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18演讲｜姚洋：中国经济学要具备设定议题的能力

    大家上午好！前面三位教授都讲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有启发，三位的演讲我以前也听过，每次听都有一些新的东西，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中国实证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与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们今天论坛是政治经济学的论坛，我自己长期做实证经济学，这个词比较准确，西方经济学这个词不是太好，东方的、西方的，这种分法不太好分。

    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感觉中国过去四十年大概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左右，是引进消化吸收的阶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主要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我的理解是主要是讲理论的，实证这个部分比较少。但是现在有了一些改变，比如孟捷教授等做的实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以理论推演为主，马克思传承德国的传统，即黑格尔等的这种传统，以理论、定义、推演为主的。进入新的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需要一些实证研究，需要学习实证研究的方法，这个时候开始引进西方的经济学，像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做的工作。2003年之后，学习的过程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进入了第二阶段。我们开始可以做一些模仿性的研究，尽管很多方法做得还不是很成熟，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模仿着西方做一些研究工作了。 特别是最近这10年，这种模仿性的研究也有成绩，发表也是不错的，特别是最近几年所谓的国际五大（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章。

    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主要是靠模仿，把西方的理论拿到中国，找一点数据，模仿的做一做，我们也没有多少理论创新，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对于中国经济问题做出太好的研究。除了极少数，比如复旦大学毕业的宋铮发表的《中国式增长》（Growing Like China），还有最近查涛等关于影子银行的研究。但其他的很多研究都是隔靴搔痒，没有说明中国的什么东西。当然还有一些研究纯粹去取悦西方，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学界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也知道，中美的对立，美国学术界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关于中国的坏消息（的研究）比较容易发出来的。因为比较容易发出来，所以我们国内有一些人就愿意去发这种东西，他们写了之后发表的很好，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感觉这对于我们年轻人是极具误导性的，如果是这样做研究，那我们在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二、中国经济学的转型：要设定自己的议题

    何为设定我们自己的议题呢？我觉得两个方面是重要的，第一，你做的这个问题要对中国有意义，你做的这个问题最后对于中国毫无意义，跟中国历史的进程毫无关系的话，那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么多好的问题我们不去研究，我们就辜负了这个时代。前面洪银兴老师也提到我们一定要做问题导向的研究，这是说到我们这里的一个精神，问题到底重要不重要？首先问这个问题。

    第二，你做的这个问题要对学科的发展有益。我们做中国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要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本身很重要，但如果我们要像洪银兴老师刚刚所说的，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话，恐怕你要做出来对于自己这个学科，哪怕是比较小的学科的发展有意义的研究。这一点当然也要求我们以国际上能听得懂的语言来做我们的学术研究，所以在这一点上，把中国的问题和实证经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做，是一个必由之路。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如何设定议题？——以我的研究为例

    具体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我自己的理解，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怎么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怎么反过来决定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主要是理论推演（的研究）比较多，那我们怎么过渡到一个实证分析上，这个方面我们政治经济学还是大有可为的。

    我自己现在做的两个方面研究，第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显然是很成功的，我觉得以我们通常的理论来解释是解释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当然是纵向比较，没有改革开放，肯定没有中国经济今天这样的成就。但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大概占到全世界经济体的99%，到了今天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一个是朝鲜，一个是古巴，其实古巴也在变。这说明至少市场经济不一定是一个充分条件，只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大家都在实行市场经济，为什么有些国家做得好，而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做好，为什么中国成功了？这些问题背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我们做的还是不够。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吃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但是这个理论里不写中国共产党，那这个理论肯定是假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党领导的国家，他都不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性质和作用，都不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做决策的，也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怎么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这个理论显然是不对的，基本上是空对空的。我没有时间去展开这个问题，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就是官员的激励问题。现实中，反腐和中国的经济增速下行是同时发生的，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是因为我们的官员都不作为了。那反过来说，中国经济过去增长了，是因为我们允许官员腐败。大家不要笑，我知道有一篇文章现在流传着，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是很多年轻人引用这个文章。我觉得这个解释就是有问题的，现在经济增长下行因为它进入了新常态，是我们的经济结构使然。而且，我们也不是每年都经济低速增长，2017年我们的经济增速比较高。所以，很多人说（经济下行）是官员激励下降了，我跟下面官员交流，官员激励还多的不得了，经济下行恐怕也和我们的政策失误有一定关系，我非常赞成史正富教授的看法，我们的经济政策出现了问题，跟我们对货币的理解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过去，我们是不是因为腐败而高速增长？这个问题要研究，如果腐败能够促进增长，那世界增长的国家太多了，非洲尼日利亚、（亚洲）菲律宾的腐败遍地，经济怎么没有增长？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跨国的比较（研究）。我不是说中国官员不腐败，要研究为什么在腐败的情况下还那么努力地搞建设？就像高铁，刘志军很腐败，但没有刘志军就没有中国的高铁，所以你得去研究刘志军，他为什么要做中国的高铁？我觉得是因为有正向的激励，晋升就是一种激励，激励问题有很多的文章可做。

    我们有一个小团队，收集了很多年市级以上官员所有的数据，我们掌握的数据可能比中组部掌握的数据还要多。从这里面，可以研究很多问题，也可以看出来中国这些年的变化，从其中也可以发展出一些新的理论。

    由于时间有限，我就讲到这里，希望有兴趣的老师跟我们联系，我们一起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谢谢大家！

在刚刚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学要具备设定议题的能力的演讲，以下为速记稿整理的演讲内容，已取得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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