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学习德国模式”
近两年，一股“学习德国模式”的风潮席卷国内。东吴证券一位分析师写研报，认为中国目前在教培、平台经济方面的改革都是在学习“德国模式”，这个结论被华尔街媒体所关注，成为海外媒体解读中国政策的一个方向。甚至最近有人将“共同富裕”这个主题，也与“学习德国模式”相结合。坦率的讲，我认为目前大多数宣扬“学习德国模式”的言论，似乎对德国的了解和理解都非常浅。
本号对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非常关注，早在2018年，我们就集中介绍、讨论过德国制造业隐形冠军的情况（《多一些亩产英雄和隐形冠军，少一些泡沫独角兽》），并与隐形冠军理论的提出者赫尔曼·西蒙教授进行过交流（《与赫尔曼·西蒙教授的交流》）。
在2019年关于深度全球化与中美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对“莱茵模式”（也就是今天所谓的“德国模式”）进行过比较系统的介绍（《全球化下的莱茵模式》）。
我们之所以一直关注德国的情况，是希望在“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去搜集不同国家应对全球化的情况，进而进一步分析、思考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很显然，在本轮全球化中，美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突出，在教育、医疗（保险）、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控制等问题上，都出了严重问题。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德国在应对上述问题方面，结果较好。
美国和德国同处先发国家阵营，都是本轮全球化的主导国家。而中国至今仍然是本轮全球化的承接国。本轮全球化最根本的动因是先发国家的老龄化问题，以及基于战后大国核威慑的全球和平环境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在过往四十年，中国是携“人口红利”优势进入全球化体系的，中国大陆是继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之后，先发国家生产性行业的最大海外承接国，由制造业产业链低端开始，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再以国内城市化的地产基建为依托，逐渐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的国内市场之一。中国在美国和德国等先发国家眼中最初的“定位”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既作为先发国家产业链下游的生产地，又逐渐作为先发国家的目标市场地。那为什么美国国内出现了比德国严重得多的政治经济问题呢？这是2019年我们在《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上）》一文中详细讨论过的，不再赘述。
所谓的“德国模式”有自身一些特点，这些特点让德国经济既没有出现盎格鲁·萨克逊那样的偏向自由市场，也不像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而是在偏国家主导和偏自由市场之间，寻找出一个空间，即所谓“秩序自由主义”，又或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在过往的文章中，我们介绍这些特点时，比较的对象是美国；在本文中，我们复述德国这些特点，但将把比较的对象变成中国。
尤其想提醒各位读者注意的是，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比较，都需要同时考虑两国各自的情况。今天国内关于“德国模式”的宣传，有许多是将我们此前文章中涉及德国和美国比较的内容，简单拿来论证中国全面“学习德国模式”的合理性。然而这种简单推导方式是错误的。因为德国、美国和中国，无论从人口规模、政治经济体制、历史发展路径来看，都是不同的。德国与美国相比，美国可以借鉴改善的方面，未必中国就能直接采纳。而德国自身一些特点，因其历史路径选择，其他任何国家，可能都难以采纳，这也是一些德国学者的观点。我们关注其他国家的目的，一是为了深入了解这个国家本身，二是取之所长，但任何取长，都还是要回到本国的情况，而不是邯郸学步。
我们理解，所谓的“德国模式”，从产学视角看，表现为四个特点，即：高度重视制造业、特有的金融体制、双元教育体系、劳资共治，这个四方面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能分开来看。必须牢记，上述任何一个特点，与另三个特点都是相辅相成的。寄希望于吸收其中一项特点，而不顾及其他方面，都会导致扭曲的政策效果。而其他国家要全面吸收上述四项特点，也基本不可能。
德国对制造业的重视源于19世纪德国早期工业化的成功，以及20世纪两次大战导致的国家资金巨额投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德国最具实力的大型企业，历史的看，基本都有“二战因素”。但这不意味着，战后德国的技术发展，仍然是曾经战时的“举国投入”在主导。正相反，战后德国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是在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的进步。无论是汽车、能源还是化工行业，德国颇小的国内市场都不能满足实力强劲的大型企业扩张需求，而在这些大型企业背后的大量“隐形冠军”，也不是依靠德国国内市场就能够容纳的。德国学者讨论“隐形冠军”这个话题时，其实一直在是“全球化”这个语境下去讨论的，而不是像中国部分地区简单划一个企业营收、利润的线，在线上的企业就开始称之为“隐形冠军”，并在此基础上开始给政策倾斜。
德国对制造业重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其较为特殊的金融支持模式。尤其是对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而言，地区性的储贷银行、合作银行（而非大银行）是提供长期信贷支持的主要金融机构。这种地区性的储贷银行、合作银行往往与当地的制造业企业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关系，无法也不会刺激企业进行快速扩张。这类地区性银行的长期金融支持模式，恰恰是许多国家没有的。
长期以制造业为重，并且在细分市场实现了差异化的高端，导致德国本土的制造业企业有非常好的利润率。按照赫尔曼西蒙教授的说法，近些年来，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融资甚至都较少依赖银行，其丰厚的利润已经足够支持这些中小企业持续扩张。也因此，这些企业有能力（而不仅是政策要求）为员工提供较好的薪资待遇。所以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体系，尤其是职业教育能够成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德国的制造业企业有丰厚的利润回报作为，而中高端产业的技术人员，又是维持这种利润回报的必要人力资源。而之所以有这样的回报，是因为许多企业已经持续全球化经营上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
与美国拥有发达的资本市场，进而导致美国上市企业普遍股权分散、被管理层实际控制不同，德国的中小企业，尤其是隐形冠军企业都不以“上市”为目标，呈现家族化的特点。国内研究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很多时候忽视了一点，也即德国这些企业是主动选择“隐形”（不上市）的，因为上市就不可能隐形。那为什么这些企业明明能够上市而不上市呢？这是中国的企业家、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可以深入思考的。德国所谓的“劳资共治”体制，一方面深受曾经工人运动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非常尊重市场。正因为德国企业的“所有权人”大多一直在位，随时身处全球化市场中，加之中高端制造业对长期、稳定的技术人才的渴求度非常高，家族企业家与员工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才使“劳资共治”没有损伤企业家的积极性，也没有让美国式的职业经理人通过管理层控制并在资本市场追逐短期利益而损伤技术人员长期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站在中国视角来看上述四个方面：
首先，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的道路上，而不是已经位于各细分市场的高端。我们目前有不少企业的规模已经很大，但许多离具有“全球化”的影响力还有相当的距离。利润率不高、波动性大，是主要特点。
其次，中国的金融体制并没有地区性的储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地方银行系统对当地私营企业的信贷是“运动式”的。银根一松，开始劝贷；经济过热，立马惜贷。我国地方银行不是私营的，有着所有企业代理人问题的通病，追逐短期利益，没有长期陪伴企业共存亡的意愿和约束。
再次，中国的职业教育想学德国，但普职1：1的比例，让城市中的家长大为不满。因为没有人相信中国的职教毕业生能够达到德国职教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和社会地位。这其实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本来还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少数企业在寻求突破，但总量上还不足以支撑德国那样规模的双元教育体系。
最后，劳资共治对中国来讲更为困难。中国是携人口红利优势进入全球化的，劳动力价格低廉是过往四十年最大的“优势”。劳资共治意味着要大幅提升劳动力成本，而中低端为主的产业链现状，使得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非常高。如果不顾实际的拔高，许多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就会严重收窄。做蛋糕的没有了，分蛋糕的也就分不到了。
所以我们讲，同样四个方面的特点，在对比美国时，我们会讲，美国是有能力做到德国能够做到的，却没有做到，导致其内部贫富分化加剧，产业空心化；但在对比中国时，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产业链尚在爬升的现实，想要全面采纳“德国模式”，其实也是难以实现的。
但是否所谓的“德国模式”就完全没有借鉴意义了呢？也不是。对德国的借鉴，必须回到中国本土的情况来看。
首先，让中国经济回到实体的目标是非常正确的。德国和美国在本轮全球化中的不同选择，让大家看到了“脱实向虚”的巨大危害。中国政策上对实体经济、对制造业，尤其是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倾斜，必须有长期的决心。如果没有稳定的预期，那在市场条件下，人财物都会离散。只有稳定的预期，人财物才会在市场条件下聚合。单个企业的成败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
其次，中国很可能难以产生德国那样的地区性储贷银行和合作银行，即便有这个名，很可能也没有这个实。这不仅是贷款是否长期或者利率是否足够低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德国这些地区性私人银行已经存在了上百年时间，它们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与当地的制造业企业相伴相生的。一切产业的发展，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绘蓝图，不是靠修建一个漂亮的产业园就能把产业搬走；一切产业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历史路径依赖。德国的金融经验真正告诉我们的其实有两点：一是一个长期稳定的金融支持系统，对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运动式”的信贷是不稳定的；二是高度依赖资本市场的短期金融投资模式（VC/PE—>上市退出）也是非常不稳定的，要允许部分中小企业长期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规模去占领细分市场，要允许部分中小企业长期“隐形”而不用上市，而不是鼓励金融资本进入每个细分市场的企业去使之膨胀做大。说到底，中国必须建立一套适合自身的、针对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所有生产性行业的金融支持系统。这一点上，抄美国是错的，抄德国或者抄任何其他国家，可能同样是错的，必须立足现实来开展制度设计。
再次，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必须立足自身情况。职教要受到广泛认可，必须以就业全面改善、社会地位提高为前提，而不是人为限制分流。人类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就是打破阶层束缚的过程，任何相反的障碍，都会被历史所摒弃。中国当前确实处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好时机。一是中国长珠三角一大批制造业企业正在从产业链中低端突围，长期看，能够提供一批长期稳定发展的就业岗位，无论在薪资待遇还是发展前途上看，可能都要比外卖员、快递员更有未来。二是要认识到中国经济经理情况与德国存在的显著差异，也即，德国的职教机构与就业需求在地域上基本是重合的，而我国的就业需求在长珠三角，劳动力却在中西部，因此中国的职教要发展，必须邀请企业积极参与，打破这个现实的地理障碍。有效的职业教育一定是企业需求主导的而不是学校计划供给的。所以应当首先调研企业、行业的人力需求，而不是先人为的制定职教人数比例。此外，与德国不同的是，我国人口基数非常庞大，即便进入老龄化，即便每年新增人口将在未来进一步下降，但新兴产业对人口素质的需求会持续提高，尤其是信息产业方面，中国的发展其实远比德国要快。现实情况是，中国大多数职教机构还支撑不起提供较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的重任，长珠三角的制造业企业，大多都是靠自己在培养技术人才。所以职教发展的根本问题，不在职普比例，而在职教体系和职教机构的改革本身。曾经职教机构能够提供的就是低水平重复劳动的劳动力，并且事实上职教学生的上升通道是被封死的。可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上都还将是追赶的状态，那么通过人为分层去抑制新增人口逐渐减少的这部分劳动力人口的积极性，是不够明智的。在职教改革这个问题上，应当将企业的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结合起来，对职教机构进行彻底的重塑。
最后，德国式的劳资共治虽然难以在中国短期实现，但在老龄化压力之下，尊重劳方利益已经是社会普遍诉求。这个问题其实关系每一个方，并非官方出台政策、企业应对就能解决。劳资问题跟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美国镀金时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劳资冲突达到高峰，进而出现了民粹主义冲击，再以进步主义弥合了各方矛盾。中国今天的改革全是深水区的改革，浅表的改革能做的都做完了。而这些深水区的改革，其实是需要全社会每一方都主动参与的。就我的观察而言，中国官方作为改革发起一方，往往是主动的，但企业侧和员工侧，往往有比较大的被动性。改革中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需要及时反馈各方的意见，但由于这种被动性，最后在执行时变成了“宣传”、“推进”、“接受”和“抱怨”。这与中国社会行政主导、社会性不足有很大关系。今天中国既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也有足以影响全球的大型企业，它们所面临的劳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总体上，超大型企业不应当简单重复镀金时代的问题，而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主动推进改革的步伐，而不是被迫作为被改革者。这其实对企业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在德国，企业家和政府共同的智囊团体是一些中立的研究机构，在中国，这样的团体和机构是严重缺失的。中国的企业家更愿意花钱打听一些内幕，或者找一些所谓的“专家”去宣传自己一些短期利益的观点，这种做法在未来可能将越来越没有意义。
本文的结尾，我们还想再一次强调的是，由于我国社科研究的落后，我们对全球各国的研究和了解仍然非常不深入。我们不但不了解德国，也不了解美国，对近邻日本、印度的了解也非常少。近年来，一些企业家、管理人员，甚至一定层级的官员，都是通过部分网络自媒体写的故事去了解这些国家。而这些网络故事的写手，缺乏足够的专业训练，许多信息都是失真的。这些网络信息的传播，又在人们心中形成一定的印象，进而影响相关各方的判断。正如我们看到一些投研人员，由于最近一年中国网络流行讨论“德国模式”，就将近期一系列改革称为中国正在学习德国模式，这又被美国媒体加以报道，从而形成一种非常扭曲的信息环境。
作为三年前就开始比较深入讨论“德国模式”的作者，也是曾经亲身前往德国与不少企业做过直接交流的人，我想强调的是，至今我们对德国的了解仍然是非常不充分的。截至目前，我国仅有一部关于德国金融体制的专著，并且该著作大部分引述的资料都还是英文资料。所以，我们如何去“全面学习”一个我们都不十分了解的国家呢？
这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确实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但每个国家，最终要回到本国自身去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我们对其他国家制度的了解和研究，必须结合该国的历史背景。在回到我国自身的制度设计时，必须厘清哪些是可以直接借鉴的，哪些是难以采纳的。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任何一个国家，也都不可能靠主要借鉴某一个其他国家来谋求自己的发展路径。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至今缺乏足够多能够连结官方、企业一线并能从全球视角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的智囊团体。似乎，我国的新兴大企业，比官方还缺乏这方面的需求。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专家”们隔一段时间就出来兜售一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模式”，才有了足够大的市场吧。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