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三）
在前一篇中，已经提到小罗斯福通过两次新政建立了稳固的“新政联盟”，这个联盟之下的民主党人后来被称为“新政民主党”，新政联盟所采纳的政治道路被称为“新政自由主义”。新政联盟对美国影响至深，小罗斯福在第四任总统任期上去世后（1945年4月），直到1969年尼克松执政前，除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因战功而连任两届总统外（1953-1961年），其余三任总统，包括杜鲁门、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都是新政民主党人。不少美国学者甚至认为，自小罗斯福首次执政（1933年）起，一直到里根开始执政（1981年），整个美国都在新政自由主义的影响之下。这长达将近70年时间，被美国不少右翼人士认为是美国自镀金时代以来的“大幅左转”。
在前两篇中（《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民粹主义如何改造美国——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二）》），我们回顾了镀金时代以来美国两次民粹主义运动对美国社会的改造，当两党建制派脱离民众后，民粹主义者或通过建立第三党、或利用两党本身，去施加对体制的影响。从里根时代开始广泛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对新政联盟的批判一直在于其“社会主义倾向”，尽管这是冷战对立下的口号，但其实也反应了新政联盟时期美国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这一时期美国过度倾向于福利社会目标而又难以承受其成本之间的尖锐矛盾。
二战之后，欧洲、亚洲都面临灾后重建的问题。战前和战后，因本土远离战场，供给全球和几乎独占全球市场，美国独享相当长一段黄金时期。但自1960年代开始，压力从两边袭来。一边是苏联的蓬勃发展，无论是工业实力、军事实力还是民众的福利水平，都对美国国内造成了巨大影响，当时美国不少一流经济学家，都开始承认苏联的优势；当时整个美国社会的左倾思潮，反映出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年轻一代的影响。另一边则是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阵营而扶持欧洲和东亚盟国后，西德与日本在战后的快速重新崛起。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上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但在生产领域，西德和日本充分利用战前强大的工业基础、战后低廉的劳动力和美国的支持，迅速拓展了全球市场。这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巨大压力。经济史学家Robert Brenner分析认为，1965-1973年，美国的制造业利润率下滑了40.9%。
这其实意味着，美国二战以来的红利已面临终结。压力传导的结果是美国企业希望压缩人工成本，而此时美国的左翼工人运动仍然热情高涨。美国企业开始内迁至劳动立法较松的州（包括不强制工人加入工会的州），并开始外迁至海外。当海外运营受阻后，商业阶层开始为贸易谈判进行游说，要求其他国家消除关税壁垒，对外资进行保护。（Judis,2016）
让我们回到里根时代来临之前的1960年代。尽管享受了战后的繁荣并从新政联盟中获得了劳动、教育等多方面的保障，但此时“许多人感到他们尚且满意的工作和家园，以及他们的个人安全，已经处于上层自由主义当权者和下层愤怒少数派的夹击之下”（Kazin, 1995）新政联盟下政府权力大幅扩张，而福利分配的正当性似乎来源于政客对选民的允诺，但此时的美国中产阶层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富人向穷人承诺提供福利时，为什么付费的却不是富人，而是我们？”（Warren, 1976）
1976年，密歇根州奥克兰大学的Donald Warren，在进行了细致的社会学调查后，出版了The Radical Center: Middle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Alienation。Warren详细分析了1971-1975年的白人选民情况，发现并总结出当时美国已经出现一个特定群体，这个群体不能被传统的“左”（自由主义）或者“右”（保守主义）所涵盖，他们更像是处于传统左和右夹层中间的民众，他们认为政府“同时站在富人和穷人那一边”（Warren, 1976），而不是站在自己所属中间阶层（middle class）这一边。他们拥护新政自由主义提供的社会保障，但他们反对新政联盟带来的无休止的社会福利扩大化，因为最终买单者不是富人阶层而是作为普罗大众的中间阶层。Warren将这一人群称为“美国中间阶层激进派”（Middle American Radicals，MARs）。MARs主要是白人蓝领技术工人、销售人员和白领文书人员。新政联盟本已将南方各州纳入民主党蓝营，但由于战后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新政联盟走向过度的政府扩张，企业的外迁和外劳的引入直接冲击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地区，MARs逐渐成为后来帮助共和党在美国南方各州翻红的中坚力量。
根据Donald Warren的研究，MARs与1960年代Alabama四任州长George Wallace支持者的脸谱画像有高度重合性。Wallace1919年出生于Alabama州Barbour郡的小城Clio。在偏远南方的Alabama，民众关心的不是国际大势，而是自己所处社区、工作地的身边事。1960年代民主党主导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黑人群体追求平等的声音不断高涨。但正如索维尔在《美国种族简史》中做出的深刻分析，作为黑奴后代的美国南方黑人，逐渐失去了其自立的能力。不同于北方最初的黑人自由民，由于蓄奴时期奴隶主有意的使黑奴群体丧失了社会自理能力，导致南方黑奴及其后裔在获得自由后，长期无法提升自己，大部分处于社会底层。这就导致了美国黑奴后裔总是与暴力犯罪相挂钩。民主党推动的民权运动在南方社区的白人老百姓眼里来看，并非一个唾手可得的理想，因为普通白人民众关心的是强行推进不同种族融合可能带来的社区安全问题。所以当马丁路德金博士在宣扬I Have a Dream时，南方社区的父母们关心的却是自己的小孩是否要与那些暴力分子同处一个校园之中。
Wallace在首次竞选州长失败后，在白人至上团体的背书下，于1963年1月就任Alabama州长。在任职演说中，他喊出了“现在隔离！明天隔离！永远隔离！”（Segregation now, segregation tomorrow, segregation forever）的口号。如果不回顾美国种族问题演变的历史，很难理解在当时风起云涌的美国民权运动热潮之下，公开喊出如此种族主义口号的人怎能当选一州之长。Wallace被历史记住的另一个瞬间，是1963年他作为州长，站在Alabama大学校门之前，阻止两位黑人学生 Vivian Malone和James Hood入学。《阿甘正传》记录了这一幕，在这个全美瞩目的事件中，最后是由国民警卫队护送这两位学生进入了学校。
在被《纽约时报》问及Alabama为何要阻止黑人获得投票权时，Wallace毫不掩饰的承认：“我们在Alabama没有乌托邦，但在纽约你们也同样没有一个地方，能大晚上在中央公园随意走动而不担心被强奸、抢劫或射杀。”报道发出后，Wallace收获全美范围成千上万的支持信件。（Kazin, 1995）
Wallace反对强行推进的种族融合，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当时美国南方许多地区白人民众的选择。事实上，当民权运动过激的发展之后，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这最终导致后来尽管形式上黑人与白人是“平等”的，甚至表面上形成了诸多的“政治正确”，但大量白人通过用脚投票，从城市中心迁出到郊区聚居，相应的学校设置也发生改变。美国所谓的种族融合，到今天都没有能够实现。有多少人支持Black Lives Matter，也就有多少人支持All（White） Lives Matter。在今天BLM运动中Trump喊出的“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正是Wallace当年面对过激民权运动带来的街头混乱所提出的口号，这是对社会秩序和社区安全诉求的正面回应。
Wallace是美国镀金时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右翼民粹主义者，这个时期美国之所以再次出现民粹主义，以及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相结合，说到底仍是时代使然。在1960-1970年代这个时点，在新政联盟主导半个世纪之后，来自全球挑战的压力再次集中落到美国普通民众的身上，精英阶层当时的崇高理想、利润追求与社会可承受能力不断产生冲突。Wallace后来参选总统，但未能成功，但他像Huey Long一样，在州长任上，彻底影响了整个美国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后来吸收了Wallace在大政府、社会福利、校车问题以及平权政策上的立场，尼克松的执政也深受其影响。
1970年代的滞胀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英国向自由市场的再次转向影响了美国。里根的供给侧经济（supply-side economies）被左翼学者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正如我们今天所熟知，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本轮全球化密切相关。新政联盟带来的社会福利扩大和平权崇高理想使美国企业成本方面处于劣势，欧洲和东亚的次第崛起冲击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里根主义的核心在于扶持商业，通过水涨船高使各方受益，主要方式是减税、放松管制，最终实现所谓的滴漏受益（trickle down）。但实际上，在里根任期内，美国制造业的下滑并未得到遏制，反而加速。1980年代末，美国国内的机床、纺织等产业均已消失，金融业迅猛发展。美国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形成了高端FTE（金融、科技和电子）和低端服务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生产性行业受到挤压。新自由主义自共和党起，又被1990年代的民主党所接受，此时所谓“新民主党人”取代了“新政民主党人”成为主流。
1990年代后美国的great again，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苏东剧变后美国失去最大竞争对手，再次独享单极黄金发展期；二是创新能力强大引领技术革命；三是利用自身优势强势打压盟国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四是主导全球化给美国企业带来广阔的全球市场，全球廉价商品满足了美国国内需求。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新的问题：一是美国国内产业扭曲，容纳就业人口众多的生产性行业逐渐萎缩，低端服务业大量使用非法移民，而高端FTE产业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空间，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二是移民进一步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本就没有解决的种族融合问题进一步加剧，白人与黑人的矛盾，逐渐变成了白人与有色族裔甚至不同有色族裔之间的矛盾。
Wallace之后，Trump当选前，美国在1990年代还出现了两位有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总统候选人，Ross Perot和Pat Buchanan。Perot是财务自由的企业家，Buchanan曾是里根团队的一员。Judis将二人乃至后来的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都列为对“新自由主义”，也即对全球化的反抗。事实上，这些问题从Wallace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并且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2008年金融危机，直到2016年才得以总爆发。
Trump是美国南北战争后唯一真正的民粹主义总统。反过来看，镀金时代后美国民粹主义对自由放任市场的修正，推动形成了1930年代以来的新政联盟，而当新政联盟在1970年代解体之后，美国引领并步入了全球化的大潮。当全球化、老龄化、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之后，美国的建制派再次失灵，民粹主义再次浮上台面，先通过Wallace，再通过Perot、Buchanan，以及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凝聚了散漫的民粹主义势力。
很想强调的是，Trump当选总统是美国本轮民粹主义浪潮的阶段性结果，而不是终结。但国内对这个结果的分析，并不深入，进而导致了对美国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缺乏预判的依据。这是因为对美国民粹主义历史缺失足够的理解所致。
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历史上尽管存在诸多民粹主义人物，但他们的影响力远不及Trump这么大。左翼的Long和右翼的Wallace都只是一州之长。Trump能够当选，反映出美国中下层白人和部分少数族裔民众对建制派的失望达到1930年代以来的历史顶点，迫切希望改变自身局面，无论Trump是否能够连任，他已经扭转了美国整个政局的方向。如果没有疫情，Trump连任几乎是一定的。反过来思考，Trump如果连任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也只会是疫情。换言之，Trump在任期间所做相当多的政策尝试，其实已经为未来的美国政客铺下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的两旁，聚集了这些政策的美国国内支持者，这是任何一方政治势力都无法忽视的力量。
写作这三篇美国民粹主义史的文章，阅读国内尚无的资料超过200万字，再一次深深感觉到，中国对美国的认识是十分不足的。很难想象，在对美国的理解十分粗浅时，仅仅从自身的诉求出发，如何去更合理的处理与这个国家的关系。如果仅仅追求主动脱钩，或者将希望寄托于新任总统可能对华友善这种自己无能为力的被动基础上，很难想象在未来更激烈的竞争中如何逐渐获得主导权。
Trump作为民粹主义总统的执政史，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其背后的人群。他们并非国内简单理解的“穷人”，正如MARs所主张的，他们是被富人和穷人所夹击的中间阶层。如果说中国过去20年的全球化历程一定程度上是受惠于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在MARs崛起、美国无论哪派政客都必然从曾经的超级全球化后撤的今天和未来，中国如何与美国曾经那些未曾打过交道的势力去建立沟通和交往的可能，如何重新认识美国的“人民”，恐怕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