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们背后的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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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爷近期最爱看的电影是《白银帝国》，电视剧是《乔家大院》。
为的是，学学山西商人们是如何做生意。
清末，山西商人横行天下，做遍了官场生意。
获利巨丰，一时间成为全国商界楷模。
球爷的一位好友是山西阳泉人，现在在创业，颇有新晋商风范，他曾细细研究过晋商发家的历程——
彼时之山西，自然环境差、无地可耕，人与人之间只能互通有无，勉强生计，故而商风盛行。
许多晋人还不畏艰险，行走千万里，与千里之遥的人们互通有无。
互通就是开放，开放就有希望。
于是，晋商崛起。
晋商崛起靠的是创业精神和仁义理念——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不畏艰险、诚信为本。
可是，晋商发达却靠的是投机倒把的官场生意经。
这本生意经着实有趣，可在下文详观。
寄生于官场，必也毁于官场的崩塌。
因此，晋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试想一下，不考虑后来政治因素的偶然性，晋商若一直坚持祖辈崛起时之创业精神，摒弃后来发达时的官场生意经，或许中国也会出现屹立数百年而不倒的银行家族。
起于坚忍，败于投机。
我们现在的创业者，希望不要走了晋商的老路，当然这与大气候息息相关，有时非商旅所能左右。
世事多艰，望自珍重。
官员们背后的金主
文/田玉川
晚清官员的银子多藏在票号。
因为官员在尚未戴上官帽、穿上官服之前就已经欠下了票号一笔笔感情投资的巨额债务了。
这正是票号结交官场的高明和卑鄙之处。
据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记载：票庄交官的伎俩，无微不至。
各省士子入都应试，沿途川资，概由票庄汇兑。
川资不足，可向票庄借款。
对于有衔无职的官员，如果有相当希望，靠得住的人，票庄也喜欢垫款，替他运动差事。
即使外官，而无旅费赴任者，也由票庄先垫。
这是第一步。
票号早在这些“士子入都”之时就开始感情投资了，不能不说是有商人的长远眼光。
试想：在士子们衣衫破烂之时，有人送来了锦衣；在士子们饥肠咕咕之时，有人送来了美餐；在士子们正在雨中淋透之时，有人送来了伞；在士子们在茫茫长夜徘徊之时，有人送来了灯，他们该如何对待?!
恐怕除了感激涕零外就是刻骨铭心了。
所以，一般“士子入都”之际，实际上已陷入了票号早已编织好的含金量极高的感情投资网之中了。
而“高中”，仅仅只是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要得实缺，那还得“候补”。意即等待出现了空缺，才好去补充。
若不谙其中的门道，傻等不知要等到何时，但只要有票号代理，那就不一样了。
各票号在京城所设的分号，主要就是为了结交官场，大做官生意方便。
因此，票号对官场非常熟悉，大多与官吏结成了某种利益共同体，所以，为候补的官员谋取实缺，乃是他们共同的“业务”之一。
每授一实缺，需要多少银子，官员和票号按什么比例分成，彼此都已有了规矩，得实缺的官员不知也不问。
所需的银子只要以得该实缺的官员的名义向票号履行借贷手续就行了。
这是欠票号的第二笔银子，也是第二笔感情投资债。
接下来，该走马上任了，应该高兴才是。毕竟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总算有了光宗耀祖的时候了。
但竟高兴不起来，囊中羞涩，如何显摆官威呢?
“盖清国官吏，每逢旨简授一缺，其赴任时，非数千金不能敷衍，故只得仰给于票庄。”
票号其实早就预备好这笔银子了，只等着那位尚未上任的新官去办个借贷手续就可使用了。
这时候的新官已非昔日衣食无着、前途未卜的穷书生，而是即将统治一方，手握数十万两、数百万两银子支配权的“父母官”了。
在票号眼里，那崭新的官帽、官服正是白花花的银子！
所以，票号又主动地第三次借贷银子给新官让他去做人情。
这就是所谓的“别敬”。
意即感谢那些为得官说了话的，跑了路的，出了力的，流了汗的“功臣”。
同时，为了结交“外放”之后用得着的各种关系，诸如已有名义上的师生之谊的考官及其家人，上司及上司的身边人，同年（一起参加考试的）及同年的家人，即将到任的同僚及其家人等等，不能有任何遗漏。
否则，新官未上任就有可能卸任，到那时，就不再是花费多少银子的事了。
“别敬”从上到下及同僚同乡亲朋，无一不能遗漏，视官级高低及交情深浅而定。
虽然每位从数十、数百两银子不等，但积少成多，“别敬”的总数额也相当惊人。
仅以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一个名叫张集馨的，升任四川按察使时离京所用的“别敬”为例，就足以说明做这个人情的昂贵了。
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
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
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
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用这位按察使大人的俸禄显然是难以填满这个“大坑”的。
何况，此时他尚未正式到任，就已经负债累累了，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全部向票号借贷。
这正是票号所要做的“业务”。
沿袭账局“创立短票名色”，票号给候补官员的借贷，先要谈好“扣头”，约相当于现代人所说的“回扣”。
以官员将赴任地方的贫富程度及远近作“参照”。
然后定“扣”额，有九扣、八扣、四五扣、或倒二八扣不等，才可借银。假若借1000两银子，按所谓的“扣头”，候补官员实际拿到手的只有900两、800两、450两、200两，“扣头”之高犹如高利贷。
除“扣头”外，还要按本息连计“驴打滚”计月息。
若按3分或4分计月息，那这一月的月息“转票”到下一个月就计入本金了，以此类推，本加息，息加本，本息滚动累加，“迟至三四年，千金之本，算至二三十倍”，岂不可怕?
候补官员不怕。
分明知道票号主动热情的感情投资是被宰，无奈之中也乐于接受。
肥猪不怕刀宰，官员能快速变“肥”自然胜似肥猪。
还以那位四川按察使张大人为例。
他仅“别敬”一项就花去了一万五千两银子，那升迁的活动费肯定远远多于这个数了。
假若是“别敬”的两倍，那就是三万两，两数相加，已多达四万五千两，还未算赴任的路费及家眷的安抚费。
所以，一个省级按察使尚未正式到任，就已花去了实实在在的五万两银子了。
这些银子从何而来?
只能借贷，只能向票号借贷，除过票号谁还会专做这项“业务”？
即使有人愿借贷这笔银子，没有票号跑官的路子那也是无用。
所以，票号做这样“业务”是垄断的。
假如这位张大人拿到手的是他需要还借贷的五万两银子，按不高不低的“扣头”，那也要借七万多两才够。
若以4分计月息，那本息翻滚，累加至十万两的日子并不很遥远。
所以，时人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其实，都只是应付人情债而已。
真正大贪特贪的“贪知府”，哪一个不是既要先捞回跑官买官所花的成本，还要赚上很多倍，又何至十万两呢?
回看一个候补官员，尚未到任，是如何在票号设计好的感情投资链上奔忙了。
他若尚未考取功名，那欠的第一笔债就是票号代付的赶考费用；若有幸榜上有名，那欠票号的第二笔债就是结束候补得实缺所花的活动费，实缺有大有小、有肥有瘦，一切全靠从票号借贷的银子来说话。
这一笔债最重，也最为关键。第三笔就是“别敬”了，虽说这一笔银子没有第二笔多，但这次是借票号的银子去拉关系。
犹如向“剪径”的强盗交买路钱一样，候补官员所花的银子其实只是通向官场的开路费，真正的花银子和赚银子是在正式上任之后。
那时候票号的感情投资也水涨船高，不能与“候补”时相比较了。
一前一后，票号从中赚取的岂止只有候补官员借贷银子的利息?
票号不惜用银子铺路，为的就是招揽到官员所管地方的官款汇兑，从中赚取巨利。这其中的回报究竟有多少倍？
“中兴名臣”张之洞在尚未大发迹以前，曾苦于无银打通关节向军机大臣和皇帝身边的太监行贿，便屈尊去向大名鼎鼎的晋商日升昌票号借贷十万两银子，但遭拒绝。
于是，他又厚着脸皮到名声和实力并不大的协同庆票号碰运气。
协同庆老板的“内线”比日升昌更长、更深，他早已知道张之洞在日升昌碰壁了，且从宫廷内线知悉朝廷已有重用张之意。
于是，便热情恭迎，满口应允。
张自然高兴。
不过，机智的协同庆老板并未立即支付张之洞十万两现银，而是让他立了一个取银摺子，先拿三万两，用完了，再取。张同意了。
不想只用了这三万两银子，张之洞外放两广总督了。
张之洞别的商家一概不理，只让协同庆派人随行到广东开办分号，两广的官款汇兑就全由协同庆一家票号独揽了。
不到三、五年，即获利上百万两银子。
协同庆只以区区三万两银子换回了百万两银子的回报，可见对一个大权在握的官员如果成功进行了感情投资，就能赚成倍成倍的银子。
这种生意是暴利，比别的生意更容易赚银子。在暴利的驱使下，一贯朴实谨慎的晋商竟置先辈经商不用“三爷”（姑爷、少爷、官爷）的家训于不顾，主动地与官员融为一体了。
晋商各票号都以结交官场为首务。
日升昌结交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赵舒翘；
大德通结交庆亲王、赵尔巽；三晋源结交岑春煊；
志诚信结交广东海关；
蔚丰厚结交董福祥等，每一个票号都有亲贵大官做后台。
当然，结交还得靠银子。从郎中到库兵，人人有份；从门卫到老妈子，无一遗漏。银子被所谓的人情所包裹，为的还是多生银子。
人情若变成了银子，一定既冰冷又沉重。
最终，票号与官员的所有债务全都变相“刮地皮”悉数加到老百姓头上了。
一个个贪官就这样产生了。晋商自然“功不可没”。（来源 那本羊脂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