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全球化、产业园区与供应链外迁
作者在《再全球化与结构性调整》中提出了当前“再全球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全球在地化、同地协同化和近地化。所谓近地化，是指尽管各国都希望研发与生产制造都发生在本国内部，但由于受成本约束或贸易战导致的其他因素（如经济或技术制裁）约束，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将研发和生产制造尽量维持在离本国更近的地区。在供应链迁移的实践和研究中，近地化也经常表述为“近岸外包”（nearshoring）。
近两年来，受全球贸易政策（含关税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欧美跨国企业的近地化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由于面对消费终端的头部企业开始重新进行全球布局，相应的供应链迁移也在快速发生。受限于国内需求不足，本来对应全球需求的中国大陆产能也呈过剩加剧之势，在海外关税和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大陆企业为继续保有海外市场，主动“走出去”就成为唯一选择。
世界工厂格局开始发生快速变化。过往全球化先经历了东亚化的过程，即从欧美技术、资本输出到日本为始，再从四小龙、四小虎进而最终以中国大陆为终点，并以中国大陆成为世界工厂为标志。当前的再全球化，使得东亚化进程出现逆转，即从中国大陆再返回到日本和东亚、东南亚其他地区。不但欧美跨国企业布局发生变化，中国大陆企业也在快速跟进。
除上述外，再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是，由于欧美跨国企业同时开始重视近地化，使得墨西哥、印度、越南等开始成为新的全球制造基地。除此外，中国大陆在自己的带-路政策驱动下，客观上也促成了友好关系国家的基建完善。
也就是说，如果从所谓“逆全球化”视角看，中国大陆与欧美在供应链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但如果从作者提出的“再全球化”视角看，中国大陆与欧美各自看似矛盾的政策却导致了共同的趋势，也即共同促成了全球生产制造基地的重构。从需求侧看，欧美尤其是美国持续旺盛的内需与关税、出口管制政策是对企业施加影响力的一方面；从供给侧看，中国大陆对应全球需求的过剩产能需要努力维持是企业现实生存的另一方面。
由此出现了矛盾的两个声音：一方面是担忧供应链快速迁出，另一方面是鼓励加速走出去。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声音代表了不同的群体，或者说，代表了不同的关注点：担忧供应链快速迁出是担忧中国大陆制造业在再全球化过程中过快的“空心化”，是站在如何使中国大陆本土受益（或说不受损）的视角来讲的；鼓励加速走出去是因为感受到中国大陆的内部需求仍然不能对应承接中国大陆庞大的产能，海外市场不可丢且还需要扩大，这是站在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来讲的。这两个问题，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关键问题。
自本轮中美出现纷争以来，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有不少观点认为，无论从综合成本（人工、资源等）、治理水平还是基建水平来看，全球新兴制造业基地替代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宏观而概括的结论。作者也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后发国家有能力完整的替代中国大陆的制造产能。但作者更想强调的是，全球化研究，尤其是供应链研究需要打破“国家视角”这个固有的思维模式，从更微观的“锚点”去建立更贴近现实的地理经济思维。
在曾经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大陆就整体而言并非比东亚其他地区具备更多优势，而是先从深圳（更具体的是蛇口）为始，以“特区模式”去打造迥异于其他地区的、能够直接对接海外产业需求的集散地。后来又以苏州工业园区为始，成功引入新加坡的产业园区模式。经济特区+产业园区，是中国成功进入全球化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在中西部还十分落后的时代，中国大陆的部分区域就已经成功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
作者2007年在深圳蛇口参与一个融资项目时，曾经仔细阅读过蛇口工业区在1980年代时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的各级政策支持文件，切身地感受到，在一个整体上还比较封闭落后的国家，划定特定范围、明确宽松的政策，是完全可以对接外部需求的。所以当时中国大陆全球化的锚点其实并非整个国家，甚至不是整个省，而是个别城市，甚至只是一个城市的某个区域。
因此，如果我们当前的研究总是以“国家”视角来进行分析，就会完全无视再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锚点”。作者同意，无论印度、越南、墨西哥、匈牙利还是其他任何后发国家，无论从自身体量、人力资源情况还是国家整体基建水平来看，与中国大陆相比都有难以逾越的差距。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后发国家通过产业园区或经济特区的模式去快速建立其生产制造基地，承接供应链的转移。事实上，如果我们以产业园区为视角去收集信息，将会比仅仅阅读国家层面的经济数据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全球生产制造基地的重构趋势。有兴趣的专业读者，不妨按照作者的思路去找寻资料与数据。
基于上述，作者认为，当前再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大陆而言，已经进入到当年类似美国或日本面临的本土产业迁出阶段。美国的产业迁出是由于本土分配诉求导致的税收变革，跨国企业追求更低的成本，因而外包形成趋势；日本的产业迁出则是因为日美贸易战导致的贸易再平衡诉求，日本被迫将生产置于美国本土，后续又出现了中国大陆的产业替代。
在产业迁出阶段，一开始都会经历一段“蜜月期”，也即，迁入国在前期需要迁出国的各种帮助和扶持，通常以提供相应的土地、税收和其他政策优惠为代价，此时迁入国无论是从基建还是从零部件进口方面都对迁出国有更多的需求，这些需求会带来迁出国出口的增长。但随着迁入国产业规模的扩大，供应链上的企业会逐渐主动向迁入国靠拢，此时迁出国的出口会相应下降。
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经历了上述过程。区别在于，美国的迁出过于彻底，对本土几乎没有前置考虑；而日本的产业迁出因日本财团特有的经济团体性，在所谓“再造一个海外日本”的同时，以海外获得的收益反哺日本本土。美国的策略因产业空心化而导致民粹主义兴起，日本的策略则产生了所谓海外优质企业倒贴本土僵尸企业的问题。
作者相信，身处经济实务中的读者能够深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谓“再全球化”的进程。以经济民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再全球化的趋势会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当此之时，期待“走出去”的企业需要更多地了解全球化的历史，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经济史，以及对全球贸易政策的变迁做比较系统的了解；而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加深入地分析和思考，美国和日本的产业迁出导致的不同结局。全球化的故事一直不是以“国家”为唯一标志来展开的，更加微观的跟踪分析是更为重要的。
作者认为，于本土有益而言，要么需要大幅降低本土综合成本才能引导企业更多地留在本土；要么需要大幅提升内需消费能力，才能对抗过剩产能对外需的依赖。除此之外，在“走出去”之后，有无能力使海外利益与本土利益捆绑，则是更加关系未来的重点。这三个问题，是改革至深之关键。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