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注 | 一起数数2016年中国互联网15大舆情
过去的一年，互联网很不平静，帝吧出征FB‘打台独’，任志强微博被销号，魏则西事件等等，可谓风云四起，您都一一围观了没有？我数您听，一起翻翻历史，回头看看，不说谁功谁过，只为了新的一年面对千变万化网络新舆情的时候，能擦亮眼睛，拨开迷雾，有自己的正确价值观，有正确负责任的网民态度，才不会被乱花迷眼，才不会被反转的剧情摔碎眼镜。
为反击蔡英文、台湾艺人周子瑜等人的台独行为，以“帝吧”为代表的大陆爱国群体“组团”赴国际互联网，通过刷诗歌、表情包的方式在蔡英文、爱国艺人罗志祥等人的facebook主页上“霸屏”。本次“帝吧出征FB”无疑是值得点赞的网络事件，但在舆情的后续发展过程中，小部分青少年的网络情绪被蓄意挑逗，一度诱导向“爱国极端主义”的方向发展。在重大网络事件中后期，舆情搭车，炒作新的舆论焦点，诱导舆论聚焦转向特定目标，是不良网络意识形态“‘投机性’介入”的一种表现。
任志强在网上的影响力极大。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的前一周，“罗亚蒙”、“演员孙海英”、“王亚军上海”、“荣剑2001”、“文山娃”、“纪昀”、“大鹏看天下”等一批账号被陆续关闭。一系列的动作，就像“大雨倾盆前的雷鸣阵雨”般，为“任志强销号”事件做足了铺垫。在任志强微博被销号初始阶段，部分“大V”策略性极强地推动“违反党内批评自由”等舆论伪命题，妄图形成舆论震慑。该事件将成为中国舆论场的标志性事件。
在“魏则西事件”被口伐笔诛后，百度搜索前几页结果显示结果居然是“百度回应魏则西事件”、“百度不是一切恶的渊蔽”等自我辩解的文章为主，甚至还有“看看这家上新三板的百度广告代理商”这样的软文来试图化解舆情危机。因为市场垄断，竞价排名成为百度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因为竞价排名，百度的行为一直饱受诟病。在发生魏则西事件后，百度利用自身优势，不断挑战着公众认知底线。
相比“魏则西事件”中较为明确的责任归属，“雷洋事件”中的涉事主体则各执一词，为谁该为雷洋意外身亡负责而争执不休。该事件引起的“舆论涟漪”效应使得舆情不断发酵，而警方的舆情应对策略存在争议，客观上进一步撩拨了本来就敏感而脆弱的警民关系。雷洋事件的舆论热点一旦出现，就如一粒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本身可能并不甚大，却能荡起层层涟漪，其中每层涟漪都在激活新的补充信息点、唤醒沉睡的生僻知识点，最终形成新的舆论内容，这一过程不断周而复始，直至最终完成整个舆论话题的消费过程。
个别媒体以《3年未获低保》、《低保被取消》等鲜明标题为引导，主观上推动舆情外溢蔓延。此类标题极具诱导性，且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对舆情发酵产生明显影响。在舆情发展后期，又有媒体指向农妇杨改兰丈夫的入赘角色问题，报道侧重其家庭情况之复杂，不少网友脑洞大开，设想其家庭情况成为悲剧产生的诱因。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媒体舆论未借助官方调查，却影响了舆情走势和网民情感态度，媒体舆论导向性值得商榷。
从上午的满屏感动转向下午的满屏质疑，再到晚上的各方表态，罗一笑事件的舆情反转也就仅花了一天时间。严格来说，罗一笑父亲算不上是骗捐，也不是借病营销，他本应该客观阐述，却使用了营销元素，让自己从舆论获益转向被舆论暴力。用力过猛的网络募捐，用力过猛的网络感动，再变成用力过猛的网络愤怒，不明不白的感动变成义愤填膺的声讨。在网络上，一旦产生用力过猛的警惕，即使面对真实的苦难时也将失去同情。
根据观察，该舆情在初始2个小时内产生了20多万次的转发，信息助推力量远大于一般网络事件的自然发酵速度。在“平安北京”发出第一条微博后，评论区被大量辱骂声音所覆盖。追溯声音来源，可以发现最早的转发均来自一些网站签约写手。该类账号一旦发出声音，即被大量点赞置顶，这已经大大超出新浪的一般信息导流和基本规则。
比起财产，“吃瓜群众”的不离不弃，才是王宝强在这场危机公关大战中最需要赢得的东西。公共舆论场的可怕之处在于，真相永远没有绝对，公众眼中的真相，永远取决于公众愿意相信什么。爆料、手撕，好戏连台的背后，是双方在舆论场上的厮杀角斗，如何得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才是摆在所有当事人面前一道难题。在该舆情中，因为王宝强“傻根的人设”，以及“马蓉宋喆”一方低级的舆情反击手段，成为了王宝强能够取信于公众，最终成为相对胜利方的两个关键因素。
很多网民轻易接受了“快播只是个播放器”的判断，以此为认知出发点，网络上为快播抱不平的评论和段子一直哄闹不停。诚然，技术的工具性，使其天生就拥有在法律上的“中立”。但技术中立也存在法律、道德上的界限。从法律角度来说，快播利用P2P技术播放平台，按照点击量把“热门视频”的缓存，存储于自己2000个服务器之中，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推荐和搜索向用户加以展示，这让快播从中立的播放器变为了实际的传播者。一旦相关资源涉嫌违法，快播很难规避法律责任。
假新闻的共同的特征是，炮制者为图一时之快，最终却割裂了社会、分化了舆论族群。“上海女孩逃离江西”这则刷爆网络的假新闻背后，其实是某些人规则意识的缺失。某些人视网络为不受管束的传话筒，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殊不知这样会造成的严重后果。营销事件背后，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舆情策划。媒体对网络营销群体和事件套路的不熟悉，以及抢新闻刷流量的动机，造就了这场可笑的舆情事件。
新闻媒体，是该舆情能够被有效处置的最大功臣。舆情爆发后，新闻媒体及时跟进，积极报道事件相关进展，突出强调官方处理及回应相关内容。起初，试图通过政策解读来平息众怒，如中国网以《江苏高考减招不减反增其实录取几率增大》为题作报道，等等。在缓解效果不甚理想时，媒体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如常州网新闻《江苏高考今年减招？专家：客观增加六千人机会》等。该舆情是媒体的统一行动，作为舆论主阵地，媒体的抱团发力对缓解舆论风波，起到了直观有效的作用，舆情后期平稳过渡。
最高法罕见主动谈聂树斌案，对聂树斌案舆情的二次传播推动效果明显。 6月8日，网民对聂树斌事件的主动搜索次数逐渐达到高峰，随后迅速走低并趋于平缓，可见网民对此次聂树斌事件并未形成持续性关注。在聂树斌案重审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与官方微博、新华社、人民日报与头条新闻等媒体，将政府动态及时准确传递给公众，并开展交流互动，做到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在推动网友热议方面的影响力较为突出。此次事件应对中，政府、媒体与网民三者互动良好，未见极端次生舆情出现。
新年后的第一天，“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刷爆网络，与媒体广泛追求真相不同，网民则以“看连续剧”的心态围观舆情跌宕起伏。在该事件中，“裸抢”、“开水族馆的生物男”等网络名人以辩论形式推动着舆情后续发展，也推动舆情向“探究真实鱼价”等问题不断深入。该事件是对当地政府的舆情应对能力的一次考验，通过舆情观察，涉事地的舆情应对能力和借势营销能力还有待加强。
在网上，“名校光环”意味着被监督和约束。可惜中关村二小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在舆情回应上官腔十足，例如“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关于我校以及相关事件的不实言论，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权利”这句话，无异于向网民发起赤裸裸的威胁，触犯了网络众怒。官方声明通篇只有结论和态度，既没有对该事件核心事实的说明，也没有关于学校如何“客观、公正处理”的论证。在互联网时代，面临信任危机，涉事方声明“让教育问题回归校园进行处理”，难以取信于公众。
长久以来，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和教师，一直被称为“黑五类”。但凡涉及“黑五类”的舆情，总有大批网络喷子嘲讽、咒骂、造谣，甚至展开人身攻击。“官员抹香香”舆情遭遇连续反转，正是议题设置“黑五类”的缘故导致。因为媒体前期报道内容不全面，报道角度存在争议，官员“抹香香”舆情在发酵过程中不断地被反转。反转舆情既伤害媒体公信力，更伤害权力的公信力。
素材摘自中国网浪潮新闻>>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