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少子化这个议题究竟需要思考什么

毫无疑问，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今年的热点，金融机构的首席们都在奋笔疾书，最近有很多研究报告都在涉及这个议题，甚至央行公众号昨天还发表了一篇工作论文（《工作论文 | 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人口问题是宏观经济研究必须涉及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今天人类社会的福利制度，说到底是建立在“人口持续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这个假设前提下的。学术上的人口问题研究，主要分科是在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医学（老年病学）等都会涉及。通常来讲，社科分科容易产生的问题是，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或问题拆分到各自学科后，可能导致“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情况。人口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

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最近几年成为社会热点，有赖于梁建章、黄文政两位“非主流”人口学者的“呐喊”。今年以来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突然成为热点，可能主要是一个数据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根据公安部在今年2月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2020年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计1,003.5万人。尽管这个数据是户籍登记数据，更为准确的出生数据将在本月由国家统计局发布（也就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但上述1,003.5万人这个数字与2019年户籍登记新生儿1,179万相比，减少了175.5万人，这还是在户籍限制大为宽松的前提下减少的。当然户籍登记数据不是最准确的，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数据，2019年实际新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

1985年至1997年，我国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1998年之后年出生人口开始低于2000万。2000年至2018年，我国年出生人口在1,500万至1,700万之间。2019年开始低于1,500万。

1,003.5万这个数字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这标志着中国年出生人口可能将很快降至1,000万以内，也即，降至1990年代的一半以下。这的确让众多认为人口问题还是“远期问题”的分析师们感受到了冲击。要知道，2020年中国仅高校毕业生就有874万人之多。我相信，在看到1,003.5万这个数字后，投资经理们已经在认真考虑会从哪一年开始不再持有如今还被热捧的教培企业的股票。反过来，投资者们似乎也更容易理解，教育部为什么要出重手治理课外教培问题。你也可以想象，为什么曾经的地产巨头们，纷纷要考虑未来的转型之路。

从我最近阅读各家研究文章（包括官方、机构和民间研究）的情况来看，许多研究人员可能都受到了学科分科的影响，许多仅限于直接根据现成的人口统计数据去做预测，这种通过读数据表格就开始写答案的分析，让我想到了行政能力测试中的那些题目。很显然，这不能算做深入研究。

中国目前的老龄化、少子化研究往往与房价、教育等问题结合起来，以至于人们似乎认为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先解决房价和教育问题。这包含着年轻研究者们对改善自身生活环境的殷切期盼，毕竟，不只是生育率，甚至连结婚率都成了问题。从短期看，房价、教育问题的确是抑制生育的重要问题。但其实，西欧和北欧早已步入高福利国家行列，日本也为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出台各种政策，为何它们的少子化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呢？

我们还能从许多研究文章中感受到研究者内心的担忧，这种担忧的背后是对老龄化、少子化的恐惧，这种恐惧令人联想到了四五十年前全球各国对人口增长的恐惧。这是很有趣的，曾经各国担忧人口增长，如今担忧人口负增长。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曾经许多国家甚至把“人口零增长”设定为人口控制目标，而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是英国学者，并曾在印度得到了坚决执行，当时措施之严厉，丝毫不弱于中国。到1970年代时，欧美还在向第三世界各国施压，要求“减少人口增长”，并提供诸多帮助。

如果不将人口问题还原到历史中去看，不还原到英国工业革命后人类历史上首次人口爆炸这个“原点”去看，不去观察以英格兰人口爆炸为开端，进而从西欧向全球扩散的人口浪潮，就难以理解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医疗卫生革命为什么构成了近代以来全球化的基础，也就难以理解先发国家的人口增长下降伴随后发国家的人口增长加速这一“时间差”，是全球化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

对人口问题的深入探讨，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上述三大革命以来的全球史，这就必然涉及到对英德法等西欧主要国家近代史的理解，以及由此对殖民时代的理解。

在过往全球化研究的著述中，大多是以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为论述的重点。这些研究非常深入，但的确忽视了全球化过程中人口迁移的问题。盎格鲁撒克逊之所以能够从一座岛屿扩散为现代西方文明的代表，英语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语言，德意志之所以能从欧洲腹地成长为对全球经济有举足影响的重要力量，俄国之所以在式微之后仍能有广泛的影响，所谓“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的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人口因素”。甚至今天美国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上冲突的加剧，并由此导致的不同国家站队，也与美国本土的印度裔、拉美裔等少数族裔人口的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什么曾经的殖民时代会兴起，民族独立浪潮为什么又会埋葬殖民时代？美国为什么能够不追随西欧的殖民主义，擎起看似灯塔般的大旗？为什么会出现“残酷”的东亚模式？东亚模式为什么至今没有复制到其他地区？宗教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有无影响？为什么伊斯兰教国家也普遍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印度和非洲作为人口增长仅剩的绿洲，能否延续东亚经济的“辉煌”？

这些问题从从全球人口变化历史的视角去看，都将得到有意义的回答。

中国的老龄化是否可逆？如果不可逆，是否存在有效的应对方式？关键的是，应对目标是什么？如果目标是减缓，减缓到什么程度？如果难以减缓，对本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养老体系要继续维系，将导致分配结构产生怎样的变化？分配结构的变化，将对经济活力造成怎样的影响？

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是否仅是一国内部的问题？除了中国自身将要面临的养老和医疗体系挑战外，还将出现哪些社会问题？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如果难以减缓，仅仅是对中国国内有影响吗？还是对国外，乃至全球都将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如果存在，将会是多大？会否冲击到已经垂垂老矣的先发诸国，进而冲击到已经存在数十年的全球经济体系？

中国的人口优势在过往四十年间，对全球，尤其是对先发国家的意义是什么？日益衰老的欧洲，其社会福利体系为什么能够延续至今；日益增发的美元，其购买力为什么能够保持至今，这背后与中国过往四十年的人口优势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今人人都在谈论的通胀问题，在中国加速老龄化的情况下，仍然还会只是一个“通胀数字”问题，即“富人财富仍然增值，但穷人生活依然可以照旧”的问题？还是会变成一个真实的通胀问题，即穷人的基础生活资料价格将显著提高，进而令先发国家更加左转的问题？今天所谓的现代货币理论能够应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吗？

写出以上思考过程，是想告诉各位读者，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很可能远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从结论而言，也很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简单得多。得出结论的过程，是最为重要的。目前能够看到的研究大多是十分局限的。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问题与全球化问题相结合，不能从历史中去追溯来龙去脉，不去思考这一问题可能对全球造成的影响，那很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当的认知和期待，进而出台各种看似有明确目标指向，但很可能毫无效果的政策。

为准备《老龄化二百年》这篇文章，我已系统阅读十余部国内外人口学（含人口经济学）专著，部分是近几年欧美最新的研究成果。由此展开，我又回顾了写作全球化文章时所涉猎的诸多资料，尤其是关于英国史、欧洲史、殖民史的相关资料。为了厘清中国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我从1977年《人口研究》创刊号开始逐份阅读，尝试理解历年中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和作为当时政策依据的研究结论。

之所以写作本篇，是希望告诉各位不辞辛劳的（金融行业）研究员，如果各位的研究报告还没有上述视野，所依赖的资料没有超过上述范围，我建议各位暂时就不要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了。一来我国人口学界关于老龄化的研究其实从1982年就已开始，如今能够提出的有意义的新鲜建议其实不会多；二来中国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的复杂不只在于本国内部如何应对，更在于对全球将要造成怎样的影响。而后者正是人口学、经济学研究都尚未足够涉猎的，这方面是真正需要各位用力的方向。我把思考的要点公开出来，完全不担心大家研究得比我深入，从来只担心我们对重大问题的研究过于不深入。

在很多领域充当专家、赚取名声，对大多数人没有多少直接影响。但在老龄化、少子化这个问题上充当专家、赚取名声，的确会对非常多的人造成影响。基于不当认知和期待的政策建议很可能造成负面结果。希望以一篇文章把老龄化、少子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深度，让许多人能够一眼识别出那些伪专家的建议，也是我花许多时间整理资料并写作的目的所在。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