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劳是否还能致富？——新租时代的不安与反抗

清 锦亿耕织图（局部）

中国农历年的十二生肖是农耕文化的直接体现。牛，在中国农耕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牛，代表着勤劳，而在中文里，“勤劳”与“致富”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有辛劳的付出，就会得到回报，辛勤的汗水能够实现富裕的生活，这是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纯朴的祈盼。

但今天的财富是否还能与“勤劳”挂钩，早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过往一年中，“核心资产”持有者财富的增长速度仍然远远超过劳动所得增长的速度，只要持有一线核心区域房产、抱团股（或明星基金）甚至比特币，都可以“坐享其成”。交易者们清楚的了解这是疫后货币狂潮导致的资产价格上涨，而“劳动者”提供的衣、食、行并未产生足够大的通胀压力，反过来证明了“资产”与“非资产”的财富鸿沟。对衣、食、行终端价格手段多样化的通胀抑制固然是出于对大多数人的保护，但货币问题一日无解，财富的鸿沟只会越来越大。

货币主义导致的“财富效应”具有虚伪性，究竟是财富的“增值”还是记账单位的变化，关键在于从哪个视角去审视。即便只是记账单位的变化，也会对人性产生足够的影响。真正的影响不在于财富鸿沟的扩大，而在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面临财富鸿沟扩大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

少数人拥有更集中的货币财富而难以增加消费，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成为向极少数财富拥有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一员。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和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结合起来，使得以追求公平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必须辅以足够的行政手段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就使得强行政权力国看起来要比弱行政权力国在治理上要更加有效。但即便如此，也无法阻碍货币政策带来的进一步货币财富集中，因为人性在所有制度中都会穿孔，所有延缓的政策甚至连“延缓”都会打折扣。

在明确了回到小罗斯福时代已无任何可能后，美式自由市场开始呼唤货币权力与财政权力的统一，民主党（短暂的）府院统一，将为行政权力的扩张带来希望。但财政政策是否还能像1930年代那样解决公平问题，不同的历史解读者有着不同的答案。即便有休伊朗的“分享财富计划”，有小罗斯福的“二次新政”，但如果没有二战，美国是否能够真正走出1930年代？这个尖锐的问题谁又能轻易的回答？

然而，美国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才有的问题。

根据胡润研究院2021年2月8日发布的《2020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内地千万元人民币资产“富裕家庭”共计161万户，总财富达146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亿元人民币资产“超高净值家庭”共计10.7万户，总财富为94万亿元人民币；3,000万美元资产“国际超高净值家庭”共计7.1万户，总财富为89万亿元人民币。而拥有3,0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4.6万户。

这也意味着，中国未来10年、20年、30年将分别有17万亿、42万亿和78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需要传承给下一代。

在千万人民币资产“高净值家庭”中：企业主占60%（比上年减少5%），金领占20%（与上年持平），房产投资者占10%（与上年持平），职业证券投资者占10%（比上年增加5%）。在亿元人民币资产“超高净值家庭”中：企业主占75%，房产投资者占15%，职业证券投资者占10%。

亿元财富之上的“企业主”，作为一个整体，与人们惯常理解的“企业主”已有本质不同。没有人会认为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实质控制人与中小企业的“老板”在许多方面是类似的。即便在欧美日，公众公司与中小企业也完全是两个话题。“民企”快速分化的现实，使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研究显著落后于经济现实。

很清楚的是，胡润报告中，上述资产的“价格”从总量上仅仅是计账单位，但这些资产真正的“权力”在于，它们可以选择“变现”为不同的货币，也可以选择投入不同领域，从而实现对普罗大众甚至知识精英的影响。

与过往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甚至垄断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方式不同，今天财富的增加与“实体”愈发无关，而与货币的增量和流动紧密相关，甚至仅与选择不同的计账单位相关。资本市场与数字货币相配合的魔力，更是令人沉醉而无法自拔。

与韦伯所赞赏的“新教伦理”下勤劳致富的资产阶级不同，也与熊彼特所谓“破坏式创造”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主不同，今天的财富拥有者，从整体上看，越来越不像代表先进的“新兴资产阶级”，而更像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封建领主”。区别之处在于，“新兴封建领主”的剑与盾不再是铁器，而是政治游说、信息技术、货币与金融产品。共同之处在于，封建领主们对“租”的渴望。

Stiglitz认为，“抽租”是推动美国1%最富有人群崛起的主要动力（Stiglitz, 2012）。“抽租”不再只是一个“商业模式”，而是将几乎所有人席卷其中的社会生态。所以今天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反思资本主义本身，欧美学者提供了大量关于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研究成果。它们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多样的，左翼会认为资本主义应当让位于欧式社民主义，而右翼则会认为问题在于社会经济结构被再度“封建化”。

尽管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富裕”，但今天，主要国家都要被迫迎战这个“新租时代”，因为就现有人类历史经验而言，封建“旧租时代”是不平等、非民主和僵化落后的。更为重要的是，“新租时代”带来的不安与动荡已非纸面的焦虑，“租从何来”才是问题的最关键。无论是鱼肉海外的受限，还是老龄化带来的对年轻一代的挤压，“收租”问题又回到了原点——涸泽而渔、寅吃卯粮能够持续多久？毕竟，依靠货币主义催动人性而取得的进步是亢奋而短暂的；何况，它远远不如直接参与财富分配更符合人性本身；谁让，货币本身就有财富分配的功能呢？

对租的反抗，往往是非理性的。犹如1870年代美国农民将自身命运的改变寄托于金银双币本位，又如过往数年贷款购入大量房产，再如2021年散户们在WSB抱团打空头。但非理性之中往往孕育着理性。在无法改变自身命运时，人们倾向于选择孤注一掷（或者“理性”的几掷）。最终，这些分层的、个别的、看似幼稚的孤注一掷（或几掷），反反复复，最终汇聚起来，成为历史的洪流，催生改变。改变可能是动荡的，以萧条恢复人性的卑微；也可能是激烈的，以立法塑造新的规则。

但无论身处何方、哪个阶层，人们可能最需要思考的，是在极其有限的数十年生命里，自身的价值究竟何在？能够抽身而出加以审视者，终是少数。财富的拥有者们，又何尝能够摆脱这样的人生呢？

以上。

参考资料：

J.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rture (London: Allen Lan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