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来自美国经济学早期发展史的经验
（本文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1期）
内容提要：美国的经济学研究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处于支配地位，并非经济学研究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自然转移，而是得益于美国内战后至19世纪末这个阶段，美国经济学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这一时期的美国，并没有完全照搬欧洲的经济学，而是结合本国实际，有选择地向欧洲学习，并且将输入的经济学说都进行了改造，以适应本国的需要，解决本国面临的难题，最终既在理论上取得了突破，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引导。本文在介绍美国经济学早期发展史的基础上，说明了外来经济学说如何不适应美国的实际，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如何结合国情进行创新，归纳了美国经济学自主创新过程中的经验，以期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美国早期经济学；自主创新；经济思想史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发达程度往往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是成正比的，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从英法向美国的转移便是明证。今天，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在全球处于支配地位，这是与美国的经济实力相称的。但是，在美国经济的欠发达阶段，它的经济学研究也是“欠发达”的，除了凯里（Henry Carey）等为数不多的经济学家之外，美国人在经济学界并未引起多少关注。随着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取得了全球领先地位，它的经济学研究也开始崭露头角。美国制成品价值于1894年始列全球第一位，[1](p.36)与此同时，一部分美国经济学家也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比如约翰·B·克拉克凭借其1899年出版的《财富的分配》成为边际主义的重要代表。美国的经济学从默默无闻，到19世纪末取得世界性声誉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学自主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经济学走了一条与欧洲有所不同的道路。凡早期输入美国的经济学理论，其系统阐述都得到了改造，以符合于新的环境。后来，完全适应于美国特点的文献开始出现了”。[2](p.409)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回顾美国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史，探讨美国的经济学为什么要走上和欧洲不同的发展道路，它如何走上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以及美国人在经济学中有哪些创新，归纳其创新的经验，为在经济实力上即将取得全球领先地位的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提供一种参考。
一、美国经济学早期发展概况
本文所说的美国经济学的早期，指的是从美国内战前后到19世纪末这个阶段，也就是美国经济学开始逐渐脱离英法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出现了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开始逐渐取得独立的学术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存在一个经济学的“美国学派”，[3]不过那是一个更多地从政策主张意义上来说的“学派”。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说，当时的美国还没有形成“学派”。也就是说，我们把美国经济学开始走上自主创新之路、最终形成自己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和流派之前的这个阶段，视为美国经济学的早期。
内战前后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大多围绕着货币、对外贸易、商业、土地、公共财政等现实问题展开，研究成果大多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现。[①]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工业在东部地区开始迅速发展，大量民众开始向西部和南部迁移。这两个事件使得美国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工问题、土地问题、货币问题和自由贸易的争论这四个领域，产生了大量小册子文献。但是，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探讨和原创性的文献并不多见。在为数不多的理论文献中，大多全盘接受英法古典经济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约翰·巴斯科姆（John Bascom）的《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Political Economy Designed as a Text Book for Colleges, 1859）。不过，这个阶段也出现了一些反对英法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比如约翰·雷（John Rae）在1834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Statement of New Principles on the Subject of PoliticalEconomy），为美国的保护贸易体系打下了基础。这部著作被誉为内战前美国唯一一部具有理论原创性的著作。
内战后的一段时间，坚持信奉英法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结论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仍然在美国经济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包括：曾对公共舆论和立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卫·韦尔斯（David A. Wells），他以解释古典经济学原理而著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威廉·萨姆纳（William G. Sumner）是当时美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是一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邓巴（C. F. Dunbar）和天文学家纽科姆（Simon Newcomb）也是古典经济学的著名复述者。他们的共同点是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英法古典经济学。
19世纪70年代以后，各种经济学思想广泛地在美国得到传播，美国经济学更明显地表现出多元的局面：古典经济学不乏信奉者，刚刚兴起的边际主义经济学传入美国之后也为一些人所接受，大量美国经济学家成为历史学派的追随者，此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立的美国经济学家，很难划归某一理论传统。在古典经济学阵营内，萨姆纳、邓巴等人继续着他们的影响力，同时古典经济学的新一代继承者也涌现出来。比如萨姆纳的学生哈德利（Arthur T. Hadley）、邓巴的两个学生陶西格（Frank W. Taussig）和劳克林（James L. Laughlin）。支持边际主义的经济学家中，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的纽科姆放弃了古典经济学，成为杰文斯学说的坚定支持者。新一代经济学家中，舍伍德（Sidney Sherwood）和格林（David I. Green）是边际主义的著名倡导者。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批美国经济学家接受了历史学派的方法和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詹姆斯（Edmund J. James）、亨利·亚当斯（Henry C. Adams）和伊利（Richard T. Ely）。此外，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弗朗西斯·沃克尔（Francis Walker）、塞利格曼（Edwin R. A. Seligman）、帕藤（Simon N. Patten）等人的学说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传统，但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经过内战后几十年的积累，美国经济学在19世纪末结出了硕果。1899年，约翰·B·克拉克出版了《财富的分配》，标志着美国人吸收、改造英法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的最高成就。同样在1899年，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出版了《有闲阶级论》，标志着美国自己的经济学流派的诞生。此后，美国经济学获得了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地位，美国人完成了经济学的自主创新。
二、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不适应
因为经济学并非普适性的学说，诞生于英法的古典经济学说能解决英法的问题，但来到美国之后不一定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所以美国需要能解决自身问题的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不适应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基本信条与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相悖。在本文所探讨的这一时期，美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相对于英法而言，美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内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美国的工业、尤其是资本品工业还大大落后于英国，工业成本远远高于英国，加上劳动力相对稀缺，美国工人的工资也高于英国。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信条，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工业将难以同高效率的英国工业相抗衡。在“美国学派”的努力下，美国长期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至少在国际贸易中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信条，被视为美国崛起的重要保障。[3]美国人不仅在政策上摒弃了自由贸易，倡导保护贸易的美国经济学家在与古典经济学在美国的维护者的理论争论中也占了上风，说明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信条并不适应于美国现实。古典经济学的忠实信徒萨姆纳指出：“每一种税收或者对生产自由或交换自由的干预都将造成抑制、混乱，……都将带来风险和困扰”，[5](p.5)“我们否认政府能够向我们提供更好的东西，我们否认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建立任何理论”。[5]（p.10）他得到的结论是：“保护是进步的敌人。”[5]（p.11）另一个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纽科姆（Newcomb 1870）指出：“从根本上说，个人是对的，政府是错的；所有干预都倾向于导致无法预料的复杂情况——对政府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拥护作为原则问题的自由放任政策。”[6]（p.33）针对这些观点，古典经济学的反对者西蒙·帕滕从理论上探讨了保护贸易的理由和效应（Patten 1890）。他指出：“贸易保护已经从为达到特殊目的的临时性权宜之计，转变为保持社会动态和进步的一种持续性的努力，……变成了增加劳动价值、提高生产力的一种固定的国家政策，其目的在于帮助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帮助人们进行调整以适应其环境。”[7]（p.7）与自由贸易理论所依据的静态社会不同，在动态社会中，贸易保护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帕滕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动态社会，贸易保护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至于让新增加的人口去竞争原有的就业机会，因而避免了工资的下降和生活水平的恶化。更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下形成的分工格局会把一个国家的劳动限制在少数几个行业，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提高，因为它限制了社会向更高的生产阶段发展。总之，“保护主义者并不希望破坏对外贸易。他们希望与对手尽量开展贸易。所不同的是，国家应该鼓励对外贸易并将其与国内繁荣联系起来。对外贸易是国内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贸易保护通过促进国内繁荣而促进了对外贸易。”[7]（p.15）
其次，美国的自然禀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特征，与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不相适应，与古典经济学的特定理论不相容。美国自然资源丰裕，这与古典经济学的发祥地英法的自然条件截然不同。正如韩纳（Lewis H. Haney）所言：“美为少年国家，富源无算……故极难趋于悲观，”[8]（p.709）所以古典经济学的收益递减规律并未得到多数美国经济学家的认同。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工资率和利润率差别极大，因而古典经济学得出的工资和利润趋于均等的结论也不适用于美国。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土地资源极其丰富，而劳动力相对稀缺，于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命题——工资基金学说很难为美国学者所接受，他们更趋向于认同生产力与报酬之间的联系。这也是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率先出自美国经济学家之手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发展的方式也不同于古典经济学诞生之时英法的经济发展方式。由于美国劳动力相对稀缺，节约劳动的机器不断被发明出来，而且迅速实现了机器和零件的标准化。这为工业品的大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疆土拓展的完成，美国西部人口越发稠密，加之西部更加靠近原料产地，制造业大量西移，这又为大规模生产的产品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制造业的规模是这一时期的英法等国无法比拟的。制造业的大规模生产，以及随之发生的企业兼并浪潮，使垄断组织逐渐支配了美国经济。这样，古典经济学据以立论的原子式个体的自由竞争显然不能适用于这一时期的美国。垄断的盛行引来了政府的干预，在古典经济学中扮演“守夜人”角色的政府，在美国要承担更多的任务。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项在工业革命发轫初期做出的关于放任主义会对社会幸福产生有利结果的乐观预言，在‘南北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被证明是很难成立的。……不受限制的竞争和放任主义带来的祸害，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人民公众最后终于起而反对了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开发以及人们普遍地使用的违法方法，而且由于剧烈的竞争对企业本身所产生的巨大危害，使人们不能不另谋解救之道。这样，企业的合并与政府管理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1]（pp.75-76）
最后，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环境与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地英法也有不小的差异。社会大多数人普遍的不满，由此引发的冲突，以及各种改革主张的涌现，是这一阶段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同一时期的欧洲也存在这些问题，但在欧洲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在美国却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流呼声，美国社会呼吁的是改良而非革命。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劳资冲突、贫富差距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又不为美国人所接受，于是美国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的是建立较好的经济秩序，提高处于弱势的利益集团的地位，因而他们支持工会，主张通过征收遗产税和所得税、养老金、公用住房、最低工资法等措施来补救经济的失序。
三、美国经济学家的创新
在迥异于当时在经济和经济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的英法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并没有全盘接受古典经济学的信条。他们结合美国实际，对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的外来经济学说进行了改造，最终完成了经济学的自主创新。在对外来学说的改造中，亨利·乔治、弗朗西斯·沃克尔、理查德·伊利等人做出了尤其突出的贡献。通过他们的铺垫，积蓄了巨大能量的美国经济学，终于在19世纪末爆发：一方面，凡勃伦创立了制度主义这一美国自己的经济学流派，另一方面，克拉克完成了始于欧洲的边际革命。
弗朗西斯·沃克尔对古典经济学的改造集中体现在1876年出版的《工资问题：论工资和劳动阶级》（The Wages Questions: A Treatise on Wages and the WagesClasses）中。韦伯（A. F. Weber）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经济学元年”，“推动了美国[经济学]原创性的、独立的思考，使美国在经济学方面与欧洲齐头并进”，并将其作为美国经济学得以蓬勃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9]（p.260）
在这本书里，沃克尔基本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方面全面阐述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其中最为独特的贡献是对“工资基金”理论的批评。他认为工资基金学说之所以得到公认，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很好地为现存的工资体制辩护，并且能够证明工会以及将罢工作为增加工资的手段都是无用的。他认为，可以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的数量不是由雇主所占有的或者能够支配的财富的数量来决定，而是由产品价值来决定。是否雇佣工人取决于生产者的利润预期，而产品的预期价值则决定了雇主支付多高的工资。因此，工资的高低由产品价值而不是由资本来决定。因此，工人通过自身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的时候，他的工资相应地也会提高。但是，工人自身的发展受到市场条件的制约。在不完全竞争盛行的地方和行业内，劳动的流动受到限制，富人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必须进行干预，以促进竞争、公平地分配所有负担。这样，他就发现了适当的劳动立法的正当性。而在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工人维护自身利益而组建工会以及罢工，都是正当的。[10]
此外，沃克尔还对企业家和资本家进行了区分。这也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次做出的这种区分。他认为，负责生产事务的是企业家而不是资本家。企业家是生产过程最重要的推动力，因为他们引导着劳动和资本更有效地发挥它们的作用。不同于利息的利润就是对企业家在生产中取得的成就的奖励。企业家不需要拥有资本，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和业务知识，以及管理的能力，使他们很容易就可以通过信贷而获得资本。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因为残酷的竞争淘汰了那些能力不足的人。[10]在他的企业家理论中，不仅有了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区别，相应地也就有了利息与利润的区别，而且今天所谓“经理市场”也在他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今天一般把“企业家才能”这种生产要素的提出归功于马歇尔，其实这个功劳应属于沃克尔。沃克尔对古典经济学的改造激发了人们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使一部分经济学家意识到需要有一种对经济秩序的更客观的分析。
与沃克尔相比，亨利·乔治的思想尽管从古典经济学中吸收了众多成分，但乔治更为激进，而且他的思想更多地来源于美国的思想传统，比如亨利·凯里。《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 1879）使乔治声名鹊起，书中阐述的“单一税”思想（尽管他的本意是通过这一措施来遏制萧条）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土地和税收改革运动，而且他的思想对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乔治的改革主张是以他与众不同的地租理论和分配理论为基础的。乔治把产品分解为地租、工资和利息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地租是非劳动所得。由于土地是不可再生的，其价值就由需求来决定。地租由生产力最低的土地的报酬来决定，超出这个报酬的那一部分，就是地租的数额。在这一点上，乔治和李嘉图是一致的。但他把这种超额报酬视为用于土地上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所以支付地租是不利于生产的。劳动和资本的所有者之所以要支付地租，是为了获得土地产品的所有权。这样，生产力最低的土地就决定了工资和利息，而且工资和利息与地租反向变动。当地租提高，工资和利息就减少。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地租提高？一是人口的增加。因为人口增长使更贫瘠的土地投入到生产中，但产出的增长是由于生产上的节约、劳动分工以及交换的发展，而不是来自土地。二是工业技术进步。工业技术进步增加了财富和劳动供给，因而需要更多的土地。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带来的地租上涨引发的土地投机。地租的上涨也就是萧条的原因：随着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地租上涨得更快，迫使工资和利息下降。乔治认为解决地租不断提高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由政府来确定地租，免除商人的税收，即所谓“单一税”。这一措施推导出的结果是土地的国有化，然后再由政府将土地借给出价最高的人使用。这样做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地租的提高得益于社会的进步，由土地所有者占有社会进步带来的这种收益无异于掠夺。土地国有化还将抑制土地投机，从而扫清经济自由发展的障碍。政府从土地中获得的财政收入将用于公共支出，向一个进步的社会迈进。[11]
多尔夫曼认为，“乔治的伟大贡献也许不在于他的万能药，也不在于他的独特的分析，而在于他对他的信念的生动表达，即社会的物质进步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最大的受益是战略性资源的所有者，这些资源之所以有价值是由于社会进步，而不是由于所有者的贡献。”[4]（p.147）乔治的这种信念体现了美国经济学家的社会问题解决思路：改良而非革命，政府的力量是社会改良的必需。
理查德·伊利在这个阶段只是一个“小字辈”。他是这一时期留学德国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的代表。这些人从德国带回了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比较鲜明地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推崇归纳的、历史的分析，但也并没有完全接受历史学派的主张。伊利竭力主张抛弃极端的自由放任，代之以人道的经济学。所谓人道的经济学，就是同情工会和工人，认为工人应该组织起来提升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但不是通过罢工，而是通过基督教伦理去解决劳工问题。[12]伊利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社会福音运动”的学术界领袖。伊利的思想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们将伊利的著作作为指南。[13]在对劳工问题的研究中，伊利不仅自己成为了权威，而且还培养了一批门徒，他们对美国的劳动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约翰·R·康芒斯（John R. Commons）。
此外，伊利积极宣传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将有共同信念的经济学家组织起来，成立了美国经济学会（AEA），为促进美国经济学家的合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主张通过流行的教材《政治经济学导论》得到广泛的传播。这本教材虽然以介绍古典经济理论和边际效用学说为主，但也强调了归纳方法和历史分析的优点，而且不时地提醒人们注意现存经济秩序各种各样的罪恶。[14]在出版后的10年间，这本教材发行了3万多册。1893年，他的（后来与别人合作）较温和的教材《经济学大纲》更为流行，总共发行了六版，共计35万册，被译为7种语言。
不像沃克尔和乔治，伊利在理论上并没有取得什么原创性的成就，但他对整个美国经济学的影响却超过了前两个人。正如评论所言，“对超过两代经济学家，伊利普及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想，反映了致力于改革的学者的困境、挫折和成功。他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发了美国改革派的有力思想的阐述者，又是这些思想的接纳者。他批判那些阻碍有效的改革的老思想，并为激进的建议营造了一种令人尊敬的氛围，经常性地应用到传统的伦理学中。他感染了许多学生以及许多需要把人类智力运用到社会问题上的公众。由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新看法，伊利是新的研究的先驱。”[13]（p.v）
以上三人是改造古典经济学、结合现实创造美国自己需要的经济学的典范。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与他们做着同样的工作。这些工作最终哺育了克拉克和凡勃伦，他们体现了美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两个方向：通过继承而创新，通过颠覆而创新。
克拉克尽管对边际主义乃至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点无需冗言，但他的学术生涯以及他的理论仍然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特色的烙印。克拉克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体现在1885年出版的《财富的哲学》中，这时他是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后一阶段体现在1899年出版的《财富的分配》中，这时他是一个边际主义者或者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财富的哲学》[②]中，克拉克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经济人”、竞争和个体主义，认为人的本性不足以用“经济人”来概括，而无节制的竞争很容易演化为“斗争”，社会不是由孤立的个体构成，而是一个有机体。竞争虽然是增加财富的有效手段，但在社会这个有机体中，竞争需要约束，这种约束力量来自社会有机体的道德价值。而社会的道德价值是通过力量的平衡来实现的：“一方面是资本的联合，另一方面是劳动的联合，实现了道德法则，在这个法则下，合法的竞争自动发挥作用。……下一步是劳动争议的自愿仲裁，但由于可能有无休止的起诉，更为进步的形式将是利润分享式的合作，在其中，劳动者既是劳动者，也是企业家。这种最后的状态在克拉克的解释中是自愿的生产者的合作，……在那里，工业竞争将被消除，因为劳动者也是资本家”。[15]（p.193）这时候的克拉克在理论上“有一种愿望，要把历史学派和社会改革学派所强调的一些社会伦理成分保存在经济学里”；[4]（p.419）在现实中，他努力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路。
1899年的克拉克虽然在思想上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但他的基本动机仍然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路。《财富的分配》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收入的分配是受着一个自然规律的支配，……每一个生产要素创造多少财富就得到多少财富”。[15]（p.1）既然生产要素各得其所，那么劳动者就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已经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份额。“这种观点使工商企业主感到安慰，因为他们可借此反对工会为其会员主张提高工资的要求。”[16]（p.344）换言之，如果这种理论得到劳动者的认同的话，那么当时美国最棘手的社会问题——劳资冲突将迎刃而解。虽然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并未触及劳资冲突的根本，但其对劳动者的蒙蔽效果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凡勃伦继承了那些目睹传统学说所不能解释的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从而否定或者部分否定古典经济学的人（比如乔治、贝拉米、沃克尔等）留下的传统。他的学说代表着对古典-新古典正统学说的一种根本性的脱离，他所寻求的是一种在理论上更加适应美国现实，更加具有政策导向性的学说。[9]《有闲阶级论》不仅是对经历巨大变革的美国社会经济的典型思想习惯卓越的归纳，也标志着制度主义这个学派的诞生。这个学派在此后的30年内一直是与正统经济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力量。在二者的竞争中，制度主义甚至稍占上风。
凡勃伦“比同时代人更鲜活地看到了技术和经济组织的变化，这些变化将美国转变成一个货币经济的成熟产品”。[4]（p.434）他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受文化影响的人类行为。人类行为塑造了物质文明，而物质文明的核心是技术的发展。但是，从古到今，技术的发展都是不充分的。那是因为作为人与物的关系的技术过程往往受到文化和社会条件的影响。经济学要研究的正是这些影响技术过程的文化因素，而不是技术过程本身。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作为思想习惯的制度这一保守因素。陈旧的思想习惯支撑着传统的经济生活组织，包括支配性集团的地位，由于技术变革而形成的新的思想习惯趋向于破坏旧的经济组织模式，结果就导致了经济秩序的变迁。在他所处的资本主义体系下，维护现有思想习惯的那些既得利益者——缺位所有者、工业巨头——不参加直接的生产活动，从事“无用”（unserviceability）的商业这个职业，追求财富的积累，执行着“仪式的”职能，通过限制产量而赚取高额的利润；但在另一方，体现技术进步的要求的普通大众从事的是“有用”（serviceability）的职业——工业，他们追求的是产量的最大化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执行着“工具的”职能。后一个集团的追求受到前一个集团的追求的限制，二者之间产生了冲突。制度变迁过程就是“工业的”和“商业的”或“金钱的”两个职业各自构成的集团的对抗过程，技术进步不断推动着制度变迁。[17]通过这种“工业—商业”、“技术—制度”、或者“工具—仪式”二分法，凡勃伦剖析了美国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及其社会价值，找到了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制度。
凡勃伦创立了一个冠之以“美国制度主义”的学派，这是对美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最好诠释。在他的启发下，美国制度主义者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掀起了一场“制度主义运动”，在经济学教育中高举反对新古典学说的大旗，培养了一大批社会经济改革的中坚力量，巩固和扩大了“进步运动”在经济领域的成果。他们的政策主张成为后来罗斯福“新政”的主体，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罗斯福新政诸多措施的制定者和执行者。[18]概言之，他们对解决美国社会的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美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经验
自内战后美国经济学走出的这条自主创新之路，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派别的经济学说，都是对美国当时独特的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都是在问题意识的驱使下得到的理论成果，而且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创新的结果，而不是照搬或者简单地延续某一已有学说。克拉克的理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虽然一般将克拉克视为发端于欧洲的边际革命的完成者，但这并不说明他的理论与欧洲的理论没有差异。姑且不论早期的克拉克几乎站到了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仅就他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来说，也足以表明他的理论的美国特征。第一，克拉克的学说完全是原创的。尽管克拉克（1847-1938）的年纪比杰文斯（1835-1882）等边际革命的发起人要小，他的代表作的出版时间也比边际革命的发生时间要晚得多，但不能据此认为克拉克受到了欧洲边际主义者的影响。“他单独地创建起边际效用原理，而且把它运用于历史上最重要的生产和分配问题方面。”[2]（p.417）在克拉克使用“有效效用”而不是“边际效用”这一类词汇的时候，他“并没有注意到杰文斯或者欧洲大陆同时代人的著作。……他虚心地将它们归于海德堡的老教授克尼斯的发明。”[4]（p.191）如果一定要为他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找到思想先驱的话，那也应该是本国的沃克尔而不是欧洲人。第二，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一个直接目的是要平息美国激烈的劳资冲突或者阶级斗争。按照这个理论，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各得其所，不存在剥削。当时美国劳工运动的声势远比欧洲为大，劳资冲突也成为美国社会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就不仅仅是一种纯理论的进步。
其次，美国人在学习现有经济学说的时候，是结合本国实际选择学习对象，而不是盲目崇拜占支配地位的学说。一开始，美国人在理论经济学方面是英法古典经济学的学生，而且早期的学习几乎完全是模仿和照搬。内战前，在英法两国的经济和经济学都处于领先地位的时候，美国人的这种学习方式是自然的选择。但是，内战后，美国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英法经济学开始表现出“水土不服”。更重要的是，在欧洲，德国这个当时的落后国家表现出和美国及其相似的发展势头，而且德国人在哲学社会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远远高于当时的美国人。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美国学生涌入德国。当时，历史学派支配着德国的经济学，来自美国的学子纷纷拜师于历史学派的大师们。约翰·帕里什（John B. Parrish）研究了1870-1900年间美国28所高校的经济学状况，这些高校的76名经济学家中，有53人曾留学德国，其中18人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19]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代表性的美国经济学家，都曾有留学德国的经历，无论他们是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西蒙·帕滕在哈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理查德·伊利在海德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约翰·贝茨·克拉克曾留学德国三年，弗兰克·陶西格、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等人也曾留学德国。此外，美国当时的统计学权威理奇蒙德·梅奥·史密斯（Richmond Mayo-Smith）是瓦格纳和罗雪尔的学生，在社会经济学方面颇有建树的亨利·法南（Henry W. Farnam）是施穆勒的学生。[4][19]
再次，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学界学派林立，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历史学派这些观点相异、甚至相对立的学派都不乏支持者，但他们之间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为美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在美国经济学走上自主创新之路之初，像查尔斯·邓巴这样的保守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培养学生大多信奉古典-新古典正统学说，这些学生也继承了他们在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邓巴的学生陶西格主持着哈佛大学经济系，邓巴的另一个学生詹姆斯·劳克林主持着新成立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他们在学术观点上虽然保守，但在学术态度上却非常开明，这种态度对于培养学术新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在担任《经济学季刊》主编期间，陶西格接受了与正统经济学截然对立的凡勃伦的多篇论文，而且还向当时的AEA主席伊利推荐凡勃伦的论文《生产的职业和金钱的职业》参加学会1900年的年会（这些论文后来都成为了凡勃伦的经典文献）。[4]劳克林同样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学术主张。1892年芝加哥大学成立后，劳克林担任经济系主任，主编《政治经济学》杂志。期间，《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众多理论观点完全不同的文章，比如经济系的统计学教师伊萨克·霍尔维克（Issac Hourwich，后来参加了俄国革命）就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维护马克思的理论、攻击奥地利经济学的文章。他不拘一格网罗人才，凡勃伦正是应他之邀来到芝加哥大学，在这里渡过了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4]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学界多种分析方法、多种理论立场、多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并存，但这并不影响美国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在方法上，从德国学来的历史方法、统计方法与从英法古典经济学继承的演绎方法并存，而且“所有人都承认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承认从假定前提出发的抽象推理以及从历史和统计数据得到的结论，都是探寻真理的实质。”[9]（p.262）在理论立场上，坚持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思想的经济学家、提倡国家干预的激进派、边际主义者都有各自的理论阵地和代表，而且他们之间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歇过。但所有争论都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意识：力图使美国经济学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美国的经济学家实质上就经济学的范围、目标和方法取得了一致，相互之间的争论并不妨碍这一点，他们一心一意地关注扩大经济学知识的边界。” [9]（p.262）良好的学术氛围，加上力图使美国经济学取得领先地位的意识，为原创性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最后，美国经济学自主创新的完成，也得益于良好的学术平台的支撑。开始走上自主创新之路的美国经济学家在伊利的推动下，于1885年成立了宗旨明确的学术组织——美国经济学会（AEA）。学会的成立使美国经济学家有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而且它的宗旨非常明确，那就是反对极端的个体主义和自由放任，推崇历史学派的归纳方法和历史的、统计的分析，可以说为美国新一代经济学家的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另外，19世纪末，在美国诞生了一系列经济学专业期刊，同样为经济学创新提供了平台。1886年，美国的第一份经济学专业期刊《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在哈佛大学创刊；1892年，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开始出版；到1911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会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创刊。这些期刊为不同的理论观点以及讨论现实问题的文章提供了最充分展示的舞台，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群体有了自己专门的论坛，大大提升了学术讨论的水平，从而推动了创造性思想的涌现。
五、结 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新古典霸权”在美国的确立，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开始在全世界处于支配地位，美国人开始引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发展，“美国经济学”这种说法不复存在。这固然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全球领先地位有关，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实力的领先必然带来经济学的领先地位。正是得益于19世纪后半期的自主创新，使美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获得了全球性的声誉，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具备了承接经济学研究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实力的增强，助推了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反过来，经济学的发展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学在美国走过的道路值得中国借鉴。虽然中美两国在自然禀赋、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但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内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与今日中国非常相似：同样是经济高速增长，同样是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企业兼并浪潮使垄断组织逐渐支配了经济，同样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贫困、犯罪、道德沦丧、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同样是不同的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汇聚为保守和进步的两股力量。这一时期的美国与今日中国颇为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为我们借鉴经济学的美国道路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学在发展之初几乎完全照搬英法古典经济学，后来开始结合本国实际，选择性地学习欧洲的经济学说，渐渐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最终在世界经济学界取得了主导地位。中国经济学的主流过去和现在都以学习、模仿国外经济学说为主，如何超越这个阶段，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美国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史为我们给出了现成的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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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对美国早期经济学状况的概述，主要参考了[4]。
[②]以下对克拉克《财富的哲学》中的思想的介绍，转引自[12]。
（责任编辑：马梦挺 审校：张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