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正在“计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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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6月13号，知名政治学家荣剑先生发来文章——《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何在？》拜读后非常有震撼力。说实在，对荣剑的文章我向来都特别关注，因为他的研究相当务实，不仅直指历史与现实的真问题，并且点出问题的真实质，让读者看到的往往全是“要害”。这次，他揭开的这个关于马云观点的话题，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个要不要将改革并不彻底的中国再“打回原形”的现实问题。

作为企业家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其公开宣扬的“新计划经济论”，最重要的依据是互联网已逐步实现大数据的社会信息可控性。凭借于此，马云先生便以他非同一般的商业智慧滔滔不绝出一套“新计划经济”的构想来。并非企业家不能有自己的经济乃至政治的社会想象，而只是这种想象不宜成为人类探索进步的新的思想羁绊。我能理解为何钱颖一、吴敬链、张维迎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会出面来与一个成功的商人进行经济学观点的PK。因为，这个直呼“计划”的人物正是以铺天盖地的电商经济颠覆实体经济或传统市场的马云，他被称为“外星人”，其推动能量和言论影响力如今举世瞩目。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计划经济”绝对唤醒经济学家们对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于中国未来的联想。而某种选择的调整与决定，将意味着整个体系的瓦解崩溃。他们共同认定人类对计划经济的一系列实验都是被证明是失败的。张维迎教授认为：大数据的出现可能会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错误在于，基于数据的决策只是科学决策，而不是企业家的决策。

在荣剑看来，就马云的“计划”而言，这些大牌的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还是有些隔靴搔痒。他提示说：“重要的话要说三遍，计划经济的实质不是科学计算，不是数据化管理，更不是一个超越利益的和价值中立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如同公有制名义上是人民所有，而实际上是国家代表人民所有，当国家代表人民所有时，实际掌控国家的人就成了真正的所有者。以人民的名义，以计划的名义，最后一定是以国家的名义，以权力的名义。”

荣剑直接点出了马云所謂"新计划经济"的要害：“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要害是什么呢？要害就在于，不管是以前的东欧经济学家通过理论计算来实现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马云通过掌握大数据来实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模式或经济运行机制，计划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和它相关联的制度性要素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按劳分配、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这些制度性要素的支撑，计划经济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离开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谈论计划经济的得失，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荣剑揭示了问题背后的逻辑真相：不管谁、以怎样的形式来构建这个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都无法避免一种权力集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设计！正是如此，荣文在自媒体发表后引发众多的共鸣。

政治学者杨百揆为此评论道：“计划越‘科学’、越‘大数据’、越细密，就越具强制性。因为只要有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不服从计划、违反计划，整个计划便被破坏，造成计划整体失败。”他还认为：“计划经济就是打着‘科学’旗号的现代奴役制，计划者（国家、政府掌控者）就是打着‘科学’旗号的现代奴隶主，被计划者即被迫生活在计划者设计的集体生活中的大众，就是‘科学’旗号下的现代奴隶。计划经济和所谓的新计划经济的要害就在于此。”

一个网名“阿呆”的赞同者也认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有形之手”时常沦为‘闲不住’、‘管不住的‘咸猪手’，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时常出问题的重要所因所在，任何试图回归‘权力决定经济’时代的梦想，都必然引发灾难。”他甚至从马云的身上闻到电影《芙蓉镇》王秋赦的味道：一个“权力决定经济”的计划时代，不时要发出这样的叫声——运动喽！运动喽！

中央民族大学赵士林教授对此文发表了的感言：“致马云 : 大数据如何解决权力之恶？大数据无法遏制权力之恶，反而可能助长权力之恶。你所谓大数据“新计划经济”并不能消解计划经济的核心问题：权力垄断，从而也就不能解决“旧计划经济”的一切老问题。”而一位也姓马的博士干脆就认为“马云与其着急构建新计划经济理论，不如坐下来多读点书。”

网上最近传播了一条消息：王健林、马化腾、李彦宏三大巨富合作，而有人为此欢呼雀跃。显然，这些傻瓜不知道这种举动正是反市场化的非正当竞争的恶劣性质。如此，便可形成更为强大的商业垄断，对并不成熟的中国自由市场经济构成新的破坏。其实，这是一种对以往中国计划经济历史的暗合逆流。

资深记者、专栏作家、知名地产评论员程凌虚在他的《可以无知，不可以无耻》一文中，就大佬们合作和中国某些“富可敌国”的老板们一边致富、一边拿国家财政补贴进行了嘲讽。尤其对京东老板刘强东声称自己是“共产主义”的推动者、“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表达了愤慨。对马云鼓吹“新计划经济”，程先生指其“有点重回人民公社的味道”。

也许马云比王健林们更有雄心壮志。他在2016的一次世界浙商论坛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阿里巴巴将不再是与谁竞争的问题，而是要与“竞赛”相关的未来发展思维。而此种竞赛的本钱自然需要依赖他的“新计划经济”的总体设计。尽管有人更愿意将马云的这种“新计划”，与美、英两国学者提出的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重新建构市场模式的“新计划经济”相联系，但是，当人们听到马云“我认为过去的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但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如此铿锵有力的预言，就会觉得这位非常了解中国国情与国际经济形势、非常明白自己已成长起来的企业更需要什么的阿里巴巴掌门人，不可能仅仅满足于对计算机技术、对互联网、对电商淘宝、对资本权利的经济社会的系统思考。

对于马云的观点的担心，我想主要是人们到今天为止还无法摆脱计划经济所带来的一场场梦魇。就在今天上午，我又看到了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对荣剑文章的关注。她十分明确地强调：“计划经济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属性必然是极权控制，极权统治。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权力全面控制，民众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作经营企业、没有权利决定种植什么，没有权利争取上什么学、做什么工作、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改革开放前的流行口号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党安排；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是一颗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闪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革命觉悟高，是没有选择权利。你想不服从？轻则你活不好，重则没活路。”

我想，马云当然没有能力导演一场旧势力的复辟，但如果他以自己超越商业的社会意淫、以自己依靠资本推动的舆论力量，并且适应了某种权贵利益的需要，那么，这样的“新计划经济”就不可谓不无风险。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以市场的手段达到计划的目的。 从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我就会更深刻地体会我们这个民族相当擅长于假梦真做。马克思主义，百余年来与中国社会只有概念轮回，而无本质关联。倒是吸收了列宁主义的实惠引进了苏维埃政治，成功更迭了一个亦旧亦新的民国政权。荣剑先生显然十分明白，阿里巴巴能存在正是藉助于市场经济而得以确立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因此马云获得了在这个依然处于不伦不类经济形态社会可以高八度的话语权。

而所谓的计划经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荣剑先生自然更是体会至深：一个在本土没有市场的理想化的社会设计，也不可能在其它任何社会土壤中生根结果，除非强行播种，像前苏联那样，以不断地剥夺、剥夺再剥夺的权力计划，使经济获得一种野蛮的增长方式，直到最后众人皆醒一枕黄梁——这过程起码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阐述也是背道而驰，比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的血淋淋的原始积累形象更令人不堪承受。因为，用武器批判的现实自然比批判的武器的比喻来得更有力量的质感。

马云先生大概从特朗普总统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企业家的政治潜力，于是就同时被意识到：用他掌握互联网、物联网与大数据的能力，似可回归中国的计划经济，与"中国模式"也恰好可以彼此共融共生打造一个让西方自由主义经济自叹不如的新时代？特朗普可以用商业规则而搅局美国的价值观，那麽马云是否也更可以以自己的电商成功，来呼唤中国退出自由市场？也许在他的眼里，计划经济并不意味着一种陈旧的意识形态对人类自主生存、发展与分配等等的社会禁锢。

当今中国，依然是一个不成熟的现代社会。由于现代文明尚未完整确立，任何追逐的目标都具有极大的趋利性。人们停不下来，在路上思考总是出于权宜或丢三落四。在我们可供关注的有限的公共社会空间，不足以形成一个可让人们共同打造独立健全的精神世界，包括有力地培植公民社会中的商业契约与资本伦理。一种雄厚的资本往往连接着强势的权力，如像今天已被曝光的安邦企业集团，还有那个被逼到海外不断爆料的阿贵，其强大的资本和以其资本奠定的思想，实在无法预估他们的正果或后果。

或许，马云先生现在需要的只是抓住机遇再造商业的影响力，以此换得更大的话语空间。这当然可以被理解。各种说法或活法都可以被包容。如同我的一位诗人朋友所写的“人走人的路，蛇走蛇的道”。人乎蛇乎，自己明确。

不过，人们更需要记住荣剑先生的紧要提示："计划经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权力经济，是国家支配一切经济资源和经济组织的权力控制系统。"

如此，还要这种"计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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