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繁荣
共同繁荣是人类社会最具凝聚力的口号之一，无论哪种“主义”，都难以舍弃将这个目标作为共同体的主流价值。
共同繁荣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财富总体增长；二是财富合理分配；三是社会成员各自满意。
财富总体增长但没有合理分配，共同繁荣不但无法实现，还会抑制财富继续增长，这是人类历史反复出现过的情况。但什么才是“合理”的分配，往往又要取决于是否“各自满意”这一主观评价。不同群体的满意程度与财富相关，但不完全取决于财富本身。宗教、政治、文化观念、群体感受，甚至对自然、生态的认知，都对个体产生影响，进而都决定了人类不同群体对“幸福”和“繁荣”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财富追求仅为其一，而非全部。
基于此，各种社会构想都必须将财富与其他追求挂钩，才能使其具有“普适性”，从而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以财富追求作为个体内驱力的现代社会，既要认可个体财富的合理性，同时又必须为自身寻找其他“价值伙伴”。近代以来，不同社会模式的建构者，将财富与“个体自由”、“宗教信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进行挂钩，从而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了一个以生产制造和广泛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时代。
由于人类不同社会对“繁荣”的认知和追求并不完全一致，不时出现冲突几乎不可避免。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传播扩散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西方政治、文化和社会观念的传播扩散，都是以工业化经济形态的不断生发、变革和扩散为前提的。更具体的讲，农业、能源、交通、信息和医疗这五方面的科技进展，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但科技进展又源于什么呢？
底层的科技进展并不源于对“经济结果”的追求，而源于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冲动和对人类社会需求的满足。因此，底层科技进展很难直接用经济指标去加以量化。底层科技创新（源创新）需要经济上的投入，但这种创新能否成功、能否应用到现实、能否带来直接的经济效果，都是未知的。因此，对源创新的投入主要有三种经济支持途径：一是学术捐赠（以欧美学研机构为例）；二是财政拨款；三是政府采购（以军工为例）。由于处于非市场环境下，上述经济支持的评价机制变得异常重要，这个评价主要是由“客户”（出资主体）来完成的，出资主体的判断能力决定了标准如何制定，标准决定了资金的分配。
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的影响。近代以来的全球化，一直是一个由科技成果推动进而伴随科技成果扩散的过程，自然科学的科研主体更不容易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影响。在工业革命后巨大的力量差距对比面前，人类并未匍匐在任何统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却都匍匐在了科技权力之下。或者说，一个国家对某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接受，最终是不得不以获得足够的科技能力为初衷。这也意味着，主要国家的科研力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全球化的“共同体”。尽管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但科学的确是无国界的。科技的传播是难以阻挡的。这无形之中提高了后发国家的科技判断力，尤其是方向上的判断力。无论是跟随、突破，还是选择其他路线另起炉灶，都有了可比较的对象。于是，一个在本国处于非市场化状态下的源创新机制，由于有了其他国家科研成果及其效率的对比，就产生了事实上的“国家间竞争机制”。这说明了“开放”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国家间竞争才能形成，政府主导的科研投入才不至于长期失去方向，或持续走向低效。
在源创新之上，连结基础研究和经济现实的，是一系列产业。在先发国家，产业主体同时是基础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捐赠支持者，这是靠将学研机构注册为“非营利组织”这一法律形式实现的。由于没有股东存在，作为NPO的学研机构，在接受产业主体捐赠或将受赠资金投资获益之后，不需要对股东分红，所得收入继续用于捐赠时确定的科研目标。源于西方世俗王国与教会权力竞争而产生的学术捐赠制度，使学术机构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传统。学术捐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其优势，也即：产业捐赠者是源创新与产业现实的连结体，对产业发展方向有更直接的认知和洞见，而科研创新往往更需要人才之间的联合，学术捐赠能够让学研的传承与产业的发展相捆绑，打通学术人才与产业人才相互转化的通路。更为重要的是，学术捐赠的目标是确定的，资金的使用于捐赠者而言是可追溯、可审计的，这远比非专业的官僚依靠权力去“划拨资金”效率更高、目标更明确。
另一方面，两次大战以来，政府和产业主体联合主导科研投入是常态。我们去德国看BMW和VW的展馆，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德国汽车发动机的先导是军用航空发动机；化工巨头BASF，曾经是战争机器IG Farben的组成部分。美国的大规模工业产能也是在二战时爆发的，军工复合体（MIC）长期占据科技创新的重要位置。今天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应用型科技，很多都有二战源发的烙印。二战结束后，由于核威慑的存在，大国间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基本消失。冷战时期，争霸双方走出了两条道路。美国推动军转民用，并主动将领先科技在其全球盟友范围内扩散。基于战后美国的优势地位，欧、亚、澳洲的盟友都继续强化或者加入这一体系。在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经略中东，将美元与石油捆绑，既解决了工业化的血液问题，又使得美元真正成为了世界储备货币，美联储成为了世界央行，直到离岸美元开始“无中生有”。
正如工业革命之初故事的重演，当一个阵营的科技产品层出不穷进而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状态时，“我们能够生产而对方不能生产”的现实，构成了击败另一个阵营的物质基础。战后的厌战情绪是普遍的，对生存和生活的向往决定了民用科技最终成为了战后重要的“稀缺资源”。当稀缺定律开始发挥作用时，那些能够优先获得稀缺资源的上层往往最先受到动摇。这个教训将被后来者牢记。
欧美战后的婴儿潮转瞬即逝，战后民众对共同繁荣的追求，进一步扩张了镀金时代以来的左翼势力，限缩大企业和金融权力成为时代特色。在整个西方先行走向老龄化的前提下，本土劳工福利的普遍提升使美国企业的成本不断攀升，工会体制逐渐官僚化。另一方面，由于战后优先支持西德与日本分别在欧洲和亚洲抗衡苏联势力的扩张，反而使得西德与日本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到大规模进入美国本土。在两大阵营分庭抗礼的同时，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变得日益尖锐。作为阵营的主导国家，除了直接对有竞争关系的盟友提出贸易上的限制外，引导产业大规模向“四小龙”与“四小虎”转移，充分利用亚洲的人口结构优势，将外溢的科技产业链条在不同国家之间打破重组，防止“一国独大”，成为当时美国与亚洲诸国的共同选择。
没有当时人口结构仍处于“红利期”的亚洲，后来的世界“不可能是平的”。
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在此时接近成为现实：美国的劳工阶层福利不断提升；美国跨国企业基于全球产业链的搭建，压低了成本、扩大了海外生产与销售；市场化的养老基金体系将美国民众退休金与其资本市场相捆绑，在1970年代中期，美国最大的1,000-1,300家雇员养老基金再加上35个行业性养老基金实际上已控制美国1,000家最大工业企业中每一个企业的控制权，还控制了50家最大的分别属于银行、保险、零售、通信和运输业等“非工业集团”企业，这使得彼德.德鲁克发出感慨:"美国的雇员已经成为唯一真正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在这里，没有任何‘剩余价值’可言，企业的收入变成了‘工资基金’。"（德鲁克，1976）这一时期的美国，如果以中国历史术语来加以形容，大概可以称为“盛世”。“共同繁荣”对美国而言不仅是未来的目标，而且是曾经的现实。
此时“共同繁荣”的范围扩大了，将东亚和东南亚纳入工业化体系，意味着新增了超过13亿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这个阶段，先发国家的科技优势仍然保持，后发国家由于起步非常低，双方在产业链转移过程中，不但“共同增长”，而且“合理分配”，并且“各自满意”。
然而，盛世与危机，就像光明与阴影的两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战胜另一阵营的雄心和摆脱贫困的决心碰撞出了火花，这一决策的主导方显然不是当时仍处经济上绝对劣势的中国。正如德国也充分利用过东欧的人口结构优势，美国当时也深知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令其继续保持繁荣，因为即便到了200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仍是“日本+四小龙+四小虎”的2倍还要多。
人口学大概是唯一有清晰可预见性的社会科学。
全球制造业由西向东的转移，是伴随先发工业国先行进入老龄化这个时代背景的。中国的人口红利才是曾经欧美与中国经贸关系真正的“压舱石”。蜜月期止步于人口红利的终结。回到“共同繁荣三要素”，在整体仍然增长的情况下，全球化下的分配体系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就被欧美广泛讨论并深入研究。“亚洲人口红利”最终成了先发国家中上层的蜜糖、中下层的砒霜。在因人口膨胀和收缩的次第起伏而导致的全球经济结构大变革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保障网的重视程度不同，美国的贫富问题要比欧洲其他先发国家更为严重。由于老龄化这个工业化必然的结果，欧美不得不以移民和外劳作为其基本应对策略，这又显著改变了各自的种族结构，从而使“民选”出现了具有冲击性的“外来因素”。亨廷顿担忧的文明冲突不但在国与国之间出现，甚至在蔓延至本土的选举。但在长期的“政治正确”之下，谁又能将“种族”问题置于台前？民粹主义总是与民族主义相伴相生，而美国的民粹主义也不例外。
老龄化带来的变量是如此具有冲击力，或许这将成为今后的历史学家们将要反复书写的重点。先发国家的老龄化继续推动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一方面使先发国家的科技、产业和资本继续向外流动；另一方面导致了全球的人口流动。后一个方面，恰是过往长期被忽视的。由于老龄化，欧美在移民策略上选择了“上+下”，也即同时引入高端人才和底层劳动力，以在保持科技领先优势的同时，应对福利社会下老龄化的服务需求这一现实问题，这就对传统的“中部”人群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从人口结构看，美国内部的文明冲突，呈现出“中老年本族”与“青年外族”对立的情况。
在老龄化导致欧美内部“共同繁荣”的基础开始被动摇之时，科技和产业的外溢终于也导致了亚洲的追赶与迫近。需求定律是真正的第一定律。当稀缺的必需品从自然物变为人造物之后，科技能力就决定了需求能否被满足。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席卷全球，根本原因在于人造的工业品成为各国竞相追求之物，如果不能自行生产，就只能在生产者的定价权下生存，民众就会开始质疑。所以当亚洲取代苏联成为另一个竞争者后，无论军用还是民用，大洋两岸才真正开始在同一赛道上前进。丧失科技领先优势就意味着定价权的丧失，而保持高价格就意味着迭代周期要不停的缩短，或者，要不断出现颠覆性的新技术。
让其他国家形成技术依赖，是自工业革命外溢以来先发国家就明白的道理。后发国家只能在依赖与打破依赖之间进行选择。表面上，打破依赖是产业主体出于经济上的冲动，也就是通过替代产品去占领市场。但现实并非像理论那样简单。打破依赖在很多时候是目标明确的策略，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目标，对后发国家而言，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形成本国的低价供给。拥有庞大“人口红利”的亚洲国家，意味着“人均”经济水平将长期滞后于先发国家，由于一国内部贫富差距的存在，这种滞后其实要比“平均值”更大。因此，对后发国家而言，在人均财富增长有限的前提下还要实现内部的“各自满意”，就只剩下两种途径：一是强化民众对非财富因素的关注度，也就是给财富冲动降温；二是以“产业政策”驱动必需品的国产化，并以国产化或集中采购来实现低价目标。
显而易见的是，低价目标的国产化使得先发国家的技术以更快的速度贬值。也就是，后发国家在追求内部“共同繁荣”时，通过系统性压低成本和降低售价的方式，打破了先发国家在老龄化下继续其“共同繁荣”的迷梦。当各自“共同繁荣”的目标相互冲突后，共同的“共同繁荣”也随着后发国家人口红利的远去而开始成为历史。
技术先发优势带来的经济优势在诸多领域被击破。在初期，被击破的产业被认为是落后的、应当转移淘汰至海外的低附加值产业；到后来，光伏、电池、卫星导航、5G等领域的全面追赶，使得恐慌迫近。小国的生存之道在于为大国提供各自满意的供给，这也意味着，真正推动形成两套技术系统的推手很可能并非只有两个大国，而是一系列关键小国在背后推波助澜。毕竟，每个国家都希望被其他国家所依赖。
全球化给“共同繁荣”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纽伦港”问题。“世界并不是平的”，在主要国家甚至一系列相对落后国家的内部，都产生了“世界都市”。这些世界都市因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业的聚集和实体产业链的全球重构而兴起，犹如人类平坦世界异然突起的高地，虹吸本国乃至全球的人口和资源。这些高地拥有了资源的分配权。世界都市的兴起毫无意外的强化了人类的老龄化进程。世界都市的生育率往往都非常低，为了保持其活力，通过资源虹吸人口的进程难以停止，所以这些超大型都市同时出现了“生育率持续下降”和“人口持续增长”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结果。这个人口补足是以世界都市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人口供给来作为代价的。这自然又加剧了外围区域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在西方，它逐渐演变成了“移民与外劳”问题，最终也就是种族问题；在东方，它逐渐演变成了同一种族不同区域的“内部移民”问题。无论是哪一方，能否与先民保持机会和待遇上的公平，都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长期看，延缓老龄化进程将为未来的稳定争取更多的时间；但真正能够延缓老龄化的策略却与先民的利益相冲突；不仅如此，由于国家间竞争的存在，各自维持自己的世界都市高地又成为难以放弃的选择。世间难得两全法。这场因工业化而起、以共同繁荣为追求的全球人口膨胀、迁徙浪潮虽然还未结束，但已大致可以看到它的方向。未来数十年，谁更能解决好自己的“移民”问题，谁才能获得更大的稳定，谁才会在科技能力上继续保持活力。
今天全球化下的“共同繁荣”问题，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你的繁荣是否需要以我的衰退为代价”的问题。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几乎同时老去，这是历史学家未能详加考虑的。当新兴大国认识到老龄化下的“鲍莫尔病”不可患时，技术上的追赶将呈现出急剧加速的态势。这也意味着，在史无前例的追赶过程中，技术领先一方的迭代速度和颠覆性创新能力，将受到实质性挑战。与此同时，关键小国将会分别投资于两边，以使两边继续形成对自己的依赖。
自满，对新兴大国而言是最大的风险。新兴大国并未经历过工业化后从领先到被超越的完整过程，甚至大多数人都无法深刻理解现代人类社会的和平是建立在“核威慑+贸易”的基础之上。认为取代、战胜、第一就代表永久的胜利进而将之作为最终的目标，是不止一代人的错误共识。文明扩散的关键在于为更广阔地域的人类提供“共同繁荣”的可能，而过度的责任又会让本土陷入动荡。历史上的人类总是如此来回摇摆。
回到“共同繁荣”这一目标，当增速放缓后，分配的重要性突显，如何在分配改革中维持增长的活力，成为矛盾的焦点。更重要的是，“共同繁荣”并非一国内部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相互影响的问题。如果说曾经是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今天则是大洋两岸在一起摸着石头跨海。当此之时，比增长和分配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对“各自满意”的影响，也就是对民众预期的调整。让亢奋回归平和，这不仅是守成大国正在选择的，未来可能也是新兴大国不得不选择的。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