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中的节选】何谓 “中国制造的女权主义？”| 全嘻嘻对谈上野的理论反思与前史考察

作者/Angela Xiao Wu 董一格

译者/夜深人静

本文发表于2019年12月的Critical Asian Studies期刊第51卷第4期上

吴衢按：

本推送发表在公众号“圃里集”上，没想到译者没有开原创，只好这样子转发。另外，该号因为发了这篇译文遭遇了一周封锁，不得不这篇推送中只保留很少部分的文字，我们也难以推广原号。在评论区链接可以看到相对完整的全文译稿（“相对完整”的意思是那篇推送里还有一个“阅读原文”），请大家关注喵，谢谢喵。

关于这篇文章如译者所说主要材料还是17年之前，过去数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进一步来说，我个人不太同意作者关于非合作型C-fem不属于新自由主义逻辑。不过从过去数年的情况来说，这一类型也已经发生了内爆。说到底，寻求经济独立实际上如果不是不可能，也需要做出太多的努力（关于“卷”的讨论的形成已经表现了对此的反应）。这其中有一些成为了某种自由主义版抗争性女权，另一些则可能更显得和经营型靠拢。另一方面，大环境的再政治化也在不同的场域带来了更多流派（国家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使得意识形态地形图显得更为复杂，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译者按：

距“全嘻嘻”对谈上野千鹤子这一事件火爆全网已经过去一周多了，有关评论也层出不穷，尽管诸多方家都在感慨全嘻嘻的“低能”，难以开启一次有所裨益的女性主义对话，但毫无疑问，在全网对这一事件的关注、表态与评述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场域的潜藏着的巨大能量。

近两年女性主义开始流行于公共空间之中，一些热点事件无疑使人再次意识到存在于中国内部巨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图书市场也及时推出以上野千鹤子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主义书籍，意图为当代的女性愤怒提供一个相对明确且亲民的语言。（全嘻嘻急切的想依靠与上野对谈来获得在女性主义内部的合法性，也大抵因为这一热潮。）不过，在这样一股潮流当中，却很少有关于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历史的考察。但正如王政等人所指出的，当代中国一直存在着女性主义与女性运动的潜流，它们的理论或许缘起于全球北方，但在当代中国在地的实践与斗争之中，它也有自己虽屡遭压制却仍持续存在的历史。

为此，圃里集特别推出由董一格与Angela Xiao Wu写于2019年的《何谓“中国制造的女权主义？”》以作为对当下的女性主义前史的一个梳理。

但译者在这里须特别指出，这篇文章所经历的田野与所使用的材料主要局限于2017年之前，文中提出的两种C-fem的分野虽可作为全嘻嘻事件中显露出的“婚人/radfem”二元话语框架的前史，但不可直接将两者等同起来。对于2018年以后的中国女性主义演变的梳理及其评价，以及性差在中国非二元化的性别政治中的展演，仍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

（本文有删减，点击文末查看全文，可查看全部内容）

摘要

当代中国女权主义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其本体论根源和命名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审视。本文首先论证了中国的后社会主义转型产生了一种新的性别权力结构，针对这种结构，城市年轻女性在斗争中聚集了各种话语实践和物质实践。其次，这些做法所造成的社会断裂和冲击导致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即一种未被区分的“女权主义”在当代中国正在不断激增。结合历史学和民族志研究，本文描绘了女性激愤的整体图景，并确定了两股潜在的“中国制造女权主义”（made-in-China feminism）——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政治意义——并且都参与到基层文化规范之中。为了充分把握中国正在进行的性别对立及其复杂性，本文讨论了现有学术方法对当代中国女权主义研究的局限性。这一分析有助于仍在进行的在非西方社会想象一种同时破坏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秩序的女权主义政治的对话。

（节选部分）

总而言之，在C-fem统一的外表下，存在着两种越界的策略，女性通过重新定义与配置资源、权利和责任，对其加以利用。两者都破坏了霸权秩序，但方式不同。经营型敦促女性抛弃传统的妻子责任，着重表现传统的女性特质，以从婚姻市场中获利。可以肯定的是，与上层通婚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经营型的主张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了女性的个人能动性，以及它对婚姻和一般异性关系中的直率的功利主义观点。对经营负责的是女性自己，而不是她的父母或任何其他权威。她的最终目标是个人的经济保障，而不是她的家庭经济上的成功或体面。这动摇了霸权性的家庭价值观，从而动摇了婚姻制度的稳定。然而，这一群体通过操纵父权制规范以获取物质利益，又一次实现了传统父权制对妇女的期望，并增强了基于经济和性方面占主导地位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像ayawawa这样的经营型女性已经开始了情感咨询业务，利用追随者的焦虑，并贩卖自己的成功故事。

相反，非合作型C-fem试图通过鼓励妇女追求职业发展和经济自立来引导她们远离婚姻市场。其对个人经济优势的强调常被误认为是支持新自由主义秩序。我们认为，在后社会主义父权制度的背景下，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允许女性掌握自己的经济和个人生活的选择。这种非合作型分支在象征和物质层面上都放弃了既定制度的内在逻辑，形成了一种针对后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结构性压迫的系统性不稳定力量。与这一群体有关的女性更有可能冒着风险。参加针对政府行为与立法的公开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缺乏同情心的中国大众一直以经营型的形象来投射和批评非合作派。在中国显而易见的经济不平等中，一种反女权主义的强烈反动，将对(男性)精英的不满情绪转移到了性别秩序的越界者身上。女性主义者——仅仅能以经营型的形象出现——被指责抛弃了传统的性别规范，成为了上层阶级男性用来增强男性气质的性资源。相比之下，面对非合作型C-fem则会给这些评论者带来一种被阉割的感觉毕竟，在后社会主义中国，霸权性的男性气质需要经济上的成功以及对女性的性的占有；非合作型C-fem构成了双重威胁，它否定了与上层通婚的婚姻市场，并关注女性自身的事业成就。简而言之，对C-fem两股力量之间区别持续的无知，使得它被更有效地适应被压抑的阶级对抗，并利用女性的越界行为来疏导这一对抗。

此外，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话语地形，有利于阶级在性别话语中的纠缠。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改变了性别表述，以前被压抑的性别（gender）和性（sexual）表达现在在法律和社会上都得到了允许。由于缺乏一种既定的关于性别的批判性语言，后社会主义的性别/性表述泛滥异常地“好客”（具有亲和力），成为其他社会力量和议程可以方便地调动的大量的刺激性材料。另一方面，后社会主义转型也包含了社会经济的阶级的话语压制。当阶级不平等在流行的表述中被系统地渲染到无法识别时，它所产生的痛苦和焦虑就会被性别这一话语范畴所吸收，而代价则是后者（性别）（译者注，这里不好理解，我认为，这里主要还是说后社国家的阶级冲突被融入进了性别对立中，底层-资本家的冲突被想象为了底层男性-女权主义女性和男性精英的合谋之间的冲突，从而掩盖了要求性别平等和追求女性权益的声音）。基于对中国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现有分析（这些分析深刻地指出，“性别”范畴已成为“阶级”的替代品），我们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C-fem所引导的尖锐但却未被表达为阶级对立的方式，相当于霸权的位移。通过这种位移，统治精英们认为更具威胁性的冲突（如阶级冲突）被那些被认为更易于管理的冲突（如性别不满）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