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与996——不善待年轻人的时代，难有未来

这篇文章不是标题党，也不是简单的抒发情绪。

之所以有这个公众号，是因为作者在2016年之前，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将面临一系列重大的转折，这个认识源于作者的多个工作经历，也源于作者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大量阅读和不间断思考。

在前几年，当中国的社会精英们还继续狂奔于财务自由的星光大道时，作者与几位朋友小聚聊天，确定要为下一代写一些东西，告诉他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时代。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源于作者对新时代精英（尤其是商业精英）的总体失望。我们不知道能够改变现实多少，但希望去打磨一把钥匙，然后把这把钥匙交到下一代年轻人手中。

今天，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庞大的体系之中，各自都在这个体系中挣扎奋斗，而对年轻人来讲，奋斗的通道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窄，大量最聪明的头脑并没有用于如何使体系进化，让管道变得更多或更粗，而是用于想方设法在逼仄的通道中挤占一席之地。

曾经只需要本科生的工作逐渐由硕士生来替代，硕士生的工作逐渐由博士生来替代，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工作由985、211来替代，985、211的工作由藤校硕博来替代。那些聚集人才最多、给出薪酬最高的企业，究竟给这个体系带来多少质变？这不只是中国面临的问题。

1720年代以来，以农业革命为开端，接连迎来工业革命和医疗卫生革命的西方文明，将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传播到全球。人口爆炸导致的西方社会压力，渐次通过“战或非战”的全球化得以缓和。今天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从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文明传播这一起点找到线索。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医疗卫生革命带来了人类社会一个必然需要面临的问题——老龄化。而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的民主化，使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方案变得屈指可数。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欧美在八十年前就开始对老龄化问题进行细致的分类研究。

根据目前的中国人口结构，到2040年（也就是当80后一代开始步入60周岁时），中国的老年人口（60周岁以上）将达到4.37亿人；而到2050年时，这个数量将上升到4.83亿人。而在2020年时，这个数字只有2.55亿人。

老龄化问题难解，可以说战后各国的养老方案都是一场巨大的社会试验。不同国家的养老方案差异极大。简单讲，先发国家先行进入老龄化阶段，要保持不工作的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水平，说到底只有两个方案：

一是由本国年轻人供养老年人；

二是由全球其他国家的人来供养本国老年人。

西方先行老龄化的一个结果，是劳动力人口逐渐减少，同时伴随西方社会福利诉求的提升，资本利润率下降，全球化的方案在一个时期解决了问题：资本流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国家，这些国家生产出廉价商品用以供应全球，落后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发展。资本利润率得到显著改善，市场扩大，先发国家的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发挥作用，跨国企业仍然占据科技制高点，“鱼肉海外”反哺本国的策略继续有效。在这个过程中，为应对本国低端劳动力的减少，先发国家一方面采取了“下层移民+外劳”策略，另方面很自然的选择了工业无人化的发展路径。这就导致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方案，与全球化（国家间冲突）、移民制度（族裔冲突）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美国模式是以“市场化”的养老基金制度去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制度，高度依赖美国的全球资本市场，这就决定了美股有“长期向上”的趋势，维持一个长期的股东中心主义（sharholder）模式几乎是必然的选择。美股的向上不仅意味着精英阶层的胜利，也意味着养老基金的胜利，在这个制度下，精英阶层与养老基金份额持有者的利益具有一致性。但问题在于，并非每个美国人都有相同权益的养老基金份额。所以，没有或者只有极少养老基金利益的中下层，如果要切蛋糕，其实切的是精英阶层和老年一代中上阶层的蛋糕。表面看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冲突，是右翼和左翼的冲突，说到底，其实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冲突，而年轻人的种族结构又发生了变化，因此又表现为盎萨白人与有色族裔的冲突。

莱茵模式（包括德国和北欧诸国）是以高税收和企业社会化的福利制度去解决老龄化问题的。这决定了维持一个长期的税收优势和采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模式是必然的选择。这种模式需要有强大的跨国企业存在。这些企业要在全球化过程中能够“鱼肉海外”，保持蓬勃发展，才能以海外盈利来供养本国老年一代。所以维持制造业和贸易的强大是莱茵模式必然的选择。日本实际上也是采取类似的模式。

中国今天说到底是“扩大版的养儿防老”模式。这是因为中国实实在在的发展只有40年时间，比起工业化和全球化布局已经长达100年以上的先发国家，仍然只是后来者。中国下一代人整体上在供养上一代人，下一代人产生财富的多寡，决定了上一代人能够获得社会保障的多寡。通过全球资本市场或跨国企业“鱼肉海外”的地位只要一日不形成，而老龄化问题将使老年人占比越来越大，年轻人占比越来越小，最终将使年轻一代背上沉重的“养老负担”。

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政治体制，是无法放弃老龄人口的，老龄人口的基本福利保障只能更强而不会更弱。这就导致即便仅仅为了维持现有并不算发达的老龄福利，由于老龄人口将在20年、30年内倍增，也就需要年轻一代在未来20年努力工作、倍增社会财富，才能使整个社会维持当前的整体福利水平。

这代人不能再像上代人那样，只关注自身或者身边的人或事，而要有更多长远和宏观的眼光。我们应当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那些不曾被重视的群体。

长久以来，我们寄希望于建立先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去迎接各种挑战。“制度”在中文语境下基本与“法律”相关，人们认为，一旦有了立法，有了严格的执法和司法，制度就能够建立起来，国家就能快速进步。

然而，现代人类文明的“制度”（institution），其本意（拉丁文in-stitutio）包含了“风俗、习惯、教导和指示”。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美国镀金时代的著名讽刺者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尤其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这是显而易见的，当一个社会对各项关键问题难以取得共识的时候，强行推进某些立法，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法律无法得到推行。

今天围绕中国的种种问题，包括老龄化、996、对科技创新的期待、对互联网平台的不满、过高的房价、教育的内卷，说到底，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如果这代人全都以自利的立场去应对自身的“老龄化”问题，那结果就是继续抢占越来越逼仄的通道，通过购入更多的核心区域房产、参与更多的金融泡沫，去“切蛋糕”。这必然导致未来的通道更少、更窄。随着全球化进入到新的阶段，曾经的移民通路会越来越窄，通过移民来保有财富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少。精英们为了让下一代继续保有今天的生活水平，只能提早让下一代告别愉快的童年，进入到疯狂竞争的状态。

而精英们这种选择的最终结果，就是今天我们越来越看到的，年轻人无论如何努力，都逃不掉过度操劳求生的状态，每个阶层的年轻人仿佛都看不到希望。环卫工人起早贪黑，菜场人员起早贪黑，服装批发人员起早贪黑，所谓的高科技大厂人员也是起早贪黑。所有年轻人在20年后的全面老龄化到来之前，已经因为上一代人自利的解决各自的老龄化和财富保值问题，而被逼到了超负荷运转的状态，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才能获得自己稍微满足的生存资本。

我强烈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去倾听、了解和理解当前一二线城市年轻人的心声，去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通过简单的计算，去理解他们的收入、工作时长与房租、房价之间的比例所形成的生活状态。

我不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政治体制下，企图以自利的方式解决自身未来的老龄化问题是最理智的。恰恰相反，如果要使自己的下一代生活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要使自己的财富不因未来老龄化将要面临的种种问题被再行分配掉，那这一代人就只能选择形成共识，这些共识将是未来制度的基础。

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在这一代形成全球首屈一指的全球资本市场，进而形成美国那样的养老基金投入全球企业反哺本国福利的模式（且不说这个模式运转并不良好）。那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将积累的财富投入到那些能够真正实现创新、走向全球的企业，并且为这些企业进行制度上的破冰。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产生越来越多能够“鱼肉海外”的企业。我们只能去反对那些不产生财富而只会分配财富的“鱼肉乡里”的企业，或者迫使这些企业转向。

我们可以自利的剥夺下一代的未来，让他们疯狂的加班、丧失所有的休息时间，但下一代同样可以选择不结婚、不生育、不购房、不消费。他们可以选择在看不到未来或者一眼看到所有未来的情况下起身“左转”，他们可以在互联网企业补贴出的社交平台上，公开宣扬把提供这些平台的企业家们“挂路灯”。难道这种氛围不是今天自利的精英们营造出来的吗？那在二十年后，这一代精英们所积累的财富，就一定能传承给下一代吗？而自己下一代将要面对的，又会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善待年轻人就是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孩子就是善待自己的孩子。这个道理的重要性，在未来数十年时间里，人们将会反复感受到。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