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走向错在哪里
作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本文是NBER Working Paper(编号23795)：“Where Modern Macroeconomics Went Wrong”
(见 http://www.nber.org/papers/w23795)的节译，略去了文中的注释。
译者：姜艳庆，云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出处：《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格致出版社，2018年5月。
摘要
这篇论文主要是对过去25年来在宏观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DSGE模型进行批判。本文认为该模型失败的核心在于其错误的微观基础，即未能将经济行为的关键方面考虑在内，比如未能纳入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对金融部门不恰当的建模意味着它们不适合对经济危机进行预测或给出应对建议；对典型行为人模型的依赖意味着这些模型既不适合分析分配在经济波动和危机中的作用，也不适合分析经济波动对不平等造成的后果。本文提出了可替代的基准模型，在了解严重衰退及其应对方面，这些模型可能更有用。
关键词：DSGE模型 经济危机 微观基础 典型行为人模型
一、引言
在我看来，在现代宏观经济学讨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并不能满足精心设计的宏观经济模型应该具备的功能。任何一个宏观模型所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在于洞察反复发生的严重衰退，并且提出应该如何应对。当然，如果我们有模型来预测这些危机，那就更好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下一年经济增长3.1％还是3.2％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和失业增加时，危机对当前的个人福祉以及未来的经济增长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特别是，现在人们已普遍承认，像美国和欧洲在2008年以后面临的那种长期经济疲软对未来潜在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1][2]。
尽管发生了2008年的危机，而且DSGE模型既无力预测危机，也未能对如何应对危机的后果提出政策指导，使得人们对该模型产生不满，但模型的缺陷远不止这些：DSGE模型在其他严重衰退的情况下也存在类似缺陷。
DSGE模型未能解释这些严重衰退，包括引起衰退的经济扰动的根源；为什么系统（在这些模型中）本来应该能够消化吸收的冲击会被放大，并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为什么衰退一直持续，即为什么经济不能如人们在均衡模型中所预期的那样迅速恢复充分就业。这些并非微不足道的弱点，而是造成这个模型的缺陷的根源[3]。
我们从宏观经济学的“基准模型”中能探索到什么其实并不总是很明确。瓦因斯（Vines）写信给我，建议我们应该寻找一个可以教给研究生的简单模型，为他们提供一个误导性较少的研究框架，基于这个框架他们可以开展任何研究计划。
布兰查德（Blanchard, 2017）认为：
模型应该抓住我们所认为的企业和人的行为的宏观本质特征，而不是试图捕捉所有相关的动态变化。只有这样，模型才能达到目的，保持足够简单，并为理论探讨提供一个平台。
因此，往往要在作为基准模型的核心DSGE模型与各种扩展模型之间作出区分，扩展模型引入了大量的复杂性——更多的冲击，而不仅仅是技术冲击——和大量的摩擦——更多的摩擦，而不仅仅是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4]。的确，当DSGE模型的使用者们意识到这些模型的一个或多个弱点时，他们只好通过特定的方式去“拓展”这个模型[5]。随之而来的是托勒密式的尝试，把那些以前被排除在模型之外的似乎很重要的特征重新考虑进来。结果，模型失去了曾有的简洁性，模型是基于稳固的微观基础这种断言也被削弱了[6]，而这些正是该模型在政策分析上的信心所依赖的基础。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往往使模型解释真正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由于拥有如此多的参数，宏观计量经济学变成了一种把由模型随机产生的任意一组矩集合与现实作对比的曲线拟合游戏。标准的统计学标准被搁置一边。科里内克（Korinek, 2017）就此提出了一个致命的批评：
首先，DSGE模型所采用的时间序列通常使用HP滤波法等方法进行去趋势化处理，以便将分析的重点放在经济周期频率的静态波动上。尽管这在某些应用中是有用的，但是由于许多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是非稳态的或者出现频率较低，所以这种做法冒着将婴儿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风险。近年来一个特别相关的例子是金融危机的增长效应。
其次，对于给定的去趋势时间序列，评价模型并将其与数据进行比较的矩集合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在某一特定矩集合的选择上，缺乏严谨的科学依据。在宏观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惯例，主要关注二阶矩，即：方差和协方差。然而，这是有问题的，对于某些很重要的宏观经济事件，比如金融危机，并不适合二阶矩求解。金融危机是罕见的拖尾事件，在时间序列中引入了大量的偏度和厚尾。因此，由于金融危机和普通经济周期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冲击所驱动的，一个好的金融危机模型很可能因为与用于评价普通经济周期模型的传统二阶矩不匹配而明显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与传统矩相匹配的标准甚至可能成为一个模型对现实世界多么有用的危险导向。例如，一个与20世纪头10年产出方差相匹配的模型，并不意味着这个模型可以很好地描述近十年来产出的动态变化。
第三，对于给定的矩集合，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来衡量DSGE模型的拟合度，或者在该框架下做出任何优化。模型产生的矩与现实世界观测到的矩是否能够很好地匹配，通常取决于肉眼的比较，而且主要取决于读者的相机抉择。这种方法的科学严谨性值得怀疑。
第四，DSGE模型经常强加一些与微观证据直接冲突的约束。如果一个模型在某些维度被拒绝了，那么衡量其他维度的拟合优度的统计数据是没有意义的。
他的结论是，这种方法的“科学严谨性”是“值得怀疑的”，应对其持保留态度[7]。
有时候，在针对不同情况给出实际建议的“政策模型”和具备良好理论基础的模型之间要做出区分。因此，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可能（存在争议）足以告诉我们是否以及如何刺激经济，但其基本方程不具备微观基础这一事实使得其在理论上很难被接受；为了理论的优化，我们不得不转向DSGE模型。基于以下两个理由，我认为这些区分是错误的：首先，正如我在下文的解释，我认为核心DSGE模型不是一个好的理论模型：好的理论模型是以企业和家庭的实际行为和市场实际的运转为基础的[8]。如果信贷投放比利率更重要，那么一个假定没有信贷配给的模型就不是一个好的理论模型。在危机中，银行无法获得资金，它们流动性受到约束。这些约束条件与DSGE模型的基本假定不一致。其次，基于微观基础建模的原因在于，政策的改变可能会改变之前所发现的简化型关系中的某些方面。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分析清楚这些可能性是否会发生。好的政策需要了解行为的潜在决定因素。
短期政策也涉及短期预测。作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由美国国会建立，旨在通过适当的宏观经济干预，确保经济保持充分就业——的主席，我有责任监督我们的预测，这些预测同样也应用于财政预算中。尽管这是当前的DSGE模型发展之前的事，但我们关注的许多考虑因素都被排除在标准模型之外。例如，我们关注预期的变化。但是，对于预期的分析（准确地说，这是我的观点）并不是在假定个人有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分析他们是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而是根据调查数据分析预期是什么或者曾经是什么[9]。
我们也关心消费的变化。显然，在任何好的宏观模型中，消费的决定都是一个关键方面。但是很明显，在中短期内，家庭储蓄率的变化与典型行为人所关注的跨期效用最大化几乎无关。DSGE模型并不能对这些变化提供准确的预测，比如无法识别出引起消费变化的究竟是偏好的变化、技术的变化，还是预期（特别是如果假设它是“理性”预期）的变化[10]。
DSGE模型也不适用于政策设计，例如“释放”减税信号的最佳方式。我认为，行为经济学已经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即：储蓄行为受到暗示的影响，这与标准模型是不一致的[11]。重要的是，对2008年和2009年美国减税措施的不同响应，与被纳入DSGE模型中的储蓄行为的决定因素相比，行为经济学的解释更有意义[12]。
但是，DSGE模型似乎把以下观点当成了一个宗教信条，即应该用一个典型行为人在没有借贷约束的无限生命中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模型来解释消费[13]。这就是这个模型所谓的微观基础。但经济学是一门行为科学。如果凯恩斯是正确的，即每个人将他们收入的固定一部分用于储蓄，基于这一假设的总量模型就是有微观基础的。当然，构成经济的个人千差万别，但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且大部分人是受到信贷约束的，他们的确也会调整消费行为（即便是缓慢的调整）来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因此，我们也知道，无论怎样，个人将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并非一成不变。所以DSGE模型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都是经过简化了的。当它们与一个简单的宏观模型相结合的时候，人们就要说假设经济行为如何如何。这样问题就来了：哪一个模型给出了更好的描述性，哪一套处理方法更好，哪一个模型在未来进行改进和优化的基础更好。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因此，对DSGE模型的批评并非由于其经过简化，所有模型都进行了简化。对它的批评在于它做出了错误的建模选择，在可以用更简化的假设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部分时选择了复杂性，而在大部分宏观经济行为发生的领域却选择了简化。
DSGE模型的复杂性要求大量简化：模型分析需要大量的参数化。我们知道，在DSGE模型中运用参数化（例如固定弹性效用函数[14]）做出的预测很容易被推翻（例如，所有个体都拥有完全相同的风险资产投资组合，同质偏好——对所有商品的收入弹性一致并且对所有资产的财富弹性一致[15]）。更糟糕的是，即便是运用了这种不合理的参数化，用来解释宏观经济中某些现实特征的大型DSGE模型也只能通过线性近似法和小冲击来“解决”问题——剔除了让我们脱离线性近似法有效的域的大冲击。
[1]这意味着宏观计量经济学应该使用高权重的贝叶斯损失函数来解释/预测严重衰退。这与通过观察与特定的协方差或者矩的匹配程度来评估模型显著不同。DSGE宏观计量经济学的使用者们声称使用了贝叶斯估计方法，意思是他们的模型中包含了先验（例如：关注某些特定参数的值）。我在这里强调另外一个方面：一个能够很好地预测我们所关心的事件的损失函数。从先验的角度来看，下面的讨论清楚地表明，我发现标准模型中嵌入的一些先验并不具有说服力。
[2]当然，DSGE模型并不是真正的中长期增长模型：这是由创新的速度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因素决定的，但是DSGE模型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洞见。例如，要了解前者，就需要对技术进步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包括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以及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知识的传播，这不是任何标准宏观模型所能提供的。
[3]DSGE模型有很多版本，有些版本可能试图解决我提到的某些问题，我无法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解释清楚为什么所谓的补救措施不足以解决问题。
[4]参见Smets and Wouters（2003）。他们总共引入了十个“冲击”——两个“供给”冲击（一个生产力供给冲击和一个劳动力供给冲击）；三个“需求”冲击（一个偏好冲击，一个对投资调整成本函数的冲击，一个政府消费冲击），三个“成本推动”冲击（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价格上涨和所需资本风险溢价），两个“货币政策”冲击——和多个摩擦，包括“外部消费习惯的形成”，“调整资本存量的成本”和“不能重新优化的价格和工资的部分指数化”。
[5]因此，Smets-Wouters模型引入了个体的异质性，但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偏好，没有资本家或者工人之分，因此在边际消费倾向上没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再分配对总需求没有影响。而在下文中，我们认为再分配可能很重要。
[6]当涉及到总量生产函数的运用和货币需求的推导时，这种说法已经被夸大了。当然，有些假设似乎提供了微观基础，例如，对货币需求的推导基于有“预付现金”需求的假设。但是通常需要的是信贷，而不是通常定义的现金或货币。参见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3）。很多模型采取了“逃避”的方式，将货币放进效用函数中。稍后，我将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依赖从这些“玩具”模型，或者包含特殊假设的模型中得到的结果，进行政策分析。
[7]我应该强调：经验检验不应该局限于标准的统计数据。通常，黑洞是不存在的。它们是罕见事件，但是它们的存在对证实这一理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法通过一个标准的回归来揭示它们的存在。一个单独的实验（观察）足以证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8]因此，提供微观基础有时候意味着提供基于特定人类行为模型的基础，即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拥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的个人，这一模型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注意，按照微观基础圣战主义者的观点，由于长劲鹿有一根长颈（假设循环系统的标准模型无法解释如何将血液泵送至那么高），对长颈鹿的行为的分析不能包括它有一个长颈的假设，因为我们既无法解释为什么它有一个长颈，也无法解释它如何生存。
[9]此外，这些调查显示，不同的人群有着截然不同的信仰（期望），这与理性预期和共有知识的假设不一致，例如，参见Jonung (1981), Jonung and Laidler (1988)和 Bruine de Bruin et al. (2010)。
[10]当然，事后，人们有时可以把消费的变化解释为似乎是跨期偏好的变化。然而，只有当偏好是稳定的或者以可预见的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消费者行为理论才有意义。
[11]参见Camerer et al. (2011)在宏观经济学视域下对行为经济学和储蓄的讨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标准模型中无法解释个人的退休储蓄。参见Hamermesh (1984)和Banks et al. (1998)。
[12]参见Parker et al. (2013)。
[13]这些约束能够显著改变储蓄行为的这一事实早已被人们所认识。例如，参见Newbery and Stiglitz (1982)。Deaton (1991)、Aiyagari (1994)和Carroll (1992, 1997, 2001)提供了实证支持。Hendry and Muellbauer (2018)对标准DSGE模型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它们忽视了这些约束条件，并假设“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股票市场和养老金财富减去家庭债务，以及房产同样可以消费”。
[14]我们从来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认为假定边际效用弹性固定的模型比假定储蓄率固定的模型更好。
[15]如果有不只一件商品或者不只一种资产，情况的确如此——显然，“好的理论”必须与事实相符。参见Stiglitz (1969)。当我们从拥有一种商品变为拥有两种商品时，我们的玩具模型不应该失败。参见后面的讨论。
二、致命的缺陷：错误的微观基础
DSGE模型的致命缺陷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调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尝试。有两条调和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实际经济周期（RBC）理论及其衍生的DSGE模型，试图通过引入简化的竞争均衡模型作为微观基础来重塑宏观经济学——正因为如此，这一模型受到行为经济学、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的质疑。这一路径试图通过寻找模型中的最小变化来解释失业和其他偏离标准竞争模型预测的偏差——假设（通常是名义上的）价格和工资的刚性。
第二条路径（比如见Bernanke and Gertler, 1989; Kiyotaki and Moore ,1997; 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87a,b, 1988a,b, 2003以及本文参考文献中的其他成果）在大萧条的余波中才成为主流，它试图将现代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把实际市场不完全（“市场失灵”）的方方面面结合起来——他们给出了除名义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可能性之外的其他解释和说明[1]。在此过程中，这一发展路径复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分支，而不是基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希克斯式解释，这个分支的代表人物是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33），他强调的是粘性和债务—通货紧缩的后果。在这些模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因素都背离了标准的竞争均衡模型，包括不完全契约和资本市场不完全，也包括结合了信息不完全、市场风险不完全[2]和市场非理性的因素（明斯基（Minsky，1986）对后者尤具影响力）。或许值得注意的还有，最近经济衰退中的政策制定者——日本、欧洲、甚至美国——一直关注的是通货紧缩和价格下跌的可能性，而不是价格刚性[3]。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重点放在通过2008年的经济危机来说明DSGE框架的缺陷。DSGE模型的一些倡导者说，这些模型并不是要解决“百年一遇的洪水”。对此，我来做出以下几种回应。首先，我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当一个身患严重疾病的病人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回答：“很抱歉，我只能治疗感冒”。对这个医生，我们怎么看？
其次，DSGE模型不但不能预测危机，它甚至认为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其核心假设（理性预期、外生冲击）下，2008年这种形式和规模的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
危机使得DSGE模型中的缺陷凸显出来，而在我们平时面对的小型、频繁的波动中，这些缺陷并不那么明显。我认为，DSGE模型的大部分核心部件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严重到甚至不能为构建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提供一个良好的起点。这些部件包括：（1）消费理论；（2）预期理论——理性预期和共有知识；（3）投资理论；（4）典型行为人模型的运用（并且目前已有文献对该模型做出了引入异质性的简单扩展）：分配问题；（5）金融市场和货币理论；（6）加总——过度加总隐藏了一些宏观经济学的一阶含义；（7）冲击——经济波动的根源；（8）冲击调整理论——包括关于均衡调整的速度和机制的假设，或关于非均衡行为的假设。这里我不能对DSGE模型所有缺陷的所有细节进行评述——比如包括关键制度细节的缺陷——因此我有选择地强调一些缺陷，将其作为更加普遍的问题的例子。这些缺陷之间大多相互关联。例如，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引发信贷和股权配给问题。因此，为了实现终身效用最大化，个体必须考虑信贷约束的问题，如前文所述，这就产生了与标准DSGE模型中所分析的明显不同的问题。典型行为人模型无效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个体有信贷约束，而另一些没有。此外，很多研究（Kim et al., 2014; Mian and Suffi, 2015; Drehmann et al., 2017）强调了债务对总体行为的重要性；但是在一个典型行为人模型中，债务（家庭的）被剔除了，因而不起任何作用[4]。至少在某些时候，中短期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关注债务和实际的债务动态。在这里，制度细节很重要。从30年期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制度到短期浮动利率抵押贷款制度的转变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当非理性预期和信贷约束同时存在的时候：当房价没有如预期那样持续上涨时（房价显然不可能永远高速上涨），房主在再融资方面受到限制，泡沫破裂，危机随之产生[5]。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的方法和DSGE模型的方法始于相同的出发点：阿罗和德布鲁的竞争均衡模型。显然这个模型不能解释包括宏观经济波动在内的经济的很多方面的问题。DSGE模型从这个问题开始：与主要被解释为匹配矩的宏观经济行为相匹配的模型所要求的最小偏差是什么？它们的第一个答案是价格和工资刚性，加上未预料到的、不确定的技术冲击。当模型运行不理想的时候，它们以一种相当特别的方式增加多重冲击和扭曲。“寻找微观基础”的标准也基本是按照类似的方式来处理：将货币引入效用函数来“解释”持有货币，但却不告诉我们比如如果由于货币政策变化引起信贷投放量变化，或者货币释放的概率分布变化，将会发生什么[6]。
[1]事实上，信息经济学已经发现了实际刚性的可能性——在竞争均衡中，实际工资和利率可以设定在市场不明确的水平。风险规避和工具的不确定为缓慢调整提供解释。参见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89)。最近，Fajgelbaum et al. (2017)提供了一个简单的通用模型，在经济衰退期间，信息流动更缓慢，因此不确定性更高并且持续存在。
[2]与Smets-Wouters (2003)模型的对比显而易见：他们假定有一套完整的意外保障体系来保证家庭免受收入变化的影响。
[3]Greenwald和Stiglitz 的研究表明意料之外的通货紧缩将会产生实际的后果，包括通过实际的平衡效应。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由此产生的再分配效应是存在于银行贷款人和企业之间，还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情况都将如此。
[4]对家庭负有债务的公司的引入（稍后讨论），并没有解决这里提出的问题，这里主要关注的是家庭债务问题。
[5]2008年经济危机的这一部分内容现在已被广泛接受，参见Stiglitz (2010b,c)和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2011)。
[6]前者可能会影响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如Greenwald and Stiglitz (2003)所指出的，大多数交易中使用的是信用，而不是货币）；后者影响作为价值储备的货币需求。例如，参见Tobin (1958)对投资组合分离理论的批评(Cass and Stiglitz, 1970)，以及对货币和宏观理论的影响(Stiglitz, forthcoming)。
三、解释严重衰退
我所倡导的方法是从确定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哪些进步与理解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本问题最为相关开始的：冲击的来源；放大效应——为什么看似很小或者很温和的冲击会对宏观经济变量和个人福祉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持续性——为什么冲击的影响持续存在，比如在最初的冲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失业率都很高。对这些严重衰退的解释要转化为政策，比如解释为什么政府支出乘数有可能相当大（与之前对放大效应的分析一致），为什么货币政策有可能相对无效。在这类分析中，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以及行为经济学往往发挥着核心作用，制度和分配效应也是如此。正如我在下文要论述的，例如，货币政策的无效并不是真正归因于零利率下限，而应当归因于银行的行为，银行是向所有机构和个人而不仅仅是大企业提供信贷的中枢机构[1]。
由于2008年的危机是一场金融危机，所以用标准的DSGE模型来分析它的起源和演变就特别糟糕：破产、负债和信息不对称等金融的核心问题根本无法在典型行为人模型中出现[2]。谁会借款给谁？只有典型行为人患有急性精神分裂症，才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种精神分裂症很难与通常的理性假设相一致。
一些DSGE模型（比如Smets and Wouters, 2003）试图通过加入企业和家庭部门来引入基本的金融因素。但是，2008年的危机在这类模型中是无法解释的：一些家庭从别的家庭那里借钱引起了危机。此外，只要有典型行为人，无论是否有企业存在，金融总会以公平的形式得到提供——所以根本不会有破产和债务危机[3]。
（一）冲击
对DSGE模型与一般性的严重衰退和2008年这场特殊危机的适应性的批评，要从这场危机本身的根源开始。例如，在（大多数）DSGE模型中，衰退是由外生的技术冲击引起的。在农业中，我们知道负面的技术冲击意味着什么——恶劣的天气或蝗灾。但是，在现代工业经济中负面的技术冲击是什么呢——老年痴呆症的流行吗[4]？
相比较而言，即使不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很多情况下引起经济波动的冲击都是内生的。2008年的经济震荡是内生的[5]，是由房地产泡沫破裂引起的，而这些房地产泡沫的产生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创新和误导性政策的助推共同造成的[6]。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外生冲击，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受市场结构的影响，企业和家庭面对这些冲击又可以看作是内生的。
（二）金融：防止过度风险和设计稳定的系统
当前危机预防的主要问题是围绕防止金融部门过度承担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稳定。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对经济的一些最主要的冲击会来自金融部门。
在标准模型中，货币需求方程假设可以概括所有与金融相关的内容；事实上这甚至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中央银行是否能够控制利率[7]。但是短期国债的利率与家庭和企业面对的利率并不是一回事儿，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于一个关键的内生变量[8]。大公司可以转向资本市场，而中小企业（SMEs）则只能依赖银行系统。在目前的安排下，总信用创造与监管当局（包括央行）控制的杠杆之间的联系是脆弱而多变的。重点是，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是那些通常没有纳入宏观经济分析范畴的规章制度[9]。
而且，金融和金融体系结构关系到稳定。了解最有利于稳定的结构，以及中央的权衡（例如，在能够承受小冲击和大冲击的能力之间）是危机以来取得重要进展的领域之一[10]。这些问题在DSGE框架内甚至都没有提出来——没法提，因为它们不是在没有明确规定的金融部门的情况下产生的，也不会出现在具有代表性金融机构的模型之内。
典型行为人模型无助于理解宏观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宏观经济外部性的普遍存在——每一个行为人的行为（在总量上）都有他们所不考虑的宏观经济后果。这些外部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自身为什么如此脆弱，并且不堪一击。这种宏观经济外部性没有出现在RBC模型中，只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出现在标准DSGE模型中。在存在不完全风险市场、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的情况下，经济外部性问题以及市场均衡一般来说并非帕累托有效的（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86; Geanakoplos and Polemarchakis, 1986）。例如，公司可能会承担过多的债务（在开放经济体中是过多的美元债务），这意味着在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出现大甩卖，随之而来的是具有资产负债表效应的价格下跌，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见下一节）[11]。银行之间的契约从个体来看可能是理性的，但是会导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在面对巨大冲击的时候[12]。RBC模型的结构使得这些宏观经济外部性不会出现，所以市场总是有效率的，甚至在他们对冲击作出反应时也是如此。在继之而来的假定工资和价格刚性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它们只在一定程度上出现[13]。相比之下，它们是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的替代模型的核心，并且有助于解释有效结果的显著偏差。
在标准DSGE模型中，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它所关注的是通货膨胀，好像只有过度通货膨胀才是经济稳定的主要威胁。三十几年以来，情况并非如此；反倒是金融不稳定所带来的问题一再出现。
与标准的DSGE模型相比，我在这里讨论的这类模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含义是，在存在破产成本的情况下，过度多样化（资本市场一体化）可能导致冲击被放大，而不是被抑制和消散——如美联储所假设和标准模型所预测的那样[14]。事实上，基于DSGE模型假设的政策性论述缺乏一致性：在危机发生之前，传统观念要求尽可能多样化，例如，通过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联结/风险分担来实现。危机爆发后，论题转到了传染问题上。从流行病学中借来的这个词本身暗示了多样化的对立面：假如100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人抵达纽约，没有人会提出一种多样化的政策，向每个州发送两个。传染正是由于相互之间的联结而产生的，除非人们成功地消除未来危机的可能性，否则经济体系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危机前后的系统运作，平衡危机之前相互联结产生的利益和危机之后产生的成本。传统观念从未这样考虑过。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失败，而是一个重大的失败。
（三）放大效应和持续性
除了解释冲击的起因和经济体受到冲击的程度之外，一个恰当的宏观模型还需要解释的是，即使是中度的冲击，它是如何产生巨大的宏观经济后果的。2008年危机中一个关键的失败是预测，即使是一个很大的次贷危机，也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经济后果，因为风险是多样化的。在关键的政策制定者当时正在使用的DSGE框架内，这是一个自然的结论。然而，其他的一些模型却预测到另外的结果，这些模型重点关注经济体中重要的放大器——事实上，其中的一些模型成为“解释”经济危机的标准模型。
放大效应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资产负债表效应”，即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到冲击时，产出和投资发生收缩。为资产负债表效应提供微观基础，需要分析为什么企业不能用新的权益来替换损失的权益，即解释股权配给（比如见Greenwald et al., 1984）。基于信息的现代金融提供了这样一种理论，这些理念已经被融入到简单的理论和应用宏观经济模型中，在这些模型中，企业的供求决定是资产负债表的函数（见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93b; Koo, 2008）[15]。例如，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93b）表明了价格冲击（产品需求冲击的结果）如何通过随后的企业生产多少、雇佣多少劳动力以及投资多少等方面的决定而被放大的。
如果实行信贷配给，这种效应还会进一步放大。不仅有完善的信贷配给理论（Stiglitz and Weiss, 1981），而且其中卡罗米瑞斯和哈伯德（Calomiris and Hubbard, 1989）的研究还表明，这些限制在经济的重要部门是有约束力的，并且似乎它们与那些受投资的巨大波动影响的部门特别相关。这在2008年危机的演变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到2010年，大企业似乎坐拥数万亿美元的现金，而中小企业仍然受到信贷限制。
正如宏观层面所观察到的，现代信贷配给理论的核心是银行——这是在DSGE模型中缺失的重要机构。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遗漏，因为没有银行，也就没有中央银行，而由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这些模型的核心。信贷是由机构（银行）而不是通过传统市场（拍卖）配置的这一事实，是DSGE框架中所忽略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Greenwald and Stiglitz, 2003）在模型中把银行当作企业，这些企业将其他人的资本与自己的资本结合起来，通过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来做出贷款决策。它们同样不仅受到股本的约束，还要面对大量的监管。对其资产负债表的冲击、现有贷款组合及其预期收益的变化、以及法律法规的调整，都会导致贷款供给和贷款条款的巨大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及后危机时代，美国各州银行法律法规和运营环境的变化，有助于证实银行贷款供应状况变化的重要性[16]。
考虑到在面对2008年这种规模的冲击时，资产负债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也就不足为奇了[17]。但是，即使在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恢复之后，它们似乎依然存在。这表明这场危机（就像大萧条那样）不仅仅是资产负债表危机。这是结构转型的一部分，在发达国家，最显著的方面是从制造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变，将非技术性生产外包给新兴市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结构转型涉及工业化和全球化。不足为奇，这样的结构转型会产生巨大的宏观经济后果，并且是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DSGE模型特别不适合用来解释它们的影响，主要原因如下：（1）在理解一个农业经济受到明确的天气影响而产生波动和增长的静态分布中，理性预期和共有知识的假设可能是有意义的[18]，但它没法描述比如2008年这种极少发生的变化[19]；（2）研究这些变化至少需要一个两部门模型；（3）一个关键的市场失灵是资源跨部门的自由流动，特别是劳动力。再者，已经建立了简单的模型来研究结构转换如何导致持续的高失业率，以及标准的凯恩斯政策如何能够恢复充分就业，但相反，增加工资的灵活性会增加失业（Delli Gatti et al., 2012a,b）。
（四）调整和均衡
经济低迷伴随着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在于调整的过程[20]。DSGE模型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们只是假设经济跳转到新的均衡路径[21]。虽然在一个单一个体的模型中，解出工资和价格的现值，以确保横截性条件的满足在概念上是明确的（超级聪明的人只是考虑了选择其他任何一组当前工资和价格的后果），但是在一个不存在共有知识的世界里，如何做到这一点还不清楚。如果有一套完整的市场无限延伸到未来，我描述的问题将不会发生。但是并没有——这是关键的市场失灵之一[22]。由于典型行为人的存在而能“解决”的这一后果，无法为如何解决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这些市场时的问题提供洞见。事实上，即使个体之间的唯一差异是他们的出生日期，这个问题也会出现；存在世代交迭，而且至少有些个体也不会像一个无限延伸的动态效用函数那样行事，这里不仅存在太阳黑子均衡（Cass and Shell, 1983），也有符合理性预期的无穷多的路径（Hirano and Stiglitz, 2017）。
实际上，在即时调整到新的均衡的分析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多数做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所假设的情况——的分析之间是有区别的。工资和价格的调整是一个分散的过程，每个市场的工资和价格都会对这个市场的紧缩作出反应（在劳动市场上，这就是断言劳动市场紧缩时工资会上涨的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显然，在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调整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名义调整将考虑到通胀预期。
从短期来看，这种调整过程可能是非均衡的：失业导致的工资下降可能导致总需求下降，失业水平提高。如果不同群体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MPC）不同，那么更是如此（凯恩斯的一个隐含假设；卡尔多（Kaldor, 1957）和帕西内蒂（Pasinetti, 1962）的明确假设）；工资下降使收入转向利润，资本家的MPC低于工人的MPC。
重要的当然是实际工资，这取决于工资相对于价格的调整（Solow and Stiglitz, 1968）。工资和价格可能以同样的速率下降，导致实际工资不变，这是一种实际工资刚性。实际余额（货币持有量的实际价值）的增加通常会使得支出增加，但是这种影响相对较小，所以失业均衡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通货紧缩本身也有抑制作用，因为它提高了实际利率（其他条件不变）。此外，如前一段所假设的，经济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MPC，那么（非预期的）通货紧缩[23]将债务人的所得重新分配给债权人，这又进一步抑制了总消费（Eggertsson and Krugman, 2012; Korinek and Simsek, 2016）。（更甚者，在开放经济中，债权人在国外：这类似于将收入转移给外国人，这对非贸易商品需求的影响尤为显著。）[24]同样，价格的调整也会有以上我们讨论过的类似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也会产生严重的宏观经济后果。
（五）金融摩擦
毫不奇怪，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标准模型至少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对金融部门的（非）处理[25]。正如它们渐渐认识到的那样，金融摩擦很重要。这包括信贷和股权配给，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抵押限制和银行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当然，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执行问题可能会引起金融摩擦。那些可能提供最简单的教科书式的处理的摩擦——貌似有潜在的重要性——其实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的政策后果可能不同而显得重要。特别是，如前面所提到的，基于有成本的执行（比如Eaton and Gersovitz, 1981）或者政府核实（Townsend, 1979）的理论，与基于逆向选择和激励的理论之间明显不同。同样的，尽管重要的宏观经济外部性可能出现在这些模型中的任何一个（例如有激励相容、自我选择或者抵押限制），而且后者通常是最容易分析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过是因为约束没有被充分地内生化[26]。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简单的基准模型，综合考虑一些金融摩擦可能远比完全忽略它们要好得多。事实上，我所使用的宏观经济学核心教学模型是一个三阶段的模型。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现在，但这与过去（过去的决定和冲击会影响当前的状态变量）和未来有关。估价函数概括遥远的未来，而且现期的个人、企业和银行可能会进行跨期的权衡。总需求是基于总消费和总投资的简化函数，其中信贷约束和净值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标准生产函数中，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由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动机所驱动，这些企业面临着股权约束（短期内它们不能提高股权），并且借款成本随着借款的增加而增加（反映出更高的杠杆率和破产的期望值）[27]。引入分配的最小模型至少包括两个阶级的家庭，用收入来消费的工人和在借贷约束内最大化他们的跨期效用函数的资本家。中央银行规定了国债利率，而贷款曲线是国债利率、银行净值、规章制度和经济状况的函数。反向冲击会使贷款曲线向上移动（即在任何借款水平上，代表性企业必须支付更高的利率）。根据所提出的问题，可对模型进行扩展。
[1]我的观点与Hendry and Muellbauer (2018)的观点非常相似，他们指出：“‘理论一致性’这一主张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哪个理论’？例如，教科书式的理论，假设接近完全竞争的有效市场、消息灵通的相对同质的代理商、很小的不确定性、没有信贷或流动性的约束，以及稳定的经济，与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和斯宾塞提出的信息不对称革命的理论作对比。相关理论必须包含信贷和流动性约束，具有不完全保险和高水平的个人和宏观不确定性的不完全市场。”
[2]国会将对2008年经济危机进行调查的部门称为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他们主要关注信用评级机构和信用违约互换（CDSs）、衍生品以及其他复杂金融工具的作用等金融领域的问题。标准的DSGE模型根本无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这些都是与金融部门处理不当有关的失败。
[3]对他们的具体表述还有更多的批评：在企业部门，财富必须包括未来红利的资本化价值（他们忽略了这方面的财富）。最近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公司价值相对于其资本货物价值的变化上，这是诸如税法和市场力量变化的结果。例如，参见Gonzales (2016)、Gonzales and Trivin (2017)和Stiglitz (2015, 2016b)。
[4]从概念上讲，重要自然资源的总供给可能会产生冲击——例如，人们坚信沙特阿拉伯的地下有大量的石油能够提供大量的石油供应，但事实总不尽如人意。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是石油冲击的结果，但这是由于政治因素，而不是被纳入DSGE模型中的技术冲击。
[5]例如，库存的波动。后来我们注意到，经济最好被描述为通过分散的工资和价格的调整过程来适应冲击。这种调整过程本身可能会引起经济波动。例如，参见Stiglitz (2016a)。这种观点的一个例外是，冲击是内生的，这与开放的新兴经济体有关，因为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证据来自国外。但是在这里，DSGE模型也是失败的。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风险是内生的。“参与规则”，例如管制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规则，决定了一个国家受到发生在其它地方的冲击影响的程度。参见Ocampo and Stiglitz (2008)和Stiglitz (2010a,b)。
[6]例如，参见Bernanke (2009)、Demyanyk and Hemert (2008)、Sowell (2009)、Mian and Sufi (2015)。
[7]这个假设可以直接被检验，并被拒绝。参见Fama (2013)。
[8]这是Greenwald and Stiglitz (2003)的核心观点之一，他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银行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利差是确定的。利差的重要性在其他文章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中也被提及。例如，参见Vines and Willis (2018)。Gilchrist and Zakrajšek (2012)的研究表明，利差对经济活动具有预测能力。
[9]同样，这些杠杆通常被排除在标准的DSGE模型之外，尽管它们可能更有效。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银行因资本充足率或流动性约束而限制贷款，那么这些约束的变化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远远大于由于短期国债和贷款的变化而产生的“替代效应”所产生影响。参见Greenwald and Stiglitz(2003)。这些规则的变化是帮助经济走出1991-1992年经济衰退的部分政策措施(Stiglitz, 2003)。
[10]虽然在危机爆发之前，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参见Allen and Gale, 2000; Greenwald and Stiglitz, 2003和 Gallegati et al., 2008），但是危机本身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参见Allen et al., 2010; Roitman et al., 2010; Stiglitz, 2010a,d; Gai and Kapadia, 2010; Battiston et al., 2012a; Acemoğlu et al., 2016和Battiston et al., 2016）。金融结构的复杂性可能使得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一个系统是否具有系统稳定性。参见Battiston et al., 2017。
[11]参见Korinek (2010, 2011a,b, 2012)、Jeanne and Korinek (2010)和Davila and Korinek (2017)。Shleifer and Vishny (2011)提供了对甩卖模型（firesale models）的部分评论。
[12]例如，参见Greenwald和Stiglitz（2003）的第七章，和De Masi等（2009）。
[13]参见Farhi and Werning (2016)。
[14]例如，参见伯南克关于次级市场崩溃风险的评论（Bernanke, 2009）。在破产成本的分析中引入了非凸性——这表明DSGE模型数学分析的基本方法必须被改变。最近关于金融联结和破产成本的模型表明，有很多联结的密集网络能够较好地处理小的和不相关的冲击，而在应对大冲击时反应较差。有关最优多样化的分析，参见Stiglitz (2010a,d)和Battiston et al., (2012a,b)。
[15]股份有限公司的含义是，企业将采取规避风险的行为——这与标准DSGE模型中所假定的行为明显不同。参见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90a,b; 2003)。Greenwald和Stiglitz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总体行为并不仅仅是平均水平的函数，例如，某个冲击会减少某些企业（石油出口商）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值，与此同时会减少另外一些企业（石油进口商）资产负债表上的数值，但对于总需求和总供给而言就产生了抵消效应。从经验上看，至少应该可以部分地考虑到这种效应。
[16]哈米德·拉希德（Hamid Rashid）在最近一些未发表的分析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7]Reinhardt and Rogoff (2009)强调金融危机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当经济遭遇严重冲击时，最终必然会对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业产生影响。1929年的股市暴跌直到几年之后才演变成一场全面的银行危机。意大利当前的银行危机是其经济长期停滞的结果。如果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严重而持久的实际冲击的结果，那么与金融危机有关的经济危机是长期持久的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在说严重而持久的危机就是严重而持久的。
[18]在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即便以静态分布来描述天气变化的假设都是不正确的。
[19]Knight (1921)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有理性预期的标准模型中引入的是风险。而这里是指根本的不确定性。
[20]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经验的DSGE模型引入了大量的影响因子来平滑行为，例如，投资的调整成本和消费习惯的形成。其中很多因素延长了繁荣期限，但是有些应该起到的是缩短经济衰退期的的作用。
[21]当然，如果有调整成本，跳转的大小可能会受到这些成本的结构和规模的影响。我在这里的批评与Hendry and Muellbauer (2018，有关这个问题)的观点类似，他们提出“经济运行遵循一个长期稳定的趋势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尽管政策制定者为了稳定这种发展路径做出了英勇的尝试”。我进一步批评的是：DSGE模型假设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也处在（特有的）收敛路径上。Hendry and Muellbauer继续指出，“世界通常处于非均衡状态：经济的进化是广义上非稳态的，并且经常非预期地突然转变，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关键变量……在经济周期核算框架内做出的关于经济永远不会远离稳态趋势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这些模型无法捕捉到在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中运行的那种金融加速器的可能性。他们忽略了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冲击被放大、传播和造成潜在不稳定的过程”。
[22]Hahn (1966)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了。也可参见Shell and Stiglitz（1967）。
[23]也就是说，不计入利率调整。如果债务合同完全计入指数，这种特殊效应就不会产生。但是每当出现意外的通货紧缩时，这种效应就会产生。
[24]如前所述，也会有资产负债表效应（金融加速器）。
[25]参见Vines and Wills (2018，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
[26]这似乎是有道理的，这种约束可能会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应该是内生衍生的（参见Stiglitz and Weiss, 1986）。在短期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因此标准方法对于基准模型的发展可能并非不合理的。
[27]限制性的情况是信贷配给——家庭或企业的借款不能超过一定数额。
四、政策
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基准模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制定政策。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短期预测模型即使在概念上开始于DSGE的研究框架，也会增加各种变量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有一个有匹配矩的模型并不意味着其预测的准确性。特别是在经济低迷、政府想要做点什么的时候。为分析小的波动而构建的模型几乎没有什么指导意义。
政府做出具体支出的决策，没有理由相信，与补充私人投资的公共投资相关的支出乘数会与公共消费支出乘数相同。前者主要集中于私人投资。但是DSGE模型不太可能处理这种处于公共政策讨论核心的微妙问题。
一定程度上基于标准模型的传统观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旨在刺激经济的公共赤字会导致公共债务，从而挤出私人资本积累，损害增长。但是，这取决于大量的假设：（1）如果公共支出用于作为私人资本货物的补充的公共资本货物、人力资本或技术，则会挤占私人资本积累；（2）在经济处于零利率下限的情况下，政府可以发行货币以支付开支。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担心通货紧缩；这种发行货币造成的任何通货膨胀效应从而都是有益的。
因此，理性预期的传统观点认为，乘数会降低（到零）是由于未来税收增加的预期有赖于特殊的假设：（1）如果支出是为了提高公共投资的生产率，那么传统乘数实际上是随着理性预期而提高的；（2）如果预期经济持续低迷，结果同样如此；当前花费的部分“漏出”反映在未来需求受约束时期的花费上，这些时期的收入是增加的；考虑到这一点，消费者当期消费比他们原本计划消费的更多[1]。
由于金融摩擦，货币政策可能相对无效，这不是因为零利率下限（如果真的是这个问题，随着投资税收抵免和消费税的改变，个人的边际替代率也会发生改变），而是因为降低国债利率可能并不会改变银行信贷规模。如果是这样的话，更直接地针对那些被限制的借款人增加信贷投放，可能比传统的货币政策更有效[2]。
最重要的是，政府担心各种各样的政策会产生重大的宏观经济影响，我们需要做的是基于前文所描述的核心模型，构建专门的模型来确定这些影响。例如，很多政策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承受冲击的程度（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其他政策可能会影响政府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构建一个简单模型来分析这些影响至关重要。在DSGE框架下构建这样一个模型不如从以上所描述的框架内构建[3]。
如今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结构转型。其结果可能是，以目前政府支出、税收和私人支出的水平和形式，经济很可能达不到充分就业。基于上述讨论过的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调整至充分就业均衡的过程可能会很慢。但即使有工资和价格粘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系列财政政策（税收、支出）的干预有可能在短期内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或至少使其恢复到充分就业的速度比其他政策要快：不只是采取一种政策，而是多种政策的组合，例如在短期内确定不同的公共投资水平和增长率。即使人们担心债务水平，也有一个平衡预算乘数——如果谨慎选择税收和支出，乘数可能会相当大。因此，与持续性失业有关的“长期滞胀”并不是一个国家发生的疾病：这是一个可以改变的政策后果。此外，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在设计结构转型的政策响应方面，以DSGE模型关于共有知识和理性预期的假设来构建模型，不如前文所述的以金融摩擦为重点来开始模型的构建更有用[4]。
[1]参见Neary and Stiglitz (1983)。因此，如果存在约束性的信贷约束和/或存在有生命周期的储户，即他们不关心超出他们范围之外的纳税情况，这个标准结果也不成立。
[2]这些言论可能提供关于即使是所谓的非传统政策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方面也相对无效的见解。在不考虑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的情况下，负利率甚至可能导致贷款活动减少。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想法在克林顿政府应对1991-1992年的经济衰退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所以，行为经济学在奥巴马政府减税政策的设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3]正如我们做指出的，DSGE模型始于竞争均衡模型。该模型的变量主要集中于开放经济，因此包含一个假设无抛补利率平价（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UIP）的方程。正如Hendry and Muellbauer (2018，有关这个问题)指出的：“有强有力的经验证据反对UIP，有证据表明，对于购买力平价起着重要作用的长期均衡的微小偏差而言，汇率接近于随机游走，但是对于大的偏差，均衡修正很重要。”
[4]在这种结构转型中，观念的差异可能会很大，这就导致如下一节中所描述的伪财富增加和随后的波动成为可能。金融结构改革，允许更多投注将增加波动性，在评估收益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对于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理性预期的批评又一次与Hendry and Muellbauer (2018)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指出：“信贷市场结构的转变只是结构性突变和演进的一个例子，这意味着经济沿着一个稳定的长期趋势运行的见解是有问题的……不确定性会变得激进。结构性突变也使得‘理性’的可能性或者模型的一致性预期难以为继。”
五、进一步的批评
人们可以通过DSGE模型的每个基本假设来解释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为什么它们使得一个模型无法预测和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方面，为什么应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的“改革”实际上可能增加宏观经济波动。
（一）关于信念差异的重要性
例如，我曾提到的理性预期的假设。我坚信，在理性预期的研究框架内，人们不能充分解释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房地产泡沫的增长[1]。但很明显，抵押贷款市场的一些“改革”（当时得到美联储主席的大力支持）促成泡沫的产生。
信念的差异通过古兹曼和斯蒂格利茨所称的伪财富的创造和毁灭，也在宏观经济波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两个人的信念不同时，他们都有参与赌博的动机（或类似于赌博的经济交易）。当然，双方都认为自己会赢，所以他们的“感知”财富总和大于“真实”财富的总和。直到下注结束之前，双方都有动机投入更多的钱，甚至不惜债务缠身。赌博结束（事件发生）之后意味着一方的财富增加，而另一方的财富减少；但这不仅仅是收入的转移：总财富的损毁会导致总消费的减少。伪财富一直在被创造和毁灭，但是某些变化——比如创造与金融“改进”有关，或者与衍生品和信用违约互换市场的创新有关的新的博彩市场——可能会导致伪财富总量的显著增加；而且某些事件，如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导致伪财富净值的毁灭。伪财富的波动有助于解释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悖论：尽管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本等存量的物理状态变量发生很小的变化，经济却会出现大的波动[2],[3]。,
（二）加总
关于加总的一系列假设很关键，但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很久以前我们就认识到构建总量生产函数的困难[4]。可变要素模型（‘putty-putty’ model）做出了很大程度的简化，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基于该模型的任何分析是真正“有微观基础的”。鉴于早期的分析对用标准模型进行均衡分析提出了批评，例如，当商品的生产或生产过程涉及到具有明显不同耐用性的生产资料时，用标准模型进行均衡分析是有问题的[5]。那么用标准模型做动态分析问题就更多了：例如，资本异质性模型（puttyclay model）和制造期资本模型（vintage capital model）的动态过程明显不同于那些putty模型[6]。因此，如果制造期效应很重要，依靠资本异质性模型做中短期的任何动态分析都是鲁莽的。
更重要的也许是将整个经济加总成一个单一的部门，特别是当结构变化是经济的潜在压力之一时，要求资源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假设从农业到制造业），市场的不完全（例如信贷的获取）将阻碍重新分配[7]。
政策分析也可能被误导。货币政策通常是一种有效的工具，但是货币政策对利率敏感部门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从而导致经济的扭曲，这种扭曲在单部门模型中并不明显（Kreamer, 2015）。
最后是用典型行为人来代表家庭部门的加总。不难理解，试图为宏观理论打好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家会施加一些限制，否则任何一组需求函数都可以被认为是微观基础[8]。但是典型行为人的假设太极端了，因为该假设消除了所有分配问题的可能性。至少有一种重要的思想体系认为，不平等的加剧在危机的积累和缓慢的复苏中发挥了一些作用，甚至可能是关键作用。顶层的1%和底层的80%的人之间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任何显著影响分配的因素都会显著影响总需求，即产生宏观经济后果[9]。
[1]参见Shiller (2007)和Stiglitz (2010b)。
[2]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每个人的信念不同。注意这些理论符合每个人都相信他有理性预期——他基于他能获取的所有信息形成他的预期。但是这不符合共有知识，即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信念。也可能存在“负面”的伪财富，即个人认为他们将要支付给债权人的钱比债权人自认为能收到的钱要多。参见Guzman and Stiglitz (2016a,b)。
[3]当然，还有其它可能的解释，例如，可能存在多重均衡的太阳黑子理论。在这篇短文中，我无法解释清楚这些替代解释的相对优势。
[4]参见Fisher (1969)。
[5]也就是说，资本价值（人均）和产出（人均）之间的关系可能与标准生产函数所呈现的相差甚远。有关评论，参见Stiglitz (1974)。
[6]例如，在低利率期间，如果企业安装资本密集的机器（人均产出提高），那么经济将更难恢复到充分就业：总需求的增加必须远远大于它本应该达到的水平。参见Morin (2014)、Cass and Stiglitz (1969)。更流行的讨论请参见Aeppel (2012)。
[7]在前文提到的Delli Gatti等人的著作中有所强调。
[8]也就是说，根据Mantel-Sonnenschein定理，在缺乏某些限制的情况的，诸如“典型行为人”假设（假定所有人都是相同的），事实上任何总量函数都可以与标准竞争模型相一致。参见Mantel (1974)、Sonnenschein (1972)和Kirman (1992)。
[9]因此，批评远不止针对不满足进行加总的条件。显然，所有的事实和情况都在质疑DSGE模型具备良好的微观基础的说法。
六、超越标准模型的进一步批评
40年来的经济研究表明，阿罗和德布鲁所构想的那种基本竞争模型的微观经济学已经被证明是有缺陷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指望基于这种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能发挥作用？更深层次上来说，标准模型在学理上是不一致的，并暗中鼓励社会朝着损害效率和福祉的方向前进。因为它假定所有人都是纯粹自私的，但是又充分遵守契约。纯粹自私的人知道执行契约是有成本的，因而即使他们知道违约会损害他们的名誉，也不会完全遵守契约。因此，司法部门和一些私人诉讼揭示了在证券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涉及到很多信用评级机构、抵押贷款发放者和投资银行，这与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 1978）对早期萧条和恐慌的分析是一致的[1]。虽然将这种行为纳入到一个标准经济模型中是有困难的[2]，但这种行为的普遍性显然不符合标准DSGE模型的精神，而是更符合那些强调通过制度安排来防止欺诈行为和利用信息不完善的模型。当然，预防类似危机重演和分析市场动态的政策都需要考虑市场和监管部门的反应。更重要的是，一种没有道德界限的自私文化的灌输和常态化将导致一个经济体效率低下，个人和社会福利降低。行为经济学既注意到大多数个体的系统性行为与该模型的行为不同，也注意到将个体嵌入到自私的文化中（这被认为是常态）会导致该方向的行为发生变化[3]。宏观经济学应该为我们提供经济实际如何运行的模型，而不是呈现一个由无限自私的人组成、但大家都遵守合同的虚拟世界中的经济如何运行。因其看不见的手的设想[4]而常被称为现代“自私”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提醒我们：
无论人有多么自私，他的本性中却总会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并看重他们的幸福，尽管除了看到这种幸福而感觉到愉快之外，他什么也得不到。
幸好斯密早期的观点是对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应该致力于将与这些冲动相一致的行为考虑进来，正如将那些不那么高尚的人的行为考虑进来一样[5]。对DSGE建模的一种批评是，模型和模型的基本假设已经变成了一种教条，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动机去质疑它们，特别是在同行评议出版物的情况下。
[1]有趣的是，在旨在弱化道德风险后果的证券化过程中，制定了一些标准合同的条款，但是这些条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普遍存在欺诈和违约。
[2]尽管做过一些尝试，把它们和它们的影响纳入简单的微观经济模型中，但尚未将它们完全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标准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变体融合了关注政府核实的金融摩擦的一个特定变体的观点。
[3]最近的一些相关经验证据的讨论，请参见Hoff and Stiglitz (2016)。
[4]我们注意到，每当存在不完全的风险市场和信息不对称时，这个设想就会被证明是错误的，除非是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及其衍生理论的非常特殊的条件下。
[5]关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的精彩讨论，请参见Vines and Morris (2015)。关于试图将这些考虑的某些方面纳入到正式模型中的讨论，请参见Greenwald and Stiglitz (1992)。
七、结论
假设很重要。所有模型都要进行简化。正如我们所说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简化适合解决什么问题。危险在于简化有时候以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方式使得答案发生偏离。DSGE模型忽略了被证明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很关键的一些问题，因而该模型既没有预测到过去75年里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事件，也没有就恰当的应对政策提供良好的指导，这并不足为奇。鉴于构造这些模型的方式，它们不可能预测到这样的事件。在危机爆发之前，货币当局关注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它们本应关注的金融稳定；甚至它们的一些行动（特别是放松管制）显然促成了金融不稳定。DSGE模型给它们提供了（错误的）保证让它们自认做的很正确。
当然，任何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都必须是动态的和随机的，并且呈现出对整体经济的分析。但如前述，具体的假设涉及到每一个细节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动态假设的几个方面。
我认为，最大的缺陷与对不确定性这一DSGE模型中的随机因素的处理有关。我们已经质疑了模型中如何通过多样化分散风险的基本假设，质疑了潜在冲击是外生的观点。同样值得质疑的是关于风险管理通常未说明的假设。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风险对企业、家庭和银行都有一阶影响，但这些影响都没有被充分地纳入到标准的DSGE模型中。这就是这些模型对2008年危机中政策制定者所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说明的原因：如何对银行进行最优的资产重组。其目的是加强贷款，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选择的发行优先股的方式，被证明远非最优选择。银行资本重组还有其他方式，这将使得风险规避型银行增加放贷。
在本文中，我们提供了许多由具备有限时期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所揭示的洞见——这些洞见通常被DSGE建模所需的简化所忽略。
在我看来，小模型和大模型之间应该是互补的：一个模型可以用来验证另一个模型的结果。或许在三阶段的简化过程中，有些影响会遗失。通常情况下，情况是相反的。但这并不是模型大小的问题。这是一个谨慎选择假设的问题。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当潜在的宏观扰动是结构性变化时，部门的加总是有问题的。
我们说过，我们的模型确实影响了我们的思维：DSGE模型鼓励我们去思考经济总是沿着动态均衡的路径前行，并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跨期替代上。我认为，在中短期，这两者都不是真正发生的事件的核心；而且我已经说过，DSGE模型无法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例如，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信任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当前货币政策的显著无效仅仅是因为零利率下限，如果我们可以突破这一限制，经济就可以恢复到充分就业[1]。当然，如果有足够大的负利率——如果人们从来不必偿还贷款——毫无疑问，经济会受到刺激。然而，问题在于当更大的变化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实际利率从-2%到-4%的温和变化是否会发生效力。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无效的部分原因在于，降低国债的名义利率并不会导致贷款利率的下降，或者说国债利率的降低并不会导致信贷投放的增加。但是，我们也说过，如果人们真的认为跨期价格很重要，那么人们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通过改变消费税税率和投资税收抵免来改变价格。
最后，所有的模型，无论理论性多么强，都要依靠观测值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进行验证。模型的某些部分——像消费行为——是用各种微观和宏观数据进行检验的。但是，像2008年经济危机一样的严重衰退极少发生，我们不能用平常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评价我们的模型在解释/预测这些事件方面的表现——这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如我所建议的那样，简单使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是不行的。我们需要的是贝叶斯方法——由于我们关心的是结果而赋予预测更高的权重，在修正模型中比较某些协方差就更没有意义了。有那么多假设和参数可供你的模型选择，你还可以从数据中得到大量的矩。所以能够与数据中的所有矩相匹配，并不意味着你的假设是正确的，也不能因此而坚信基于该模型作出的预测或者提出的政策是正确的。
DSGE模型的捍卫者反驳说，其他模型并没有比DSGE模型更好。这是不正确的。有几位经济学家（比如罗伯·希勒（Rob Shiller））使用不那么完美的模型，都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产生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很高。有一些金融传染模型（前文已提到，自危机以后进一步得到了发展）预测过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很可能会产生系统性影响。如果在危机爆发之前，美联储能够将其掌握的数据公开，模型做出危机预测的可信度会更高。如果政策制定者用这里提到的任何一种模型来替代DSGE模型，无论在预测危机还是应对危机方面都会做得更好。
即使模型的预测和解释能力不那么出众，也会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因为它们影响着家庭、企业，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经济。那些认为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是工资刚性的模型，可能会促使人们主张提高工资灵活性——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经济绩效将会得到改善。
本文认为，标准的DSGE模型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很糟糕的理论基础，并且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太可能有帮助。幸运的是，现代的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其他的理论框架。在这里我试图描述需要纳入基准模型的一些核心要素，并且将在我的宏观经济学课上教授给学生。我们应该对他们提出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日益复杂的版本发展成大大小小的模型，将一系列“局部”模型提出的各种观点吸收进来，以帮助我们了解在经济中发生的重要波动，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减少因此而对人类造成的伤害。
[1]在恢复经济强劲增长方面收效甚微的情况下，这种信任鼓励一些中央银行转向负利率。在某些情况下，效果似乎是负面的。如本央行对这里提出的问题特别敏感（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并非DSGE模型的核心）：他们在保持替代效应的同时，努力减轻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任何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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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秦蒙 审校：张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