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芯片战争阶段性小结

作者自2022年11月20日开始写作“芯片”系列，截至目前已有10个月，此前已经发表14篇文章，主要涉及如下一些在海内外公开渠道都可以称为具有原创性的内容：

一是梳理半导体产业发展史，尤其是美国国防系统对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历史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本轮美国半导体产业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中最为底层的“美国国家安全”真正的意图和政策基本思路，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详细梳理总结美国国防系统过往四十年在半导体产业领域的基本观点，指出美国国防系统早在1980年代就已认识到：美国国防安全系于美国半导体产业的自主性和尖端研发制造能力，而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持续进步完全依赖于高度的市场化而非政府补贴。美国国防系统的上述认识迄今没有任何变化，并且也符合现实。

二是梳理美国半导体产业第一次危机的应对史，即1980年代日美半导体贸易战的缘起与各自应对。日本当时产业政策的成功在于通产省主导下的财团分工竞合，在应对来自美国的竞争压力时，日本财团之间的合作远大于竞争，以及日本财团体系下的产业资本机制对美国金融资本机制在成本上的胜出。同时指出日本半导体产业在1990年代的落败除贸易战这个外部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日本半导体企业完全忽视了PC时代的到来，以及日本本土的市场保护机制导致的封闭性使日本PC不兼容于全球市场。

三是指出美国当前的半导体产业政策表面是“去中化”，实则是“去台化”。借对中国大陆政策为由头，实际是要实现半导体制造业重新回归美国本土，或者至少实现不依赖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直接策略选择是更多依赖日本和德国，这同时也伤害到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利益。半导体产业的全球重构表面上与地缘政治紧密勾连，但市场各方却暗流涌动，无不以自身利益为先导，这将对各方“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实质性影响。

四是提出美国半导体对华政策在逻辑上存在“安全成本过高，进而危及安全本身”这个现实悖论。对美国而言，追求极致安全的策略看起来应当是：实现半导体制造业重新回归美国本土，并且长期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技术限制在一定距离之外，从而使中国的半导体消费品长期依赖美国核心产品和技术。但执行这个策略将会/正在导致两个后果：一是美国对其本土半导体制造业的长期大额补贴，二是倒逼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去美化”从而持续降低对美国半导体产品和技术的依赖。这两个后果都意味着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成本持续提升，并且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中国大陆市场）中持续后撤和萎缩。美国国防系统的认识是，自1980年代开始，美国国防安全所系的半导体产业，就只能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才会持续得以加强。追求安全初衷的策略，最终却危及作为安全基础的市场，这就是美国当前半导体产业策略的最终逻辑悖论所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中国大陆无论从官方还是产业而言，都不服输，绝不可能像当年日本那样，碍于“盟友关系”和驻军压力，开始内部施压，使产业失去本土政策依赖。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当前策略的主要提出者Eric Schmidt和Gramham Allison，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再未对美国的半导体政策发表过任何公开评论，而本文作者提出的上述悖论，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已经不断得到强化印证。

五是指出技术过剩、民族情绪与商业闭环与现金流的关系。半导体技术在某些方面确实已经存在技术过剩的问题，很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技术过剩都是相对于市场需求而言的。手机市场仍然是目前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品市场，SoC芯片的技术过剩已是事实。当前尖端芯片研发高度依赖手机市场提供的现金流，当大众消费愿意以高价接受一个SoC相对落后但完全可以满足自身使用需求且有一些其他优势的手机产品时，单纯靠SoC技术优势来获取市场的策略就会失效。这其中我们看到了制程工艺在市场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以及情绪价值在当前的不可替代性。情绪价值（对本土技术发展的支持）最终帮助一个并非“遥遥领先”的产品实现了曾经“遥遥领先”的产品才配获得的商业闭环。这种心理冲击会伴随现金流冲击，对市场预期产生巨大影响。

上述五方面的梳理与分析，在过往10个月里，已在海内外引发诸多反馈。作者在此想说的是，日本当年虽然兵败，但昭和一代对美国并不服输，所以才有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崛起，在许多产业和技术领域超越当时的美国；日本半导体产业被美国压制后，昭和一代仍然没有服输，令很多人意外的是，肩负日本尖端半导体制造业复兴重任的Rapidus，在2022年8月成立时，其最初的100名员工，平均年龄已超过50岁。

G2芯片战争还远远谈不上结束，双方策略变化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对中国大陆侧而言，目前的应对策略是有效的，这会引发美国的进一步调整。但只要美国政策的逻辑悖论还现实存在，坚持当前的策略就仍有必要。

长期而言，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其实取决于产业之外。包括如何降低民族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出现日本当年那样封闭自足的市场环境进而错失产业的未来。当然也包括如何实现年轻一代在更宽松、开放的环境中成长。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客观上促使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才在近年来更多的留在了本土发展，或者不再以美国为首选的移民地，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一直忽视中国大陆人才的价值。事实上，今年以来，美国本土诸多智库已在大规模讨论应当调整当前针对中国大陆人才引入的诸多政策，应当恢复吸引更多的中国大陆年轻人才前往美国。一旦这些政策调整到位，仅仅依靠民族情绪挽留人才将是不现实的。届时个体的选择是基于生活的成本、发展的预期以及教育医疗环境去逐项考量。也就是说，未来G2真正比拼的关键，仍然是体制的综合成本对个体的吸引力。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