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改变人生的小故事

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就业焦虑，就业焦虑也就是所谓阶层固化问题。这些问题是这一代人时时思考、时时争论的。每当聊起这些话题，我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几个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发生在我身边，尽管时代不同，却很有意义。

故事一：家门口的补胎匠

1980年代，我还很小的时候，小区院子门外有一个补自行车轮胎的摊位，一对农村来的夫妇，每天就在那里给周围街坊修理自行车。一开始是在街面上，后来市容整治，就租了小区一个门面。那时候小两口应该20多岁，现在也都超过50岁了。这两年回老家时我还去看了看，他们还在那里补胎，打个招呼也很热情。他们在城市修理自行车十多年后，在三环外买了一处房子，他们的女儿也就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个今天所谓的新一线城市，来得早的人，就是这样每天辛苦的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故事二：去过美国的一家人

1990-2000年的时候，我出生地城市的很多家庭都热衷于将子女送出国留学。成绩好的能够到藤校，我的同学有考到斯坦福的；成绩差的，一般就父母花钱去找个普通学校留学。花钱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居多，入学容易，但很多也就是到此一游，也有一部分办了移民留下来。我要讲的这家人比较特别，小伙子成绩不好，却去美国留学。这个小伙子虽然成绩不好，他的父亲要强，把做生意赚的钱都拿来给儿子办留学，当时的社会认知还是到过美国留学就很光荣，不像今天这样，大家对不同海归的情况都一清二楚。这家人去了美国，儿子念的是比较差的社区大学，父亲就在唐人街打工，由于身份问题，被黑人勒索过还不敢报警。待了两年实在待不下去，就回来了。辛苦赚的钱花完后，儿子年纪也大了，面临就业结婚。父母是做服装批发生意的，看到儿子还一事无成，自己也不敢懈怠，仍然每天起早贪黑的去做批发，早上4点就要起床，同时培养儿子接手。前两年儿子结婚之后，一家人继续做生意，年轻人更擅长网络销售，批发和网店同时做，现在一年收入也有大几十万。如今这对夫妻年龄都60多了，体力上逐渐难以支撑，但好歹看到子女能够自食其力。

故事三：拿下注会的自考生

这位男主人公跟我年龄差不多，他出生在北方一个小镇，高考算彻底失败了，专科都没上。选择去我出生地城市念了一个自考本科，专业是中文，后来不知道怎么没想通，又念了另一个自考本科。他女友是中学同学，在同一个城市，念了一个二本。等女友快要毕业时，小伙子着急了，自考就业还是很难的。两人来北京短暂安顿，希望离家近一些。这时候小伙子做了一个大胆而艰难的决定，他去报了一个封闭式的注会培训班，当时的费用是5万多。人被逼急了，能量就爆发了。当年注会是考五科，他花两年时间通过了四科，赶上那时资本市场较好，内资会计师事务所都在扩招，他就应聘成功了。内资所没有四大那么高大上，也不用拽英文，他没有好文凭，能有一份工作感觉特别不容易，为人做事都极其低调，跟周围人都处得很好。为了节省房租，有一整年，他都住在事务所租的房子里，把会议室的大桌子搭上被褥，晚上就睡在上面。又过了一年，他注会全通过了，终于算稳定下来。接下来几年，靠他的勤奋和坚持，以及为人处事的能力，逐渐做到了北京的地区小负责人，自己带团队。这几年小两口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回老家买了一套房子，由于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为了小孩念书，又去天津武清买了一套房子，让小孩在武清念书。

故事四：安家新一线的小电工

这个小伙子出生在农村，由于家庭贫困，根本就没有参加高考。中学毕业后，他父母就四处找亲戚打听，能不能学门手艺。后来就跑到另一个远房亲戚所在的北方小镇，当电工学徒。学了一年，又跟着师傅一起接项目做工程。这个小伙子平时话非常少，当学徒做工程很辛苦，平时出完工就去出租屋休息，自己做饭。小地方租金非常低，其他生活费用也很低，但毕竟是小镇，挣得太少。手艺学到后，他就选择回到老家的省城，继续做电工。前两年，他用攒的钱在这个城市比较偏远的一个区买了一套房，把户口也迁了过去。据说他现在更爱说话了。我有时候想，如果他当年“有幸”考上一所专科或者三本学校，在所谓的“大学”里“学习”三年、四年，毕业出来之后，他还能像今天这样吗？我相信今天坐办公室的大多数白领并不知道电工师傅的收入其实是要高于自己收入的，未来这个差距很可能还会不断扩大。

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呢？其实没有那么高大上，就是匹配就业，要让学生毕业了有饭吃。现在许多被称为“大学”的学校，其实只是以前的大专、中专、技校，顶了一所大学的名头，搞院系扩张，麻雀越小、五脏越全。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市场上本身就没有任何竞争力，最关键的，通过四年混吃混喝的学习，许多学生浪费了自己人生中宝贵的四年，吃饭的手艺一样都没有学到。为什么有那么多本科以上学历的外卖骑手？因为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本科学位本来就是过剩的，当外卖骑手需要学习四年本科吗？但这四年耗费的是什么呢？是许多家庭持续十几年的投入，是这些学生宝贵的人生。

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在我上面举的四个例子中，虽然主人公都出身极其普通甚至不易，但在他们的家庭和能力范围之内，都做到了尽可能好。有人会讲，我的家庭条件比他们好多了，当然要求要更高。首先，我祝愿你的条件能够一直好下去，毕竟，中年危机在这个时代是现实存在的。以前我们讲过一个数据，早在1978年的时候，韩国就有42.7%的家庭拥有钢琴，就像今天中国城市里的家长喜欢让子女学习钢琴一样。但后来韩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学习钢琴是否提升了下一代的竞争力呢？这是难以考察的。到了近年，韩国网络十分流行“炸鸡猜想”，这个讽刺话题想说明的是，无论今天韩国的年轻人从事哪种职业（包括码农、工程师或建筑师），无论在中产阶级队伍中处于如何“潮”的位置，最终都难以坚持到退休，只能以炸鸡店主的身份作为人生收尾（Myungji Yang，2018）。所以，如果你赞同那些中国未来会跟韩国今日类似的观点，那鸡不鸡娃其实最终结局都差别不大，那些告诉你韩国培训竞争激烈的文章只不过对你讲了一半的故事而已。很显然，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更多，毕竟，认真研究另一个国家不是培训机构擅长的事。如果你不认为中国会重复韩国的道路，那教育改革是必经的一环。

回到个体，我真正想强调的是，对本文上述几个家庭而言，他们能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做得很好的原因，是他们家庭的和睦和父母对子女的关心与支持。要知道，在条件不太好的家庭里，子女不上进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这是一个父母愿意对子女提供更多物质支持，却疏于心理支持的时代；是一个父母乐于为子女安排所有时间，却难以让子女学会自我安排时间的时代。许多家庭条件较好的父母将子女的教育看做是完成KPI，将阶段性的分数、能否上某一类学校，视为人生最大的目标。许多父母认为购得学区房、把子女定期扔进辅导班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在整顿培训机构的时候，一些父母就会讲，要是没有培训机构了，我们让子女去哪里呢，这不是鼓励学生每天玩游戏吗？如果没有培训机构可以扔，学生就一定是玩游戏，这听起来更像是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的现状，所以讲出这句话的家长，基本可以判断其子女今后是很难有足够竞争力的。

教育改革是一个宏观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对每一个家庭而言，教育是一个微观问题，非常具体。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不是个体能够决定的，因为政策的目标与个体需求时常会有差异。例如，在今年之前，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并不是教育政策制订主要考虑的因素，但在今后，很可能是主要考虑因素之一。这个时代不仅在考验学生和家长，也在考验教培行业的从业者。相向而行，找到共识，成为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矛盾的一方，才是教培行业能够顺利发展的前提。

坦率的讲，我们并不知道二十年后的就业是一个怎样的形态，正如二十年前我们不可能知道今天的产业格局。我们只能去不断增强适应性，并且只有首先自身不断增强适应性，才能理解为何以及如何去让下一代增强适应性。真正决定子女未来的仍然是家庭，而不是家庭之外的任何机构。

以上。

参考资料：

Myungji Yang，夏威夷大学韩裔助理教授Myungji Yang著From Miracle to Mirage: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 1960-201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