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策是否不可预期的利剑？

教培新政以两办发文形式公布后，教培类中概股持续下跌，并引发投资者对所有中概股的担忧。市场中有观点认为，这种担忧来源于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恐惧。格隆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理论上，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为，只要遵纪守法，则任何生意都应享有安全自如发展的权限。如果法律与市场规律之外，还存有一柄随时可斩落的剑，你不担心哪天拿剑的手一滑，斩到了你的头上？”

这几天，有不少公募和私募投研人员开始阅读我自2017年以来发表的文章，并通过后台联系我，希望我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解读。

若干年以来，中国的“职业”投资人非常乐于接受“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这句话，但我非常确定的是，在未受过专业法学训练和经历过足够法律实务的前提下，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理解这句话真实的含义。

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保障，有稳定的法治环境，企业家、投资者才有稳定的预期。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是僵化而死板的。法律是“活”的，因为法律是由人去制定的，而制定者总是通过立法在一定时空状态下做出不同的取舍。即便制定出的法律，条文中所表述的立法原则或者授权性条款，都赋予了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相应的解释权限。法律并非死板的，立法机关可以制定法律，有权机关可以解释法律，这是中国法学本科学生就知道的内容，也是各国都遵循的。

以教育政策为例，自2017年我写作《为什么应当坚持国民基础教育的非营利性》以来，已三年半有余；自《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年修订，已近三年；而自《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也已超过3个月。所谓的“政策”，其实都是广义立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在法律之外形成的一言堂，无论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还是两办发文，都在广义立法范畴。所以当有人站在华尔街投资人角度去诉说中国政策的随意性时，连微博上的老百姓都知道反驳：这两年美国对中资企业立法和执法的打压何尝不是“政策不确定性”的恐惧呢？何况，关于教培企业的政策，并非突发，而是已有长达三年多的缓冲期。

前期修法，并非直接针对校外教培企业，而是厘清民办教育的定位，因此并没有对校外教培企业采取严厉的措施。有若干投资机构与我交流时表示，2018年教育改革被市场认定为“看起来并没有下决心”，因此在2018年政策冲击导致教培企业股价下跌之后，资本市场强化认为校外教培是不可或缺的，于是资本加速流入，从幼儿园到高中学科培训的机构再一次高速扩张。

这其实是一场赌博。这种赌博源于过往约束教育资本化不够有力带来的强烈预期，叠加资本逐利的wishful thinking。

但其实，站在支持改革的角度，由于改革目标是对整个公立教育、民办教育和校外教培进行重新定位，因此整个修法思路是连贯的。正如我在2017年前文所述，国民基础教育关涉千万儿童，关系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资本的短期逐利性、上市套现冲动和业绩考核要求，与国民基础教育天生应当以人为本、善心缓行的初衷存在冲突。这个观念被政策制定者，也即立法者所接受，是本轮教改的起点。

如果能够理解这个起点，那么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之后，完全能够意识到，在公立教育体系之外另立一套校外教培体系，实际上与教改目标是完全冲突的。换言之，站在当时看，教培行业最大的风险并非“不可知的政策趋势”，而是一个完全可知的政策趋势。任何真正的职业投资者，在当时，应当开始有所准备。

事实上，许多投资者都做了充足的准备。最近与我交流的读者中，有当时及时转型的教育企业，也有及时决定将服务重点定位于公立教育而非教培企业的软件企业。而像高瓴这样的机构，早在风暴来临前就几乎清仓了教培类中概股。不立危墙之下者，何止一人。而在这三年之中，教培企业有冷静的思考过自身的定位吗？它们之所以难以冷静下来，其实正如教培业内高管们都非常清楚的，在资本支持的激烈竞争之下，谁又能有时间去喘息和思考长远呢？

教培行业的新政是如此决绝，以至于终于惊醒了市场中的所有人。他们仿佛今天才意识到，原来，变化真的在发生。

可是站在我的视角，这个变化早在三年前就已起步。三年前，我在《是时候彻底反思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了》中写道：“如何将劳工保护、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保障、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制度深深的嵌入到互联网经济之中，是今天所有法律人和立法者的现实课题。”很显然，三年以来，我国的立法者正在逐一回应这些课题。

认为中国政策不可预测的人们，其实只是遮蔽双眼的人，他们认为美国、欧盟的反垄断是可预测的，而中国的反垄断是不可预测的；他们认为美国、欧盟的劳工权益保护是理所应当的，而中国的劳工权益保护就是反市场的。

而在被惊醒之后，彷徨无措的某些专业人士，又抛出一些奇谈怪论。例如，东吴证券某位投研人士讲，中国已经抛弃“美国道路”、转向了“德国道路”，国策已经转变为“重制造、轻服务”。最近，关于中国正在“德国化”的文章正在大行其道。我很怀疑写这些文章的人，有几个能够阅读德文。

正如本公号读者一直所知，无论对美国、德国还是日本，其实我们都仍然非常不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只有一本关于德国金融制度研究的专著出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怎么可能只去借鉴一个自己都还不太了解的国家呢？

为什么资本市场总认为中国的政策不可预期？说到底，我们市场上的资金过于充裕，又由于从未经历真正的金融危机，长期保护金融行业，导致金融从业者严重过剩、参差不齐。他们的判断力，在过往数年，已经暴露得非常彻底，连本国的政策趋势，他们都看不清了。

为什么海外投资者也会认为中国的政策难以预期？难道不是因为海外投资者都是从我国投研机构这里购买的分析吗？难道他们还会直接阅读那些所搜集信息背后更深层次的分析吗？难道他们会像我们一样，仔细研读另一个国家反垄断的历史吗？难道不是因为华尔街认为中国应当一直保持极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非进一步注重中国劳工的权益）从而为股东赚取更多的利润吗？难道不是因为华尔街认为在中国形成一个公立教育体系之外的教培体系从而将所有中国家庭席卷其中，才能够赚取更多的收益从而对股东们更为有利吗？

中概股对美国投资者的价值是什么？从美国的制度设计上看，难道最终不是为了让美国的养老基金能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有利于美国的养老事业吗？那为什么华尔街不去质疑和反对那些人力成本和社会成本远远高于中国的欧盟在美上市企业呢？难道是因为中国的劳工和消费者不值得享有更多的权利吗？本轮中概股的“危机”，难道最终不是因为《外国公司问责法》而起吗？

这是一个需要思考长远的时代，如果你的思考足够长远，那么一切都不是不可预期的。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