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号七年一瞬间
2016年2月，作者在这个公众号发布了第一篇文章。当时，主要是写房地产。第一批读者，有不少都吃到了当时（也几乎是最后的）房地产投资红利。随后，作者判断房地产价格问题会形成规模化挤出，影响实体经济，同时影响一二线城市布局，还将导致人口大规模迁移。作者可能是当时网上最早一批鼓励年轻人放弃一线，去二线占位发展的。由于作者并非一个地产投机者，又对房地产行业十分了解，因此很早就看到了地产经济模式的长期危害（当然并非由此否定房地产行业本身，自然也非常了解地产经济模式形成的各种原因），所以此后对地产经济模式几乎完全持批评的态度。七年以来，一二线房地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和年轻一代造成的压力，已是既成事实，无需再辩。是否有决心让渡房地产部门利益、金融部门利益和房东利益，是未来经济结构能否获得彻底调整的关键。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也将对这个问题形成倒逼。最近看到国内各位专家仍在呼吁进一步放宽购房政策，却无一人敢公开支持类似新加坡“组屋”制度，不禁哑然失笑。搞一场讲座就能挣个几万元的专家们，眼中仍然只有人民群众钱包里的数字。所以，我也支持全面全面放宽，不妨一起看看年轻一代会做怎样的选择。（“地产经济系列”）
2017年，频繁出现的教育问题与房地产利益紧密相关（学区房问题），也与中概股将教培产业纳入紧密相关。作者针对教育资本化问题展开分析，指出以教育资本化来替代公共教育长期投入的危害，同时会对房价继续造成冲击。这些分析影响到后来的教培政策。那些在网上叫喊百万槽工失业的自媒体和投资人，恐怕并没有机会像我一样，在那个时期，与非常多的教培产业人员有过直接的接触，聆听他们的心声。事实上，大多数从事教培的教育人，都十分了解这个产业的危害，毕竟每天看着陌生的家长以各种手段扼杀孩子的天性，摧残他们的童年，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至于地下奥数产业背后的腐败问题、利益问题，更是每一个教培人心知肚明的。作者当时与教培投资者有过深入交流，他们似乎不理解教培产业对下一代的伤害已经让许多家长怒不可遏，当你在以他人的下一代为代价时，自然会有人起身反抗，以你的财富为代价。人们对今天的教育问题仍有诸多不满。但人们的真正不满不在于双减是否正确，而在于是否真的双减。如果小学不好好教，小升初又是各种地下渠道，各类培训机构继续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初中之后又不得不全面恢复到激烈的竞争状态，政策还要继续人为减少普高学位数量，那这个火药桶，还将继续存在。说到底，背后还是利益。然而，下一代都逐渐没有下一代了，这种利益还能持续多久呢？（“教育资本化批判”）
2018年初，受梁建章提出上海应当规划承载5,000万人这个观点“刺激”，无知又无畏的作者，对全球都市圈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为了获得一手信息，作者从日本、美国和欧洲诸国的统计局网站扒经济、人口数据，以求了解全球都市圈全貌。作者由此发现，尽管许多跨国企业总部身处全球大都市圈，但仍有相当数量跨国企业的总部在人口极少的小城镇。作者进一步发现，各个国家的经济均衡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部分国家（例如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大型企业高度集中于个别超大型都市，部分国家则十分分散（例如德国），美国则界于上述二者之间。得出上述结论不但要考察各国经济数据和人口数据，还要收集庞大的企业数据。作者由此收集整理了Fortune 500杂志（包括USA版和Global版）有史以来长达数十年的全部公开数据，根据不同行业进行分类分析。将这些全球都市圈、小城镇与跨国企业一一对比。在此前的中文研究领域，作者是未曾得见此类分析的。通过这些分析表格能够清晰的看到：美国六十余年来的产业变迁情况，全球各大都市圈的产业分布情况。
由此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位于小城镇的大企业和跨国企业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这背后是全球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问题，以及，小城镇如何融入全球化问题；二是不断扩大行政规划的都市圈建设，是否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作者由此对隐形冠军企业进行了深入讨论，并获得了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理论提出者Hermann Simon教授的关注。作者又对美国的都市圈治理实践进行了详细考察（包括对OMB、USCB和BEA原始数据的大量整理），进而充分理解了都市圈/城镇圈（MSA，Metropolitan Aera/ Micropolitan Aera）在美国其实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经济概念，而非行政区划概念。这二者对于深刻理解德国和美国不同的经济结构，以及为何在全球化受挫的时期，经济均衡度高的德国相对稳定，而美国则陷入内部撕裂，有着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些基础数据作为积累，作者很难在中美贸易争端开始后不久，就明确指出美国全球化存在的真正问题是其曾经未对国内制造业外迁进行任何流程再造，而德国在这方面做得显然更好。这正是整个中国社科学界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后，一直难以提供的分析。这些问题当然也关系到教育，因为如果产业结构不能有效调整，那学位过剩的情况就会加剧，鸡娃现象就难以停止，而这又将进一步挫伤下一代的创造力，最终形成恶性循环。（“都市圈系列”）
2018年，作者还对韩国财阀经济体制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这让作者对东亚模式有了深刻理解。韩国经济是东亚模式研究的重点，一直以来也是西方学界研究的重点。韩国财阀结构的形成源于朴正熙时代引入的“统制经济”模式。这是朴正熙将其青年时期在伪满任军职的经历复制到韩国现实，朴氏及韩国此后的保守派，也因此一直与日本右翼保持密切联系，因为朴氏在伪满时，日本战后极右翼元老岸信介正是伪满所谓“昭和之妖”。伪满历史、美国因与苏联争霸而对韩国的支持，与韩国财阀经济结构的形成有密切联系，也导致日韩右翼关系紧密。可惜的是，严肃的历史分析在中文领域十分罕见，关于韩国政客的秘辛倒是四处流传。韩国的人口问题比中国大陆当前还要严峻，如不理解韩国财阀经济模式，也很难理解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这部分研究的重点是六大财阀企业的发展历史，作者所收集整理的材料至今可能也是中文领域之唯一。由于三星集团在李在镕事件后已开始调整其股权结构，使得此前三星集团的资料已经成“历史资料”，作者暂时也不想更新。但喜爱韩剧的读者，如果读过这几篇文章，再去看去年大火的韩剧《财阀家的小儿子》，应当对三星集团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可以八卦的是，拍《财阀家的小儿子》的JTBC是韩国“中央日报”旗下企业，而“中央日报”隶属于三星集团，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剧中财阀一代和接棒的三代有着正面形象，独独把二代的丑陋加以暴露）（“韩国财阀经济研究”）
仍然是2018年，作者以一篇文章掀起了国内对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大讨论。作者并无多大本事，只不过是把众人的切身感受置于一个时代的经济背景下去作阐述。作者当时更像一个预警者、吹哨者，希望平台企业能够把握住当时的机会，在后续调整中更为主动。但后续事件的发展犹如历史所展现：一方面平台企业并未抓住当时的机会主动调整，而是借助互联网舆论优势去继续宣传自己代表“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当时与作者联系过的平台企业均由公关部出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直到疫情期间，有一家后起平台的战略部才主动联系过作者，聊及往事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民间情绪逐渐发酵，反资本声浪四起，民粹倾向越来越重。作者继续以欧美历史上的反垄断浪潮为例，指出民营垄断企业要被社会长期接受，只有两个路径：一是与民众利益紧密捆绑（在美国是靠养老基金全面投入，在欧洲是靠劳工保护和税收制度）；二是走出内卷循环，引领出海，为下游中小企业闯出新的空间。第一种方案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滞后，导致平台股权结构先天上无法承担美国模式，因此必然会导致在劳工保障和税收等问题上加以考虑，这是平台企业心知肚明但又不愿接受的，毕竟，这曾经是平台的制度红利。第二种方案作者称之为“鱼肉海外”，确实是平台应当勇于尝试的方面。但当时国内市场大鱼大肉，谁又愿意出海辛苦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平台开始出海并已有斩获，他们代表未来，值得期待。（“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反思系列”）
2019年初，中美贸易争端愈演愈烈，“亲密”的G2突然翻脸，国内一片不可理解之声，自我批评者众，冷静思考者寡。作者基于2018年对美国都市圈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考察，从全球化的视角提出中美在经贸关系上的结构性问题，将表面上的中美之争，置于本轮全球化这个更宏大的话题下予以考察。作者展现的美国问题，其实都是美国国内的“自我批评”，作者无意判断“东升西落”，更非为了体现“厉害了”。各国都是全球化的被型塑者，美国遇到的问题，其他国家都可能遇到，各国在深度全球化下的表现各不相同，但又彼此唇齿相依。全球化问题的深入分析涉及人口、税收、货币、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能力等诸多方面。对全球化理解越深，越能知道何为各国必须面对的结构性问题，何为因全球化导致的民粹情绪所引发的噪音。这个时代的智者，需有足够的能力和定力去“降噪”，将各方引回正途，战略误判很容易造成更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全球化系列”）
2020年，为了能够理解美国民粹主义根源，作者在中文研究资料几乎为零的情况下，独自走上探究之路。从美亚购入1874年美国出版的Grange Movement历史著作，以及1970-2010年代跨越四十年各阶段的美国左右翼民粹主义著作，在此基础上，作者为美国民粹主义“立传”。由此将美国左翼民粹主义与左翼进步主义的历史关系，左翼民粹主义推动下建立人类首个反垄断制度的历史、推动形成小罗斯福二次新政进而推动出现“新政自由主义”的大缓和历史，以及右翼民粹主义既反富人又反对懒惰穷人的观念，及至特朗普为何会成为美国民粹主义历史首位当选总统，完整展现于读者面前。作者时至今日仍然好奇，我们的美国史研究为何对美国的历史如此陌生，每年的研究拨款都花到了哪里。（“美国民粹主义系列”）
2021年，老龄化问题的讨论逐渐公开化，作者愈发感觉到老龄化与全球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为探究老龄化问题的根源，作者再次决心从历史寻找答案。在这个宏大的命题下，作者回溯人类“人口爆炸”的原点，将工业化、老龄化与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老龄化二百年这篇文章中，作者引用的海内外资料横跨人口学、经济学、医学、农业史、工业革命史、殖民史、移民史、美国史、欧洲史、日本人口史、苏联人口史、中国人口史，为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及避免重复写作前人的研究，作者还将《人口研究》自1977年创刊号以来的每期杂志进行通读。在上述资料掌握之下，作者提出：全球化是工业化的结果，更是因工业化而导致的次第起伏的全球人口浪潮的结果；当前全球化的矛盾，是因先发国家先行工业化而率先进入老龄化，与后发主要工业国也开始进入老龄化所产生的矛盾。这个矛盾将导致：先发国家由于缺乏后发国家人口红利可继续使用，先发国家用于养老的资金将会更多，相应用于创新的投资将更少，这将使技术进步的速度进一步慢于技术传播的速度，从而造成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在技术创新领域的冲突；这将进一步影响全球货币体系，因为先发国家维持货币霸权的基础将逐渐受到动摇。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后发国家能够取得“胜利”，因为全球化之下，各国经济早已紧密勾连，后发国家的生产制造严重依赖于先发国家的消费，要摆脱生产过剩的囧境，需要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但这一改革触及巨大利益。因而在此期间，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及各自内部的冲突都会频繁出现。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更非他人努力自己就可坐享其成，它的解决只能依靠不止一代人达成足够的共识。上述结构性问题，将伴随未来数代人终身。
2022年，作者花了不少时间写有关疫情的文章，这些都成为历史细节的记录。该年末，作者开始深入对中美半导体争端的考察，去梳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史，尤其关注到了美国半导体产业与其国防系统的关系。后因疫情导致写作出现了中断。2023年初，作者完成关于中美芯片战争问题的梳理，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作者回溯了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DSB）过往五十年的已公开报告，进而充分理解了台海地缘政治问题对美国国防系统半导体需求所造成的焦虑。这把钥匙有针对性地打开了中美之争当前的彼此关键诉求这一锁孔，后续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拭目以待。
除上述外，作者还写了不少短小的时评，对俄乌战争、美国大选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总之，过去七年犹如一瞬间，作者十分感谢各位读者的关注和回应，使作者能够以一己之力探索如此众多的领域。也感恩于这个信息时代，使个体能有机会如此透彻地了解自己所处的人类世界。
人的生命是极其有限的，希望更多人能在有限的生命里获得更多真知。
唯其思想自由，方得真正自由。共勉！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