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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北京应对疫情压力之前

慕峰 太阳照常升起 2024-04-07

上海疫情催生了各种艺术表达。艺术源于生活。


人们需要表达,需要被倾听,在表达和倾听中形成共识,或者表达和倾听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共识。不同的观点经常会有冲突,在互联网舆论时代,“共识”经常是圈层化的,也很容易形成对立。这种对立往往首先是语词的对立,人们通常不会思考这些词汇的初始含义,只会用所见所闻赋予这些词汇新的内涵。最终,不同圈层的人们交锋的不再是那些底层事实与理据,讨论的也不再是如何达成共识及如何解决问题,而是陷入语词带来的观念之争。语词之争进化到观念之争后,往往就很难再相容,就变成了“选择你,还是选择我”的“二选一”问题,这就是我反对“文人抗疫”的原因。


当人们选择站队后,一切负面的情绪都会被投射到那个被认定为否定的词汇上。例如,对一部分人来讲,“动态清零=计划经济+缺医少食+硬隔离”,尽管“动态清零”并不存在这些内涵,执行层面的问题都是可集中质疑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讲,“共存=大规模病亡+社会混乱”,尽管我们随时都在与各种病毒共存,“动态清零”的医学解释本身也承认了与病毒共存的现实。


站队式的语词对立对解决社会问题没有任何帮助,观念之争会大幅增加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所以,睿智如小平同志,才会避开“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之争,以“猫论”说服众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求解。但人们对语词对立和观念之争,总是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毕竟,表达不需要成本。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今天的理性,在于必须承认非理性的巨大影响力。这就是互联网舆论时代的现实。


回到疫情本身。各国、各地区关于防疫策略和措施的讨论都是激烈的,因为任何防疫策略和措施,都会对个体造成直接影响。我们关于防疫策略讨论的基础,是WHO和各国医疗界都遵循的共识,也就是“防疫四要素”(疫苗有效性、疫苗接种率、特效药物储备和病床准备)。之前也讲过,中国如果要主动放开,一定要看这四方面的准备情况;或者反过来讲,如果防控失效,要承受多大的代价,也要看这四方面的准备情况。


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披露,截至4月18日,全国完成疫苗全程接种(不含加强针)人数占人口总数的88.43%,完成加强免疫接种人数约占人口总数的52%。参与接种的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85.41%,其中,完成全程接种的老年人达到81.03%,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的老年人达到58%。反过来看仍有3,849.9万老年人未参与接种疫苗。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差不多一周会开一次发布会,会披露更详细的数据。3月31日至4月18日,全国疫苗接种总人数新增441.1万人,完成全程接种人数新增448.8万人,完成加强免疫接种人数新增3,772.3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总人数新增181.3万人,完成全程接种新增136.6万人,完成加强免疫接种新增1,123.7万人。


从上述数据看,老年人加强免疫针的接种率提升效果明显,也可以推测,只要完成首针接种的老年人,完成第二针和加强针接种只是时间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仍然有3,850万老年人还未完成首针接种。这不只是一个打不打疫苗“责任自负”的问题,因为如此规模的人群如果没有建立初步的防疫屏障,那相关地区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来保护这些老年人,否则,医疗挤兑风险就会一直存在。


疫情规模达到上海的程度,施以最严厉的封控措施,让医疗挤兑情况难以全面展现出来。如果没有封控,或者即便有封控但在治理上出现诸多问题、或者民众不配合,以上海自身的医疗资源是否能够全面应对Omicron的冲击,这是一直有质疑的。从不同公开信息来看,上海已在将部分方舱进行升级改造,以收治更多普通症甚至重症、危重症病患,这已经打破了人们关于方舱只收治轻症和无症状感染者的传统认识。


我们看到,4月17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1、W2方舱开始被改造为重症医院,提供了8组抢救室,设置了160个危重症患者床位和2,000个重症患者床位(再战新国博)。4月18日闵行体育馆方舱也改造为区域定点医院,设置了700张床位,包括心血管、脑血管、消化、肿瘤、呼吸和重症等多个病区,收治阳性合并基础病的患者;上海临港方舱的1.36万张床位中,也有约2,000张被改造为定点医院床位,用来收治可能向重症发展的基础病普通症患者(多家方舱医院完成升级:精细化管理,预防并减少重症发生)。


从援沪医护人员来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4月11日发布会上披露,当时已从16个省份抽调4万余名医护人员支援上海。稍加网络检索就可以看到各地ICU医护支援上海的情况:


4月3日,武汉多家医院的ICU医护支援上海;4月15日,重庆援沪医疗队1,567人中也包括重症医护人员(同心守“沪”!合川50名医护人员驰援上海);4月21日,湖南第三批援沪医疗队130人接管上海瑞金医院卢湾分院ICU(关注 | 湖南省第三批援沪医疗队顺利接管定点医院ICU)。


从上述情况可以了解,上海本地的医疗资源尚不足以应对封控状态下的Omicron疫情。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上海如果彻底放开,现有医疗资源将更加不堪。武汉疫情后,关于封控期间的病亡研究才陆续出现。在上海疫情后,相关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也非常必要,除上述外,院内感染所导致的医护力量流失,目前也没有足够的披露,这都是后续应当深入研究的。


在本文写作之时,北京也在经历一波Omicron疫情。前车之鉴告诉人们,城市的治理水平和市民能否齐心,仍是当前能否以最小代价处置疫情的关键;尽力防止本地疫情向医疗资源更差的地区溢出,更是体现了一个城市最大的责任感,这比许多自媒体嘴里的“温度”要有意义百倍。我相信,中国不会再有一个城市愿意像上海经历的那样。我也相信,随着上海开始让各地人员返回家乡,那些医疗资源远远不如上海的地区,将面临非常大的防疫压力。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身处上海的某些人,还不明白连一些省份县城的医护都已去支援上海,还在认为单靠上海的医疗资源就能应付放开的疫情,还没有意识到支援上海的医护们,他们的家乡将要面临因上海溢出而产生的巨大防疫压力,还要像巨婴一样每天各种抱怨,那他们不但对不起那些在上海善良的市民,也真不配得到所有良善的支援。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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