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二百年——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问题

备受关注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在5月11日发布。老龄化、少子化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社会热点。有人口学者认为，中国正在经历老龄化下的“人口危机”，如不尽快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并采取鼓励生育措施，经济发展将受到严重负面影响，亦会影响未来科技创新。同样有观点认为，尽管已经放开二胎生育，但效果不佳，生育率下降、老龄少子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即便完全放开生育限制，也难以提高生育率，还可能导致经济占优势地位者多生、经济占弱势地位者更难生育，进而出现代际不公平。民众的焦虑则在于过高的房价和养育负担才是不愿生育真正的原因，而老龄时代究竟会怎样，人们仍是水中望月。

按照人口学研究的划分，将一个国家（地区）60岁以上人口超过其人口总量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其人口总量的7%界定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为“超老龄化社会”。1999年2月，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7.5%。根据七普数据和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9年的预测数据（“联合国数据（2019）”），至迟在2025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4%，从而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届时，我国24-65岁（以及更广义的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将达到峰值，随即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阶段。

我国从20年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到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只间隔不到25年时间，这个老龄化速度与日本相近，是全球主要国家中最快的（表1）。近些年常与中国人口状况进行比较的印度，其老龄化进程也将很快（仅次于中国和日本），只是目前印度尚未进入老龄化阶段，因而有不少观点认为印度有可能成为替代中国的下一个“人口红利池”。

老龄化问题之所以在我国此前很长时间未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人口结构变化有时滞性，即从人口快速增长到增速下降、总量达峰，再到总量下降，需要经历不止两代人的时间。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国人口学者早在1980年代就已开始对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并已经了解，长期而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

今天人们对老龄少子化问题的关注，与经济发展内卷、都市房价过高、教育资源受限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看似在讨论人口问题，其实是在讨论机会和公平问题。人口学和经济学研究对老龄化阶段和劳动年龄人口何时达到峰值十分关注，近期国内关于上述话题的讨论也非常密集。

人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或许也应该反过来讲，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发展，人应当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关系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人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对国家的财税制度、福利体系也会产生决定性影响。

根据人口经济学的通常界定，25-64岁（或更广义的15-64岁）属于劳动年龄人口，低于15岁和高于64岁属于需要抚养的儿童和老年人口。当一个国家（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大、需要抚养的人口占比最小时，往往被认为处于“人口红利”期。

人口经济学研究认为，进入老龄化时，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通常最大，意味着迎来“人口红利”。随着人口结构进一步转变，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如果新增人口不足，则需要抚养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此时，只能依赖提高生产率去维持或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又由于现代社会的福利支出刚性，社会负担将不断加重，对资本积累、财税制度、福利体系、投资方向、年轻一代的发展机会甚至其社会行为方式都会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可以说这些问题关系到这个世代乃至未来世代的每一个人。

根据联合国数据（2019），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预测为14.64亿人），随之开始下降，至2050年下降至14.02亿人，2100年下降至10.65亿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20年的12%，增至2050年的26.1%，至2100年将占31.9%（表2、表3）。基础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受到现实约束，尽管上述预测数据可能随着时间不断修正，但总体趋势和大致时间不会有太大问题。

表2. 中国人口总量变迁及预测（1950-2100）（来源：联合国数据（2019））

表3. 中国人口总量变迁及预测（分年龄，1950-2100）（来源：联合国数据（2019））

目前关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非常多，对老龄化的担忧也日益加剧，关于提高生育率的对策建议也十分繁杂，但许多研究都是站在当下看当下、站在本国看本国。事实上，站在全球视角看，人类社会的老龄化是很晚近才出现的现象。自法国从1864年首先步入老龄化以来，至今不过157年时间；60岁、65岁的老龄界定，也是1950年代才划分出并被联合国采纳的标准。日本在1930年代为了应对老年人口快速增加而创建退休制度时，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50岁，规定的退休年龄却是55岁。1935年美国开始强制推行社会保险时，能够活到65岁的人还不到11%（Drucker, 2018）。

但在未来50年内，全球主要国家将全部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的阶段，自人类工业化以来的绝大部分先发国家和后发追赶国家，其人口总量都将收窄，这些国家基本都将面临人口总量缩减的情况。历史的看，人口数量和预期寿命的大幅增长，是欧洲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公元1000年时，全球只有2.7亿人，1700年增至6亿，1820年才突破10亿。此后全球人口加速增长，1950年达到25亿，1990年突破53亿，2020年接近78亿（表4）。

全球人口总量历史数据（单位：10亿人）

表4.  来源：Angus Maddison,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各国（地区）的人口膨胀及后来的老龄化，并非同时进行，而是经由西欧最初的人口膨胀浪潮次第展开的。这一进程最初深受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医疗卫生革命的影响。

欧洲在初期的人口膨胀阶段实现了对外殖民的扩大化，将西方文明扩展至全球；因人口膨胀的次序不同，新老殖民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欧洲人口膨胀趋缓的同时，殖民地的人口开始膨胀，使反殖民运动足以战胜殖民统治，民族独立普遍实现；先行进入老龄化的欧洲国家担忧人口减少导致的式微，同时又担忧全球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资源受限，在面对自身生育率难以实质回升的前提下，开始采取移民、外劳等策略维持本国总人口及劳动力数量，并建议、帮助后发国家控制人口增长。

在与工业化结合后，后发国家的人口膨胀导致结构变化，出现了所谓“人口红利”期。先发国家受限于本国老龄化导致的成本上升、需求下降，开始通过全球化将产业链的劳动力密集部分转移至后发工业国，并同时扩大海外市场，与后发工业国的“人口红利”相结合，由此形成“阶段性双赢”局面。可以说，全球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更是因工业化而导致的次第起伏的全球人口浪潮的结果。

由于人口基础和工业化起步时间不同，不同后发国家的“人口红利期”出现次序也不尽相同。这也形成了后发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局面。

站在率先老龄化的先发国家视角，不断出现的海外“人口红利”，使其能够低成本维持其内部福利体系，不用自行生产大量基础生活资料，仅通过全球贸易即可将本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维持在低位，由此压低了先发国家的通胀水平；而海外投资收益又使先发国家经济总量继续增长。但这主要是站在先发国家大型 企业和整体经济增长的视角去看。站在先发国家民众的视角看，因全球化而失去的生产性就业岗位，导致部分先发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出现问题。因此后发国家的“人口红利”，既是先发国家中上层的蜜糖，也是其中下层的砒霜。

很显然，东亚诸国，尤其是晚近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二战以来先发国家的主要“人口红利池”。然而，随着东亚诸国、尤其是中国的快速老龄化，全球“人口红利”是否可以永久维持下去，在中国之后还能否出现“第二个中国”？这并非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英格兰银行（即英国央行）前首席顾问Charles Goodhart认为：“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全球抑制通胀的力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刘易斯拐点意味着，迄今为止经济从未面临过的通胀压力可能会成为现实，将令人猝不及防”（Goodhart, 2020）。Goodhart将包括中国老龄化因素在内的一系列变化所导致的情况称之为“人口大反转”（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英国作为欧洲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人口膨胀的初始国，其学者对全球人口变化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着深刻的洞察力。

显然，对今日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思考，需要突破“当下”和“本国”的局限，应当站在历史和全球的高度，全面梳理全球人口膨胀及老龄化的成因及其影响。不但应当分析中国老龄化对本国的影响，还需要看到今日中国已然是全球经济最为重要的一环，各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将产生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攸关全球，甚至有可能成为重塑人类社会未来的重要变量。

为充分理解二百余年来全球次第起伏的人口浪潮及影响，本文将回溯考察导致近代西欧首次出现人口膨胀的原因及其影响全球的过程，这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对欧洲农业、工业和医疗卫生革命的考察，以及对欧洲殖民史、反殖民史和全球化的考察，这些内容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重要议题相互交叠，进而使本文涉猎的内容超过了人口学和人口经济学通常的研究范畴，所引用的部分资料也为国内此前研究所罕见。很显然，如此广泛的讨论是一篇文章难以尽言的，甚至也是一本专著难以尽言的。本文希望抛出一个遍布要点的“树干”，将中国关于老龄化的讨论推向纵深，唯其如此，才有助于使老龄化的讨论跳出就事论事的窄圈，才有助于全社会形成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共识。

一、回到原点——英格兰的人口膨胀

英国人口学者Paul Morland认为，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变化始于不列颠群岛，以及出生于此并且散布于北美和澳大拉西亚的人。这种变化很快传播至欧洲其他国家，并由此传播到亚洲及拉美（Morland, 2019）。英格兰的人口在1541年时只有277万，1656年时增至528万，其后经历了70年左右的人口波动，在1730年代仍然维持在530万左右。但到1801年时，英格兰人口突破了866万，至1871年增至2,150万（表5）。

英格兰人口增长情况（1541-1871年）

表5. 来源：E.A. Wrigley & R.S. Schofield, 1981

为何人口膨胀始于英格兰？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从上述数据看，在1750-1870年代，英格兰显然经历了导致其人口迅猛增长的历史性变革事件。当时英格兰人口膨胀所导致的压力已受到广泛关注。毕业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主修数学、时任圣公会牧师的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了影响后世的著作——《人口论》。

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要的，并且会基本保持现状”，“人口若不加以约束，将会以几何比例增长，粮食等生活资料却只会按算术比例增长”。这意味着，“生存困难始终会对人口构成一种很强的抑制作用”。马尔萨斯认为，“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和积极抑制（positive check）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抑制”是指“人们对供养家庭所必经的种种困难的洞察力”，而“积极抑制”则是指“下层阶级遭遇到困难而不能给予子女以适当的食物和照料”（Malthus, 1798）。尽管后来的农业技术进步和工业化使粮食问题得到解决，但马尔萨斯关于资源束缚人口增长、个体受限于经济条件将主动减少或放弃生育的判断，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

回到当时的英格兰，按照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增长—>粮食价格上升（实际工资下降）—>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下降。但现实发展却与马尔萨斯的判断不尽一致。后世学者的研究显示，当时英格兰人口规模受粮价抑制的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人口增长的同时，人们能够获得的粮食也在增加，这导致了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上升，也提升了人们的营养水平，使死胎情况减少（E.A. Wrigley & R.S. Schofield, 1981）。

英格兰当时粮价的下降至少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农业革命的影响

农业技术的发展提升了粮食产量。从1781-1806年的历史数据看，英格兰人口增长率明显上升的同时，粮价增幅却在下降，这意味着粮食供应出现了显著变化（Overton, 1996）。英国学者提出的英格兰农业革命，大致从16世纪延续至19世纪（Overton, 1996）。事实上，英格兰农业革命是欧洲农业革命的一部分，包括马铃薯、玉米、烟草、甜菜等重要新作物的引入，犁、耙等传统农业工具的改良，脱粒机、收割机、播种机等畜力农机具的广泛使用，乃至农作物休耕轮种制度的采纳，都并非仅仅出现在英格兰，而是更早或者同期出现在荷兰、西班牙、法国、德意志地区等。英格兰在农业方面的主要贡献至少包括三方面：诺福克四年轮作法（Norfolk four-course rotation）的推广，基于蒸汽机的动力农机具的使用，以及化肥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同时期还有德国和法国）。此外，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客观上使土地合并、可耕种面积变大，更利于采用新的农业技术。（Habakkuk & Postan, 1965; Overton, 1996）

二是工业革命的影响

工业革命对农业技术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的冶铁方法为制造更多的铁犁提供了大量低成本原材料；蒸汽机的发明使农机具从畜力驱动变为蒸汽机驱动。工业革命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英格兰首先开始工业化，得以通过出口工业品获得更多的粮食。由于具备工业基础，与航海时代的西班牙、葡萄牙相比，英国能够控制更多的殖民地，包括更多的农作物产地。

三是废除“谷物法”的影响

1672年起，为保护本国粮食种植，英国颁布了一系列被统称为“谷物法”（corn laws）的法律。谷物法一开始对粮食出口进行补贴，后来限制外国粮食进口。随着英国工业化，铁路、公路、航路等交通状况获得极大改善，但自1815年后，经济衰退、社会动乱和政治激进主义时有发生。1840年时，英国已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保证人民生活，加之马铃薯晚疫病导致了爱尔兰1845年大饥荒，社会状况恶化。此时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1846年英国终于废除了谷物法，粮食得以大量进口，填补了本国生产的不足。（James, 1997）

上述三方面使英国人口在增长的同时，粮价增幅受限，经济水平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均上升。与此同时，由于营养的改善和生活标准的提高，英格兰的死亡率在1850年代前开始下降；1850年代后公共健康和卫生状况的改善，以及18世纪以来种痘免疫、外科手术、血液血管研究及流行病学等医疗方面的进步，使死亡率继续下降（Hinde, 2003; Dunglison, 2020;）。生育率的上升与死亡率的下降，使英格兰领先于其他国家开始经历人口快速膨胀。

英格兰人口膨胀对其经济发展影响甚巨，Hinde认为，1820-1870年英国年均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约2.5%）的一半都可归于人口增长，另一半则可归于总体人口的财富增长（Hinde, 2003）。但需要注意的是，英格兰此时大量新增人口仍未摆脱贫困，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产生的诸多压力仍在扩大。

二、欧洲人口膨胀及其对海外殖民的影响

从1750-1850年西欧和北欧诸国的人口数据来看，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人口总量与法国的差距已经显著缩小，并完全领先于其他西欧、北欧诸国（此时德国尚未完成统一）（表6）。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也最早受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人口进入快速增长区间。

北欧及西欧的人口增长（1750-1850年），单位：百万人

表6. 来源：Anderson,1988

英国在工业化时期经历人口膨胀后，尽管经济增速提高，但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经济的破坏与撕裂作用十分明显。圈地运动后，大量失地农民向大城市聚集，城市贫民早已增多，此时形势更加严峻。

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回溯考察英国“济贫法”时提出：新的圈地运动浪潮赋予土地流动性且造成了农村无产阶级。但‘济贫法的恶政’却阻止他们凭劳动力谋生。无怪乎当时的人会为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而感到恐怖：一方面是奇迹般的生产增加，另一方面却是将成饿殍的大众人民与之相伴出现（Polanyi, 1944）。

所谓“济贫法”，是指英格兰早在1601年就颁布实施的一系列以救济贫困为目的的法律。波兰尼所谓“济贫法的恶政”，是“济贫法”在实施时，将当时的贫民限制在各教区施以低水平救济，却阻止贫民流动到其他教区以获得工作机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对此提出批评，他认为，劳动的自由流通被“济贫法”横加阻挠，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这种阻挠使得穷人很难取得任何地方的定居权，甚至不准穷人在所属教区以外的任何地方工作（Smith, 1776）。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对“济贫法”也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济贫法”表面上是通过向富裕阶层征税去救济贫民，但实际上却在两个方面使贫民的总体境况更加恶化：首先，贫民穷到无力养家的地步时，却在接受救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结婚生子，这只会增加人口而不会增加供养人的粮食；其次，济贫院的贫民需要消耗食物，而这会减少其他勤劳且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的食物，因而会迫使更多人依赖救济（Malthus, 1798）。

基于各方面的理由，1834年英国“济贫法”被修正，贫民此后几乎只能通过劳动去获取报酬，懒汉没有了，但英式“无产阶级”却由此产生。Lawrence James认为，1834年“济贫法”为工厂主们提供了一次助攻，该法案令失业者的生活难以忍受，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移民或寻找工作。但有时候，（因为经济波动）甚至连那些愿意工作的人都很难找到工作（James, 1997）。客观上，1834年“济贫法”为英格兰的工业革命提供了更多的本土劳动力，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代价则是资本与劳工矛盾日益尖锐。

最早从英格兰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渐外溢至西欧诸国，遵循英格兰成例，这些国家的人口膨胀次第展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人口分别从1850年的约2,230万、3,650万、3,170万、2,390万，增长至1890年的3,430万、4,000万、4,420万和3,170万。而航海时代的两个主导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化进展缓慢，其人口至1890年才只有1,760万和510万（Habakkuk & Postan, 1965）。

欧洲工业化国家逐渐因人口膨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而产生希望人口外迁的挤压力（push），而海外殖民地的生存发展机会则在此时产生了吸引力（pull），推与拉相结合，导致了欧洲膨胀的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往殖民地（表7）。英格兰1834年“济贫法”甚至设置了帮助贫民外迁移民的条款，仅1835-1837年期间，英国就有6,400人据此迁至海外殖民地（Boyer,1990）。私人慈善机构甚至也支持将孤儿送往殖民地（James, 1997）。当然绝大部分外迁是出于自愿。

欧洲各国外迁移民数量（1815-1930年，单位：百万人）

表7.  来源：Baines, 1991

1815-1930年，英国外迁移民超过1,140万人，爱尔兰超过730万人。英国的人口膨胀导致其向海外直接输出最多的人口，远超其他欧洲国家（表7）。欧洲上述外迁人口的95%迁入了5个国家：3,260万前往美国，720万前往加拿大（其中许多后来也到了美国），350万前往澳大利亚，430万到了巴西，640万到了阿根廷（Hatton & Williamson, 1994）。这些欧洲外迁人口与此前的殖民者和迁入者一道，在迁入地繁衍生息。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西班牙人虽然能够征服南美，却无法掌控它。英国之所以能够取代西班牙而成为工业革命后的殖民主导国家，Morland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英国处于人口膨胀阶段，从而不仅产生了足够多的国内人口，还向殖民地和其他地方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西班牙则从未做到这一点”。英国的人口输出优势在后来的一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协约国在战争期间动员了将近4,600万人，相当部分是海外殖民地的支援力量；而此时同盟国能够调动的人口则不足2,700万。（Morland,2019）

英国因人口膨胀向北美、澳洲的人口输出及繁衍，是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影响全球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当时仅有先进技术的输出而无大量人口外迁，“日不落帝国”难成现实。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后最先实现人口膨胀的国家，却也成为了人口增长率最先明显下降的工业国（表8）。Carrol Quigley认为，人口压力从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西欧）向外扩散，也即英国人口的率先增长，有助于解释1850年代英法的对抗；也能解释当1900年代英法人口增长率下降、德国人口仍在迅猛增长时，英法结盟对抗德国（Quigley, 1966）。

表8. 数据来源：Habakkuk & Postan, 1965

一战爆发有很深的欧洲人口膨胀压力背景。在一战爆发前，德国人口已达6,800余万，而奥匈帝国的人口已达5,000万，二者相加甚至与整个北美的人口持平。由于德国人口仍然处于膨胀期，即便经历了一战对人口的消耗，1918年底德国人口总量仅比战前减少了约270万人。战败后，协约国对德国要求的赔偿已经远远超出其承受能力。德国外交官布罗克多夫（Brockdorff-Rantzau）于1919年5月13日在“巴黎和会”上发表演讲，对《凡尔赛和约》提出了控诉。他提出：“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德国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成一个工业国家。作为农业国家，德国可以养活4,000万人口；作为工业国家，它可以确保6,700万人的生活”，而对德国施以极重的赔偿要求，“要将和约条件付诸实践，理论上就会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死于非命……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是在数以百万计的德国男人、女人和孩子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凯恩斯非常清醒的指出，“至少对于奥地利和德国的协议，这一控诉是适用的”（Keynes,1919）。

二战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德国的人口压力和过度的赔偿要求是关键原因。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显然是接受了《凡尔赛和约》的教训。

总体而言，关于殖民国之间战争以及两次大战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视角丰富，文明史学者和人口学者从文明传播和人口变化的浪潮中寻找解释。反殖民运动及战后民族国家的独立，很大程度是因为西方工业文明在传播至殖民地后，殖民地的人口开始膨胀，而殖民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已经步入下降区间所导致的结果。

但以西欧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扩散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在东亚和俄国一开始就遭受了阻挡，使这些地区并未成为北美、澳洲那样的西方文明从属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述地区本土文明所孕育的人口数量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承受住了当时西方文明侵入时的科技、经济和军事压力。

从中国来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起义和清朝镇压发生时，人口已达到空前的4.3亿，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的同治四年（1865年）时，中国人口仍有3.18亿（葛剑雄，2020）。从日本来看，1873年其人口已达3,229.6万，1920年达到5,596.3万（吉川洋，2017）。从俄国来看，1914年其人口已达1.39亿（雷巴科夫斯基，1994）。

北美、澳洲在西方文明侵入时仍处狩猎采集社会，在面对西方科技和移民的人口优势方面不具备足够的抵抗力，狩猎采集社会对农业、工业社会的病菌和枪炮毫无抵抗力。

唯一特别的是印度。英国以总计不到10万的士兵和行政官员就殖民了印度2.5亿人，英国人自己也视此为奇迹（James, 1997）。在殖民者显然没有人口优势的情况下，印度却成为了“大英帝国女王皇冠上璀璨的明珠”。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在英国殖民之前并非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18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成为印度的主导力量。1858年时，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三，在英属区外，是500个土著王公领地（即土邦）。印度民族大起义后，英国政府对英属区予以接管，在其外仍有562个土邦（Quigley, 1966）。再加上五个主要宗教、四个种姓和数千个次级种姓，使印度与其他民族国家迥然相异，其人口总量带来的经济社会意义，一直很难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直接比较。理解印度的历史，是理解印度能否在未来替代中国，成为西方新的“人口红利池”这一关键问题的关键。

三、人口红利和东亚奇迹

人口学者将先发国家生育率的先高后低理解为“人口转变”。法国人口学家A. Landry和美国人口学家Frank Notestein都在20世纪前半叶提出了人口转变理论。农业技术提升和工业化导致的经济增长回答了马尔萨斯曾经担忧的问题，即能否供养更多的人口。但对生育率下降的解释一直是人口学研究的难点。

所谓“生育率”，可以简单理解为女性在一生中预期可生育的婴儿数量。人口学研究通常认为，一国（地区）的生育率保持在2.1，方可维持总人口规模。如果低于2.1，最终将导致人口总量减少。

二战前，欧美先发国家的生育率已经显著下降。但二战后，欧美国家的生育率显著恢复，形成了所谓的“婴儿潮”世代。1950-1970年，西欧的总和生育率竟然从2.39回升到了2.47，连英国都从2.18回升到了2.57（联合国数据（2019））。出现战后婴儿潮的主要原因包括：战后高经济增长创造了财富繁荣，大多数适龄男性与女性在此时结婚，以及家庭中夫妻的社会地位多少得以确定（男性养家模式）（Hamm & Seitz & Werding, 2008）。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要包括：二战前后全球左翼政治力量上升带来的西方社会福利化，以及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福利制度对西方造成的压力。

但婴儿潮仿佛只是一代人的事。

一方面，先发国家的生育率很快再次进入下降通道。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因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首婚年龄的上升、女性首胎年龄的上升、养育标准提高、离婚独居的流行，以及其他经济压力（Hamm & Seitz & Werding, 2008）。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起因经济滞胀而形成的西方战后福利体系弱化，显然也是婴儿潮之后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原因之一。到1990年，西欧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57；美国则从1950年的3.31下降到1.91。欧洲主要国家在二战前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美国在1972年时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了10%，到1990年代，西欧国家基本都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表1）。另一方面，苏东剧变导致的经济局势恶化，也让中东欧国家的生育率从1975年的普遍2.0以上，快速下降到了1995年的1.3左右（Beer & Wissen, 1999）。

冷战结束后，东亚经济奇迹日益受到欧美关注。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了名为《东亚奇迹：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的研究报告，着重强调了资本积累、重视教育、农业政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等方面在东亚经济崛起上所起的作用。

人口学者对东亚经济的崛起，也有自己的认识。日本大学人口学家黑田俊夫认为，（19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两个人口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由于日本当时出生率迅速下降和老龄化进展缓慢，造成了低抚养比；二是日本战后“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已成为劳动年龄人口，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黑田俊夫，1993）

1997年，哈佛大学两位经济者Bloom和Williamson发表研究论文提出，东亚奇迹之所以发生，部分是因为东亚的人口转变，导致在1965-199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显著快于需抚养人口的增长，由此扩大了东亚经济体的人均生产能力。他们认为，人口变动贡献了此期间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长的1/3。（Bloom & Williamson, 1997）

事实上，我国人口学者早在1994年也判断出中国在当时已迎来较低人口负担和充裕劳动力供给的“黄金人口年龄结构”，并在当时已经认识到这个结构持续时间将在40年左右（张志刚，1994）。

经合组织（OECD）在2000年发布了《21世纪的创新社会》报告（OECD，2000），提出自2000年后的50年，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数量将下降，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人口将快速增长，这个“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期将为发展中国家填补经济鸿沟提供一个重要的机会。

2001年12月，经过长期艰难的谈判，中国正式加入WTO，携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黄金年龄人口优势，开始让东亚奇迹从曾经的日本、四小龙、四小虎向中国大陆转移。在中国入世前一年，日本与四小龙、四小虎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相加，还不到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一半（表9）。

表9. 来源：联合国数据（2019）

上述数据从人口学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加入WTO不仅仅对本国有利，同时也会让全球（尤其是先发国家）共享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很显然，先经历过完整人口浪潮的欧美先发国家，通过长达二百年的观察与深入研究，最终是很难拒绝将中国纳入全球体系的。建立在中国“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世界工厂，在过去20年时间里，不断将全球生活必需品价格压低，又大量购买先发国家的产品或接受其投资于本国，让先发国家能够将通胀维持在低位，这也让先发国家在进入老龄化和超老龄化社会后，能够持续将更多资本积累投入科技创新，而不是将这部分积累提前用于巩固其养老等社会福利。

2002年，Bloom等三位学者出版了《人口红利》一书，进一步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等视角对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进行讨论（Bloom & Canning Sevilla, 2002）。其后我国国内关于人口红利的研究著述也不断增多。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显示，仅有黄金年龄结构优势并不一定能够对经济发展起正向作用，良好的教育、劳动力市场、宏观经济环境、开放性、社会凝聚力等，都是必要条件。

四、新中国人口的过去和未来

今天社会舆论焦虑中国人口总量下降，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对老龄化的担忧，逐渐转变为对曾经人口政策的整体质疑，这是很片面的。新中国的人口结构是如何形成并演变成今天的模样，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结果，是每个工业化国家都要经历的过程。理解一个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要回溯到其工业化之初去考察。每个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演变既有共同的趋势，也有各自的特点。

与其他先发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最大的特点在于，在从农业向工业迁移的进程中，没有将农民直接“工人化”，而是在保留其家乡农地的前提下，形成了特有的农民工制度。这极大降低了中国工业化的成本，也避免了在工业化周期问题产生时有大量失地人口无路可退。很显然，不从新中国工业化这个特有的制度出发去观察和思考，是难以得出最具解释张力的结论的。

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先发国家都遵循了英国成例，即在工业化进程中让农民直接进入城市，或使其前往殖民地，并没有保留农民的身份和土地。历史上的欧洲无产阶级，大量来自因工业化失地而进入城市求生的农民阶层。由于工业化后的周期问题，城市无产者的生活比农民还要贫困，不得不在经济衰退、大规模失业时联合起来斗争，要求获得保障和权利。工业化后欧洲的政治斗争在很长时间内表现为左翼工人政党和右翼保守政党之间的斗争。

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相较欧洲人口膨胀所导致的拥挤局面，新大陆拥有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1870年美国的劳动力人口1,250.59万，其中农业592.25万人，农业人口占比为47.36%（Martin,1874）。当时美国农民阶层由于受到铁路垄断、中间商压制价格和农作物抵押制度（crop lien system）的影响，普遍贫困。但美国的农民阶层并未失去自己的土地，他们通过农民政治运动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到了权利。美国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实际是美国农民政治运动获得的成果（慕峰，2020）。因此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像欧洲那样通过压制农民阶层使其失地而获得工业劳动力，这也导致此后美国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欧洲那样激烈。

新中国的工业化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穷和白”并非指完全没有工业基础，清末、民国时期进行了初步工业化，但整个社会仍然是农业社会。1949年底，中国大陆人口已达5.41亿，1960年突破6.62亿，到1970年迅速增长到8.29亿（表10）。但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人口的乡村占比一直都在80%以上。

表10.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新中国建立后人口的快速增长，曾被认为是制订并执行了鼓励人口生育政策所致。但近年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彭志良，2009）。综合来看，建国后一段时间人口的快速增长，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欧美“婴儿潮”一样，中国当时也在经历战后和平环境。二是政策宣传上鼓励生育，低成本可获得的节育手段和措施缺乏。三是农村儿童抚养成本低，在物资配给和农村“工分”制度下，多生多得成为激励。四是大跃进背景下计划生育决策遭受挫折（彭才栋，2018）。五是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

尽管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数亿人口已被认为是“红利”，但在完成必要的教育、建立起具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出现足够多的工业化就业机会之前，这些“红利”却是实实在在的人口压力，体现在粮食、资源、就业等方方面面。

1960年代初严重的粮食问题使得人口控制需求日益迫切。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1973年提出“晚、稀、少”生育政策；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一胎化”；1982年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0年代初开始严格执行一胎政策时，中国人口已超10亿。此时珠三角地区的“三来一补”蔚然成风，中国开始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乡镇企业同步兴起。当时的社会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亦工亦农”群体（蒙晨、邹农俭，1985）。随之而来的城镇化地产基建需求，开始吸纳劳动力，城镇化本身又创造了新的消费需求，并由此产生了更多新的就业岗位。但面对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依靠刚刚起步的内部需求，仍不足以消化就业。

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基于人口问题考虑的双向选择的结果。先发国家（尤其是其跨国企业）需要更多的海外廉价劳动力和新兴市场机会，中国则需要足够的海外需求所带来的生产性就业机会。中国的“人口红利”，实际才是中国与欧美经贸关系真正的“压舱石”；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才是中国与欧美真正的“蜜月期”。

每个制度的取舍，都会导致不同的路径，出现不同的结果。当我们以农民工制度去适应海量人口前提下的工业化时，享受了低成本负担，避免了经济下行周期出现大量城市流民的情况。但相应的，在人口高速膨胀期所形成的农民工阶层，当他们集体步入老龄化时，整个社会至少要承受三个后果：

一是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显著降低了其生育的可能性。人口学研究显示，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不仅低于农村常住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常住人口（陈卫、吴丽丽，2006）。1949-1979年中国新增人口大部分是在农村实现的（张志刚，1988），而此后农村人口由于流动外出参与工业化，其生育率甚至要比城市常住人口更低，这个问题是中国特有的。

二是对老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迟早会成为一个问题。在农民工制度下，由于保留了农民工的身份和土地，因此其适用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就业人员是不同的。城镇就业人员是以社会保险作为其基础养老和医疗保障。而农民工养老保障主要依靠自己的积蓄和子女的支持。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不够的。

三是农民工二代必然要在融入城市和回到家乡之间做出选择。但回到家乡务农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城市（城镇）必须加以吸纳，目前多以灵活用工方式对待。但这部分群体在经济下行或老龄后不会再像其父辈一样能够依赖家乡土地，这意味着农民工真正的城镇化会在其二代期间完成。这也意味着农民工制度带来的低成本工业化优势正在逐渐成为过去。

目前，国内关于提升生育率的策略建议，主要包括：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提供生育补贴、保障养育时间、形成社会化抚养体系等等。这些建议除放开生育限制是针对中国具体情况外，其他建议全部都只是在重复先发国家已经采纳过的措施。先发国家采纳这些措施针对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后的人口，他们并没有经历中国特殊的工业化历程，也没有因此产生中国特殊的工业化人口结构。

事实上，欧美先发国家关于提高生育率的策略基本都没有太大效果。法国和瑞典是效果最明显的两个先发国家，福利成本非常高，并且这两个国家本身也是全球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两个国家（表1）。尽管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是不可或缺的，但欧美先发国家基本认可了需要长期依靠移民制度去填补其人口缺口，甚至欧洲国家对于移民二代的生育率下降问题也开始予以关注（Nadja Milewski, 2010）。而日本显然已经接受了人口在缩减后达至新的平衡这一未来。

在几乎所有公开讨论的策略中，并没有针对中国工业化人口膨胀自身特点的策略建议。很明显的是，中国与欧美先发国家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农民工现状抑制了相当部分的生育可能。先发国家提高城市人口生育率的策略采用到中国一二线城市，很可能得到的效果是类似的，即以巨大的福利成本，也难以使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有实质性提高。

中国一二线城市压制生育率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本身，也即房价压力、职养选择、结婚和生育年龄过高等。如果农民工制度下的流动人口能够顺利城镇化，使其稳定于中小城市和城镇，那么这部分生育需求可能得到有效释放。相反，部分学者寄希望于继续扩建超大型都市去通过解决城市容纳问题来增加生育率，只会让都市圈的虹吸作用更加明显，其结果是令个别大城市继续通过虹吸其他地区的年轻人口获益，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说到底，如果目标是提高生育率，那就一定是个福利成本的选择和取舍。在能够支出的福利成本相对确定的前提下，是完全遵循欧美先发国家的“经验”，还是从中国自身情况出发施以对策，最终需要做出选择。

除上述与流行观点不同的建议外，本文还想特别指出的是，随着中国不可逆转的快速老龄化，中国与欧美国家的“蜜月期”也将远去。无论中国怎样应对老龄化问题，福利体系的建设和相应成本的提升是必然的，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越来越小，意味着劳动者议价空间将越来越大，996将会成为过去式。最关键的，曾经让中国产品不断变得更便宜的那些原因正在远去，这也意味着压低先发国家基础生活品通胀的主要原因也在远去。中国的老龄化不只会影响中国自身，更会影响到先发国家的金融体系。

欧美享受“中国人口红利”而可以不用增加其福利成本的日子也将成为过去，这将影响欧美用于创新的投资。中国如果选择学习先发国家，将老龄积累用于投资科技创新（即所谓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将导致中国与先发国家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进一步较量。

先发国家还会遵循其先例，去寻找下一个“人口红利池”，以“印太战略”来替代中国。目前在人口总量上能与中国相匹敌的只有非洲和印度。欧美如果想疏离中国进而继续保持工业化以来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福利体系，唯一能够依赖的也就是南亚和东南亚。但正如人口学研究所揭示的，仅仅人口众多，不一定就能成为“人口红利”。究竟哪一方更能够利用未来的海外资源，将视不同国家企业未来的海外竞争力而定。

站在今天这个时点，未来一两代人面临的根本问题已经不是国家间的竞争和较量问题，而是工业化和全球化以来人类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否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的问题。回到老龄化，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更加关注已经存活于世的人，而不是那些可能出生的人；我们都更应该让经济发展去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让人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零件。

或许，从英格兰的人口膨胀，到中国的人口收缩，才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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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UN, The Ageing of Populations and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1956

2. Peter F. Drucker 1993年版，沈国华译，《养老金革命》，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

3. George Magnus，The Age of Aging，John Wiley & Sons (Aisa) Pte. Ltd. 2009。George Magnus是独立经济学者，曾是UBS首席经济学家。

4. Charles Goodhart、Manoj Pradhan，The Great Demographic Reversal-Ageing Societies, Waning Inequality, and Inflation Revival，Springer 2020。Charles Goodhart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曾任英格兰银行首席顾问。Manoj Pradhan曾任职于Morgan Stanley，是宏观经济研究机构Talking Heads Macro的创始人。

5. Paul Morland 2019年版，李果译，《人口浪潮》，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Paul Morland是英国人口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副研究员。

6. E.A. Wrigley & R.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Wrigley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著名史学家，研究英国人口史和工业革命史的著名学者。Schofield是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历史小组的研究员。本书是英国人口史研究的重量级著作。

7.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98年版, 张大川译，《人口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

8.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Overton是英国Exeter大学经济与社会史教授。

9. H.J. Habakkuk & M.M. Postan主编 1965年版， 王春法、张伟、赵海波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10. Lawrence James 1997年版，张子悦、解永春译，《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Lawrence James是牛津大学教授，知名历史学家。

11. Andrew Hinde, England's Population: a History Since the Domesday Surv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3. Andrew Hinde曾任英国南安普顿大学人口学副教授。

12. Robley Dunglison著，李洪浩、刘淑译，《医学史》，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Dunglison教授曾是美国第三任总统Thomas Jefferson的私人医生，被誉为“美国生理学之父”。

13. Michael Anderson, Population Change in North-Western Europe, 1750-1850,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8. Michael Anderson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经济史教授。

14. Adam Smith, 谢宗林、李华夏译，《国富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

15. Karl Polanyi 1944版，黄树民译，《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16. Dudley Baines, Migration in a Mature Economy-Emigr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1861-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Dudley Baines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

17. George R. Boyer，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oor Law 1750-18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George R. Boyer是康奈尔大学产业与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18. Timothy J. Hatton & Jeffrey G. Williamson, Mi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Market, 1850-1939, Routledge 1994.

19. Carrol Quigley, Tragedy and Hope, Macmillam, 1966。相关译文见：《西方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

20. John Maynard Keynes 1919, 李井奎译，《<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21. 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葛剑雄是我国著名历史学者。

22 吉川洋著，殷国梁、陈伊人译，《人口与日本经济》，九州出版社2017年。吉川洋是日本宏观经济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23. [苏]雷巴科夫斯基编，郭丽群译，《苏联人口七十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

23. Imre Ferenczi & Walter F. Willcox,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Volume I : Statistics, NBER 1929

24. Ingrid Hamm, Helmut Seitz, Martin Werding主编，Demographic Change in Germany-The Economic and Fiscal Consequences, Springer 2008. 

25. Joop De Beer & Leo Van Wissen, Europe: One Continent, Different Worlds: Population Scnarios for the 21st Century, Springer, 1999.

26. 黑田俊夫著，安菁春译，《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1993年第4期。黑田俊夫曾任日本大学人口研究所名誉所长。

27. David E. Bloom &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NEBR Working Paper 6268. 1997

28. 张志刚，《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宏观经济后果研究》，《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29. OECD, The Creative Society of the 21st Century, 2020.

30. David Bloom & David Canning & Jaypee Sevilla,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and, 2002.

31. Edward Winslow Martin, History of the Grange Movement, 1874.

32. 慕峰，《民粹主义改造美国（增补完整版）》，微信公众号：太阳照常升起，2020。

33. 彭志良，《建国初期国家是否制订和执行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研究》2009年第5期。

34. 彭才栋，《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决策的历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35. 蒙晨、邹农俭，《关于亦工亦农阶层状况的调查》，《人口学刊》1985年第4期。

36. 陈卫、吴丽丽，《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37. 张志刚，《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1949-1979年中国农村人口经济关系研究》，《人口研究》1988年第6期。

38. Nadja Milewski, Fertility of Immigrants-A Two-Generational Approach in Germany, Springer 2010. Nadja Milewski任职于德国Rostock大学社会与人口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