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补贴和收租的平台，注定没有未来
2018年，我写了一篇《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当时有一位编辑希望我把反思互联网经济的文章做一些修改，发表到一份内参上。此前批评教育资本化的文章在内参发表后带来了快速而直接的影响，我知道官方一个决策可能给行业带来巨震。批评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文章最终没有提交给内参。我当时的回复是，互联网经济有问题，但这些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去感受、去理解、去讨论，只有在整个社会对平台经济的问题认识足够透彻时，再行规制才是最有效的，并且，官方是否有足够专业的人力去研究好解决方案，本身也是问题，且不说资本背后的博弈有多复杂。
隐含的意思还包括，重大法律的制定一定要先让全体国民对法律规制的内容有深刻的感受和认知，经过充分的讨论甚至辩论，形成趋于一致的认识，如此形成的立法才能形成真正的预期，执法者才知道权力的边界，受规制的一方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要求。法治不单单只是国家强制力制定和保障实施，更需要国民从内心认同。否则，滥用权力和挑战边界的事就会反复出现，而且可能比较低级。
这两年这个公众号发表了不少文章，都有一些潜在的目标读者群体，包括制定政策的官员、追逐未来的年轻人、希望与经济现实更近的学术爱好者，以及那些对社会和老百姓的人生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力而又不愿自认的新贵。
我把这个过程理解为通过社会舆论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在互联网普及之前，中国的规则制定基本只是少部分精英的工作，主要是学者和官员。但有了互联网舆论之后，民众其实已经频繁参与。
我们看到，对互联网平台问题的全民反思，最早不是来自于学者、官员，而是来自于那些真正身处其中、受到具体影响的普通人。这些信息汇集起来，促使人们更加深入的思考，为什么今天平台带来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也在思考，为什么2018年至今，平台的进步并不多，负面问题却一点不少。
一边是蛋壳爆雷，一边是滴滴开始从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中抽佣，另一边是平台们巨额补贴去卖菜，这三件事，挣的都是谁的钱？如何挣的钱？在跟谁竞争？竞争失败一方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再往前，蚂蚁IPO暂停、共享单车闹剧、P2P退出。平台模式跟曾经的地产模式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补贴->垄断->收租->吃利差”就是固定搭配，要不交给国企来做？好歹利润还在大财政账上，以后还能用来填补养老基金缺口。
我不是开玩笑的。现在社会舆论已经知道要拿起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武器，要拿起劳工保护的武器，这是2018年《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一文就明确提出的。在今年整理美国民粹主义史的资料时，我钻进美国镀金时代的历史中，才清晰的了解到，原来美国最早的反垄断是与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1870年代的农民运动，就没有现代反垄断法（《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而之所以当时有反垄断运动，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集中度过高（铁路、工矿企业垄断导致抽取其他行业利润），民众的生存受到压制、新兴行业也很难有任何成长空间。但当时美国左翼民粹势力的第一追求不是反私人大企业垄断，而是国有化大型企业（铁路和矿业）。后来德国的企业社会化运动，也是从大型工矿企业开始的。在工业时代，德国的公司法最后建立在劳资共治这个理念之上，社会利益的优先性，这是写入德国的宪法也就是《基本法》的，如果不了解德国是怎么执行的，认为这只是口号，不妨找一些在德国工作的华人了解一下。美国的反垄断制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石性制度。因为当经济集中度过高时，要么国有化，让那些过度垄断的企业利润归于民众，做再分配；要么反垄断，给民众以喘息的机会，给其他行业以发展的空间。实在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竞争会从天上掉下来，反垄断没有意义，一切干预都只有负面效果，怎么说呢，多读一些历史资料有那么困难吗？
但中国的反垄断法研究其实没有经历过欧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反垄断法研究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没有一家能被称为“垄断”的民企。这是因为新中国走的是一条先工业国有化，再发展民营经济的路。所以在过去几十年反垄断研究中，一代学者的主要精力是反行政垄断（也就是反国有企业垄断）。国企垄断和私企垄断有相同的问题，但也有显著的不同。这些不同，我们同时放在美国镀金时代和当下的中国来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一是企业性质不同决定了垄断利润的归属不同。国企垄断，利润最终归属于大财政，随时都可以拨付用于公共事业。私企垄断，利润最终归属于少数股东。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类似互联网平台这样的私企，它们的利润名义上是归属于以外资为主的股东。这不是要简单批评平台在为外资服务，这里面有中国资本市场落后进而使平台类企业很难在中国上市的因素，但也要看到，在深度全球化之下，美元资本的逐利其实并不真正需要企业的利润，只需要在资本市场进出就能够实现。而廉价的美元资本为平台大规模补贴提供了可能。但无论如何，同样垄断，国企挣了最终归属于多数人，民企挣了最终归属于少数人。我们不是讲要国有化，而是讲一个事实。基于这个事实，才能理解为什么欧美国家对垄断企业要进行诸多规制，甚至逼得它们把生产转移到国外，让海外避税成风，进而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化局面。
二是企业性质不同决定了行为方式不同。垄断国企能够承担一些从经济上看不是利润最大化，但社会确实有需要的工作。这在今天已经不需要太多说明，国家的管网化（公路、铁路、网络）基建投入，已经是事实。而垄断私企不会主动去考虑社会利益。在欧美国家，管网化如果要照顾边远地区，大多只能通过立法去建立行业普遍服务基金的方式实现，但由于大企业不愿意去边远地区，因此管网基础服务往往落后。例如我们看到，在美国联邦政府拒绝采用华为设备后，美国一些小地方的政府就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用的是普遍服务基金和联邦补贴去购买廉价的网络设备，如果不用华为，他们将负担不起其他厂商的设备。
上面两项可以说是垄断国企的正当性，也就是垄断收入归公、某些时候社会公益优先。那有没有问题呢？有。无论私企还是国企，只要是垄断，都有问题。
一是垄断企业在市场中具有优势地位，都会逐渐倾向于“收租”，如果没有竞争，可以任意提高价格且不受控制，那垄断企业就会大幅抽取其他行业的利润和消费者的收入。这种垄断租金，类似于一种税收。如果垄断利润投资于某些产业，提高生产效率、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增加社会福利，那么这种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将被得到容忍。所以各国反垄断的规制最后都不反垄断本身，而只是反滥用垄断地位的行为。与中国反垄断法研究将反垄断高度集中于解决限制竞争问题不同，先发国家其实给反垄断法开了许多小口子，如果垄断企业的行为能够增加就业、提高社会福利，那很可能将被认可。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欧洲国家的巨型企业看似私人垄断但照样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因为这些巨型企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在全球拓展，获得更多的利润，反馈母国，进而提高母国民众的福利。我们经常听到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在海外又再造了一个日本，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事。但如果欧洲和日本这些巨型企业像美国跨国企业那样，长期将就业机会和税收都留在海外，不反馈母国，他们还能存在下去吗？
二是垄断企业往往有压制新兴行业发展的意愿。这是竞争的本性导致，但由于垄断企业的优势地位，可以采用更多的手段。以前我们常常能够听到关于垄断国企压制下游企业的故事，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听到互联网平台压制其他行业发展的故事。由于中国国有企业有严格的主业限制，这其实就让国企很难跨行业进行投资，一定程度上其实减轻了国企对其他行业产生压制的可能。但民营资本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在其他民营实业类产业资本弱小（这是历史导致），而国有资本难以扩张时，新兴的互联网资本携网络效应带来的巨量流动性和美元融资便利这两个优势，开始“入侵”各行各业。这种“入侵”往往打着“改造”的旗号，先是通过大规模“补贴”挤出，再坐地“收租”。在美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利润的些许提高，就带来估值的大幅提升。
中国是如何解决垄断国企问题的呢？这些年主要靠几个办法。
一是政府直接干预消费端价格，例如运营商的“提速降费”，网速提高、费用还要降低，这看起来是不符合的经济规律的，但从国家视角看，网络服务将是百业基础，如果网费不下降、网速不提升，那基础网络的优势就很难发挥出来。如果放在美国，可能是让运营商去赚市场收入，再通过税收和公益基金去把垄断利润转移出来，在中国由于是国有企业，就简单处理，直接提速降费。但这种干预显然只能针对国企，平台佣金下降是否对百业有利，当然了，但政府能去干预平台佣金的标准吗？平台很大程度上是豁免这种干预的。
二是直接干预垄断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收入。将管理层收入与基层员工收入的差距控制在8倍左右。我们在《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中讲过，全球化导致美国跨国企业出现了“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他们的收入甚至达到了基层员工的300倍，这导致超级经理人只有眼前利益，与员工完全处在不同的世界，这与劳资共治的德国企业以及同样具有社会性的日本企业相比，其实很难说有长久的竞争力。中国国企管理层和基层员工大约8倍收入的差距，我在阅读海外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还是有出处的，这是美国一些劳资关系较好企业的做法。
三是上述提到的，比较严格的控制国企的主业范围。事实上，如果国企主业放开，很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规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所以国企主业控制其实是为新兴行业发展带来了空间契机，放在历史长河中看，这可能本身也是一种反垄断措施。但互联网平台企业有边界吗？这个问题，大家问了很多年了，事实证明，他们到现在仍然没有边界。那先发国家巨型企业的边界是怎么形成的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研究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史课题。
除上面三点外，再加上严厉的反腐和各种教育，今天垄断国企的形象其实已经比互联网平台企业好一些了。这种好一些，主要因为约束，而不是竞争。
相比较而言，互联网平台企业被民众诟病的时候越来越多。
我经常跟身边的朋友讲，挣了钱，一定要知道钱是怎么挣来的。这句话其实并不那么容易理解。
中国企业家往往有几个不服气，如果想不通，一辈子可能都会不服气，甚至还可能白辛苦。企业家认为钱是自己辛苦挣来的，但不妨想一想，为什么你的企业辛苦就能挣钱，其他企业辛苦就不能挣钱？
中国过去四十年，民企能够深度参与其中，真正能对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行业大概只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一是互联网。这两个行业，都有一个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共同优势，就是融资便利。这个最大的优势不是企业家争取来的，是时代的产物。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的城镇化紧密挂钩，与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紧密挂钩，但如果没有信贷支持，这个行业几乎不可能存在。对地产商的信贷支持和对购房人的信贷支持造就了完美闭环。所以“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最后银行一句不支持，还有哪里能大？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与全球化紧密挂钩。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融资便利不在中国而在美国。VIE架构带来的美元资金成为了互联网平台补贴的前提，如果没有全球化下的美元融资便利，我们不知道互联网平台的“补贴->垄断->收租”游戏还能玩多久。即便中国进一步开放，不需要再搭建VIE架构，但当美国通过立法在某些领域收缩美元投资时，这个游戏要一直玩下去，也是很难的。从外部环境来看，其实留给互联网平台的时间也不太多了。
我们以前讲过，如果严格的将线下监管要求贯彻于线上，无论是劳工保护、消费者保护还是融资便利，中国的平台企业根本做不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换言之，平台企业是在监管跟不上形势的时候，跑到今天的。你闷声发了大财，想继续割韭菜，还要忘乎所以，就很难得到更多的支持了。
所以，为什么前二十年是地产商挣钱，现在你挣了钱，而不是别人挣了钱，心里没点数？有时间多去B站看看弹幕吧，看看每天被互联网资本裹胁的年轻人，在今天是怎么评价资本的。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曾经是是民众眼里的“先进份子”，无论是电商平台购物带来的方便，还是支付的方便，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它们赢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这种方便和先进，随着基础设施的搭建完成就不再继续进步，只会坐地收租，那平台将要面临的舆论形势将急转直下，毕竟，垄断平台做不到像垄断国企那样利润归公、管理层收入控制、投资边界控制。
凡事就怕比较。
今天的互联网平台其实面临要长远还是要眼前的问题。这最终将由企业家的眼光来决定。我花了几年时间阅读先发国家历史的资料，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做大到这种程度，未来其实只有三种可能：
一是主动鱼肉海外，补贴母国福利，成为国民企业；二是继续搞补贴、收租，侵入百业、鱼肉乡里，被迫走上强监管甚至部分国有化的道路；三是把融资便利和制度优势给下一波企业家，让他们自然替代你们。
美国的各阶层其实有很多反思，从shareholder到stakeholder，这个故事讲了二十多年了，直到川普执政，把大家吓坏了。民粹主义来了，哪有那么容易走的，毕竟六七十年才一次。辛苦的人们，共勉吧。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