历史上因社会矛盾尖锐而产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诉求最终又会被两党制所吸收的情况。1896年共和党的William McKinley当选总统，人民党在落败后开始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但1870年代之后的民粹主义浪潮已经深刻的改变了美国。
1890-1920年代被称为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整个美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对私人大企业垄断、反对政客贪腐的浪潮，其中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诉求都与1870年代的民粹主义浪潮有直接的关系。搭档参加1896年总统大选的Bryan被公认为美国进步主义领袖之一，而Watson则被认为是民粹主义领袖之一。Bryan此后又在1900年和1908年两次参加总统大选，1900年败于共和党在任总统Mckinley，1908年败于共和党总统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背书的继任者William Howard Taft。但老罗斯福最终与Taft及共和党决裂，组建了进步党（The Progressvie Party）参加1912年大选，由于共和党被分票，最终使民主党的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当选总统。在进步主义影响下，美国在此时期通过了一系列反垄断、劳工保护、妇女保护、食品安全、教育保障等方面的立法，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样的社会平衡要在1930年代再次被打破。
可以说，美国1870年代的民粹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19世纪末的政治经济面貌，Grange和Farmers Alliance等组织通过团结中西部和南方的农业群体力量，并与工人组织KOL联合，向北部和东部的工商业势力争取到了权利。这一波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开始打破美国当时趋于固化的利益分配体制，重塑了美国的商业形态，尤其是反垄断立法，对美国乃至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要看到，1870年代的民粹主义运动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南方农业群体中许多是南北战争中的战败者，他们本身是支持奴隶制的，因此Mississippi和Georgia州的Grange领袖同时也是当地“白人至上主义团体”3K党的领袖。种族主义倾向不但针对黑人，也针对其他族裔，1882年的《排华法案》也得到了包括Grange组织在内的民粹主义者的支持。由此可以看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一开始就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挂钩。这种倾向将在其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民粹主义运动（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中反复出现。
如果我们把美国1870年代的民粹主义浪潮看作此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先声的话，后来的“进步”看起来主要是去除了“种族”和“排外”因素，更加“国际化”，更能居于道义的高位。但正如我们将要在之后的文章中看到的，这种道义的高位往往也是阶段性的，受制于美国内部的状况。当每一轮民粹主义兴起时，美国的对外政策，最终仍将由内政所决定。（待续）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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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Edward Winslow Martin, History of the Grange Movement, 1874
2、Lawrence Goodwyn，Democratic Promise: The Populist Moment in America，1978
3、Robert C. Mcmath, Jr. ，American Populism: A Social History 1877-1898，1992
4、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tion: An American History，1995
5、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1995
6、Michael McGerr, A Fierce Discontent: The Rise of Fall of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in America, 1870-1920, 2003
7、Peter Berkowitz, Varieties of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2004
8、John Judis，The Populist Explosion, 2016
9、Jan-Werner Mller，What is Populism， 2016
10、Douglas Owen，《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