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和基本特征

原载于《经济纵横》2016年第11期

摘要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来源，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它是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当代西方新兴政治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斯拉法主义经济学等等。

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新兴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孟 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市场经济理论的三个版本

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很多问题，如实践基础、理论来源及概念体系。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形成一些规律性现象，这些现象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市场经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在理论上形成了三个版本。这三个版本的差别主要体现为市场和国家（或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差异。第一个版本是市场经济1.0，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构想的市场经济。斯密认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私人企业，国家只是守夜人。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市场经济进入2.0版本。凯恩斯认识到，在一个纯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这个固有矛盾，因此他认为诸如投资这样重要的权力不能完全交托给私人，国家必须接过一部分投资的权力，这样国家就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另一个主体。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客观上为形成市场经济3.0版本打下基础，如复旦大学史正富在《超常增长》一书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所谓三维市场经济，其中私人资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三维市场经济的提法恰好对应于市场经济3.0版本。三维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3.0与以往的市场经济版本的区别，主要在于增加了一个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我国的改革始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权，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是很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重点提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论述。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依然是重要问题。改革之初，中央和地方围绕剩余所有进行了权利划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相当于构造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把地方政府塑造成一个经济主体，使其具备自身特殊的动机及相应的经济行为。从上世纪80年代的分灶吃饭即财政包干制度，到90年代的分税制，都达到了类似效果。

回顾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的理论，发现许多理论都是关于地方政府的理论。这一现象表明，存在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特点。在这些理论中，有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所谓“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也有后来出现的“锦标赛竞争”理论。这些有关地方政府经济作用的理论，重点是解释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动机，但这两种理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解释，其实是不充分的。以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为例，地方政府的经济动机就是追求财税，其行为就如新制度经济学所言，包括界定产权、监督合同的实施，等等。如果只是从这个角度看待地方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是把国家仅仅看作守夜人，把市场经济看作市场经济1.0而已，而没有把市场经济3.0的特色真正把握住。从这个角度讲，过去30多年对中国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的解释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类则是新制度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两类解释的关键区别，就看能不能真正抓住市场经济3.0版本的核心制度特点。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表面看也在强调地方政府，但实质上它的最终解释与斯密的理论没有根本区别，政府依然是“中性的”。锦标赛竞争理论也是如此。然而，如果我们放眼实际生活，会看到地方政府做的事情比市场经济1.0甚至2.0版本所承认的要多很多。如，政府可直接充当熊彼特意义的企业家，可承担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供给，可作为投资银行家以实现国有金融资产的增值等等。此外，作为事实上唯一的土地所有者，各级地方政府还凭借土地产权及其利用方式构建了一系列制度和关系，借以获取与此相关的各种收益，等等。就企业家的作用而论，安徽奇瑞汽车的问世是一个典型案例。安徽省和芜湖市政府是奇瑞的股东，扮演的就是企业家角色，在奇瑞汽车出现前，我国汽车市场被合资汽车把持，价格高居不下，奇瑞汽车的出现，使汽车市场价格大幅下降，推动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张五常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地方政府在动机上追求什么呢？不是追求财政收入或税收，而是追求“租”。张五常思考的实质是，如何找到某种经济范畴，以便在理论上真正把握地方政府行为和动机的特殊之处。他的这个观点在经济学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值得进一步讨论。只有通过这样的讨论，才能建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在笔者最近的著作中，曾试图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市场经济3.0理论，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为前提。笔者认同戈德利耶的观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不是不同制度的区别，而是相关制度的不同功能的区别。这意味着，在特定生产方式中，政治、血缘、宗教都有可能承担生产关系的职能，从而成为基础的一部分。从这一观点看，政治权力或国家的作用，就不是在基础或市场之外，而是内在于基础或市场之中。换言之，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重构，颠覆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和政治、市场和国家的二元论，而是将这三对范畴视为相互渗透、相互包含。[1]

二、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讲清这个问题涉及对当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和市场关系的理解。经济学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纯理论研究，这些理论涵盖在我国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及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影响力相对较小的范式。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理论范式往往又被统称为异端经济学，对应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笔者则将所谓异端经济学统称作新兴政治经济学，其理由后文还会谈及。第二层次是历史制度分析，包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的主要贡献集中于此。第三层次是政策研究。一个经济学家若在三个层次都能开展研究，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家。多数人是在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开展工作。但即便从来没有开展过纯理论的研究，在从事历史制度分析或政策研究时，经济学家也注定会有理论范式的立场，因而会和第一层次发生公开或隐蔽的关系。如，针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研究可分为两类，这两类研究要么在理论范式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新兴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要么以新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即以诺思、科斯和阿西莫格鲁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为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明确其理论来源或范式的基础，就必须在第一层次进行选择，是选择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还要考虑选择一些异端经济学理论，等等。进行这种选择就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问题。列宁曾提出马克思主义有三大来源和三大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类似的意义上面临其理论来源问题。笔者认为其有两个来源，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它是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其他各种新兴政治经济学。理由如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长处是它提供了有关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即对它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是迄今为止所有理论中最深刻的，凯恩斯也受到这一分析的影响。马克思自然对这一理论做了主要贡献，但后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乃至其他异端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也有重要的补充和发展。这里简要概括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病理学”分析，即将其概括为三种市场及其内在矛盾的理论。

第一是普通产品的市场。马克思用两大部类构成的再生产表式概括表达了这一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这个观点经过卡莱茨基的中介，为凯恩斯所采纳，后者采用另一套话语对这个矛盾做了新的表达，即将其表达为产品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然而，与马克思不同，凯恩斯不仅要做病理学诊断，而且要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药方。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后一章，凯恩斯系统地论证，在一个完全由私人主导投资权力的市场经济（即市场经济1.0）中，有效需求不足不可避免，因而必须由社会接管一部分投资权力。第二是所谓“生产的条件”，或集体生产资料和集体消费资料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由于投资的结果缺乏可独占性，收益的不确定性较高，如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将会造成供给不足的矛盾。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将其称作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第三是金融资产市场，这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与普通产品市场的矛盾相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资本出现过剩，所以资本会在金融资产市场上寻找投资机会。然而，投资于金融资产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如果所有人都想在这个市场牟利，那是不可能的。大资本的游戏秘密在于，利用制度性权力，在金融资产市场创造出大卫·哈维所说的阶级——垄断租金，以吸引玩家加入这个游戏，因此泡沫的发展，是这个市场得以繁荣的内生性条件。现代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后尤其依赖于这一市场的发展，后者往往被称作金融化，它的出现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的第三重矛盾。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明斯基对第三个矛盾也有很深入的分析，他的分析可与哈维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相结合。

如果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较，会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对上述这些矛盾是在不同程度上回避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协调而稳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忽略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是一个具有纯粹辩护论性质的理论，不能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源。笔者曾总结过，理论经济学的三种有代表性的范式对市场经济的矛盾及这些矛盾能否被协调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剖析了市场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认为从无数人分散决策出发会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甚至导致经济的崩溃。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纯粹辩护的理论，接纳这个理论会有两个后果：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有点像中世纪的神学，其观点是不可证伪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性的证明，在逻辑上也是如此：因为完全竞争市场能带来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因而是存在的。遗憾的是，国内有个别新古典经济学的忠实信奉者，始终秉持这种逻辑来理解现实经济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他们宣称，是凯恩斯主义的错误干预才造成了这次危机，因为干预的后果是使现实的市场经济和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市场相背离。要注意，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其实是永远不会错的，只要现实中的市场经济出了任何不符合新古典教科书的问题，他们都可以这样来解释。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指出，如果一个理论永远不会被证伪，它就不是科学，而是神学。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立场表明它的核心理论就是这样的神学。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上述特点还意味着，一旦完全接受新古典核心理论，还会有一个作为副产品的结论：人类经济世界的演化到此结束了，换言之，历史终结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再也不能超越完全竞争市场，因为这就是顶点。所以，美国政治学家福山依靠新古典经济学论证他的历史终结论，即认为我们再也不可能想象比自由市场经济更优越的其他经济组织形式了。然而，一个人只要受过19世纪以来的科学熏陶，受过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的熏陶，就可知从新古典经济学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按照达尔文的理论，有机界是进化的，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宇宙也是有起源的，并且是会不断膨胀而消失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即主张人类可为其经济组织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与19世纪以来的主流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新古典经济学尽管是最流行的当代经济学理论，但它显然不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来源。

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还有没有其他经济学范式可供借鉴呢？这里就要谈到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如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斯拉法主义经济学等等。我认为以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等不同理论为代表的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第二大理论来源。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也可称为当代古典经济学。古典和庸俗之分是马克思当年的一个分法，马克思向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等）学习，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的理论。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将古典经济学列入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马克思认为，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丧钟敲响了，从此以后就是庸俗经济学当道。这个判断对于19世纪中叶的形势而言是正确的，但不能教条地运用到今天。其实今天和马克思当年一样，既面临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也面临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后者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因此，笼统地将“西方”经济理论排斥在外是不正确的。那么，谁是当代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呢？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猛烈批判，提出了不少振聋发聩的观点。如，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关于经济市场的理论，而是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模型，所谓阿罗-德布鲁模型，是从根本上排斥创新的，且不可能经过任何修改引入创新。斯蒂格利茨不仅批判新古典经济学，还经常批判华盛顿共识。这样的经济学家，理所当然属于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行列，他们的理论是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之一。

正如上文提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病理学”分析只满足于揭示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并不给市场经济开药方。当代西方古典经济学或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家对这种“病理学”分析有一个重大补充。体现在，他们一方面承认马克思所揭示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不同，他们认为这些内在的、导向非均衡的趋势有可能被协调，而不是导致整个体系立刻被炸毁。我认为，这种基本立场的转换，是在学理上进一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个立场不转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无法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解释，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间就存在一条鸿沟。如果要填平这条鸿沟，就必须借鉴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将协调这一问题纳入我们的视野。在理论上，实现协调的途径大体分为两条：即通过创新来协调，以及通过制度来协调。强调创新的协调意义是熊彼特的贡献，强调制度的协调意义是凯恩斯的贡献。当代演化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续推进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除了这些研究外，还可增添两个人，即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和社会学家波兰尼，他们也从各自角度研究了协调问题。总之，当代西方新兴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是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来源。

参考文献

[1]孟  捷.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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